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釋甲骨文“聿、律”，揭秘法律和道義的起源和本質
“律”字甲骨文結構與現代漢語相同，左“彳”右“聿”。
“ 彳”就是行的半邊，指代行。行的甲骨文為
，
是一個十字路口，意思是順道而走、而行。因此行有執行、踐行之意。《廣雅·釋言》說：“律，率也。” 《中庸》說“率性之謂道”，朱熹注：“率，循也”。
宋均注《春秋元命苞》：“率，猶遵也”。 因此律有遵循之意，而這一意就是由“彳”所發出。
但是，遵循、踐行只是一個動詞、動作，其本身是空洞的，關鍵在所遵循和踐行的對象，而這個對象就是右邊的“聿”。也就是說，整個“律”字實質上是一個動賓結構，左彳是動詞，右聿是賓語。因此，釋讀“律”字的關鍵，在于對“聿”的釋讀。
“聿”的甲骨文字形表現為兩種形態，一種形態于“尹”字同。對于甲骨文“尹”字我們在前篇文章中進行了釋讀，其字形是由右手握筆之象，呈現書契刻畫者正在刻畫書契的場景。刻畫書契就是簽訂契約，而書契刻畫者是契約雙方的中保，不僅具備書契刻畫技術，更重要的還要德高望重。
因此，“尹”的原始意義有兩個，一個是用作動詞，一個用作名詞。用作動詞是幫助別人訂立書契、契約，用作名詞是幫助別人訂立書契、契約的人。即便是現在，契約、合同也是維持人與人良好關系，實現社會良好秩序的基本工具。因此，作為中保幫助別人去訂立契
約實際上就有治理社會的含義。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能夠更好地理解《周易·系辭》為什么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這里的“百官”是“百工”，即各行各業。
“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這句話明確說明，結繩的本質依然是契約、合同，書契只是契約的升級版。這意味著契約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在整個中國文明史中，具備基礎與核心地位。而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中國文明的契約特征是異常突出的。契約不僅首先在中國文明出現，而且遠遠早于其他任何文明，包括所謂的古兩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
而現代人卻想當然地認為，以契約為中心社會秩序只是現代文明才有的，契約秩序的實現需要以現代政府的出現和現代法律制度的出現為前提。而中國的歷史事實是，在政府和法律出現之前，中國歷史中存在一個漫長的書契時代，長達數千年，甚至上萬年。
在書契時代，沒有政府，沒有法律，但是卻有書契、契約，而且僅僅憑借書契，人與人之間就可維持良好協作關系，整個社會就可維持良好秩序。這就是“書契之治”。
需要再次強調一下，不要看到“書”字就和語言化的文字，就和紙筆聯系起來。“書契”之“書”和語言化的文字沒有任何關系，和紙筆沒有任何關系，因為語言化的文字，以及紙筆的出現，遠遠晚于“書契”。“書契”之“書”，用作動詞是指用刀在木頭上刻畫書契文，用作名字就是指書契文。
語言化的文字就是與語言密切聯系的文字，就是語言的符號化，也是現代一般意義上文字。現代社會最大的一個謬見就是把語言化的文字當成文字本身，把語言化文字的起源當成文字本身的起源。說什么古兩河的楔形文字是人類最早文字，其次是中國的甲骨文。其實，無論西亞的楔形文字，還是中國的甲骨文，都非文字的初始狀態，而是文字的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的，也是整個人類的文字的初始狀態是書契文。人類文字起源于中國的書契時代。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甲骨文“文”字就是兩排契齒紋的交錯，文就是指書契文，就是指書契。“文明”就是因“文”而“明”，也就是因“書契”而“明”。故而，“文明”就是“書契明”。同樣，“文化”就是用“文”去“化”，去教化。也就是用“書契”去“化”，去教化。
對遠古時期漫長的書契時代，在中國最主流的傳世文獻中，在《五經》中，盡管信息很少，
但卻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傳統的中國人也深信不疑。“三皇五帝”的歷史框架就是建立在書契時代的基礎之上，“三皇五帝”時代就是書契時代。只是到了“五帝”時代，書契秩序開始遭遇外來文化的沖擊，包括黃帝在內的“五帝”，其偉大之處都是在于，拼命抵制外來文化，努力捍衛中國自身所固有的書契文化。“三皇”時代的書契秩序更純正，“五帝”時代書契秩序開始變得殘缺。因此，“皇”比“帝”更偉大，更美好。
中國文明起源于書契時代，書契是中國文明的基石和母體。對人類而言也是如此，即人類文明也起源于書契時代，書契是人類文明的基石和母體。中國因書契而進入文明，中國之外的地方因為文明的交流，直接和間接接受中國的教化而書契化，也隨之逐漸文明化。
