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認同 國家認同 文化認同
民族文學研究中有關作家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
周建江
內容提要：民族文學研究中對作家的研究不能忽視他們對民族、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的認同問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漢族作家多能夠做到認同，在少數民族政權下為其國家服務，在痛苦的嬗變中，完成自己的一系列認同。否則，無以在少數民族政權下生存和發展。對于民族政權下作家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問題，我們必須極為關注。這是我們正確認知作家的創作思想和心態、以及檢驗作家文學創作成果的核心問題。
關鍵詞：作家民族國家文化認同
作者單位：肇慶學院中文系
民族政權下的文學運作的作家隊伍的構成是較為復雜的。就民族屬性而言，有漢族作家和少數民族作家。漢族作家固然不必說，因為他們始終是中國文學的主體。少數民族的作家雖然只占作家隊伍的極少數，但是不乏佼佼者，例如元朝的薩都剌和清朝的納蘭性德；當然也有一般的作家，例如北周的宇文毓和清代的尹湛納希等人。不過有的作家的民族屬性并不是那么清楚，像清代的曹雪芹，可以說是漢族作
家，也可以說是滿族作家，而且各自的理由相當充分，難以對曹雪芹的民族屬性做出明確的界定，只好各取所需。就漢族作家的生活經歷而言，有始終生活在少數民族政權下的漢族作家，像五胡十六國時期來不及撤到江南的漢族作家和根本不愿意撤到江南的漢族作家，以及兩宋之際滯留或自覺地留在少數民族統治下的北方的漢族作家；有從漢族政權統治區域到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區域的漢族作家，例如南北朝時期大批的漢族作家投奔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即使這種情況也較為復雜，有自覺回歸北方的，有被迫來到北方的。被迫來到北方的也有兩種情況，一是戰爭失敗而被擄來到北方的，二是難以在南方漢族政權下繼續生存而避難于北方的。不管是何種原因來到北方，他們都是生活在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下，從事自己的文學創作。就少數民族作家的構成而言，如同漢族作家的構成一樣，也是多樣化的，對于他們來說，或是生活在本民族統治之下，或是生活在其他民族統治之下。如果是前者，則沒有什么問題；如果是后者，則又是少數民族政權下的非統治民族的作家。
因此，民族政權下的作家，有著較為復雜的民族屬性的界定問題。對于這個問題，以往我們通常都是將之擱置起來。但是，問題的擱置并不等于問題的解決，解決問題方是問題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對于民族政權下的作家研究中遇到的問題，其解決的辦法，我們認為，有三個問題是必須要加以解決的，即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問題。
民族認同是指作家對于自己所處地區的統治民族的認同，自覺地歸屬其民族性。作家對于民族的認同有兩種情況：一是對本民族的認同，二是對他民族的認同。前者是民族屬性的
問題，后者是民族性皈依的問題。
民族認同，是民族政權下的政治所最為關心、最為敏感及最為迫切解決的問題。在通常的情況下，除絕對的民族國家之外，像早期的蒙古以及早期的匈奴國家，民族政權的統治者所屬的民族都是少數民族，而且總體上處于劣勢。這樣說一是因為他們的人口數量遠遠地少于被統治的民族的人口數量，二是因為他們的人口質量遠遠地遜色于被統治民族的人口質量。軍事上的一時勝利并不能說明他們的強大，只能說明對手的孱弱；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軍事上的優勢也會發生逆轉。因此，這里所說的少數民族的劣勢主要指的是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劣勢。這種劣勢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乃至于深遠的。對于民族政權下統治民族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劣勢，統治民族自己也看得很清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采取民族認同的政策，用統治民族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影響力招攬和接納投入其民族懷抱中的其他民族成員，擴大自己的民族肌體，盡快改變本民族在數量上的劣勢，以求得平衡或壓倒的態勢，從而獲得自己民族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保障和持久。在這方面，民族政權的統治民族首先拉攏有著與自己相同或相近屬性的其他民族，南北朝時期北方的鮮卑族和匈奴族政權所采取的民族認同政策就屬于這種情況。他們或是將屬于同種的民族首先團結起來，像拓跋鮮卑、慕容鮮卑、宇文鮮卑；或是將屬于同種的不同部落及集團聯合到一起，匈奴政權就是這樣。之后再接納其他民族屬性相近的民族，遼金元朝的統治民族采取的辦法即是這樣。將民族肌體壯大之后，再分化強大的、人口占大多數的漢族，并將之納入自己的民族之中。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對漢族的分化改造，中
國古代歷朝歷代的民族政權的統治者都沒有能夠解決好同漢族的民族關系問題，都沒有能夠使漢族認同于少數民族。民族之間的差距過于懸殊是這個問題始終不能解決的癥結所在。通過民族認同的途經，民族政權得以生存和發展。
