“適當論”：國際合同法律適用理論的歸結與揚棄

一、國際合同適用的復雜性

根據國際私法原理，所謂“國際合同”，是指由于某種跨

國因素的存在而涉及不同國家的立法管轄權或不同國家之間

法律的選擇的合同。②“跨國因素”和“法律選擇”兩種情

況并存是我們確定國際合同的依據，兩者缺一不可。但前者

是前提，后者是關鍵。跨國因素把一項合同與兩個或兩個以

上的國家聯系起來，因而使得該合同具有了國際性，可能產

生法律選擇問題。但是，有了跨國因素，卻未必當然涉及有

關國家的立法管轄權，未必當然發生法律選擇問題，因而該

合同也并非當然屬于國際合同。③

國際合同的法律適用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這種復雜

性的產生主要是由于：其一，合同中的跨國因素是錯綜繁復

的，以致于人們不容易判斷何種因素對于確定合同的法律適

用有著更重要的意義；其二，合同的種類和性質千差萬別，

合同所包含的問題多種多樣，因而就存在著對不同的合同與

合同的不同問題是適用相同的法律還是適用不同的法律的問

題，這就是所謂“同一論”和“分割論”之爭；其三，合同

是當事人之間協商一致的產物，因而在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

上，是否允許和在多大的范圍與程度上允許當事人根據自己

的意志來決定，這就是所謂“主觀論”和“客觀論”之爭；

其四，在合同法律適用問題的現階段上，沖突法制度和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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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度并存，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同在，它們之間相互

聯系、相互制約，從而使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更趨復雜；其

五，技術的飛速進步和國際貿易關系的迅猛發展以及人們思

想觀念的不斷更新，必然在合同領域得到反映，因而使合同

的、形式、種類和所涉及的問題等等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呈現出新的狀態，這些都必然要求對法律適用問題提出新的

或者適當的解決辦法。凡此種種，使得國際合同的法律適用

問題成為國際私法領域最復雜、最混亂的問題，受到古今中

外國際私法專業人士的普遍重視。

二、國際合同法律適用的之爭

如何解決國際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領

域中存在嚴重爭論的問題。到為止，已經形成了一些有代表

性的主張。在此，我們有必要對其加以和評述。

（一）關于合同法律適用的“同一論”和“分割論”

“同一論”和“分割論”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

面：一是對同一項合同的各個方面的問題，“同一論”主張應

該適用同一法律加以調整，因為合同是一個整體；“分割論”

則主張應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律，因為合同的不同問題有著不

同的特性。二是對不同種類或不同性質的合同，“同一論”主

張確定相同的單一的法律適用標準，“分割論”則主張采用不

同的法律適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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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論”和“分割論”之爭由來已久。早在法則區別

說，巴托魯斯就主張對合同的不同問題適用不同的法律，如

對合同的形式及實質有效性，適用締約地法；對當事人的能

力適用當事人住所地法（即當事人原屬城邦的法則）；等等。

后來，許多國家的理論和實踐都接受了這種分割的，只是其

具體的做法存在著差異。1875年，美國最高法院法官Hunt

在Scudder

ationalBankof

Chicago一案中認為，合同的訂立、解釋和效力問題受締

約地法支配，合同的履行受履行地法支配。此后，分割法便

成為美國判例中的一種重要方法，并被美國法學會編纂的兩

次（1934年和1971年）《沖突法重述》所采納。在德國，學

者們提出了其他一些分割方法。如薩維尼認為，合同債務既

以履行地為其本座，那么，在雙務合同中，每一方當事人的

履約義務就應分別適用其各自的住所地法；還有的德國學者

認為，適用于合同的，除合同準據法外，還有一種“輔助準

據法”，其適用范圍包括交易的日期、時間及用于支付的貨幣

種類和使用的度量衡等履行細節，因為這類問題與其依合同

準據法，不如依履行地法更為方便明確。在英國，莫里斯在

論及“合同適當法”（proper

law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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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的適用范圍的時候指出，雖然適當法總是具

