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教

中國禪宗史

元代禪宗宗教環境初探

關于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以往學者多關注漢魏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傳入與發展、隋唐時期

中國佛教宗派的研究以及明清時候佛教的一些新進展，也有很多相關著作的誕生，湯用彤先

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陳寅恪先生三部論文集（《金明館叢稿初

編》、《金明館叢稿二編》、《寒柳堂集》》所收錄的一些文章，還有宗教史專家陳垣先生的《明

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等都是研究佛教史的經典之作。胡適也認為：“錫予（湯用

彤）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按：即佛教史）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1可見這些時期

佛教研究的輝煌業績。但相比之下，元代，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的佛教研究則較為薄弱，僅

有《元史釋老傳的研究》2、《江南古佛（中峰明本與元代禪宗）》3、《中國佛教史（元代）》4

等幾本專著。本文主要對元代禪宗發展作一個大概介紹并分析元代這個特殊時期的宗教環

境。

（一）

禪宗傳入中土以后，至中唐形成五家分燈、群星璀璨的鼎盛局面。兩宋時期，五家之中

以臨濟宗最盛，曹洞宗次之，因此有“臨天下，曹一角”的說法；法眼、溈仰、云門諸宗，

經數傳后便逐漸式微。元代基本維持這種狀況。

1、北方禪宗發展

在元初，受整個政治環境的影響，禪宗在北方曾經一度興盛。

臨濟宗在北方以海云印簡禪師為代表，他在元兵攻略時因服侍其師中觀而未能逃脫，為

元軍所擄。中觀圓寂后，又參中和禪師，受蒙古統治者尊崇，是為漢地佛教僧人中與蒙古貴

族建立密切關系的第一人。臨濟一宗在元代北方的興盛，與他的政治活動是分不開的。他接

觸統治者，無論怎樣，在勸說他們接受漢文化方面確實是盡過力的。海云禪師門下有嗣法弟

子十四人，其中以賾庵儇、可庵朗最為著名。賾庵儇后傳西云安，至大二年（1309年），武

宗賜其“臨濟正宗”玉印，封其為榮祿大夫、大司空，并命趙孟頫撰《臨濟正宗碑》，以記

此事。可庵朗有俗家弟子劉秉忠，是元世祖忽必烈身邊重要的政治家，“以天下為己任，事

無巨細，凡有關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5，對這一系持續發展起

了關鍵的作用。

然而也應該看到，雖說印簡“能系祖傳以正道統，佛法蓋至此而中興”6，在統治上層也

有相當的影響，但臨濟宗在北方始終難以與曹洞宗匹敵。

降至元世，曹洞一宗發展依舊生機勃勃，以萬松行秀一支為個中代表。行秀在金元之交

以“儒禪兼備，宗說精通，辯才無礙”7著稱，吸引了金、元眾多官僚、士大夫，尤其對契

丹后裔、儒家素養很高的耶律楚材影響最大，他可以稱得上是佛教的內外護。行秀的門徒眾

多，得法者一百二十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與元王朝有直接聯系，影響最大的有林泉從倫、

華嚴至溫和雪庭福裕等人。

雖然表面上看上去北方禪宗與統治者聯系緊密，但是，在元朝重教抑禪下受打擊最重的

1《胡適的日記》下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1985，第526頁。

2日本野上俊靜，《元史釋老傳的研究》，野上俊靜博士頌壽紀念刊行會1978年版。

3紀華傳，《江南古佛（中鋒明本與元代禪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4任宜敏，《中國佛教史（元代）》，人民出版社，2005。

5《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劉秉忠傳》，中華書局，1976。

6趙孟頫《臨濟正宗之碑》，《松雪齋文集》卷九（四部叢刊本）。

7耶律楚材，《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湛然居士文集》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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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方禪宗，此后基本消失，而南方禪宗卻能保存實力，未受劇烈的變化。

