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是哪個朝代的(曹雪芹是哪個朝代的小說家)

就像一粒種包含了大樹的所有基因，一個家族的興敗，欲覓其濫觴，須回溯到祖宗發跡之處。于歷史研究，這叫尋源頭、探流變，于家族，于個人，總免不了一股宿命的味道。

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擅于考察歷史人物的個體命運，從中折射一個時代的變遷，特別是那個時代制度和社會生活層面鮮為人知的細節。這次，他選中了曹寅，《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

史景遷在《曹寅與康熙》一書中，傾其筆墨描寫曹家發跡和衰敗的財務原因以及康熙雍正之間政局嬗變對曹家的致命一擊，也粗線條地描述了滿族在白山黑水間發展壯大到定鼎中原期間，被滿洲鐵騎裹挾的漢族軍民或俘或降之后的命運歸屬。而后者正是我所感興趣的話題，因為大凡讀過《紅樓夢》，都明了小說折射了曹家起源于軍功新貴，但如何蛻變成詩禮簪纓世家，現實中的曹家又是如何盛極而衰？這恐怕要更多地求助于史學而非跨界的紅學研究。

從龍入關

中國古人祖先祭祀，尋常百姓家至高祖，皇家也不過至七廟，曹雪芹所在的曹家，于史可考的第一人，是曹雪芹五世祖曹錫遠。

曹雪芹家祖籍遼陽，其祖先乃北宋名將曹彬之后。其遠祖曹俊，明代初年任沈陽中衛指揮使，此乃世官，此后二百余年，其子孫歷代承襲，直至明末沈陽被清太祖努爾哈赤攻占為止。

此時，在沈陽中衛指揮使任上的是曹錫遠，原名寶，字世選。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三月，沈陽為努爾哈赤攻破，曹錫遠及其子曹振彥應系于此時被俘并投降了后金。

當時努爾哈赤對降金漢官采取懷柔政策，使額駙佟養性總理漢人軍民事務，曹錫遠和曹振彥父子歸順后即屬佟養性管理。佟養性治下的漢族軍民，以及散落在滿洲八旗中的漢族軍民，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陸續被編入新成立的八旗漢軍。漢軍旗成員身份是“正身旗丁”，性質是后金國家正規軍。但是在此之前，曹家就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

天聰六年（公元1632年），佟養性死，曹振彥可能于此時撥入多爾袞的滿洲正白旗，成為“旗鼓佐領下人”，兩年后曹振彥升任“旗鼓佐領”。簡而言之，所謂旗鼓佐領下人就是滿洲正白旗的包衣漢姓，即漢族“家奴”。“佐領”既是一種軍事編制單位（最初約300人為一個佐領），同時也是這個單位的長官。“旗鼓佐領下人”是最早一批淪落為滿洲貴族“家奴”的漢族軍民，最初的職責主要是隨主子出征打仗，這與曹振彥的早期經歷相吻合。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曹振彥及其子曹璽“從龍入關”，清王朝定都北京。曹振彥身任旗鼓佐領跟隨旗主多爾袞輾轉沙場，其家奴身份固然至微至賤，但由于年輕機敏勇敢善戰，在長期的征戰中又與其主子多爾袞建立了較為親密的感情，因而受到多爾袞的賞識和提拔。

同年十月，豫親王多鐸率清兵南下，其主力為滿洲正白旗，時任正白旗旗鼓佐領的曹振彥應攜子參加了消滅南明弘光政權的戰爭。曹振彥作為多爾袞的親軍，為大清王朝的開國定鼎立下了汗馬功勞，堪稱“從龍勛佐”而無愧。曹氏家族“赫赫揚揚，將及百年”的歷史從此揭開了序幕。

包衣下賤

上三旗包衣漢姓被稱呼為“旗鼓佐領”。一旦編入“旗鼓佐領”，意味著身份上已經成為“家奴”，滿語音譯為“包衣”。這個家奴身份將子子孫孫承襲，除非有極其偶然的原因獲主子同意出旗開戶，否則奴隸身份不能改變。從曹振彥開始，直到曹雪芹窮病交困死于黃葉村，曹家一直未脫去這層“包衣”。

