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辛棄疾南歸前期詞的創作(一)
【內容提要】
歷來研治辛詞者，對辛棄疾南歸后詞的創作的發展變化，較少注意。實則辛氏南歸后，以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落職退居為界，詞的創作也明顯地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詞作多寫其南渡之初的復雜心態和身世之感，手法多用比興，詞風兼具深婉細約和清疏剛健之美，而后期則直以詞為陶寫之具，無施不可，沉郁頓挫，雄奇悲愴。簡單地以“豪放”或以詞備眾體論辛詞，既不符合辛詞創作發展的實際，也難以涵蓋辛詞的主要風格。
【關鍵詞】辛棄疾前期詞作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詞人，辛棄疾在詞的創作上，似乎從一開始就站到了一個后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因為現存的六百二十多首辛詞，無例外地都是他南歸以后的作品。其實，辛詞的創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在其南歸前既已植下了深厚的藝術創作根柢①，而在其南歸后也曾經歷過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細心尋繹這一過程，我們會發現，辛棄疾南歸后的詞作，以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為界限，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雖然前期詞作的數量只是后期的六分之一強，然而其時間跨度卻與后期大約相當。它既是辛詞創作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與后期詞作有著密切的聯系，又在內容和手法、技巧與風格等方面，顯示出與后期辛詞的差異。關于辛棄疾南歸后期的詞作，我們將另
文討論，這里擬就其前期詞作略作探討。
一
辛棄疾自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南歸宋廷后，官職不斷有所升遷。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棄疾出任江西提點行獄，此后則大致輾轉于江西、兩湖安撫使、轉運使之任，直至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被彈劾落職。在這一長達近二十年的時期中，他恪盡職守，不斷展現其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并逐漸為宋孝宗和宰執大臣所了解和認可，但他剛強果毅的思想品格和處事作風與南宋頹靡不振的政風、士風不斷產生矛盾沖突，他不能忘懷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愿望，利用多種機會，提出恢復方略，但其自北歸南的身份終與多士有隔閡，其恢復之志也難以為多數人所理解，乃至屢遭讒言蜚語、猜疑詆毀和擯斥排擠。這就使得辛棄疾南歸前期的詞作，具有十分復雜的思想情感內涵。
辛棄疾在率部南歸后的十數年中，雖則宋孝宗還并未因隆興北伐的失利而完全放棄收復之志，但新環境卻使辛棄疾自此幾乎已不再可能馳騁疆場，直接參與他早年就曾苦苦為之謀劃、奮斗的恢復事業，隆興和議以后大致又趨于沉寂的南宋政局，尤不能不給辛棄疾的心頭蒙上一層濃重的陰云。他深恐朝廷以一小勝負而屈己求和，就此放棄恢復大業，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深深憂慮。而這種憂慮，也時時表現于辛棄疾此一時期詞的創作中。
在現存的六百多首辛詞中，據鄧廣銘先生考證，以詞人南渡之初寫于江陰簽判任上的〔漢宮春〕《立
春日》一首作年最早。詞曰: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裊裊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東風從此，便熏梅染柳，更沒些閑。閑時又來鏡里，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西園”本是三國曹魏時期鄴下的名園，此處當指詞人在故鄉濟南的寓所。由春來想到故園的燕子要還巢了，而自己仍“客”居江南，反不如塞雁；南歸后要成就一番事業，自當有許多事要做，但如何才能有所作為卻存在許多未知數。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下，立春給詞人所帶來的，便似乎并非都是蓬勃的生機，滿懷的希望，而就中更交織著光陰荏苒、青春將逝的憂愁，流露出對故園難歸和恢復難期的隱憂。