2、南方禪宗發展

南方禪宗大多屬臨濟宗，分別出自紹隆和宗杲兩系。宗杲弟子育王德光之后，出現了出

現了靈隱之善和北磵居簡兩支；紹隆的再傳弟子密庵咸杰之后，出現了松源崇岳和破庵祖先

兩支，這四支構成了南方臨濟宗的主流，總體可歸為功利禪和山林禪兩種。8功利禪指以功

利為目的，積極靠攏朝廷，憑借政治權勢，帶動自身發展的派別，其代表主要有之善系和居

間系，以及崇岳系的清茂、守忠等人，古剎寺院主要有這群人把持。山林禪與此相反，大都

隱居山林，不為世所知，部分活動在民間，影響很大，但拒絕應征，與朝廷官府關系疏遠，

最重要的代表是祖先系。

（1）之善系

妙峰之善禪師是宋代臨濟宗大慧派耆宿，門下出有東叟仲穎和藏叟善珍兩大上首弟子。

東叟仲穎傳給了一山了萬，藏叟善珍傳元叟行端，這兩人都是元代唱導一方的臨濟宗之善系

的重要人物。

（2）居間系

與妙峰之善同處佛照德光之門的有北磵居簡禪師，后傳衣缽至晦機元熙，元熙不愿為蒙

元朝效力，歸隱江西。他的門下英才眾多，其中佼佼者有寶洲覺岸、梅屋念常、東陽德輝、

笑隱大等，其中以梅屋禪師最為稱道。

（3）崇岳系

松源崇岳嗣法于虎丘紹隆之法孫密庵咸杰禪師，他的門下有古林清茂、曇芳守忠等人，

與朝廷關系密切，是“道契王臣”之人，在金陵地區尤為活躍。

（4）祖先系

祖先系是元代禪宗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支派，始于始祖破庵祖先，他也受法于虎丘紹隆之

法孫密庵咸杰禪師，紹其傳者有石田法薰和無準師范，他們的后續門人中重要者有高峰元妙、

中鋒明本、天如惟則、千巖元長等。這些禪僧通常接受下層民眾的布施或自力更生，維持生

計，不依賴朝廷，因而他們最為顯著的共同特點是與元王朝關系疏遠，不出山居達數十年，

與山林為伴，和外面結交權貴的住持形成鮮明對比。

盡管南方是臨濟宗的天下，但也有一些曹洞宗僧人在活動發展。元代南方曹洞宗大德均

出自直翁德舉一系，直翁德舉座下有東明慧日、云外云岫兩位高足云外禪師嗣法弟子有無印

大證和東陵永玙等人。

（二）

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都認為，元朝在極力推崇藏傳佛教的同時，對各種宗教均予保護，尊

重宗教信仰自由，減免各教賦稅，免其雜泛差役，給予神職人員優于一般平民的社會地位。

正是由于這種宗教政策，元代各種宗教都興盛起來，這種興盛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著名的華裔澳大利亞學者柳存仁先生也認為“元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調和及同化的偉大時

代”。9的確，無論從統治者角度還是從宗教方面，也有很多例子反映這種融合。

1219年，派劉溫召請全真教領袖丘處機(1148—1227)，表而上是對道教長生之術感興趣，

實際上深層原因則是利用丘處機作為全真教領袖的地位和影響為他的統治服務。成吉思汗的

繼承人窩闊臺對道教的態度，與成吉思汗如出一轍，他在給道士尹志平、李志常下的圣旨《崇

道碑》中說：“我于合刺和林蓋觀院來，你每揀選德行清高道人，教就來告天住持。”10從中

早期的蒙古統治者對道教的尊重，當然內在是出于政治的考慮。

8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第484頁。

9柳存仁，《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89頁。

10元太宗，《崇道碑》，《全元文》第一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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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在與全真教交往的同時也很留意中原漢地佛教禪宗僧人，臨濟宗僧人海云印簡

和他的師父中觀曾與成吉思汗相見，這是蒙古貴族與僧人相見的最早記載。以后歷代可汗，

都對海云印簡優禮有加：貴由即可汗位后，詔命印簡統天下僧眾；蒙哥再次頒詔，命印簡負

責全國佛教事務；忽必烈向其請問，專心受教；印簡的再傳弟子劉秉忠更是忽必烈身邊的佐

命之臣。此外，曹洞宗的耶律楚材備受成吉思汗、窩闊臺信任，是蒙古汗國初期著名的政治

家。

在教派之間，也可體現這種融合。元代的儒者士大夫多傾心于佛教，特別是禪宗。明本

禪師曾說：“自佛法流布東土．士大夫咨參扣問，敲唱激揚，其盛于唐宋，而尤盛于皇元。”

11禪宗中著名的僧人也多擅長詩文，如元至、本誠、明本、行端、惟則等人，皆以詩文著名。

他們與文人互相交游，互相酬唱，成為一種風尚。有些人不但傾心于此，而且還落發為僧，

如陳禪本為南宋進士，后出家為僧。

在佛教內部，也有這種思想的出現。當時在全國是密、教、禪、律四宗并存的局面，明

本的看話禪充分體現了這一形勢，認為這四宗都是“一佛之旨”，弘揚的都是“佛心”，所謂

“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

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所以應該四宗平等，不應該有高下優劣之分。12當然，

明本所宣揚的四宗一旨說，其實是為當時出于劣勢的禪宗鳴不平。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元代教派融合的背后，是明里暗里相互的斗爭。自長春真人

獲成吉思汗接見后，全真道士一直得勢，許多荒廢了的佛教寺院落到了道教手中，僧侶們一

直想重新恢復他們的統治，兩教之間進行了多次辯論。曹洞宗萬松行秀的兩大弟子少林福裕、

林泉從倫，都是佛教方面直接參與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憲宗八年（1258年），蒙哥皇帝，