有現實意義，但也有必要有合同的形式效力、當事人訂約能

力、合同的非法性等問題上考慮其他法律。④這意味著莫里

斯也是贊成分割的方法的。不過，英國人對待分割法的態度

是十分審慎的，他們認為，法院沒有充足的理由不會輕易地

分割合同，只有在情況“不同尋常”或“不得不如此”時，

才會這樣做。雙務合同中雙方當事人的義務原則上受同一法

律支配，只有在當事人有明確的意思表達時，才可以分別適

用法律。⑤1988年《瑞士聯邦國際私法法規》對合同的法律

適用也采取分割的方法作出了詳細具體的規定，它對當事人

的締約能力、合同的實質內容、合同的訂立以及代理合同等

分別確定應適用的法律。至于不同種類和不同性質的合同，

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立法中加以區別，采用不同的沖

突規范來確定其準據法。尤其是隨著國家對國際經濟活動的

干預不斷加強以及合同種類和性質愈益呈現出復雜的情況，

那種對一切合同都采用一個沖突規范的做法越來越受到強烈

的沖擊。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一項合同無論從經濟意義還是從

法律意義來看都應是一個整體，因而其成立、履行、解釋和

解除等都應受一項法律支配。從當事人的主觀愿望來講，他

們也不可能期望把一項合同分割為若干方面，分別適用不同

的法律。雖然每一個當事人都希望適用自己的法律，但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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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期望應是針對整個合同而言的，并非僅僅針對自己的義

務。所以，適用于合同的準據法只能有一個。如前所述，英

國學者雖然并不否認對合同可以進行分割，但是在原則上，

他們是主張“同一論”的。戴西和莫里斯明確指出：“同一法

律適用于合同的所有方面”，“同一法律適用于合同的所有義

務”。⑥戚希爾和諾斯也說：“……法院沒有恰當的理由不會

輕易地把一項合同分割。可以這樣說，在所有的案件中，都

存在一個通常支配有關債的成立和實質的大多數問題的主要

法律制度。”⑦在他們看來，這樣可以保證合同關系的確定性。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學者在主張“同一論”的時候，

主要是針對合同的成立與內容、合同的解釋與效力、合同的

消滅等這樣一些實質性問題，而對當事人的締約能力、合同

的形式等問題，則主張適用其他法律。⑧這與前述莫里斯的

主張是一致的。對于不同種類和不同性質的合同，也有人主

張適用同樣的沖突規則，因為不論什么合同都是當事人之間

的一種合意，是當事人共同意志的產物。

應該說，“同一論”和“分割論”都有其存在的客觀依據。

從合同本身來看，它既是一個整體，也可以被分割為不同方

面。例如，合同至少可以分割為與合同訂立有關的問題和與

合同效力有關的問題兩大方面，這兩大方面又可以平行分割

為若干問題，如締約人的能力、合同形式、合同成立的時間

和地點、合同的內容和效力等等。然而，這些問題又都是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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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合同這個統一體的各個要素，對于合同來說，它們缺一不

可。所以，“同一論”和“分割論”都是以合同本身的這種特

殊性為基礎的。另一方面，“同一論”和“分割論”的分歧也

有其認識論上的原因，即對合同法律適用的廣義和狹義兩種

不同的理解。廣義的理解包括合同的訂立和合同的內容及效

力的法律適用，兩者一般采用不同的規則；狹義的理解僅指

合同內容及效力的法律適用，如果作廣義的理解，則一般是

分割的；如果作狹義的理解，則一般是同一的。⑨前述英國

學者的主張之所以使人感到猶疑不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

他們通常是在狹義上理解和討論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因而

堅持“同一論”，并為此提出了“合同適當法理論”，然而，

他們又不能不顧及合同其他方面的法律適用問題，因而也不

反對“分割論”。其實，“同一論”和“分割論”各有長短。“分

割論”反映了合同關系的各個方面和諸要素間相對獨立又特

點各異的復雜情況，注意了不同種類和不同性質的合同之間

的差異，因而有助于妥當地調整具體的合同關系和處理具體

的合同問題，有助于合理地解決合同糾紛。但是，對合同的

分割必須適度，即只應對那些易于區分且可以區分的合同方

面和合同種類加以分割，而對那些聯系緊密且不宜區分的合

同問題和合同種類則不應加以分割；并且，在根據意思自治

進行分割的場合，當事人必須出于善意，不得以此來規避與

合同或合同的某些方面有著最密切聯系的法律的強制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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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否則，便可能破壞合同法律適用的穩定性和合理性。“同