干道八年（1172），距上詞寫作約十一年，時任滁州知州的詞人在〔木蘭花慢〕《滁州送范倅》中寫道:
老來情味減，對別酒，怯流年，況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圓。無情水都不管，共西風
只管送歸船。秋晚莼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賢。想夜半承明，留教視草，卻遣籌邊。長安故人問我，道愁腸酒只依然。目斷秋宵落雁，醉來時響空弦。送別之外，竟開始嘆老嗟卑，而其時詞人不過是剛過了而立之年。可見其十數年來，愁腸依舊，并無改觀。
詞人在這一時期的許多作品中不斷地抒發愁情，又常把這一具有特定內涵的“愁”，戲稱為“閑愁”。
我們看他的〔滿江紅〕《暮春》:
家住江南，又過了清明寒食。花徑里一番風雨，一番狼籍。紅粉暗隨流水去，園林漸覺清陰密。算年年落盡刺桐花，寒無力。庭院靜，空相憶，無說處，閑愁極。怕流鶯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處也?彩云依舊無蹤跡。謾教人羞去上層樓，平蕪碧。
此詞寫傷春、念遠，似乎輕婉平淡，不著痕跡。然據鄧廣銘先生考訂，這是辛棄疾南歸后可考作年的第二首詞，寫于隆興二年（1164），也就是南宋隆興北伐失敗后次年春所作，其詞意也就耐人尋味了。再聯系到多年后辛棄疾所云:“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之不為衰止。”②可以推知，這次失敗對懷抱恢復之志南歸的辛棄疾的打擊，在當時是相當之大的。因而詞人在作品中所抒發的傷春、念遠之情的深層涵義，實是對隆興北伐失利的惋惜和對恢復前景的深深的憂慮，這與他當日雖所處地位低下卻仍要縈心恢復的心態是完全吻合的。
其實，辛棄疾不但于南歸之初地位低下時要縈心恢復，而且在干道四年（1168）官建康府通判以后，即在其仕進已相當順利的情況下，仍舊不斷地在詞中抒發著這種“閑愁”，只不過這種“閑愁”較之此前，內涵更為復雜罷了。
二
這仍應從辛棄疾的南歸說起。
宋室南渡以后自北歸南的文官、武將與百姓等甚多，以至于成為宋、金長期對峙局面下南北政權處理相互關系的一個很敏感的問題③，而宋高宗紹興末金海陵王完顏亮南侵之際，與辛棄疾先后南歸的官吏、士大夫也不在少數。像范邦彥、王友直、王任、王世隆、賈瑞等，皆是其例。當時，對這些舍北方政權而歸宋的人士，有一些專門的稱呼。南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三曰:“歸正，謂原系本朝州，因陷蕃后來歸本朝;……歸朝，謂元系燕山府等路州歸本朝者；忠義人，謂元系諸，見在本朝界內或在蕃地，心懷忠義，一時立功者。”④歸正人、歸朝人、忠義人，又統稱歸正人。這種標志人物身份的稱謂不但帶有一定的輕視意味，而且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對他們的使用也往往是與其他人區別對待的。如歸正的官員一般只允許添差某官，而不厘務差遣，即只給一個閑散的官職而無實權。如舉城南歸的范邦彥，本當超授，也只是被任為添差湖州長興丞的閑職。王友直率軍南歸，亦僅授復州（今湖北天門）防御使。同樣，辛棄疾南歸之初被授以江陰簽判，也很正常，只是后來他以其卓越的政治、軍事識見和實際才能，逐漸為宋孝宗和執政大臣虞允文等所賞識，遂成為一方帥臣。以至牟很感慨地將他與范邦彥相比，謂范“與辛公棄疾先后來歸，忠義相知，辛公遂婿于公。公當審時，陳公俊卿、王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果用，赍志以歿。辛公聲名日起，入則導密旨，出則躋執撰、領帥垣。嗚呼，公之不遇，命也”⑤。
歸正人是宋、金長期對峙局面下的產物。靖康之難以后，宋朝的許多命官、士大夫及百姓，迫于情勢，
不得不降金者甚眾，然其后又有不少人想方設法渡淮過江，歸附南宋政權。宋高宗紹興中、紹興末和宋寧宗開禧初宋、金戰爭期間，更有大批士人自北南來。他們南歸的動機，多半是出于對宋廷的擁戴和對國家的眷戀，出于受儒家夷夏之辨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和熏陶，出于對金統治者民族歧視和殘酷壓榨政策的不滿和逃避。這些人南歸后，在抗金恢復、從事生產和保存、傳播中原文獻等方面，均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努力和貢獻⑥。然而，歸正人在南渡后，其為宋廷之所拒、納和南歸后的境遇以及所發揮作用的大小，又往往隨著宋、