命各地僧道兩宗到上都和林的皇宮聚會，圍繞道教的《老君八十一化圖》、《化胡經》等進行

辯論，福裕和張志敬分別是佛道的“頭眾”，以佛教勝利告終，將道教強占的二百零二處佛

教寺院、山林、土地收回。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喇嘛教為首，對道教進行了更為徹

底的清算，后來忽必烈下令，除《道德經》以外，其他一切道教經典全部燒毀。這場斗爭以

曹洞宗和喇嘛教的聯合獲得最后的勝利而告一段落。

而在佛教內部，也是矛盾分化嚴重。忽必烈上臺以后，隨著藏傳佛教地位的提高，逐步

確立了崇教抑禪政策。至元二十五年（1288），江淮釋教都總統楊璉真伽召集江南禪教人物，

至燕京公開辯論，史稱教禪廷辯，這次事件對元代江南禪宗影響最大。這次辯論，與其說是

“問法”，不如說是對禪宗的討伐。廷辯的最后，“使教冠于禪之上”，其實結果一早就注定。

經過教禪廷辯，元統治者繼續推行崇教抑禪政策，特別是加強了在江南地區的實施。就在教

禪廷辯的同一年，世祖忽必烈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所，專門篩選懂經論重修行的僧人

任講主，對于唯識宗、華嚴宗的僧人特別重視，后來朝廷還下旨將江南禪宗著名寺院都改為

教寺，這場曠日持久的崇教抑禪斗爭至少影響到元代中后期。有一點頗有意思的是，當初跟

元朝統治者關系密切的北方禪宗在崇教抑禪的打擊中基本銷聲匿跡了，而對朝廷采取消極抵

抗政策的南方禪宗作為佛教在南方的主體地位卻并沒有因此而降低，依舊擁有著強大的實

力，當中奧妙耐人尋味。

（三）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王朝，自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定國號為

元，至元十六年（1279）滅南宋，統一全國，直到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滅亡，在中

國實行近百年的統治。以皇帝為首的中央集權非常強大，所以政治對宗教的影響極為深遠。

11《趙承旨孟頫對靈小參》，《中峰和尚廣錄》卷二，參考紀華傳《江南古佛（中鋒明本與元代禪宗）》，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2參考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第5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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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說：“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干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時君之好惡。是故，

佛于晉、宋、梁、陳，黃老于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觀矣。”13這段話精辟地概括了政治

與宗教的關系，說明帝王對待宗教的態度對于宗教的興衰關系很大，而這一點在元代表現得

尤為突出。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他們無論是尊崇或打壓哪一教派，都是從自身的立場和利益

出發，如當初成吉思汗便是想利用丘處機作為全真教領袖的地位和影響為他服務才如此對待

道教，后來也是由于江南禪僧以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態度對抗元朝，引起他們的反感，并且在

元朝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這一切都使統治者們對禪宗進行打擊。

而對于各派本身，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寬容及融合思想，可以說是為順應統治者的需求14和

謀求自身的發展而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所采取的策略，并不一定是這些人內心深處真誠的想

法，如士大夫與南方僧人的交往，可以說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儒家一

貫的崇高地位到元代戛然而止，而南方僧人在崇教抑禪斗爭中倍受打擊，雙方都有一種出世

的想法，是心靈的靠近使他們走到一起。

所以說，不要被表面融合的景象所蒙騙，他們在鼓吹調和的同時發生了一連串的斗爭，

這些才是事實的本身。統治者想利用各派無論和還是斗，目的只有一個，便是維護統治，而

教派因為其自身能力有限，沒有足夠資本獨大，因而以退為進，采取寬容的政策以保存實力。

遠交近攻，元代的禪宗，便是在這樣一個調和中夾雜著競爭，競爭中又包含著調和的環境下

坎坷前進，茫茫前路，不知是敵是友。其實宗教之間有矛盾不見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最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各方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物質利益、權力爭斗，與統治階層關系之密切，

宗教的世俗化正在不斷加深，本應作為本業的宗教哲學碰撞，卻漸漸失去思想的火花，或許，

這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發展一直未能突破，以至后來與西方漸行漸遠的原因之一。

參考書目：

【明】宋濂等撰：《元史》，中華書局，1976。

【明】陳邦瞻撰：《元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9。

周良霄、顧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柳存仁：《道教史探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

紀華傳：《江南古佛（中鋒明本與元代禪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任宜敏：《中國佛教史（元代）》，人民出版社，2005。

梁曉虹：《禪宗實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杜繼文主編：《佛教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楊曾文：《宋元禪宗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3《元史》卷二百二《釋老傳》，中華書局，1976，第4517頁。

14元仁宗“通達儒術，妙悟釋典”，曾說“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代表著元代統治

者對三教的認識。（《元史》本紀第二十六，第2冊第594頁，中華書局，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