一論”則力圖使合同處于一種穩定統一的法律狀態，它符合

國際經濟生活所要求的快速和簡捷。但是，“同一論”忽略了

合同關系的復雜性和合同種類的多樣性，因而對合同關系的

調整缺乏針對性，往往不利于合同糾紛的妥當解決和當事人

權益的有效維護。因此，對待“同一論”和“分割論”應采

取辯證的態度，取其所長，避其所短，加以綜合運用。事實

上，晚近有關合同法律適用的國內立法和國際條約大都是采

取這種做法，而以英國最為典型，其模式一般為，對合同的

基本問題適用當事人所選擇的法律或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

法律，對合同的其他問題則另外規定法律適用原則。

（二）關于合同法律適用的“客觀論”和“主觀論”

合同法律適用的“客觀論”，是指以某種固定的場所因素

作為連結點來確定合同準據法的主張。它最早為巴托魯斯所

提倡并首先表現為合同締結地法。巴氏認為，按照合同的性

質，從合同締結時發生的權利問題應依合同締結地法決定。

后來，17世紀的荷蘭學者胡伯也持這種主張且進而了英國法

院的判例，并通過斯托里而影響了美國法院的判例，直到20

世紀前半期，哈佛大學教授比爾在主持編纂《美國沖突法第

一次重述》時仍主張對合同的成立、有效以及由于合同所發

生的權利義務，適用合同締結地法。19世紀的德國學者薩維

尼則提出了另外一種見解，他認為，合同債務關系的本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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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地，因為合同當事人的期望集中于債的履行，因此，合

同應適用其履行地法。這也屬于“客觀論”的主張，它對德

國法院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美國沖突法第一次重述》中，

關于履行合同的細節，也規定適用合同履行地法。

合同法律適用的“主觀論”，是指根據當事人雙方的意思

來確定合同準據法的主張，即所謂“當事人意思自治”理論。

一般認為，這一主張是由16世紀的法國學者杜摩林正式提出

來的。不過，17世紀的荷蘭學者胡伯在闡明合同的形式和內

容應完全受締約地法支配的同時又指出：“但是，合同締結地

不應太嚴格地予以顧及，因為當事人雙方如果在締約時意在

另一個地方，即應以這另一個地方為準。”因此，也有人認為，

是胡伯首創了這一理論。后來，薩維尼、意大利學者孟西尼、

英國學者戴西和美國學者斯托里都接受了這一主張，并從各

自的立場上進行了闡發。可以說，自19世紀中葉以后，在合

同法律適用領域，“主觀論”逐漸取得了主導地位。1865年，

英國法院通過P.&

案和Lloyd

t案，最終放棄了締約地法而確立了當事人意思

自治原則。同樣是在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最早以立法

的形式明確接受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并把它作為合同法律適用

的首要原則。此后，這一原則幾乎被所有國家的立法或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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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受，1971年《美國沖突法第二次重述》也予以接受，而

且，有關合同法律適用的國際公約和國際裁決也普遍加以采

納。

在合同法律適用問題上，客觀論和主觀論各有其存在的

理由。客觀論者認為，合同當事人要么是一個國家的國民，

要么在該國臨時居住，因而其合同行為——締結或履行合同

——也必須服從該國的法律，即合同締結地法或合同履行地

法。并且，合同締結地或履行地比較明確固定，因而締結地

法或履行地法也比較確定，并易于為當事人所預見和遵守，

這對于交易的安全和穩定乃至國際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另

外，締結地是合同關系產生的地方，而履行地是合同關系兌

現的地方，它們對于合同及其當事人都至關重要。因此，合

同應適用締結地法或履行地法。主觀論者認為，合同既然是

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為自己創設某種權利義務的協議，那

么當事人亦便有權協商確定支配他們之間合同關系的法律。

當事人在締結合同時即自行決定其合同應適用的法律，便使

合同的法律適用有了可預見性和確定性，從而在履行合同的

過程中遵守該項法律，以便確保交易的安全和國際貿易的順

利進行。針對客觀論的缺陷，主觀論者指出，合同締結地時

常與合同并無密切關系，在隔地締約的情況下，締結地也不

易確定。至于合同履行地，在雙務合同的場合，要么不易確

定，要么就得對雙方當事人的履行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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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可能使本來由一個合同發生的權利義務失去平衡，有

