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密切聯系原則與我國司法實踐的完善———以貝考克訴杰克遜案為線索

最密切聯系原則與我國司法實踐的完善———以貝考克訴杰克遜案為線索來源

一、最密切聯系原則概述



(一)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含義



最密切聯系原則(the doctri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又稱最強聯系原則或最重要意義聯系原則,是指在處理某一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或涉外民事案件時,全面權衡法律關系的有關連結因素,通過質和量的分析,出與該法律關系或有關當事人最直接、最本質和最真實的聯系的法律加以適用。



最密切聯系原則的本質在于軟化傳統的固定而僵化的連接點,加強法律選擇方法的靈活性,從而實現法律適用的根本性目的即公正地處理涉外爭議。



(二)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形成及理論依據



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一種當代的法律選擇方法,起源于英國和美國的司法判例。早在1880年,深受薩維尼影響的英國國際私法學者威斯特萊克(Westlake)提出了“最真實聯系”( the most real connection)的概念。美國對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產生和發展影響更大。



1934年美國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比爾主持下編纂了第一次《沖突法重述》,它的理論根據是戴賽的既得權說。《重述》的報告人比爾從概念主義的原則出發來對待沖突規范,他認為,在《重述》中所有這些體現了“既得權”理論的沖突規范都是完美無缺的,應為法院無例外地適用,從而把沖突規范僵化成為法官手中的一種機械工具,可以對案件照搬照套。但是這種理論和方法,不但陷入不可自拔的循環論,而且也與美國判例法的傳統相矛盾,因為判例法的傳統要求法官對案件一個一個地分析,具體地決定法律的適用。所以,第一次《重述》自一開始,就受到了美國其他一些學者的尖銳批評[1]。



卡弗斯第一個對傳統國際私法的法律選擇方法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傳統的沖突規范是一種管轄權選擇規范,這種選擇方法依據一個機械的沖突規范,通過單一連結點的盲目指引確定某一國法律為準據去審理案件,而不關心沖突規范所指向的實體法的內容以及法律適用的公正性。法院無視其所選擇的法律的內容將無法確保法律適用的公正性。這將對當事人及法院地的有關利益造成損害。卡弗斯對傳統國際私法法律選擇過于機械性、不顧后果是否公平進行批判的理論被稱為“結果選擇學說”。



柯里對傳統理論作了進一步的批判。柯里把法律沖突分為“虛假沖突”和“真實沖突”[2]。他認為,每一個國家的實體法都表現著一定的目的或政策,國家在實現自己法律的目的或政策進程中自然會得到一種利益。“政府利益分析說”正是要分析這種隱藏在法律背后的政策,再根據這種政策

來分析其利益。他極力反對通過沖突規

范來選擇法律,而主張應以政府利益作為適用法律的唯一標準[3]。在實踐上,美國司法界也推動了最密切聯系的發展。1964年,紐約州法院對“貝考克訴杰克遜”(Babcock v、Jackson)案件進行判決,法官富德指出,準據法應當是在解決某個特定問題時具有最大利益的那個州的法律。該案完全是以最密切聯系原則為依據適用紐約州的法律判決的。受上述司法判例的影響,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里斯(Reese)通過借鑒各種新學說完整地創立了最密切聯系原則。里斯教授主持編寫第二次《沖突法重述》時,根據“重力中心地”、“聯系聚集地”等觀念,提出了“最密切聯系”的概念。這樣,里斯以富有彈性的“聯系”取代了傳統沖突規范中固有的連結點。



以上這就是最密切聯系原則大致的形成過程。



二、貝考克訴杰克遜案分析



“貝考克訴杰克遜”案是國際私法發展史上影響深遠的案例,此案背后所蘊含的法的精神及法學原理都讓人深思,法官富德在審理此案過程中對法律深厚的理解和運用法律過程中的理性與藝術的完美讓我感動。