事實上，這也是深入理解曹家興衰因果的核心線索，“包衣”仿佛一枚胎記，曹振彥之后，所有曹家族人一出生就被定義了身份、籍貫、考試及入仕的路線圖。從曹雪芹影射在《紅樓夢》中的家族歷史來看，這一特殊身份，便是這個曾經鐘鳴鼎食、烈火烹油家族走向樹倒猢猻散的“原罪”。

曹振彥之孫曹寅的官，品級最終達到正三品銜，任江寧織造幾十年，還與內兄李煦（滿洲鑲黃旗鼓佐領下人，其孫女，學者研究認為就是《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原型）輪流執掌兩淮鹽政數年，是大清帝國數一數二的肥缺。然而，在他和李煦給康熙遞的密折中，自稱“包衣下賤”、“包衣老奴”。

那么，曹寅也好，李煦也好，身為上三旗包衣漢姓，果真“下賤”？內務府三旗均為皇帝“家奴”，其中包衣滿人編入“包衣佐領”而包衣漢姓編入“旗鼓佐領”，此外的“第三類人”編入“管領”。其中，必須強調的是，“旗鼓佐領”下人本是兵士，而管領下人來源自“家臣” 即奴仆。二者來源本來徑渭分明，不容混淆。在職掌、仕路、披甲等待遇上均有顯著區別。直到乾隆初年，二者甚至還不準通婚。旗鼓佐領人與管領人二者經濟待遇的差異顯得更為清楚。旗鼓佐領人的經濟收入，與外八旗成員大致相同，即依靠份地與披甲俸餉謀生。而管領人主要是食“口糧”，即“月米”，而且不分男女老幼人皆有份。

入關后隨著皇權的不斷加強，旗鼓人的地位更如日中天。他們中有不少人內任顯宦，外授封疆，成為統治集團中炙手可熱的紅人。除了曹璽、曹寅家族累世替纓，豪富埒于王侯外，還有李煦的父親、鑲黃旗旗鼓人李世禎“歷陟顯仕，宦跡不可枚舉，洊晉使相，開府豫章，旋撫南越，治行卓卓。”而李煦本人久任織造，成為皇帝的心腹和在江南的耳目。

在仕路上， 旗鼓人不僅與外八旗人一樣可出任各級文武官職， 內務府直屬的各種肥缺， 更如其禁臠，非包衣不得染指。

因此，如果現代人看到李煦及曹家奏折上每每使用“包衣下踐”、“包衣老奴”之類的自稱，就斷定池們的身份不過是奴仆而已，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這種稱呼正反映了旗鼓人身份的特殊性：他們是直屬于皇帝的奴仆（下五旗旗鼓人則屬于該旗各王公），因此皇帝與他自有著超越一般朝臣的特殊密切關系。從李煦、曹家奏折中，可看出皇帝對他們寄如腹心，平時可暢談“私房話”而毫無顧忌，康熙帝南巡時，以織造衙門作為行宮，也正反映出這一點。

早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曹寅父親曹璽由內務府簡派為江寧織造，他表面上是替皇家管理染織，采辦物資，實際上負有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幫玄燁了解江南的吏治民情，溝通滿、漢之間的民族感情，爭取明末遺民。由于曹璽忠實勤奮、辦事利索，康熙對他更加寵信，賞蟒袍，贈一品尚書銜，并親手寫“敬慎”的匾額賜給他。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六月，曹璽“積勞成疾”，死在任上。

其實，康熙跟曹璽在主仆之外還存在另外一層更加親近的關系：曹璽續弦妻孫氏乃康熙乳母。按滿人習俗，“最重保母”，故曹氏在康熙一世，極得親信，皆緣于是。

寅吃卯糧

紅學家至今沒有量化研究，曹寅生前身后的財務問題，至多停留在定性的研究，認為曹家的敗亡的主要原因是巨額的虧空。史景遷給予量化論述，讀罷驚人，曹寅時代，曹家已然“寅吃卯糧”了。他死的時候，留給子孫的是一筆“負資產”。