民族認同對于民族政權下的作家來說，影響是重大的。為了求得在民族政權下的生存和發展，作家們有時不得不接受民族認同；而一旦認同民族之后，便成為一種自覺，從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表現出民族屬性。所謂的外在表現即是使用民族語言、穿戴民族服飾、采用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等表現。例如，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漢族作家們，不論是早先滯留在北方的還是后來投奔到北方的，都逐漸拋棄了自己民族寬大的褒衣博帶式的服飾，改為民族政權下的緊衫短衣的服飾；與此同時，這些作家們還要學習民族語言，以備官事之需要。北齊高氏政權下會說鮮卑語言是要被重視的；一些文學作品本身就是用少數民族語言創作的，像!敕勒歌?和!木蘭詩?，前燕慕容氏的!阿干之歌?也是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歌唱的。因此，外在的語言、服飾的使用是民族認同的第一步，其次便是從種姓變更這樣的內在認同上完成民族認同。南北朝時期許多民族政權多采取這種方法，例如北周宇文氏政權曾經有過大規模的賜姓行動#。北魏拓跋民族政權也這樣做。例如王軌的祖先本是太原祁縣人，是漢代司徒王允的后人，是漢族著姓。然而在北魏朝，因?累葉仕魏%，故?賜姓烏丸氏%。王軌家族就這樣變成為鮮卑民族中的一員。這種賜姓的做法本是始作俑于漢朝。漢朝時曾將大批的匈奴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員賜姓劉氏。
民族認同對于非統治民族的作家來說，尤其是對于漢族作家來說，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民族認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不成功的，所謂的認同也只是暫時的，常常發生的事情是當這個民族政權結束統治時，其強加于其他民族身上的民族屬性也會隨之而被拋棄，恢復到自己原有的民族屬性上來。南北朝時北方民族政權在民族認同問題上所做的努力都是這樣的結果。因此，民族認同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情。盡管如此，也還是會有例外的事情出現。比如說清代作家曹雪芹，其祖先雖然是漢族人，但是由于幾代人都在為清朝皇室服務，成為內務府包衣，已然完成對滿族的民族認同，成為滿族的作家，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在民族政權下,
民族文學研究2003.3
對其作家的研究，回避民族認同的問題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應正視民族認同的問題。關注作家的民族認同問題，是民族文學研究的出發點之一。民族政權下的文學創作，必然要打上民族的特色。統治者的思想作為統治的思想，必然要反映到文學作品中，深入到作家的思想里。民族性是民族政權最大和最重要的政治。當然，民族性在文學作品中如何體現、如何影響或指導作家的創作，則有待做進一步的研究或作為個案詳加研究。
民族認同不單是對民族屬性的認同或接受，更主要的是對這個民族政權即國家的認同。國家認同是作家對于自己所處國家的認同，承認國家統治的合法性。這對于生活在民族政權下的作家來說尤為重要。
作家往往可以拒絕民族認同，卻不能拒絕國家認同。國家作為政治的最高表現，是作為個體的人生活的空間，它是不管你認同還是不認同而客觀存在的。拒絕這種認同僅僅是一種姿態上的表示而已。當年周武王伐商，伯夷、叔齊可以勸諫武王不要伐商；而當商朝滅亡之后，伯夷、叔齊可以不食周粟，也可以不作周朝的官。然而，伯夷、叔齊不是生活在政治的真空環境中，他還在喝周朝的水，呼吸著周朝的空氣。所以，不食周粟在實際意義上只能是一句空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任何人都不能對此視而不見，伯夷、叔齊也不例外。周民族可以不被伯夷、叔齊所認同，但對周朝卻必須要認同。同樣的事例發生在明清王朝更迭之際的漢族作家的身上就更能說明問題。最初滿族在中原建立政權時，必然要造成對原有政治的破壞，勢必要激起漢族人民的反抗，出現尖銳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爭。但是，滿族和漢族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爭并不是絕對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實際的事實是，絕大多數的漢族士人在斗爭無望之后，從最初的反抗變為停止反抗再變為接受統治。那些起初堅持抵抗的志士們，最終都承認了滿族的清政府，接受了大清國存在的事實，鄭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證。至于其子孫們的表現就更能夠說明問題。
與民族認同相比，國家認同較為容易。民族認同嚴格來說只是觀念上的東西或是一種政治理念，在實際的操作中是難以做到的。民族認同過程中的語言、服飾這樣的外在行為和像改變種姓這樣的內在規范，并不真正能夠改變人的民族屬性和民族忠誠。漢族政權要改造少數民族讓其接受漢民族的認同是做不到的；同樣，少數民族政權在改造漢民族使其接受少數民族認同時也是做不到的，真正能夠做到的是國家認同。