金戰和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當宋、金矛盾激化，對抗加劇，宋廷需要這批人抵御金兵，或形勢對宋有利，恢復呼聲高漲之時，宋廷對歸正人就多能以優容為主⑦。如果宋廷內部和議占據上風時，則又有遣返歸正人的作法。而在政治上對歸正人的種種防范、約束和限制措施，更是一直都有的，甚至出于劃疆自保和狹隘心理的猜忌與迫害，也時有發生。如宋高宗建炎二年七月，曾“詔郡發歸朝官赴行在。時所在多囚禁歸朝官，有疑則加殘害，一郡戮至千百人。上憫之，故有是命”⑧。范成大也曾向朝廷呼吁:“乞除‘歸明、歸正人’，以示一家。”⑨然“有疑則加殘害”，足可見其對歸正人猜忌之甚。當然，歸正人本身的成分也相當復雜，且不同時期亦有變化，此處非能詳論，然有一點恐怕沒有疑問，那就是歸正人不但在政治生活中受到許多有形的約束和限制，而且他們在心理上也承受著來自朝野的許多無形的歧視。對于辛棄疾來說，他可以憑著自己的才力在仕途上不斷有所升遷，但是，他卻難以改變自己歸正人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恪守職責，盡其心力，所至多有政績，卻未必能讓宋廷將其完全視為“一家
”人；他可以懷抱恢復大志，并終生為之奮斗，絕無怨悔，然而卻又難以超越他所生活的那個悲劇的時代，難以以一人之力改變當日朝野上下因循保守的政風、士風，難以完全擺脫來自不同方面或隱或顯的不理解、輕視、讒毀與排斥。總之，以其歸正人的身份，不被視為一家，不合于當日政風、士風，甚而橫遭詆毀與沮抑，卻仍舊不肯放棄收復中原的政治理想和愿望，仍要憂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這就使得辛棄疾干道四年以后的詞作中不但依然“閑愁”不斷，而且較之此前，更多了一層身世之感，多了一種憂讒畏譏的復雜內涵。干道四、五年間，辛棄疾官建康通判時曾作有〔念奴嬌〕《登建康賞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一詞，詞中寫道:
我來吊古，上危樓贏得，閑愁千斛。虎踞龍蟠何處是，只有興亡滿目。柳外斜陽，水邊歸鳥，隴上吹喬木。片帆西去，一聲誰噴霜竹?卻憶安石風流，東山歲晚，淚落哀箏曲。兒輩功名都付與，長日惟消棋局。寶鏡難尋，碧云將暮，誰勸杯中綠?江頭風怒，朝來波浪翻屋。
史致道即史正志，此人政治上雖頗有投機之嫌，然此時卻是建康知府并兼江東安撫使、沿江水軍制置使、行宮留守等數職在身的方面大臣，而建康是進圖中原退保江浙的軍事要地，處在這樣一個重要的職位上，無論是朝廷任命的動機還是一般官員、士人對他的期望，無疑都是希望他能夠有所作為的⑩。所以，辛棄疾在寫贈史正志的詞中，不但一再地勸勉和稱揚其“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滿江紅〕《建康史帥致道席上賦》），“從容帷幄去，整頓乾坤了”（〔千秋歲〕《金陵壽史帥致道，時有版筑役》），而且也會時而吐露自己的心跡。在這首登臨懷古的詞作中便是如此。賞心亭
本為建康一游覽勝地，然辛棄疾登樓所見、所感卻是滿目衰景和興亡之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片對東晉謝安的追懷，并非江左風流宰相的瀟灑，而是其晚年的忠信見疑。何以會如此呢?據鄧廣銘先生考證，淳熙元年，時任滁州知州的辛棄疾，曾讓他的朋友周孚代他給新任建康留守葉衡寫過一信，信中寫道:“自惟菅蒯，嘗侍門墻，拯困扶危，韜瑕匿垢，不敢忘提耳之誨，何以報淪肌之恩。茲以卑身，復托大府，雖循墻以省，昔虞三虎之疑；然引袖自憐，今有二天之覆。佇待熒煌之坐，少陳危苦之辭。”11這段憶及干道中任職建康通判經歷的話，無疑透露出辛棄疾當日處境并不很愉快的一面。故而詞中之寫謝安，實是借古人之酒澆自己胸中之塊壘。“謝安風流”，尚遭讒言，這對自北歸南的詞人來說，自然可引以自解；不過謝安畢竟曾遣兵抵御前秦苻堅，為東晉的偏安，立過大功，而詞人收復中原的政治理想和抱負既無人理解、無從實現，一些無端的讒毀排斥又不能幸免，則何能不為之深慨。
辛棄疾還有一首很著名的詞〔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為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