“貝考克訴杰克遜案”是影響深遠的一個案例,其案情經過是這樣的 1961年9月,家住紐約州羅切斯特城的杰克遜夫婦邀請同城居住的貝考克小同車前往加拿大。當車開到安大略省時,因杰克遜駕駛過失撞到高速路隔離墻上,貝考克受重傷。回到紐約后,貝考克對杰克遜提起訴訟。



根據傳統國際私法①侵權損害賠償法律適用規范來看,此案選擇適用法律非常簡單。按照“侵權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這一沖突規范,此案的侵權行為地是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而安大略省的《高速公路管理法》的主客條款明確規定駕駛員對因其過失給其免費乘客造成的傷害不負賠償責任。據此,可判定貝考克小不能獲得賠償。但是,富德先生沒有機械地受此沖突規范的約束做出這樣一個實然的判決,他反而是從法的精神層面中看到了貝考克小應該獲得賠償的諸多理由首先,受侵害者和社會弱者應該盡可能地得到保護是美國進入20世紀后法的發展趨勢。作為一名受害者,繼而又是一名因傷殘而變成的社會弱者,貝考克小得不到任何賠償是不符合20世紀公平原則之下的對受害者和社會弱者給予特殊保護的立法政策取向的②。其次,富德認為此案中從汽車出發到目的地這一過程中任何一個地點都可能成為侵權行為地,用一個偶然的侵權行為發生地的法律來決定損害賠償問題而不問該法律是不是適合于解決這一案件,也不問其結果公平與否是傳統沖突規范法律適用的缺陷。傳統國際私法的法

律適用是“識別———沖突規范———準據法”這樣一個模式,法院在這一過程中

被動地為執行這樣一個程序的做法受到了卡弗斯的強烈批判,卡弗斯認為,法院在選擇法律方面不應該是消極和被動的,它既然在處理一項爭議,就不能不考慮自己的選擇會給爭議帶來什么樣的結果,否則就不能做出明智的選擇③。再次,富德解釋了適用其他法律的具體理由他認為加拿大安大略的《高速公路管理法》中的主客條款是為了防止加拿大的保險公司免受保險欺詐的,把之用于此案完全違反了立法者的政策取向④;作為此案當事人的貝考克小和杰克遜先生都是紐約人,且汽車的始發地、最后的終點地和保險地都是紐約,因此,紐約的法律才是與他們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他們最應在紐約法律的保護之下。基于以上理由,富德沒有應用加拿大的法律而是應用了紐約的法律判決貝考克小獲得賠償。



富德對此案的判決沒有按照“侵權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的指向適用侵權行為地法,而是依據隱藏在法律背后的“法”對此案進行判決。這個“法”就是20世紀30年代起在美國出現的,以卡弗斯、柯里、富德、里斯為代表的,對傳統國際私法適用進行批判的理論與學說。這些理論學說是以“自然法”的形式發揮著作用。與實在法不同,自然法多是以法律精神的面貌出現,而法律規范是法律精神的外化。雖然法律規范是某種法律精神的外化形式,但是這個精神是不會永遠地龜縮在一個固定不變的軀殼之下的,因為精神比形式有更長久的生命就在于精神是變化的⑤。當一種舊的形式無法包容變化的精神之時,就必然會出現新的替代者。可以設想那種已經無法表達變化了的精神的目的與價值的形式不能夠被人們繼續接受。法律與社會的發展需要保持著法律精神對法律形式的批判,特別是那些已顯然背離精神要求的法律形式,或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背離精神、但把之用于個案卻發生了背反的法律形式,這樣才能使形式滿足于精神發展的需求,進而為人的發展和創造建立起信心。



三、最密切聯系原則在世界各國的運用



最密切聯系原則是國際私法傳統法律選擇方法與現代法律選擇方法的融合與折衷,是國際私法發展史上的里程碑。該原則具有極強的生命力,這主要是因為傳統的、機械的沖突規范已不能滿足當今國際社會經濟關系的發展需要,而最密切聯系原則符合廣泛謀求國際交往的需求,并且可以根本性地實現沖突法公平合理地適用法律的價值追求。目前已為世界許多國家的立法所效仿,在司法實踐中也得到了運用,呈現出欣欣向榮之勢。



