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藝》研究
何泳錦①
［內容提要］在桂林文化城眾多的文藝期刊中，《當代文藝》是獨特且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一種，它在桂林文化城后期極其艱難的環境下仍創造了按時出版、銷量過萬的“奇跡”。《當代文藝》充分發揮了“文藝武器”的功能，也有對抗戰日常“生活流”式的記錄與書寫，并且在抗戰后期的文藝理論建設中成績突出。《當代文藝》雖然僅出版了6期，但它在1944年里的驚艷表現，仿佛給彼時的文化城打了一針強心劑，正因為有了《當代文藝》的創辦與發行，抗戰桂林文化城文藝期刊的發展才有了一個有分量的收束。
［關鍵詞］抗戰桂林文化城文藝期刊《當代文藝》
一、《當代文藝》的基本情況
（—）刊物概況
《當代文藝》是1944年元旦創刊于桂林的文藝月刊，也是抗戰桂林文化城后期“影響較大”②的文藝期刊。刊物的主編為熊佛西，編輯部設在桂林崇善路十六號的榴園，亦即熊佛西在桂林時的寓所。刊物的發行人是劉偉森，以“當代文藝社”的名義出版，每期定價為20元，總經售和印刷方面由大道事業文化公司及其下屬的大道印刷廠負責經辦。1944年7月，由于時局動亂,《當代文藝》被迫停刊，半年多的時間
里共正式出版1卷6期（第5、6期為合刊）。
刊物用紙尺寸為16開本，每期篇幅較大，每冊都是將近百頁、字數達十五萬余字。在欄目設置上，《當代文藝》開辟了《小說》《詩歌》《散文隨筆》《劇本》《報告文學》《文藝理論》《翻譯》等常規欄目。從文章體量上看，小說的篇目居首，散文隨筆次之，詩歌、文藝批評、翻譯文章的分量幾乎同等，報告文學和劇本的數量比較少。此外，刊物還分別開設了《戰后中國文藝展望》《作家生活自述特輯》（均在第1卷第4期）及《西南劇展》（第1卷第5、6期合刊）等3個專欄，發表了當時諸多身處抗戰桂林文化城、渴望勝利早日到來的文人對戰后中國文
①何泳錦，男，廣西岑溪人，文學碩士，廣西工藝美術學校教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②魏華齡:《桂林文化城史話》，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62—65頁。
藝理論發展的新觀點、新主張，記錄了抗戰時期中國廣大文藝工作者們艱苦卓絕的生存境況，見證了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文藝實踐活動在桂林的誕生和蓬勃的發展，這些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珍貴的研究資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代文藝》在出版發行的過程中，始終秉承“純正”的文學品格，沒有植入任何商業性質廣告，這在需要大量現金流來維持正常運轉的出版單位來說，既是一股清流，更體現了辦刊者莫大的勇氣與魄力。
（二）辦刊宗旨
《當代文藝》的辦刊宗旨主要體現在創刊號的《卷頭語》一文中：
卷頭語
編者
承蒙各地作家與友好的贊助，本刊僅經過極短時間的籌備，創刊號現在呈現在讀者之前。創刊伊始，我們不愿空立諾言，愿以將來的行動來表示我們現在的意旨。我們是文藝愛好者，誓以文藝報國—
—以文藝為武器，爭取我們的勝利，完成我們建國的心理建設。
勝利的曙光已照耀在眼前，本刊適于此時出版，我們真有說不出的興奮。本社同仁愿與全國作家讀者諸君共同奮勉，發揮文藝的功能，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獨立。
從《卷頭語》中可以看到《當代文藝》的辦刊宗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藝要繼續發揮服務抗戰的功能，直至爭取到實現民族國家自由獨立的勝利；二是呼吁廣大文藝工作者應開始著眼戰后文藝規劃和建設，要在心理上做好迎接“一個新的中國”的準備。
