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學的視角看“媒介審判”的負面效應

從法學的視角看“媒介審判”的負面效應

摘要：司法的公正性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很神圣的，但是由于社會因

素，特別是媒體的炒作，導致一些案件不能得到正常的審判的情況在

世界各地都屢有發生，本文就結合實際情況從法學的視角看“媒介審

判”的負面效應。

關鍵詞：法學媒介審判負面效應

1.概述

所謂的“媒介審判”是指新聞界忽視正常的司法程序，對報道對

象做一種前置預先性的“審判預設”。這種“媒介審判”是在日益激

烈的新聞競爭環境下催生的產物，原本起源于西方，特別是在美國等

地這種“媒介審判”往往會直接影響陪審團審判的最終結果，在我國

現行的法學體系下是十分罕見的，但是隨著“新聞娛樂化”產業的崛

起，和“自媒體”新聞介質的產生，這種媒介審判也在我國悄然興起。

這種媒介審判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司法的審判起到了監督的作用，但

是從長遠的角度來說影響司法公正的弊端要遠遠大于其正面效應的。

2.“媒介審判”的興起

媒介審判的興起是和西方司法制度中“大陪審團”形式密不可分

的，這些大陪審團中的陪審員其實也是普通民眾，如果在陪審團成員

對案件做出最終裁定之前就使其對案件有一個主觀上的認識，那么就

勢必會影響案件的最終結果。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美國的“謝帕德醫生

殺妻案”，案件自發生以后，媒體就一直熱炒，恰恰又因為警方整理

的證據鏈不足，媒體就一邊倒的將謝帕德醫生圈定為兇手，并處于炒

作的需要不斷的制造新聞熱點來對其進行烘托，最終導致法院裁定謝

帕德醫生有罪，案件自1954年初審以后，謝帕德醫生經過12年堅持

不懈的上訴才讓美國最高法院于1965年對案件進行重審，并最終做

出無罪宣判。

本來這種新聞干擾和影響司法公正的案件在我國現有的體系下

是并不存在的，但是隨著近年來新聞娛樂化炒作的不斷興盛，許多原

本較為嚴肅的案件被一些所謂的新聞人過度的關注之后就完全改變

了其性質，進而導致一些令人十分不解的局面出現。其中最具有代表

性的當屬“藥家鑫案”了，原本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交通肇事案件，在

媒體的關注下改變了其性質，程了刑事案件，而又是在媒體的關注下，

“官二代”、“富二代”一些莫名其妙的帽子就給戴在了案件嫌疑人頭

上，司法機關不得不連續幾次以公告的形式來公布案件的審理過程，

即便是到了后期嫌疑人當庭進行懺悔的時候呼聲也是一邊倒的出現

“藥家鑫不死，國法難容的”局面。犯罪嫌疑人固然有其丑陋的一面

人性，也固然要為其犯下的錯誤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這些都必

須要經過法律的公平審判才能完成，但是自案件被媒體曝光以來，所

有人的目光并沒有定位在“死與不死”的量刑上，而是直接關注“什

么時候死”的問題上，以至于在整個案件結束后，許多法學界的專家

在談到這個案件的時候紛紛表示嫌疑人并不是被司法判定的死刑量

刑，而是讓媒體和網民直接裁定的死刑，司法機關只不過是個執行機

構罷了。

自這個案件之后，部分新聞人到了新聞熱炒的關鍵點，也到

了民眾對熱點關注的要素，因此在全國各地都掀起了這樣一個媒介審

判的畸形態勢，特別是憑借互聯網技術發展起來的各種電腦多媒體手

段，讓微博、等等自媒體工具大行其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

媒介審判拓展和延伸所需要的空間和土壤。

3.“媒介審判”的負面效應

在我國之所以會讓媒介審判大行其道，經過對特定案例進行分析

之后不難得出結論是，它與西方的媒介影響陪審團審判直接不同的

是，媒介影響的是領導層，領導層影響的是法院，而法院直接影響案

件的宣判結果，其中間環節中最為核心的一個因素就是“權力”。因

為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太多權力與金錢的結合造成對弱者正當利益

的侵害之后，在相對具有中國特點的媒介審判發生過程中幾乎一邊倒

的都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肇事方都是非富即貴。其中較為典型的“我爸

是李剛”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媒體關注的焦點從最開始的嫌疑人發

酵到嫌疑人的周邊和外圍，其中的是社會和公眾的道德和良知，

而到了后期則越來越多的是對案件背后的內容進行炒作，最后是上級

公安機關的直接介入才讓整個事件有了一個明確的框架。

在整個的過程中嫌疑人固然有過錯，但是至于說是“錯在何處”