目前,最密切

聯系原則已在許多國家的立法與實踐中得以確認,總結各國采納該原則的方式與領域,主要有以下幾種



1.作為基本原則規定

,可能適用于沖突法的所有領域。例如《奧地利聯邦國際私法法規》。



2.作為補充性一般原則規定,只列舉少數不適用的情況。例如《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5條的規定。



3.僅適用于合同和侵權領域,在其他領域仍運用傳統沖突規范指導法律的選擇,屬于這種情況的有美國、英國、土耳其等國家。



4.只適用于合同領域,不適用于侵權領域。例如1986年聯邦德國《關于改革國際私法的立法》的規定。



5.只是在非合同和侵權領域的其他個別問題上采用,例如《南斯拉夫法律沖突法》的規定。



最密切聯系原則不僅在各國立法上得以確認,而且在一些國際條約上也有所反映,例如1971年海牙《公路交通事故法律適用公約》(第4條), 1973年《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第4條、第5條), 1980年歐洲共同體《關于合同義務法律適用公約)(第4條), 1985年《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法律適用公約》(第8條第3款)。



四、我國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立法及完善



我國對最密切聯系原則在侵權法領域也做了規定。我國民法通則第146條規定“侵權適用侵權行為地法”,但針對具體案件如何確定侵權行為地,《民通意見》第187條規定“侵權行為地的法律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法律和侵權結果發生地法律。如果兩者不一致時,人民法院可以選擇適用。”人民法院實質上就是要依據最密切聯系原則分析判斷侵權行為實施地法律和侵權結果發生地法律哪一個與侵權案件有最密切聯系,就適用哪一個法律。



可見,在侵權法中未明確法官應遵循哪些“法律選擇的原則”或“法律選擇范圍因素”和考慮哪些“客觀的聯系因素”確定最密切聯系地法。因此,司法實踐中對其的運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官的分析和判斷,由此無法排除法院的認識偏見,不利于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運用。我們亟待加強和完善最密切聯系原則的立法,提高該原則在我國的應用。本文從保護弱者權益,法的公平正義價值和實現當事人利益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一)應明確保護弱者權益的原則



在侵權法律關系領域,應強調保護被侵權人的法律權利(被侵權人多為弱方當事人)與被侵權人有關的因素,如其國籍國或住所地國應為最密切聯系地。我國國際私法協會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范法》(以下簡稱《示范法》),對涉外侵權行為中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適用,作了明確規定“侵權行為,適用侵權行為地法。侵權行為地法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法和侵權結果發生地法。侵權行為實施地

法與侵權結果發生地法不同的,適用對受害人更為有利的法律。”“侵權事件的全過程表明當事人的住所、慣常居所、國籍、營業所以及其他連接點的聚集地與侵權

事件有更密切聯系的,適用該最密切聯系地法。”《示范法》的規定,實質上是明確了最密切聯系地連接點范圍,目的是在實踐中給予法官確定侵權行為地法的考慮范圍。總之,最密切聯系原則所確定的法律應為最有利于保護弱方權益的法律,這也與各國立法相一致。



(二)應實現法的公平、正義價值



法律是正義的體現,正義是法律的靈魂[4]。當代美國學者羅爾斯提出了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的劃分。



1.形式正義的概念、特征



形式正義是傳統國際私法的價值內核。形式正義,是指對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貫的執行,而不管它們的實質原則是什么,即要求在執行法律和制度時,應平等地適用與屬于它們所規定的各種各樣的人。因此,形式正義又被稱為“作為規則的正義”。