“文藝服務抗戰”看似老生常談，實際與早期的抗戰文藝有明顯區別。《當代文藝》創刊的1944年，所面臨的外部斗爭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勝利的曙光已照耀在眼前”。因此，在斗爭形勢的好轉下,《當代文藝》“文藝服務抗戰”這一宗旨的確立，實際上是抗戰文藝工作者們更理智、更成熟和更實干的表現。因此,《當代文藝》中“戰斗檄文”式的作品比較少，取而代之的更多的是風格沉郁頓挫、富有張力，也更為成熟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也絲毫沒有因為風格和寫作手法的變化而削弱其中的戰斗性，某種程度上反而可以說是進一步加強了的。
《當代文藝》的另外一個宗旨是呼吁廣大文藝工作者應開始著眼戰后文藝規劃和建設，尤其要在心理上做好迎接“一個新的中國”的準備。而早在主編《文學創作》一刊時，熊佛西就曾有意地做了兩項頗具前瞻性的工作：一是通過
大量征集青年作家作品并評獎和舉辦“青年文藝寫作研究會”短期培訓班等方式，努力培育新生代文藝建設人才，以期為戰時乃至戰后中國文藝工作做好人才方面的儲備；二是積極推進文藝理論尤其是戰后文藝理論的建設工作。《當代文藝》則直接繼承并深化發展了他的第二項工作內容。
（三）銷量奇跡
《當代文藝》雖然是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創辦的發行，但創造了銷量的奇跡。在其短暫的刊物生命里不僅能做到每月按時出版，而且在極短的時間內銷量激增，迅速突破了萬份大關，這在物價瘋漲、紙
張和印刷成本居高不下的戰時是很難得的，而縱觀整個桂林文化城時期出版的大小文藝期刊，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就取得如此出色的銷售成績的，也僅有《當代文藝》一家。
前面提到,《當代文藝》是沒有任何商業廣告植入的，這就意味著維持刊物正常運轉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刊物銷售所得，簡言之就是“以刊養刊”，這其實是現實的無奈之舉，但受益于刊物發行人與總經售方優秀的經營策略，在同期諸多文藝期刊因資金問題嚴重脫期或被迫停刊的情況下,《當代文藝》的銷售量不降反升，始終保持著強勁的市場表現，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小小的奇跡。在《本刊重要啟事》一文中對此有直接的描述：
（一）本刊出版以來，荷承全國各地同業及讀者過愛，銷數激增，尤以重慶讀書出版社、成都自力書局、南平天行社等每期定購各在一千冊以上，其余如貴陽衡陽等地同業，每單位配寄亦不下四五百冊。唯以戰時交通不便，郵遞極感困難，各期寄發各同業之刊，輒有延時未到，甚或中途破損脫落無法遞到者，本刊屢□各同業查追，迭經向郵局洽商設法求一安全辦法，但此種種困難，無從克服，迫得暫將各致地同業批發冊數，盡量減少，以免損失過重。甚盼各同業予以體諒！
（二）各地親愛讀者如欲免除當地缺售，最好請參加自由定戶，匯款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則照每期定價九折優待，提前單掛號寄奉，保無失誤之虞。
（三）各期自由定戶所繳刊款，間有用罄，本刊早經通知續繳，其未及再匯者，即行停寄。然為保持
愛讀本刊者之連續興趣起見，仍留有百份，以為遠地匯款遲到者補發之用。各戶計劃刊款將告罄者，務祈從速續匯，否則以后請求補寄，恕難應命。①
從這則啟事里能充分感受《當代文藝》銷售的火爆程度，且文中還透露出①熊佛西：《當代文藝》第1卷第5、6期合刊，當代文藝社，1944，第91頁
《當代文藝》有著長遠的出版計劃，如果不是因為最終的時局激蕩，它所能創造出的成績和價值理應更加豐富。
二、發揮“以文藝為武器”的功能
《當代文藝》創刊的時間節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力量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不斷取得重大勝利的階段，抗戰勝利的最終來臨似乎真的只是時間的問題了。但誠如郭沫若所言，中國所在的“東方戰場的前途，還不能作出同樣樂觀的透視”①。因此，“抗戰到底”是中華兒女堅定的信念和必然的選擇。這一時期，抗戰信念的堅守與斗爭形勢的持續嚴峻，“促使文學隊伍進行著新的分化與組合”②，也促使《當代文藝》的作者繼續“以文藝為武器”，創作出不同風格和主題的作品。
（一）贊美英雄，歌頌信仰
著名愛國詩人、南明史研究專家柳亞子“盡一天之力”將他在1940年10月脫稿完成的《江左少年夏完淳