需要指出和強調的是，中文本義上的“文明”、“文化”，中國之外的所有地方，在所有時期，都不曾出現。因為，書契時代僅僅在中國歷史中出現，“文”也僅僅起源于中國歷史，為中國歷史所固有。現代意義上的中文“文明”、“文化”，嚴重被西化了，英語化了，與傳統意義有本質不同，更多地是指一種生活方式，以及按這種生活方式生活的地區和人民。
然而，令人痛惜和驚詫的是，對于中國和人類文明擁有如此基礎地位的書契時代，現代人卻選擇了無視和否定。不真正理解書契時代，不僅僅無法去真正認識和理解人類文字的歷
史和本質，更重要的是，也無法真正理解人類文明自身，無法理解人本身。
中國之外的西方人，他們對書契時代選擇無視和否定還是有諒可原的，因為在中國之外的西方本來就不存在書契時代。沒有書契時代，就意味著西方缺乏文明核心要素起源的歷史，缺乏“文”的起源的歷史。因此，有史以來，中國之外的西方人都是認為文明的核心要素都是由神所創造的，是神所賜予的。無論古兩河古埃及，還是后來的基督教，都是如此。唯有中國一直認為文明的核心要素是由古人基于經驗所創造，并一代一代傳承。
對于現代的中國人，跟在現代西方人屁股后邊，也開始對書契時代選擇無視和否定，對“三皇五帝”的歷史進行無視和否定，就是不可饒恕的，就是辱沒祖先，是數典忘祖。然而更諷刺的是，本來“數典忘祖”是大逆不道的，是非常惡劣的行為，但是在現代的中國，也似乎快成褒義詞了。
書契實質上是一種信用保障工具，簡單地說，是一種信用工具。契約時代實質就是信用時代，書契之治實質就是信用之治，書契秩序實質就是信用秩序。
信用秩序之所以會出現，其根本并不在于作為信用保障工具的書契的發明和應用，而是在
于當時的中國人本身就是高誠信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也是高度重視個人誠信，把個人誠信看成個人立身之本，看成社會存在之基石。
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遠古時代，就開始將個人誠信做為個人和社會之核心，關鍵原因在于，中國在那時就對世界的穩定性建立良好的信心，從而對人本身建立良好的信心。《易傳》說“樂天知命”，《左傳》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說“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這里的“天”就是“自然”就是“世界”。天是絕對的善，值得人去絕對信賴。
也正因為天是絕對的善，值得絕對信賴，它也就變得絕對不重要，無需人去關心和理睬，更無需人去干預，即所謂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人唯一需要關心和重視的是人自身，去做好人自身，去誠信。人的問題，核心就在誠信。
一部易經其實就是圍繞一個“貞”字而展開，即“元亨利貞”之“貞”。“貞”就是“守正”，“正”就是人的本心本性，“守正”就是《中庸》“率性之謂道”之“率性”。《中庸》還說，“誠者天之道”，因此，“誠”、“率性”、“貞”，是同一回事，都是“道”。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周易·系辭》總結說：“吉兇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吉兇并非絕對外在的，不存在絕對外在的吉兇，人自身的內在的“貞”才是外在吉兇的決定者，只要你“貞”了，最終結果一定是吉的。天地的存在也是在貞，即遵循和堅守天地自身的本性，做真實的自己。因此，天地的存在也是在展示貞的道理，即“貞觀”。日月也是遵循和發揮自己的本性，做真實的自己而發出光明，因為發光是日月的本性。總之天地萬物看似繽紛復雜，但是它們的存在都是在順應和堅守自己的本性上，在貞上，卻是統一的。
在這一點上與古兩河古埃及形成強烈的反差和對照。他們對世界的穩定性缺乏基本的信心，認為世界是高度不穩定的，人類時刻面臨被滅絕的危險。也正是對世界的穩定性高度不信任，導致他們對人自身玩法建立信心，同時也產生幻覺，認為世界是受世界之外的某種力量所創造和操控，構造出了神和宗教。
宗教起源于對人自身的高度不信任，同時，對人不信任也一切宗教的核心特征。對人的不信任相應的是，對虛幻的神的信任。信神不信人必然導致，人們重視神，而輕視人；重視神的生活，而輕視人的生活；重視神的天國，而輕視人世。
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是一種低信用、低信心文化，這種文化顯然無法出現以個人誠信為基礎的個人關系和社會秩序，不可能發明契約，建立契約秩序。
直接起源于西歐的所謂的現代文明，號稱是反宗教的，具體是反基督教的，但是，也并未出現對人自身的真正信心。現代文明對人自身依然是高度不信任的，在這一點上，完全繼承和延續了宗教時代的做法。現代文明的基石是科學和民主，而非人的誠信。科學是科學真理，民主是民主制度，都是現代人所虛構的，賴以增強人的信心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