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書法之美》試讀：厚重與飄逸 碑與帖
《漢字書法之美》試讀：厚重與飄逸 碑與帖
“碑”是石刻，“帖”是紙帛，還原到材料，漢字書法史上爭論不休的“碑學”與“帖學”，或許可以有另一角度的轉圜。
碑與帖是漢字書法上兩個常用的字。對大眾而言，“碑”指刀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帖”指毛筆寫在紙絹上的文字，原始的意義并不復雜。
但是在魏晉以后，“碑”與“帖”卻常常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書風。尤其在清代“金石派”書風興起，以摹寫古碑的重拙樸厚為風尚，鄙棄元、明趙孟頫到董其昌遵奉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的“帖學”。“碑”與“帖”開始形成兩種對立的美學流派。
基本上，清代書法大家多崇“碑”抑“帖”。趙之謙、伊秉綬從周、秦、漢的“石鼓”、“瑯琊”、“泰山”、“張遷”等篆隸入手，金農是從三國吳的“天發神讖碑”方筆虬曲古拙的造型得到創作的靈感。到了晚清，包世臣、康有為大力提倡“碑學”，不但以晉人西南邊陲的古碑“爨寶子”、“爨龍顏”為自己書寫的精神導師，也同時撰作《廣藝舟雙楫》，贊揚“碑學”的同時，傾全力批判“
帖學”，使“碑”“帖”二字沾染了勢不兩立的敵對狀態。
清代“金石派”大多是因為魏晉“帖學”在元明傳承太久，書風流于甜滑姿媚，缺少了剛健的間架結構，缺少了筆的頓挫澀重，試圖從古碑刻石中重新尋找新的方向。
藝術創作上“平正”沿襲太久，缺乏逆勢對抗的辨證，自然容易流于形式模仿，缺乏內在活潑生命力。因此，有清一代書法從“金”“石”入手，從“平正”走向“險絕”，各出奇招，把“篆刻”用刀的方法移用到毛筆的書寫中，創造了沉重樸厚的書風。“金石派”的書家大多同時在篆刻印石上也有很精彩的表現，一直延續到民初的吳昌碩、齊白石，基本上都是“金石派”一脈的美學運動的結果。
“北碑”與“南帖”
一般書法論述也習慣把“碑學”與北朝連在一起，稱為“北碑”。以二王為主的“帖學”，自然就被認為是流行于南朝文人間的“南帖”。
“北碑”、“南帖”的說法沿襲已久，大家都習以為常，其實卻可能是一種太過粗略的籠統分法，容易造成很多誤解。
“碑”還原到原始意義，還是指石碑上用刀刻出來的文字。這些石碑文字，最初雖然也用毛筆書寫，但是一旦交到刻工手上，負責石刻的工匠難免會有刀刻的技法介入，改變了原來毛筆書寫的線條美感。
北朝著名的“張猛龍碑”、“龍門二十品”，許多線條的性格不是毛筆容易做出來的，很顯然是石匠在刀刻的過程中，表現了刀法的利落、明快、剛硬。“龍門二十品”許多是墓葬祭祀刻在佛像周邊的記事文字，很多是社會底層百姓的制作，文化層次不高，書寫者不一定是有名的書法家。因此，負責刻石的工匠更有機會照自己的意思去改變字體，改變筆法為刀法，甚至改變原有書寫的字形，也偶爾出現別字錯字，卻開創了一種與文人書寫分道揚鑣的書法美學。他們原是無心插柳，后代書法家為了制衡文人書法的甜媚，反而從這些樸拙的民間書法中得到了靈感。
因此，“碑”與“帖”的問題，或許并不只是北朝書法與南朝書風的差別。
清代金石派大力贊揚的“爨寶子”、“爨龍顏”兩塊石碑，屬于晉人書法，石刻的地點在云南，并不屬于北方，一概稱為“北碑”就失之籠統。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出土的“王興之夫婦墓志”、“王閩之墓志”石刻，刻于東晉咸康到永和年間，永和九年（三五三年）正是王羲之寫“蘭亭序”的一年。
王興之、王閩之也是王氏南渡家族中的精英文人，但是從墓志石碑的字體來看，卻完全與“蘭亭”不同，與王羲之書風不同，與“南帖”的所有字體都不相同。
這塊王家在南方出土的墓志，引發學術上極大爭辯，當時中國古史方面的權威人物郭沫若就據此寫了否定“蘭亭序”的論述，認定“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從文章到書法都是偽造的。
郭沫若的說法驚世駭俗，但是把同樣年代的“王興之夫婦墓志”和“蘭亭序”放在一起排比，的確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字體與書法風格。
“王興之夫婦墓志”書體不像“南帖”，卻更接近“北碑”，字體方正，保持部分漢代隸書的趣味，卻已經向楷書過渡，拙樸剛健，點捺用筆都明顯介入了刻工的刀法。
“王興之夫婦墓志”的書法不一定能夠否定王羲之“蘭亭序”的存在，卻使我們思考到：同一時代、同一地區、甚至同一家族，書法表現如此不同的原因。
紙帛的使用
我們敘述過漢代隸書水平線條與竹簡、木簡材質的關系，抵抗竹簡垂直纖維的毛筆會加重橫向線條的用筆，最終形成隸書里漂亮的“波磔”。
三國魏晉是竹簡書寫過渡為紙帛書寫的重要年代，樓蘭出土的魏晉文物里雖然還有竹簡木簡，但是許多紙書文件的發現，說明“紙”與“帛”已大量取代前一階段笨重的竹簡木簡。“紙”與“帛”開始成為漢字書寫的新載體，成為漢字書寫全新的主流。
筆、墨、紙、硯成為“文房四寶”，如果在漢代，是無法成立的。因為漢代始終以竹簡書寫為主，紙的使用微乎其微。
筆、墨、紙、硯“文房四寶”與漢字建立長達近一千七百多年的關系，關鍵的時刻也在魏晉，王羲之正是“紙”“帛”書寫到了成熟時期的代表性人物。
收藏在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的樓蘭晉人李柏的“紙書”信札，是值得拿來與王羲之傳世書帖一起比較的。出土于西北邊陲的書風，竟然與南方王羲之書法如此雷同，從文體到字體都使人想到王羲之的“姨母帖”。
因此，魏晉“書帖”關鍵還是要回到“紙”“帛”的大量使用。毛筆在“紙”“帛”一類纖細材質上的書寫，增加了漢字線條“行走”、“流動”、“速度”的表現，漢字在以“紙”“帛”書寫的晉代文人手中流動飛揚婉轉，或“行”或“草”，瀟灑飄逸，創造了漢字嶄新的行草美學。
同時間，民間的墓志、刻石并沒有立刻受到文人行草書風的影響，即使像王興之、王閩之這樣南方文人家族的墓志，因為是刻石，還是沿用了“碑”的字體，并沒有使用“帖”的行草書風。因為很明顯地，“帖”的原本意思就是文人寫在“紙”“巾”上的書信文體與字體。
“碑”是石刻，“帖”是紙帛，還原到材料，漢字書法史上爭論不休的“碑學”與“帖學”，或許可以有另一角度的轉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