傳》進行認真修正，重新發表在《當代文藝》的創刊號上，以考據的方式，通過梳理大量史料和文論，還原了一個可歌可泣的少年英雄夏完淳的形象。同是抗擊“外族入侵”，夏完淳斗爭精神的內核與抗戰精神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抗戰期間夏完淳故事的傳播也迎來了高潮，關于他的事跡也不斷地以各種文藝形式被搬上抗戰文學的舞臺，《江左少年夏完淳傳》也是其中之一。在文中，柳亞子通過夏完淳和洪承疇這兩個一正一反人物的言行，傳遞抗戰者必勝、反動派必敗的堅定信念。在重寫《江左少年夏完淳傳》的同時，柳亞子還與桂林的一位青年劇作家合作編撰了《江左少年》《吳日生》《翠湖曲》等三部講述南明抗清的歷史劇，夏完淳的壯烈事跡在柳亞子的筆下又一次被以戲劇的形式進行詮釋和演繹，有人將該劇與郭沫若的《南冠草》并論，足見其影響力。在日軍攻占上海之際，柳亞子也曾一度做好偕家人“以身殉國”的必死準備，因此，他對夏完淳這種為民族而赴大義的精神是十分認可的，歌頌夏完淳，既是為了自勉，也是為了鼓舞仍在艱苦奮戰的中國人民。
同為贊美英雄，臧克家的散文《他的每一個血輪都是逆轉的》（第1卷第3期）歌頌的則是曾投身革命、為希臘民族解放運動做出過偉大貢獻的英國詩人拜倫。1944年恰好是拜倫逝世120周年，同為詩人的臧克家在深秋讀完《拜倫傳》一書后，抑制不住內心的澎湃和激動，急就小詩“秋風海上欲黃昏，獨向遺編
①熊佛西：《當代文藝》第1卷第1期，當代文藝社，1944，第1頁。
②劉增杰：《抗戰反思文學思潮的獨特品格》，《河北學刊》，2005年第5期
吊拜倫”兩句，并寫下《他的每一個血輪都是逆轉的》一文來緬懷偉大的詩人。文中他以拜倫的代表作《唐璜》為例，認為它的不朽是在于“拜倫把自己的熱情、悲憤、對專制的攻擊和自由的歌頌一齊灌進他的詩里去，他使它們從他這里取得了生命”。在作者看來，曾為人們所詬病的孤軍奮戰、單槍匹馬的“拜倫式英雄”的斗爭方式也許值得商榷，但“拜倫式英雄”進步的、不屈的生命力和反抗到底的精神正是抗戰時代尤其是黎明前夜所必不可缺的時代風氣，廣大抗戰文藝工作者們只有振奮精神，飽滿士氣，創造出更多有戰斗性和生命力的作品，才能不負時代和民族所托。
黃藥眠的書信體小說《熱情的書》（第1卷第1期）和趙清閣的獨幕劇《橋》（第1卷第1期）都通過描寫抗戰時期活躍在戰斗一線的革命青年男女情侶的動人故事，歌頌人們為了心中堅定的革命信仰所作出的犧牲小我的無私與偉大。作者堅信，在現實的斗爭中，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愿意為信仰而獻身的青年，中國的抗戰才必然會迎來勝利的結局。
（二）諷刺亂象，抨擊“逆流”
抗戰初期的文學，由于現實斗爭形勢的需要以及廣大進步作家的自覺，有過“一段單純地高揚抗日熱情的時期”①，“隨著抗戰的持續和深入，作家們的視線由光明轉向陰暗。1938年張天翼在《文藝陣地》發表諷刺名作《華威先生》，并因而在國統區內引起關于抗戰文藝要不要暴露的長時間的爭論，直到40年代不可遏止地涌現出越來越多的暴露作品”②。桂林文化城形成于抗戰的大后方，這里同時也是重
要的國統區。與其他國統區一樣，桂林同樣存在國民黨當局嚴控輿論、權貴驕奢淫逸、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等種種問題。《當代文藝》中諷刺作品的出現，一方面呼應了中國現代文學在40年代蓬勃發展的“諷刺流”，另一方面也是廣大作家“以文藝為武器”，揭露戰時社會的陰暗，諷刺抗戰中的種種丑態與怪象，抨擊一些與中國軍民抗戰相悖的思想和言論的“逆流”的體現。
茅盾的短篇小說《小圈圈里的人物》（第1卷第1期）通過講述抗戰時生活在大后方鄉下的兩位女教師和兩個家庭主婦在麻將桌上勾心斗角的故事，諷刺了戰時的“多余人”群體。小說的篇名也十分巧妙，“小圈圈”語義雙關，既指麻將的圈數，又隱喻戰時“多余人”封閉、狹窄、逼仄的精神世界；題目同樣有著深刻寓意的還有韓北屏的小說《網》（第1卷第5、6期合刊）。《網》揭露了身處抗戰時期卻無心抗戰，終日追求驕奢淫逸、萎靡生活的所謂上流社會紳士太太們的虛偽與丑惡。抗戰是一面“照妖鏡”，將他們的種種丑態顯露無疑。而欲望這
①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548頁
②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54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