時履行地可能由一方當事人選擇，在此情形下，履行地法便

處于不確定狀態，因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便無法確定。并且，

合同法大多屬于任意法而非強行法，在一地締結或履行合同

并非必須適用該地的法律；而且，在依締結地法或履行地法

的情況下，當事人還可能通過選擇締結地或履行地來規避原

應適用于合同的法律。不過，對于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也有

人表示反對。其理由，一是認為這樣即意味著把立法者的權

能賦予合同當事人，而使當事人居于立法者的地位；二是認

為這樣將導致當事人易于規避原應適用的法律，而使無效合

同成為有效；三是認為在當事人合意選擇法律之前，還必須

先確定依何種法律判斷當事人之間的這種“合意”本身的效

力問題，如果“合意”本身的效力亦來源于當事人所選擇的

法律，那么就陷入了循環論斷。對此，主觀論者反駁道，當

事人只是根據國際私法的規定來選擇合同準據法，他只有法

律選擇權，而沒有法律制訂權，因而并沒有成為立法者；合

同原應適用何種法律并無明確公認的準則，締結地法或履行

地法并非必須予以適用，因而規避法律便無從談起；至于所

謂“循環論斷”之說，也不過只具有學理上的價值，事實上，

除非法院地法有特殊的反對理由，當事人合意選擇的法律并

非不可用于決定“合意”本身的效力問題，更何況，當事人

是根據國際私法的規定來選擇法律的，因此，可以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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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規定就是當事人“合意”的效力的法律依據。而且，一項

法律原則的確定，應以對利弊得失的綜合權衡為依據，只要

在總體上是可取的，便應予以采納，不可因微小的弊端而予

以否定，求全責備永遠也無法使問題得到解決。⑩

其實，客觀論和主觀論之間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它們的

意見，我們不難從中發現一些調和的因素。尤其是胡伯，他

在主張合同適用締結地法的同時又強調要尊重當事人的意

思，并在后來被視為主觀論的代表人物。薩維尼在論證合同

適用履行地法的理由時說，合同當事人的“期望”集中于合

同的履行，他顯然也是在關心當事人的內心期待，因此他后

來接受主觀論便不足為奇了。斯托里也同樣如此。這種情況

預示了客觀論和主觀論最終走向結合的趨勢。

三、“適當論”：理念與現實

縱觀國際合同適用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主要以締約地等單純的空間連結因素來確定合同

準據法。這一階段主要是受客觀論的指導，尤其是受巴托魯

斯的。由于其具有確定性和可預見性等明顯的優點，符合一

定時期內國際貿易活動的需要，因此，從法則區別說產生后

直到16世紀當事人意思自治說出現，合同法律適用一直處于

這一階段，并且，在后來又經過了薩維尼的履行地法的補充

和發展，到19世紀中葉才告終結。第二個階段是以當事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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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自治說為指導，根據當事人的主觀意圖來確定合同準據法。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際交往的加強，特別是資本主義因

素的日益增長，國際合同關系愈益復雜，人們對合同的認識

也逐漸加深，締約地法原則呆板僵硬的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

因而，符合實踐需要與合同關系本質的當事人意思自治說應

運而生，這是16世紀法國學者杜摩林的不朽貢獻。不過，只

是到了19世紀中葉以后，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才真正取得了

主導地位，現在，它已經成為確定合同準據法的首要原則。

當前所處的是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主要有兩點：其

一是在法律選擇上，采取以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為主而以最

密切聯系原則為輔，兩者有機結合確定合同準據法的階段。

筆者認為，這一階段的指導性學說當是權威的英國學者戴西

和莫里斯所創立的“合同適當法”。可以認為，合同準據法的

確定由此進入了比較成熟的狀態。這一階段是從20世紀中葉

開始的，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英國合同適當法的論最終形成。

其二是用于調整國際合同關系的統一實體法大量涌現，成為

合同法律適用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尤其是二戰以

后，由于國際局勢的相對穩定，世界經濟的迅速發展，技術

的突飛猛進，國際民商事交往的規模和程度獲得驚人的拓展。

這種情況，既要求促進調整國際合同的統一實體法的進步，

又為這種進步準備了條件。其表現主要有二：一是許多全球

性或區域性的國際組織積極從事國際合同統一實體法的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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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訂活動，并出現了一些專門從事包括合同法在內的實體