形式正義是與傳統國際私法相對應的,其特征一致性表型在



形式正義學者漢斯·凱爾森和阿爾夫·羅斯在講到形式正義的實質時都提到了“一般規則”的適用,并認為一個判決應當是適用一條一般規則的結果。傳統國際私法希望通過單點連接的方式確立起法律適用領域固定且封閉的沖突規范正體現了對“一般規則”的追求。而薩維尼對“本座”的孜孜以求也正是希望各國依據本座原理建立起相互統一的沖突規范體系,從而實現法律規則的普遍性,而這正是形式理性化的特征之一。



形式合理性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強調規則適用的一致性,而這也恰恰是傳統國際私法以普遍主義為基礎,試圖在國家間的判決中求得的目標。著名的比較國際私法學者拉貝爾(Rabe1)即認為,人們已習慣地把實現結果的一致當作國際私法的首要目標,人們所追求的是,同一個案件,不論在哪國法院提起訴訟,都應當只受同一個實體法支配[5]。



2.實質正義的概念、目的



現代國際私法是為了克服傳統國際私法僵化機械的弊端而興起的,其最為顯著的特點即在于法律選擇方面的靈活性,這對于傳統的機械的處理方式來說是一劑良藥。“法律必須是穩定的,但不可一成不變。”⑥羅斯科·龐德的這句話揭示了一個永恒且無可辯駁的真理。可見,穩定性與確定性本身并不足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還必須服從進步所提出的正當要求。有時,有序的連續性在某個特定案件中必須讓位于正義的強制性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習慣性的法律普遍性在一個具體情形中就要被犧牲,以滿足實現特殊性正義的需

要。為了正義的利益而背棄或放寬既定規范的要求被認為是必要的,盡管秩序傾向于常規性和一成不變地遵守規則⑦。



實質正義是關注結果正義的現代法律選擇方法的價值內核。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

是指在確定人們實體權利義務時所要遵循的價值標準,是關于社會的實體目標和個人的實體性權利與義務的正義。



實質正義關注的是法律規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內容,它們對人類的影響以及它們在增進人類幸福與文明建設方面的價值。實質正義的目標是滿足個人的合理需求和主張,并與此同時促進生產進步和提高社會內聚性的程度,而這些都是維續文明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⑧。



換句話說,實質正義是指社會制度本身的正義,形式正義是指執行體現和保護這種社會制度的法律和其他規范時是否公正、不偏不倚。這就涉及法與正義問題的兩個基本方面法就其本質、內容來看是否正義的問題;法的實施、適用和訴訟形式是否正義的問題[6]。最密切聯系原則之所以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在各國廣泛的適用性,就是在于它本質上提高了沖突規范的靈活性,增強了國際私法對案件的適應力,具體到案件中,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判決的公正性,體現了法的實質正義。



(三)應實現對當事人合法既得利益的保護



國際私法調整國際民商事關系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確定法律關系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給予保護和實現,在判斷最密切聯系時,對有利于排除侵害和賠償損害以保護當事人既得利益,以及確認行為有效和促成義務履行以使當事人利益期望實現的法律,應視為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這也更利于實現法律的指引和預測作用,更好地保護當事人的正當利益。



結論



縱觀國際私法的發展歷史,從法律的單一適用到法律選擇規則的出現,從單點要素的定向指引到多元利益的綜合考察,從分配立法管轄權的選擇方法到關注結果的選擇方法。從片面強調主權優位到漸漸注重平位協調,仿佛總是有一根經絡在這一過程中起著引導作用,決定著國際私法理論之樹的發展方向,這就是對正義的不懈追求。博登海默即曾指出“在沖突法領域中,有關公平與正義的一般考慮,在發展這一部門法的過程中起到了特別重大的作用。”⑨法律選擇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國際私法的重要課題,傳統國際私法形式正義價值觀向現代國際私法實質正義價值觀的轉變在法律選擇方法理論的變遷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因此,現代國際私法發展趨勢也是向著正義的目標不斷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