和“如何量刑”則是司法機關的事情，媒體將公眾的的關注從道德的

譴責延伸到對量刑的審視上就形成了對司法的干預和干擾。如果所有

的案件審理都出現這種媒介審判的結果的話，從維護社會穩定和正常

的司法流程秩序上對是存在著一定的負面效應的，具體表現為五種形

式：

第一，媒介審判影響法律的嚴肅性。我國的憲法明確規定了現行

各項法律的頒布、實施和執行的過程，任何人在任何環境下觸犯了國

家的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嚴懲。而新聞媒體作為對社會熱點關注問題

進行報道的單位，根本不具備立法的權利，它所敘述的相關觀點問題

僅僅是代表一種訴求，根本不具備任何的法律效應，任由媒介審判活

動蔓延下去的話，直接影響的是法律的嚴肅性，對國家立法機構是一

種嚴重的挑釁，是通過煽動和影響民眾情緒與法律進行抗衡的表現。

第二，媒介審判滋生腐敗利益鏈產生。媒體掌握的公共資源較多，

在觀點較為明確的情況下，出現影響民眾正確認知能力的情況和局面

是很正常的，因此，這種媒介審判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話，很容易導致

新的腐敗利益鏈產生。其中最為代表性的就應該屬“京華與農夫公關

危機”事件了，雖然這個事件并沒有真正的導致任何司法案件成立，

但是法學界一直將其列為媒介審判的一個典型案例來分析。媒體憑借

自身掌握的宣傳資源作為優勢，在其平臺上對企業資源進行大肆渲

染，直接侵害的企業的既得利益，最終不得不讓企業以關閉生產線為

代價推出市場。在這個過程中看似是媒體在為民眾的利益進行維護，

但是其本質卻是在維護另外一個企業和集團的既得利益。如果將這二

者交鋒的局面放在法庭上，那最終出現的局面是很難讓人掌控和全面

認識的。一旦媒體處于利益的角度過多的介入案件的審判，那么一個

全新的利益鏈條就產生了，媒體將社會和公眾的影響力作為砝碼來和

相關當事人進行利益交換，再給司法機關進行加壓的時候，用到的還

是大眾對案件的關注度，這樣一來無論是媒體還是相關當事人，都獲

得了不當得利，而這些不當得利完全是法律范疇所根本都不允許存在

的。

第三，媒介審判影響司法審判的公正性。媒介審判局面的產生往

往是從一個較為熱點的新聞事件開始的，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后，這種

炒作被發揮到了極致，在這種局面下被媒體包裝的“弱勢體”一方

往往是壓倒性的“強勢者”，所有關注的焦點都在于案件“什么時候

判”而根本忽視了“怎么判”這一關鍵性的司法元素。案件的嫌疑人

所犯的錯誤無論多么嚴重，都需要經由司法機關的審判才能對其進行

最后的量刑，這個過程中要確保其有主張自己各種權益的權利，在整

個司法審判的過程中也會滿足其提出的各項正當權益。通過這樣正常

的司法程序之后，無論是出現什么樣的結果，案件當事人雙方都是能

接受和認可的，但是如果媒體過多的介入和包裝之后，在案件的發生

之前最為強勢的一方在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其實是最弱勢的，這就

從根本上否定了媒體所推崇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司法

審判由于過多的受到媒體的關注，而產生了即便是參照現行相關法律

進行審判也被媒體視為“包庇”，最終不得不做出符合媒體要求的相

關司法判定結果。這樣一來，就讓司法審判的公正性從一個極端走向

了另外一個極端，對于我國司法體質的不斷健全是起不到任何積極作

用的。

第四，媒介審判導致媒體公信力下降。媒體自詡掌握著大量的公

眾資源，在司法案件的過程中肆意的透支著民眾對媒體的公信力，從

而影響了一些案件進行公平的司法審判，當這些內容一旦被揭開之

后，民眾將對媒體的公信力有直觀的判斷，長此以往下去的話，媒體

公信力會嚴重受損和下降。這看起來是媒體單方面的損失，但是就我

國現行的社會體制而言，其最終損傷的還是整個社會影響力，特別是

司法影響力。因為司法機構有許多信息是通過媒體進行正常的宣傳、

報道和發布的，一旦這個渠道不具備了社會效應之后，那么對于司法

機關而言也就失去了一個較為強勢或者有利的平臺。民眾對媒體公信

力的不認可就會直接導致對司法機構信息的不認可，從而讓正當的司

法公文成為一紙空談。

第五，媒介審判侵犯當事人的正當利益。在整個媒介審判的過程

中，媒體往往將自己包裝成一個以公平、公正、公開形象面對世人的

“法官”形象的。首先以媒體掌握的信息資源作為參照，對案件當事

人，特別是犯罪嫌疑人進行口誅筆伐，對任何形式為當事人進行的辯

護不僅不予以采信，還想盡一切辦法進行詆毀和攻擊。殊不知在任何

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主張都是受到法律的保護

的，以“李某某案”為例，雖然這是一個典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根據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其涉案內容和審判過

程是需要得到相關的隱私保護的，但是由于媒體的過度介入，以至于

犯罪嫌疑人的辯護律師幾度易主，也造成了整個案件審理過程被第一

時間曝光。在這里我們不去研究整個案件中的是非對錯，從法學的角

度上來看，這其實就是媒體侵害當事人隱私權的一個典型表征。任何

人都有合法保護其自身權益的權利，社會各界也有承擔保護未成年人

隱私的義務，媒體當然也要承擔這份責任，在這個期間媒體不僅不積

極的進行配合，反倒主動的反其道而行之，這不僅僅是對當事人權力

的侵害，更多的是對國家法律的褻瀆。不能僅僅從新聞界的角度來對

雙方當事人的行為進行衡量，更不能從社會層面對剝奪任何一方當事

人的合法權利。

4.結束語

綜上所述，新聞界和媒體對司法案件存在著一定的關注是新聞自

由的表象，但是媒體，特別是“自媒體”興盛的時代，任何一種傳媒

方式都代表不了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威，更不能影響司法的公平、公正

和公開。因此，不僅是國家層面要對這種媒介審判采取相應的措施加

以約束和管理，司法機關也要加強自身建設，提高自身業務素質和水

平，力爭確保每一個案子的證據鏈完整性，既避免其中有冤假錯案形

成，也避免給媒體有任何炒作的借口，與此同時，作為新聞單位和媒

體人，更要加強自律，對新聞事件存在一定的敏感度是職業的需要，

但是過多的融入個人感情因素就不僅僅是道德范疇的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