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比較文學2009年第1期（總第74期）
研究成果相當有限。而中國學者從20世紀初以來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了跨越文化、跨越語言的文學理論比較研究起點上，即所謂“文藝學詩學”的范疇，并且出現(xiàn)了《談藝錄》、《管錐編》這樣的巨制鴻作和眾多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比較詩學界30年的努力，總的趨勢是從非學科化零散研究向?qū)W科化的系統(tǒng)研究整體推進，盡管眾聲喧嘩，泥沙俱下，但一條基本向上的演進線索和范式構建軌跡還是可以辨認的。譬如，從理論概念范疇的簡單1+1配對式（如迷狂與妙悟）比較，走向共同論題（如言意關系）的多方對話式探討；從以西方理論為范式去“整合”中國文論，到尋找“相切部分”和“共相”的交集互補；從野心勃勃的要建構統(tǒng)一“普世性”理論，到主動解構自身，嘗試去搭建包括非西方理論（如印度，日本，阿拉伯）在內(nèi)的，具有文化差異的多元復數(shù)理論的對話平臺；從借助賽義德“理論旅行”的概念，倡導開展“國際詩學關系史”研究，進而認識到當今世界理論本身的跨學科、跨語言和跨文化特性，從而倡導廣義的，包含文化思想史反思的比較詩學研究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比較詩學研究的確具有自己特殊的價值取向和問題意識，并且正在摸索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路徑。而事實上，任何地區(qū)和國家民族的文學理論，即使是盛極一時的現(xiàn)代西方理論，在今天這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在文學和文學理論生產(chǎn)、傳播、消費和評價具有文化共創(chuàng)特征的現(xiàn)代語境中，都將會遭遇到由于文化差異所導致的理論失效和通約性困擾，都將面臨對話溝通的迫切需求，因此，認真總結中國本土比較詩學的研究經(jīng)驗，對于國際比較文學在21世紀的未來發(fā)展，也不是完全沒有
意義的。在這方面，我們當然比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更了解我們自己。
參考文獻：
[1] 韋勒克. 比較文學的危機[A].張隆溪. 比較文學譯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
比較文學的學科導向和問題導向
劉 康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上海 200030；美國杜克大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6101（2009）01-0032-4
就蘇珊?巴斯奈特對比較文學的反思而言，她提出的關于學科和方法的觀點是很尖銳的：“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都不應該看作是學科：它們都
劉 康 比較文學的學科導向和問題導向
是研究文學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閱讀文學的方法。比較文學的危機，源自于過分規(guī)定性與明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論的結合，它們實際上并不具有普遍適用性，也互不相關。”這位英國學者看來對于
學科和方法的問題比較敏感，她的提法指向?qū)W科和方法問題背后更大的背景。這個背景的兩個關鍵詞是“特殊性”和“普遍適用性”，或“普遍性”。這兩個關鍵詞包含了知識界關注的當代文化思潮和動向，也同時包含了全球化語境下的世界格局的變化和動向。
簡言之，在當前這個全球化格局下，現(xiàn)實世界轉(zhuǎn)型的主要特征是發(fā)達的民族/國家如西歐、北美和日本要通過經(jīng)濟全球化（跨國資本、知識經(jīng)濟、信息高速公路等）來實現(xiàn)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發(fā)展中國家則要通過全球化來取得發(fā)展的權利和空間。這其中，傳統(tǒng)民族/國家間的利益訴求的差異與矛盾是非常大的，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上的是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化來化去，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民族/國家，如美國、日本，或民族/國家的利益共同體，如歐盟。利益最大受益者也同時掌握了最大話語權。這些民族/國家卻不斷祭起全球化大旗，挾人類普遍價值或普世論之名以令天下。上世紀末的普世論是“人道主義干預”，美國和北約在科索沃發(fā)動的戰(zhàn)爭就是以此為名，大打出手。進入21世紀以來，“反恐戰(zhàn)爭”成為美國布什政府推行全球戰(zhàn)略的口號，也是美國版普世論的核心。不過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遭人詬病，讓西歐盟友不敢大張旗鼓地認同其明顯的反伊斯蘭文化價值取向。美歐主導的普遍主義也在世界上打了許多折扣。不過，在經(jīng)濟、社會與文化方面，美國版“自由市場”、“民主”、“人權”等普世論在冷戰(zhàn)以前蘇聯(lián)東歐變局而告終之后卻大行其道，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和新保守主義政治一時間成為這個世界支配性的主流價值觀。
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界關注的“特殊”和“普遍”的問題往往充滿了現(xiàn)實政治的殺伐和血腥氣息。美歐版