生活在民族政權下的作家們之所以能夠做到國家認同，就在于國家能夠為認同它的人們提供適合于他們的政治平臺，這個政治平臺將會滿足或是保障認同它的人們的生命及其物質財產，發揮其作用，實現其生命的價值。人的價值實現與否是人最多考慮的事情。這就是國家認同能夠做到的根本原因。于是，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和很清楚地回答：為什么當江山易手、朝廷變更、政權更迭之際，人們會很容易地投入到新政權的懷抱，為之效力而并不顧及其他，尤其是在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之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社會，每當南北方對峙時，民族政權居于北方，漢族政權居于南方，會有大批的漢族士人自愿地留在北方而不南撤，并且為統治這個地區的民族政權效力。當撤到南方的漢族士人們臨江北眺、慷慨激昂之時，其留在北方的兄弟們卻在安然地生活，從事著自己的事業，為少數民族政權出謀獻策，圖謀著吞并南方。這該是一種怎樣的巨大懸殊和反差。我們不能用一句?愛國主義%口號檢測這一切，問題遠遠不是口號那樣簡單。此處所涉及到的問題便是國家認同的問題。生活在民族政權下的被統治民族雖然不會承認這個統治的民族，但是不能不接受民族國家這個客觀存在，尤其是當這個民族國家能夠為這些人提供庇身之所和進身之路的時候。因此，為了某種需要的考慮，生活在民族政權下的被統治民族是會在國家提供的政治平臺上大展身手，并不介意這個國家是屬于哪個民族。五胡十六國北朝時期，為民族政權效力的漢族士人哪一個不是出身于當地的世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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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及漢族著姓。從西北到華北，張氏、李氏、王氏、裴氏、崔氏、柳氏、劉氏、盧氏等大姓豪門，哪
一姓氏中沒有人出來作官，為當局服務，并擴大自己家族的影響。又如，當幽燕十六州被割讓給契丹以后，何嘗沒有留在當地的漢族士人在作遼朝的官。遼朝如此，金朝又何嘗不是這樣。當北宋被金朝滅亡之后，金朝在將勢力范圍推進至淮水一線時，曾有大批的漢族士人南遷，他們到江南之后，形成了強烈的抗金愛國的主旋律，出現了許多我們至今仍在時時歌頌的英雄，也產生了許多杰出的文學家和文學作品。與此同時，也還是有大批的漢族士人沒有南遷，而是留在北方，效力于新生的民族政權。與辛棄疾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蔡松年。蔡松年與辛棄疾是同門師兄弟，他與其父蔡靖于宣和末年把守燕山府，兵敗降金。金朝時，蔡松年官授真定府判官，仕至右丞相，封衛國公。蔡松年是金朝漢族官員的代表人物，也是金代文學的代表人物。當辛棄疾于江南北固樓北望、慷慨悲歌的時候，蔡松年則是在飲酒賦詩，逍遙自在。辛棄疾與蔡松年各自同為當時南北方的文壇領袖，其對于國家的認同竟是那么的不同。如果說辛棄疾與蔡松年的例子只是個案的話，那么，明清王朝政權更迭之際，那些抗清與降清的漢族士人已然是群體了，各自的陣營都是那么人數眾多，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清朝坐穩江山之后，除極少數的漢族士人仍是在堅守自己的國家觀念時，其他的漢族士人都是已經在作清朝的官，認同于自己所處的國家。清政府的一紙博學鴻詞科幾乎網盡了天下的學人，國家成為人們觀念中的中心，使國家認同這個問題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解決。至于在以后的歲月里，漢族的士人們在民族的問題上已然麻木，完全為國家所同化，乃至于愚忠于清朝國家。王國維之死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說明。
民族認同難以做到，國家認同較為容易。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民族認同更多的是思想觀念上的問題，而國家認同則更多是物質層面上的問題。人們需要思想觀念上的精神力量的支撐，更需要物質上的現實力量的支撐。沒有物質力量的支撐，觀念上的支撐是不會長久的；更何況物質力量的支撐可以為人們提供更多的現實需要，滿足人們于觀念上得不到的實際利益。這是最現實的。因此，在實際的操作里，對于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問題的解決，民族政權固然要求如此，強調民族認同；但民族政權也深知，民族認同的問題的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時間、歷史的磨合。相反，國家認同卻是現實的，立竿見影。只要迫使人們為民族政權服務，久而久之，隨著國家為其所提供的物質利益所帶來的效應，民族國家是會得到認同的；再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族認同的問題便自然會得到解決。滿族清政權在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就是如此，最終，清朝的民族政權成為了全中國人民的政權，滿族也為社會成員之一，為漢族所接受和接納，完成了對其民族的認同。
與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相伴隨的問題是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對所處民族、國家環境中的一切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認同。民族政權下大的被統治民族成員，在接受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過程中，有一個痛苦的文化認同的嬗變過程。從拒絕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到認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由于中國古代社會的民族主體始終是漢民族，漢族文化博大精深，底蘊十分豐厚，影響的穿透力量極強，輻射的面度極廣，文化的優越感也就十分強烈。故而漢文化在本質上要遠遠勝出于與其同時期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其他民族文化。因此，當民族政權建立之后，在推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政策時，遇到的最大
阻力是來自文化上的阻力。士可殺不可辱。生命固然重要，但是生命的意義更重要。對于漢族士人來說，在相當的程度上，生命的意義遠勝于生命的存在，至少對于絕大多數的漢族士人來說是這樣。于是，文化上的認同就成為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問題解決的先決。
