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五保戶”?生產隊時期,每個村子里都會有被稱為“五保戶”的人,我的一個二嬤嬤就是一個,我二爺爺去世得早,無兒無女,二嬤嬤孤身一人生活,又是小腳,不能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全靠生產隊照顧。我的印象中,總認為這樣的人是“無保戶”,沒有親人保護,孤苦伶仃,后來才明白原來叫“五保戶”,是享受國家五種福利保障的人。
在私有制的封建社會里,像我二嬤嬤一樣無依無靠的人,是社會最弱勢的群體,是沒有絲毫的保障可言的,別說“五保”,一保都得不到。所以他們的命運是非常凄慘的,結局是聽天由命,自生自滅。
而新中國卻以律條的方式,為他們提供基本的保障,讓他們活出了千萬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尊嚴,他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由集體承擔起來,享受最特別的照顧和優待,集體還會定期派人為他們幫扶到門,口糧送上門去,挑水劈柴送上門去,生病的時候,集體還會派人上門做飯,給予周到的照料。學校的學生,也會經常上門為他們干一些打掃衛生之類的事情。
“五保戶”,它的準確的定義是對農村中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或雖有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但無贍養扶養能力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提供的一種五保供養制度,包括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孤兒為保教)。
農村五保供養制度是伴隨著新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即農業合作化制度的建立而產生的,是在毛主席的提出和推動下形成的,它最早出現在毛主席起草修改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1956年1月5日至9日,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討論修改他的“農業二十二條”,會議期間,經過集思廣議,最后擴充為四十條,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同農業發展綱要(草案) 》 ,這個“綱要”后經反復討論,征集意見,無數次修改,最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于1960年4月10日通過,這個綱要的任務,用毛主席的話說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給農業生產和農村工作的發展指出一個遠景,作為全國農民和農業工作者的奮斗目標。”
毛主席在這份“綱要”里,首次提出“五保”這一概念,他用專門一條綱要,為社會最弱勢的群體撐起了牢固的“保護傘。”這專門一條,就是綱要的第三十條:
“實行‘五保’,優待烈屬和殘廢革命,供養和尊敬父母,農業合作社對于社內缺乏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應當統一籌劃,指定生產隊或者生產小組在生產上給以適當的安排,使他們能夠參加力能勝任的勞動;在生活上給以適當的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他們的生養死葬都有指靠。 對于缺乏勞動力的烈屬和享受殘廢撫恤金以后仍然不能維持生活的殘廢革命,合作社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的優待辦法給以優待,使他們的生活不致低于一般社員的水平。 應當教育青壯年男女供養和尊敬自己的父母,使年老的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在生活上得到合理的照顧,在精神上得到充分的安慰。”
“五保戶”這一稱呼,從此進入中國人的“語言庫”,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個詞匯,成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毛主席對“五保戶”的關愛并不止于此,在探索農村社會主義發展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階段,他無時無刻不把“五保戶”牽掛在心上。 1956年6月,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譚震林在對湖南攸縣農村情況進行調查中發現,一些合作社存在“只注意糧食生產,放松了其他生產,因而不能保證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對五保戶實際上只實行了一保,即有飯吃,沒有替他們做好生產安排和生活安排,實現五保。”等等問題,毛主席閱后,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給各省市區黨委的通知,并將譚震林的報告進行了轉發,并要求通知專、縣、區、鄉直到合作杜,對相關問題進行注意。
1961年3月19日,毛主席閱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報送的材料《群眾擁護哪一種分配方案》,材料說,四川南充地委農村工作部工作人員在調查群眾對一九六○年決算分配方案的看法時,群眾普遍贊成的方案是: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勞動力實行小部分伙食供給。他們認為,這一方案既解決了困難戶的問題,又使勞動力強的人可以多勞多得,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毛主席對這個材料進行批示說:
“這個問題有普遍性,請各地注意研究四川的經驗。”
1961年3月31日,毛主席在長沙聽取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工作匯報,在談到供給部分怎么搞時,他說:
“五保戶得保,困難戶得補助,必須采取這個辦法。”
1961年4月7日,毛主席同農墾部部長王震談話,詢問國營農場的經營管理等問題,他在談話中說:
“五保戶還要供給,有點共產主義。五保戶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勞動力的,有的有各種原因,要保證他們的生活。”
1961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濟南聽取中共山東省委負責人工作匯報,談到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生產隊問題時,他說:
“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講到形勢、單干問題時,他說:
“搞單干,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中共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建議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報告,毛主席在中心小組會議上問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胡開明的主張怎么樣?李雪峰說:包產到組,由于和包產聯系,按這個邏輯發展下去,必然發展到包產到戶。胡開明認為農村的黃金時代是互助組和初級社時期 。毛主席接著說道:
“他只講到勞動力問題,沒有講四屬戶、五保戶。”
1962年12月21日,毛主席召集華東省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了解農業情況,談到分配問題時,他說:
“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顧四屬戶、五保戶。”
毛主席為“五保戶”構建的生命屏障,使這個本來無依無靠的群體,過上了從來沒有過的好日子,他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他們的尊嚴得到了保障,在五保供養制度之下,集體是他們強大的依靠,他們不再是無助的,他們不再是邊緣的,他們不再是受歧視的,毛主席還給予了他們高尚的地位,他們與廣大勞動人民一樣,是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和政治依靠。
毛主席對“五保戶”的關愛,與他的“大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中華民族自古代以來,一直流傳著“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而毛主席就是這一大同理想的承繼者,他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的文章中指出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要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他要實現古人的這一最高理想,使“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毛主席心里裝著人民,他是人民的良師益友,他是天下最弱者的“保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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