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論者多引辛棄疾同年所作《論盜賊札子》中的一段話釋之，曰:“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為，殺身不顧。況陛下付臣以按察之權，責臣以澄清之任，封部之內，吏有貪濁，職所當問，其敢瘝曠，以負恩遇。自今貪濁之吏，臣當不畏強御，次第按奏，以俟明憲，庶幾荒遐遠徼，民得更生，盜賊衰息，以助成朝廷勝殘去殺之治。但臣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顧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使他日任陛下遠方耳目之寄者，以臣為戒，不敢按吏，以養成盜賊之禍為可慮耳。”這當然是對的，然我們以為仍有必要指出，就中所謂“臣孤危一身久矣”、“臣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的具體內涵，主要還是指的其所作所為與當日士風之間的不合以及由此引發的辛氏“歸正人”的身世之感。早在南歸之初所作《美芹十論》和《九議》中，辛棄疾就曾一再論及歸正人的問題。比如他分析歸正人南歸后的處境說:“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求自釋于廟堂，又痛事形跡，愈不加恤。間有挾不平，出怨語，重典已縶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俸給為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美芹十論·屯田》）語已沉痛。在《九議》中，他更進一步說:“事有甚微而可以害成事者，不可不知也。朝廷規恢遠略，求西北之士，謀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東南之士必有悻然不樂者矣。緩急則南北之士必大相為斗，南北之士斗，其勢然也。……某欲望朝廷思有以和輯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協濟事功，則天下幸甚。”尤其耐人尋味的是，辛棄疾在《美芹十論·防微》一篇中，又引述《戰國策·趙策三》中的故事曰:
臣聞之，魯公甫文伯死，有婦人自殺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而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自殺，是必于其長者薄，于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則是為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為妒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為妒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12辛棄疾如此不避嫌疑地屢屢論及歸正人的問題，尤其是這段不無辛酸的坦言，當然決非泛泛之論。它真實地反映了其志在恢復和有所作為而又深恐終遭排擠擯斥、一事無成的矛盾和痛苦的心靈，反映了當日許多南歸士人所面臨的共同的生存窘境。這與此詞中“蛾眉曾有人妒”的形象的描寫，以及與詞人同一時期在其它詞作中所寫到的“傾國無媒，入宮見妒，古來顰損蛾眉”（〔滿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韻》）等等，其內涵皆相一致。
當然，辛棄疾從南歸后，自江陰軍簽判、廣德軍簽判而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江西提點刑獄，直至知江陵兼湖北安撫使等，官職不斷升遷，其仕宦應當說是相當順利的。這與宋孝宗即位后銳意恢復，多用張浚、虞允文等主戰人士為相，多用西北之士，大有關系。至于他淳熙八年的被彈劾落職，那主要是他剛毅果決的處事作風與南宋因循保守的政風、士風相沖突的結果。所以，位居下僚而憂心恢復，數遭猜忌排斥而憂讒畏譏，并非辛棄疾南歸前期心態的全部，對收復中原抱著堅定的信心，對宋孝宗及虞允文、葉衡等懷抱知遇之恩，盼望著自己能在南歸后的政治生涯中一展才抱，同樣也是其心態中合乎情理的一個重要方面。
總之，辛棄疾在其南歸前期的近二十年中，無論是身處下僚還是躋位帥臣，他所始終縈繞心懷的都無非是恢復一事，無非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責任感，其詞中一切的“愁”或“閑愁”，皆由此而生。正如顧隨先生所指出的，在辛棄疾內心深處，“總有一段悲哀種子在那里作祟”，“一部《稼軒長短句》，無論是說看花飲酒或臨水登山，無論是慷慨悲歌或委婉細膩，也總是籠罩于此悲哀的陰影之中”13。只不過這種憂愁和悲哀，由于其“歸正人”的身份和處事作風的剛強果毅連帶著所遭受到的一些無端的猜疑、讒毀和沮抑，表現在詞的創作中，遂愈顯沉重復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