文化認同的問題過于復雜，復雜之處就在于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民族的文化實在是太落后于被統治民族的文化。文化的魅力和文化的征服力不是像軍事占領和政權建構那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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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軍事占領和政權建構也不容易。文化屬于上層建筑，分有形和無形兩種。有形的文化無非是像語言、文字、服飾、飲食這樣低級的和政治措施、禮儀制度、文化形態這樣高級的；無形的文化深藏于人們的思想里面，潛意識地發揮著作用。所以，文化認同乃是有形和無形兩方面的雙管齊下，以有形改變無形。理論上是應該如此，然而在實際操作上卻較為困難。原因就在于，從歷史的事實來看，文化認同更多是少數民族文化向漢文化靠攏，認同于漢文化。乍看起來，這與少數民族政權所推行的文化認同政策相矛盾，實則不然。少數民族文化向漢文化的靠攏，固然是因為先進文化對落后文化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所致，但也不排除漢文化的機體中有著某些原本不是漢文化的因素。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其文化構成雖然說是以漢文化為主體，但也是有著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化成分的加入。因此，少數民族政權在推行文化認同政策的過程中靠攏于漢文化是不爭的事實&，但更多的是從漢文化
的肌體中尋找到符合自己民族需要的文化成分，為我所用，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民族政權所推行的文化認同政策，目的只有一個，即承認民族政權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文化上的合理性，并在文化認同的過程中，達到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這個最終目的。我們從滿族清政權的一系列文化措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點。滿族清政權憑借著幾百萬的人口治理著幾萬萬的人口，統治時間長達成276年，如果不是外來資本主義侵略的話，統治的時間或許還會更長些。人口數量上的巨大的差距并不影響清政權對國家的治理，原因就在于得到了漢族的認同，尤其是在文化認同這個方面。清政權通過對中華文化的整理、發掘、研究、應用，特別是通過對漢文化的整理、發掘、研究、應用，表面上看是被漢文化所征服，實則是得到了漢文化對自己民族及其文化的理性認同；而正是這種表面上對漢文化的屈從，使得漢文化接納了滿族文化。這個事實一旦成立，這種認同一旦成立，角度和分量便會發生變化和偏轉。原先的文化屈從者便會成為新文化的領導者，成為新文化運作的主宰。整部清朝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無不說明著這一切。所以，文化認同在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三者關系之中扮演著主導的角色，是所有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
因此，民族政權下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是我們在對民族政權下民族文學研究中作家研究時要正視的問題，其中對漢族作家的研究更應如此。
中國古代民族政權下的文學創作的主體是漢族士人。他們的民族出身和傳統的文化觀念決定了他們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上的獨立性，體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但是，由于他們所處的環境是民族政
權、民族國家，他們又必須為其服務，不管是被迫的還是自愿的，故又都存在著國家認同的表現。于是，在更高層面上的文化認同呈現出較為復雜的局面：或認同于民族，認同于國家；或不認同于民族，卻認同于國家；或民族、國家都不認同；或是其他更加復雜的情況。
盡管有這樣的明顯的客觀事實的存在，但是當我們對于中國古代民族政權下的文學，特別是對漢族作家進行研究時，存在著明顯的偏差和不足。具體表現在，我們在作家的研究中更多地關注于作家的民族主義情結，對于原有國家認同的情結，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鄉關之思，在更高意義上說是?愛國主義%。于是一些緬懷故國、情系鄉土的憂憤深廣的作品被置之于紙端，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應當說，這樣做沒有什么錯，但又不完全對。作家的心路歷程是漫長的，其間的變化也是復雜的。一般說來，少數民族政權下的作家，特別是漢族作家，會由最初的拒絕轉變到認同上來，并且會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予以表現。以南北朝時期的作家庾信來說，其在民族政權下所創作的!小園賦?、!枯樹賦?、!哀江南賦?、!擬詠懷?二十七首等作品，固然張揚了作者的民族情結和愛國主義精神，值得我們重視；但在另一方面，庾信在北朝生活期間，由于其出色的文學修養，得到了北周政權的禮遇。!周書?本傳有曰:?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于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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