史景遷用審計師般的目光，爬梳了曹寅一生任職涉及的財務收支狀況，結論是：如果曹寅所任那些世人趨之若鶩的“肥缺”是那種能夠帶來巨大利益的職位，那么它就同樣會積累起很大虧空，而在這樣的危機中，只能依賴天生的智慧而不是法令。

江南三個織造，以江寧織造為首，雖然理論上由北京的戶部和工部承擔原材料購買、機戶薪酬，但實際上年年都有虧空，究其原因，套用現在的話語習慣就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各部委”對絲織品的需求并無固定周期和額度，常常會有反復，而織造們面對的是一個受供求關系決定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市場，供需之間存在矛盾。

史景遷仔細算了一筆賬，在康熙帝最終接受曹寅和李煦的意見，從1708 年起用鹽務的資金來補貼紡織之前，維持兩個紡織部門的運轉每年要大約二十三萬兩銀子，這筆錢最初是由省里庫存提供（原則上地方行省要向中央戶部解銀，作為地方繳納給國家的稅賦，織造從省里拿錢，相當于戶部的間接支付），而到了1708 年以后，這筆錢完全來自鹽稅。

這意味著，手操國家賦稅盈余，曹寅和李煦可以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加以騰轉挪移，只要到時候把承諾皇帝主子的那部分銀子上交即可，但是在不精于數字化管理的中國古代，一線官員的上下其手，遠在北京的皇帝即便心知肚明也鞭長莫及。

曹寅和李煦這樣的操縱能帶來很大的利潤，但是風險也很大。為了維持織造任上的開支，曹寅每年從鹽稅的盈余中借了二十三萬兩銀子。

這是一種大風險的投機活動，它危險地依賴于對現狀的維持。在曹寅的一生中，他能夠使情況成功地維持下去，但是當他于1712 年夏碎死后，織造的款項已經支付，而他任巡鹽御使期間的盈余還沒有收到。因此他留給兒子一筆欠官府超過三十七萬三千兩銀子的債務。

李煦的計劃和曹寅1708 年的計劃，意味著在沒有購絲指令的時候將紡織的收入挪為私用，可以被稱為半官方的投機，而織造們至少是在皇帝默許的情況下操縱著官方的資金，如果他們能將節省下來的國庫的錢作為報答的話。

在這里，官府也扮演著一個官方高利貸者的角色，縱容省級的官員進行私人的投機活動。曹寅在1701 年向內務府借了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二兩銀子，并于八年后如數歸還，且明顯地沒有支付利息。1700年李煦向國庫借了十萬兩銀子用作個人的花銷，而對于這筆巨大的數目，十年間他要償還每年一萬一千兩銀子的本息。 就是說，利息是百分之十。但是皇帝對這樣的操作不感興趣，因為在詢問究竟是該將錢還到內務府還是江蘇省的國庫時，康熙只是讓蘇州、江寧和杭州的三位織造“自己商量著辦”。

曹寅死后，李煦用每年的鹽政盈余替這位妹夫還債。據李煦給康熙密折中所總結的，曹寅鹽務欠款二十六萬三千兩，這個數字現在應該增加到三十七萬二千兩。這個鹽務虧空額，使曹寅欠款額可以整個計算出來。1712 年報告的江寧織造虧空九萬二千兩，此外還有挪用鹽款以填補的十萬兩虧空。還有康熙了解到并退還給曹寅之子曹頫以償還私家欠款三萬兩銀子。因而，曹寅死時的債務估計達六十萬兩。

康熙讓李煦將以后數年鹽稅余款用來償還全部虧空。這些債務最后在1717 年8 月，也就是曹寅死后五年才全數償還，李煦這時已經擔當了八任巡鹽御史。雖然，康熙看來對公家的虧空問題不那么在意，但卻顯示出對曹家真實經濟狀況的特別關注，在一件曹頫簡單報告糧價和氣候的奏折上，他有如下朱批：“你家中大小事為何不奏聞？”

曹頫并未完整地向康熙匯報曹家家產狀況，但在李煦慫恿下，他向主子請求一個購買銅筋的差使，承諾可以盈余大筆銀錢，并拿出其父曹寅曾八年主持購買銅筋事務，沒有任何虧空和拖欠作為自己能夠勝任的理由。