私法的國際統一工作的國際組織；二是經過這些國際組織的

努力，有關調整國際合同的實體性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得以

制訂和編纂，其典型如1978年《聯合國海上貨物運輸公約》、

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幾經修訂的1990

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以及1994年《國際商事合同通

則》等。這些國際合同統一實體法直接明確地規定了合同當

事人的權利和義務，為調整國際合同關系提供了一種新的切

實有效的。它是國際合同法律適用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關于英國的“適當法理論”，筆者曾于1992年撰文進行

專題。⑾筆者指出：“英國學者們提出‘Proper

Law’這個概念，是為了確定一個處理法律適用問題的原

則，介紹一種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方法，而這個原則和這種

方法的核心或本質，就是在法律選擇或法律適用問題上，要

做到‘合適’、‘恰當’、或者說要做到‘適當’。所以，我認

為，在‘Proper

Law’這個概念中，‘Proper’一詞應取‘適當的’這一

語義，‘Proper

Law’的中文譯法應為‘適當法’。”“‘適當法’和‘準據

法’是兩個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適當法’和‘準據法’

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確定涉外民事關系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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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但是，‘準據法’是指經過沖突規范的援引用來調整涉

外民事關系的某個國家的民商實體法，它是依據某一沖突規

范中的連結點，結合涉外民事關系的現實情況確定的。而‘適

當法’則是對法律適用問題的解決提出一項原則、一個標準、

一種方法，其主旨在于告訴人們應該怎樣確定‘準據法’，或

者說應該依據什么原則和標準來確定‘準據法’，它所追求的

效應是‘提高和增強準據法的適當性’。在這個‘適當’的原

則指導下，適當法理論的倡導者們又進而提出一些具體的規

則，作為衡量‘適當’的標準。例如，依據當事人的意思來

確定準據法，或者，以最密切和最真實的聯系的標準來確定

準據法，等等。這些具體規則和標準，使‘適當法’原則具

體化了，使‘適當法’理論的也更加充實。所以，我認為，‘適

當法’實質上就是確定‘準據法’的一項原則、一個標準、

一種方法，而對于這一原則、標準和方法的闡述，便構成了

‘適當法理論’的內容。”⑿“適當法理論”在其發展過程中

依次經歷了以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為內容的“主觀論”時期，

以強調最密切聯系原則為特征的“客觀論”時期和以當事人

意思自治原則為主而以最密切聯系原則為輔的“現代論”時

期。根據《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第10版第145條規則的

闡述，在現代，“‘合同適當法’，是指當事人意欲適用于合同

的法律，或者在當事人的意思沒有表達出來，也不能從情況

中推定出來的場合，是指與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實聯系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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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顯而易見，合同適當法理論汲取了合同法律適用歷史發

展過程中的全部精華并且使之有機結合。它所確立的合同法

律適用的“理論模式”，既符合合同關系的本質屬性，又符合

國際經濟生活的客觀情況，因而在當代國際得到了廣泛認同。

可以說，20世紀中葉以來的有關合同法律適用的國內國際立

法和判例都接受了這一理論，盡管其表現形式可能略有差異。

《美國沖突法第二次重述》、1988年《瑞士聯邦國際私法法

規》、1951年《比荷盧國際私法條約》、1980年《歐洲經濟共

同體合同義務法律適用羅馬公約》、1986年海牙《國際貨物買

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等國內國際立法都采用了這種模式。

我國《合同法》和《民法通則》也采用了這種模式。

基于對國際合同法律適用問題現狀的認識和對英國合同

適當法理論的內涵、意義及廣泛影響的考察，我認為，現在

有理由就國際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提出“適當論”的見解和

主張。

所謂適當論，就是根據國際合同關系的性質和特點，遵

循“適當”的原則來解決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具體說來，

適當論是在對上述同一論和分割論、客觀論和主觀論的意見

加以綜合協調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合同關系的本質要求和處

理合同問題的價值取向，從而確定合同所應適用的法律。在

合同法律適用問題上，它既肯定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優先

地位，又以頗具適應性的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補充；同時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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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隨著“情勢變遷”，應社會和經濟現實的要求，根據所調