的自由市場、民主人權的普遍主義一方面在主流經(jīng)濟學、政治學界備受推崇，在批判性較強的人文學科如文學、歷史、哲學等卻受到越來越嚴厲的批評和質(zhì)疑。在美國內(nèi)部的多元文化或文化多樣性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如何繼續(xù)堅持歐洲的、白人的、男性的各種“中心論”也即普世論立場？在人文學科，這些年來倍受關注的是“認同政治”、后殖民主義批評、非裔美國人文化或混合型（中間加杠式）文化（包括亞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文化等等）、“大流散”文化（Cultural Diaspora）等，統(tǒng)統(tǒng)對準了主流社會的普世論。擁有強勢話語權的商學院、法學院、經(jīng)濟、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跟人文學科的套路這些年來越來越南轅北轍，各說各話，早已沒有了知識和思想的共識。到了2008年末，金融海嘯、經(jīng)濟危機衰退和大蕭條不再是左翼知識界的預言，
中國比較文學2009年第1期（總第74期）
而成為嚴酷的現(xiàn)實。強勢話語權擁有者們所依賴的自由市場萬能的理論基石也正在土崩瓦解。普世論在西方的思想共識、知識共識還有幾天好日子？如果這些共識都崩潰了，我們以什么樣的特殊性、何種不同選擇來取而代之？
對于比較文學這類關乎人文、審美、終極價值等“軟價值”的學科來講，由于早就對普世論持批判懷疑和解構立場，未雨綢繆地預見到思想和知識共識的不可靠、不可信、不確定，像蘇珊?巴斯奈特不斷宣告“比較文學學科氣數(shù)已盡”的舉動，本來是不足為奇的。巴斯內(nèi)特其實在做一個一般性的陳述，“比較
文學”只是一項變量而已。陳述其實是“XXXX學科氣數(shù)已盡”。如果做一些推演闡釋的話，我們可以說這一陳述的含義是普世論的基石都瓦解了，思想和知識的共識也崩潰了，那么建立在這些基礎上的“學科”（或“規(guī)矩”）將何去何從？
作為歐美人文學者，巴斯奈特的這類言論并非危言聳聽。她的激進言論透露出來的是強烈的問題意識。對于比較文學來講，我們面臨的許多問題都是必須回答的。杜克大學前文學系主任杰姆遜11月將去挪威領取霍爾伯格紀念獎金（獲獎者包括哈貝馬斯、克里斯蒂娃等），臨行之前，在杜克大學的慶祝會上先把他的領獎演講“世界文學有沒有外事辦公室？”預講了一下。杜克的文學系是他1985年創(chuàng)辦的，他堅持不要前面的“比較”一詞，但卻是“比較文學”在美國的重鎮(zhèn)之一。他的演講主題鮮明：要把握文學（或世界文學，或比較文學）面臨的問題，就要思考有沒有“文學的外交政策”或“外事辦公室”問題（或曰“如何提升文化軟實力”問題）；就要思考文學、文化的“國內(nèi)形勢”和“國際形勢”的差異問題（即作品在國內(nèi)和國外如何流傳，如何被翻譯、被解讀等問題）。杰姆遜重新提出了“民族文學/世界文學”里的“民族”問題，認為要把“民族”、“民族主義”問題當成“民族形勢”（national situation）來把握。他所謂的“形勢”是動態(tài)的、歷史的、復雜的，是“民族”的觀念和現(xiàn)實的互動。落實到文學作品上，就是要在讀者和文本的二元關系上增加國際、國內(nèi)的流轉(zhuǎn)、變異性，構成闡釋的四重關系。杰姆遜強調(diào)需要有歷史的、辯證的態(tài)度來看待民族文學、世界文學、民族形勢，尤其是在當前這個普世論和共識面臨極大變數(shù)的時刻。當然，人類尋求美好生活的普遍價值和共識是不會瓦解和消失的。正在瓦解和崩潰
的不過是狹隘的普世論和共識，如歐洲中心論的文化觀、審美觀，如美歐中心的文化“外事辦公室”。此外，所謂“外辦”的說法也是跟“學科/規(guī)矩”有關的，“學科”難道不是各種制定規(guī)矩、分配利益的“辦公室”嗎？
當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在建立和發(fā)展學科和規(guī)矩的“民族形勢”來講，猛批“學科建設”或聲稱“XXXX學科氣數(shù)已盡”一定要遭遇尷尬
王向遠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已經(jīng)移到了中國
劉 康 比較文學的學科導向和問題導向和質(zhì)疑，在最終的利益分配上也會出大問題。比較文學研究難道無關乎利益分配？“利益”（interest）也即“興趣”，更是“價值”（value）的核心。那么以關乎人類“價值”、“興趣”、“情感”、“審美”等為己任的比較文學研究或文學研究，也應該光明正大地討論利益問題。不過需要提醒我們自己的是，中國比較文學的最大利益所在，依然是當下亟需我們迫切關注的“民族形勢”和全球化形勢，以及這些大背景下面具體的文學流轉(zhuǎn)、變異、闡釋的細節(jié)問題。換言之，問題導向關乎我們的最大利益。“學科導向”往往會成為我們追求自身利益分配的手段，因此我們常常會忘記了問題導向才是我們的利益所在。
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已經(jīng)移到了中國
王向遠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85）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I006-6101（2009）01-0035-3 出于教師的職業(yè)習慣，我讀任何文章，一要看其是否有新見或有新意，二要看文章本身的結構布局乃至文字表述是否美，然后做優(yōu)劣判斷。老實說，近年來譯介過來的許多西方學者的學術論文，從以上兩個角度看，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譯介過來的東西一般都是經(jīng)譯者精心挑選的，但即使如此，也仍不免給人一種“無非如此而已”的感覺。倘若是在中國，那種水平的論文連發(fā)表恐怕都成問題，但西方人發(fā)表的東西，在中國則被高看一眼。個中緣由，耐人尋味。
巴斯奈特的這篇《二十一世紀比較文學反思》有何新見？怪我有眼不識泰山，橫豎看不出來，只覺得是老生常談。而且連文章本身的邏輯結構也顯雜亂，即便是譯者流暢的譯文，仍無法掩飾原作本身的缺陷。在對世界比較文學的發(fā)展與前景所做的理論思考中，中國學者已有的論述顯然比這篇文章高明許多。可惜，不懂中文的巴斯奈特們無法閱讀。
不能閱讀中文的西方學者們似乎根本不覺得有什么缺失和不安，而在中國，99%的學生不得不學英文，久而久之就養(yǎng)成了一種習慣，對英語世界的風吹草動都凝神屏息，而西方人對中國學術或閉目塞聽或視而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