皇上的朱批非常明確：此事萬萬不可。朱批原話：

“以前你父親沒有虧空是因有兩淮鹽稅的錢，此事怎可交給你？日后你將深悔之。”

知奴莫若主，家奴們的小算盤，康熙洞若觀火，但也真真是出于對“包衣老奴”曹家的體恤，沒讓曹頫一下子陷進去。

但是，曹家的敗亡是注定了的。

樹倒猢猻散

康熙死于1722 年12 月，李煦幾乎即刻就被撤去了“蘇州織造”一職。這對曹家而言，是在新朝的不吉利的開端。無可否認，李煦的去職意味著舊的秩序已經變了。

雍正的一些對人對事的態度，對曹家大大不利。作為一個法家式的人物，他對家奴嚴厲控制，常常對包衣表現出公開的輕蔑，他視包衣為卑下、不誠實、不聽話的。他看輕織造職位的重要性，以為不過是聽得些流言再做傳報而已。他覺得一個巡鹽御史“但清楚錢糧”。他對地方上的財政狀況非常關切，尤其是曹家三代經營的江寧織造所在的江蘇，它的經濟潛力巨大，然而卻一再虧空。

于是雍正下決心整頓錢糧賦稅及吏治，雍正初年曹頫和李煦的災難是很好的例子，體現出這位新皇帝如何審查，并摧毀那些他認為無能的人。

曹頫垮臺的直接原因，幾乎肯定是一件呈給雍正的奏折中報告了他的行為，這惹得雍正大大不悅。1727年2月8日，時任兩淮巡鹽御史的噶爾泰呈遞了一件奏折，報告各類地方官員的能力所涉及的范圍，從鹽商的兒子們到江寧和揚州的知府們，直到省級布政使和按察使。曹頫排列在第三，噶爾泰這么寫道：

“訪得曹頫年少無才，遇事畏縮。織造事務交與管家丁漢巨料理。臣在京見過數次，人亦平常。”

在這段邊上，雍正在行間作了兩段朱批，曹頫的名字旁是：“原不成器”。“人亦平常”一句邊上是：“豈止平常而已？”如果呈遞的是這樣的一件奏折，而皇帝仔細讀過后且同意奏報人的判斷，那么所言及的為官者的仕途，無疑便很危險了。

曹頫于雍正五年（公元1728 年）1 月被撤職，同時杭州織造孫文成亦去職。撤職的正式理由是曹頫的欠款虧空。然而這些虧空究竟是曹寅遺留下來的，還是曹頫自己沒有及時將錢款解遞戶部，或者是曹頫向宮中供應絲織品欠下的，沒有明確指明。在這些指控之外，還得加上雍正所認可的噶爾泰對他的無能的攻擊。

曹家覆沒的更多詳情不為人知。進一步的線索或許來自《紅樓夢》，然而也沒有直接描寫，因為曹雪芹在完成小說的結尾部分之前就去世了。小說中僅僅暗示家族成員犯了死罪，一方面官司失敗，另一方面與地方上的幾大權貴家族一起垮臺了。

雍正六年初夏，曹雪芹隨同祖母、母親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門外蒜市口的曹家舊宅，開始了窮困潦倒的悲涼生活。這一年，曹雪芹剛18歲。經歷了生活中的重大轉折，曹雪芹深感世態炎涼，于是蔑視權貴，遠離官場，過著貧困如洗的艱難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窮苦，“滿徑蓬蒿”，“舉家食粥”。即便如此，他仍苦心孤詣地撰寫和修訂《紅樓夢》，“批閱十載，增刪五次”。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過度的憂傷和悲痛，臥床不起。到了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2日），終于因貧病無醫而逝世，享年四十八歲。

至此，“赫赫揚揚，將及百年”的曹家黯然謝幕，它曾經有過的輝煌和凄涼的晚景，不入正史。家族成員，即便是曹寅的人生事跡，其一鱗半爪的訊息僅散見于當時親戚朋友的詩文、日記，至于其后人，尤其是曹雪芹，連真名和生卒年月都是當代學者披沙煉金般考證而來。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