整的國際合同關系及國際合同問題的特殊性的需要，也由于

人們認識的深化和觀念的改變，還應不斷探索和形成新的合

同法律適用原則，以滿足在合同法律適用問題上對“適當性”

的要求。而且，“適當論”主張，對國際合同關系的法律調整

不應僅僅局限于采用沖突法的方法，而應努力去尋其他更

適當的方法，在，統一實體私法便是這種更適當的方法之一。

“適當論”的宗旨是探尋和確定“適當的法（appropriate

law，properlaw）”，以公正合理地調整合同關系、解決

合同問題，有效地維護當事人及有關方面的正當權益，促進

國際經濟貿易的健康發展。

“適當論”作為一種見解，是對國際合同法律適用問題

現狀的概括和歸納，是對歷史上“同一論”和“分割論”、“主

觀論”和“客觀論”之間的長期論爭的與揚棄。它對以往的

和現存的合同法律適用理論，既非簡單的否定，亦非完全的

認同，而是在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鑒別之后，加

以去粗取精、棄短揚長，實現“同一論”與“分割論”、“主

觀論”與“客觀論”在高層次上的有機結合，從而在合同法

律適用問題上展現出新的廣闊的景象。

“適當論”作為一種主張，是為合理妥善地解決國際合

同法律適用問題提出的一個準則，確定的一種取向。它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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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整多種多樣的國際合同關系和處理錯綜復雜的國際合同

問題探索更可行的途徑，設計更理想的方案。

根據“適當論”，在合同法律適用問題上，應積極推廣英

國的合同適當法理論模式。因為這一理論模式“所遵循的價

值取向，就是法律適用的‘適當性’，就是對每一個涉外民事

案件的審理盡量做到公正合理。這種價值取向，可以說是體

現了法律這種行為規范和是非尺度的精神。”⒀

根據“適當論”，還應努力推動國際合同統一實體法的進

步、發展、完善和實施，因為它是專門針對國際合同關系的

性質和特點而制定和編纂的，并且直接明確地規定了國際合

同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因而可以認定為是調整國際合同關

系的最“適當的法”。

根據“適當論”，國際合同法的體系既應該包括沖突法制

度，也應該包括統一實體法制度：兩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

相互借重，共同實現對國際合同關系的法律調整。

注；

①應《長春市委黨校學報》之約，筆者于該刊1999年第

1期上發表了《國際合同法律適用的理論分歧和歷史演進》一

文，不期受到讀者關注。在肯定文中見解的同時，也有提出

疑義者，尤其對其中關于合同法律適用的“適當論”的闡述，

認為是“前所未聞”，“頗感突兀”。當時因時間緊迫，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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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內容的限制，未能對有關問題專門詳加論說。為答謝讀

者厚愛并解答讀者疑問，特撰此文，誠望繼續得到學界同仁

的批評指教。

②李浩培先生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說：“所謂‘國際性

合同’，是指具有一個或幾個涉外因素而可能有適用外國法必

要的合同。”見《合同準據法的歷史發展》，載《國際私法講

稿（下）》，司法部國際私法師資進修班編第14頁。

③參見呂巖峰：《國際合同法律適用的理論分歧和歷史演

進》，載《長春市委黨校學報》1999年第1期，第74頁。

④莫里斯著《法律沖突法》，中譯本，第282頁。

⑤⑥⑧見《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中譯本，第1115～

1116頁，第1140頁和1145頁。

⑦《戚希爾和諾斯國際私法》，1987年版，第448頁。

⑨參見黃進、肖永平：《國際私法領域內重要理論問題綜

述》，載《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第199頁。

⑩參見李浩培：《合同準據法的歷史發展》，載《國際私

法講稿（下）》，司法部國際私法師資進修班編，第1～11頁。

⑾見呂巖峰：《英國“適當法理論”之研究》，載《吉林

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2年第5期。

⑿同注⑾引文，第24～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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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同注⑾引文，第28～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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