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詩人之間的“淚浪滔滔”

郭沫若與徐志摩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兩位最著名的詩人，尤其是新詩初建前期，可以說是他

們把中國的新詩帶入了全新的時代。朱自清先生說，現代大詩人當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卞

之琳先生是這樣評價郭沫若與徐志摩第一本詩集的地位與影響的：《女神》是在中國詩史上真

正打開一個新局面的，稍后出版的《志摩的詩》接著鞏固了新陣地。

1921年6月成立的創造社一問世，就以“狂飆突進”的風格鬧出不小的動靜，郭沫若自

然是領物，也是代表性的人物。剛從歐洲游學歸來的徐志摩，在文化圈子里是個卓然不

群的“異類”，但是在文學上還沒有什么影響力。抱著想在文藝界開拓一塊新土的宏愿，他向

新成立的創造社拋出了橄欖枝。他通過中學同學也是創造社成員郁達夫認識創造社。他的《藝

術與人生》就發表在創造社刊物上。1923年3月21日致成仿吾的信中說：

貴社諸賢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厭新著淺陋，及見沫若詩，始驚華族潛靈，斐然競露。今

識君等，益喜有人，敢不竭駑薄相隨，共辟新土。

數語之中，不僅表達了對于創造社尤其是郭沫若的仰慕，同時帶點“示好”的意味要和

創造社并肩作戰，大展宏圖。然而時隔兩個月，單純率真的徐志摩因為議論郭沫若的一首舊

作惹下禍端，引發文壇一場口水戰，導致了郭沫若、創造社與徐志摩的反目，最終因志趣的

不同、思想的分野而分道揚鑣。

郭沫若有一首詩叫《重過舊居》，作于1921年10月5日，全詩如下：

詩寫出后，先抄寄田漢，后來在《海外歸鴻》里重新寫出，發表在1922年5月1日出版

的《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

徐志摩讀過之后，頗不以為然，寫了一篇《壞詩，假詩，形似詩》的文章。文中他對郭

詩進行了不指名的批評，主要意思是：我記得有一首新詩，題目好像是重訪他數月前的故居，

那位詩人摩按他從前的臥榻書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覺大大地動了傷感，他就禁不住??

“淚浪滔滔”。固然作詩的人，少不了感情作用，詩人的眼淚比女人的眼淚更不值錢，但每次

流淚至少總得有個相當的緣由。踹死一只螞蟻，也不失為一個傷心的理由。現在我們這位詩

人回到他三個月前的故居，這三個月也不曾經過重大的變遷，他就使感情強烈，就使眼淚富

余，也不至于像海浪一樣地滔滔而來！徐志摩接著還斷然說：我們固然不能斷定他當時究竟

出了眼淚沒有，但我們敢說他即使流淚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淚腺的組織是特異的。

總之，形容失實便是一種作偽。

文章發表后，郭沫若大為惱火，但他自己沒有出馬，而是寫信給了成仿吾。這位創造社

的“黑旋風”立即在《創造周報》上撰文寫了一封絕交信，并將徐志摩原來“示好”的材料

發表在創造社刊物上，對徐志摩的“卑劣行徑”予以痛斥：

你一方面虛與我們周旋，暗暗里卻向我們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虛偽，以至于此。

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擊沫若和那句詩，全在污辱沫若的價格??，別來一

無長進，只是越窮越硬，差堪告慰。（載1923年6月3日《創造周報》第4號）

成仿吾的反擊顯然不是心平氣和的批評，不是從詩的文藝的角度去批評的，而是首先指

出你徐志摩才是“虛偽”之人，你徐志摩的用意就是在攻擊郭沫若的詩和郭沫若的人格，而

關鍵的還在后面那句話“越窮越硬”。成仿吾知道徐志摩出身于富商之家，有的是錢來揮霍和

瀟灑；而郭沫若之所以“淚浪滔滔”，乃至創造社的人也都常含悲苦，就因為一個“窮”字，

徐志摩把成仿吾等人因“窮”而生的骨氣激發起來了。因而，這已不是詩爭，而是斗氣了。

天真率直的徐志摩沒有想到事情的結果會變得如此嚴重，趕緊寫文章為自己辯護，于當

年5月10日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天下本無事》一文以做解釋并道歉。徐志摩認為，文藝

批評應當向比較優秀的有聲望的作品去找，而不是在一般的報紙雜志去隨意亂引，而現代的

新詩毫無疑問“首推郭沫若”，因而才引用了那句“淚浪滔滔”。就詩論詩，這句“淚浪滔滔”

作為郭沫若初期的嘗試作品是“不足為法”的。至于對郭沫若本人，徐志摩說：我只當沫若

和旁人一樣，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淚浪滔滔”這類句法不是可做榜樣的，并不妨害

我承認沫若在新文學里是最有建樹的一個人。徐志摩這封回應的信很長，在末尾他表達了他

的希望，就是“勸各方面平心靜氣地消仇解隙”。徐志摩的態度是很誠懇的，雖然還是認為“淚

浪滔滔”不足為法，但對郭沫若本人在新文學里的建樹也還是很推崇的。

按說爭爭吵吵就過去了，但是還是引起了文壇關注。梁實秋就介入了這場論辯。他在同

年8月6日《創造周報》第1期第13號發表了致成仿吾的一封信，在肯定成仿吾被人譏為“黑

森林里跳出來的李逵”是好事的同時，也認為成太氣盛了，給徐的信也有不夠妥當、不大合

邏輯的地方。梁實秋折衷地說：（一）你把“攻擊沫若的詩”作為“污辱沫若的人格”，并且

很確斷地說這是“完全??”其實攻擊詩句倒不一定是污辱人格，不可一概而論的。不過志

摩所謂“作偽”，倒不可不問個明白。到底是詩偽還是人偽？你還沒把這一句問明白，便下總

攻擊令，似嫌過于操切。（二）即使志摩說沫若是假人，“你不該說你既攻擊我們是假人??”

他所攻擊的只是沫若，沫若的朋友全可以出來說幾句公正話，但沫若的朋友不可以自己跳進

被攻擊的方面里去，除非他們確實也是攻擊了。 他對徐志摩非難郭詩“淚浪滔滔”則

深感失望，認為徐的批評乃是“呆評”，“詩而可以這樣的呆評，則古往今來的詩可存的恐怕

沒有多少了”。他還認為徐志摩復成仿吾的那封《天下本無事》在解釋為什么批評“淚浪滔滔”

時，其態度倒是近于“作偽”了。梁對論辯的雙方都做了評論，有肯定有批評，各打了五十

大板，還算中肯。

那么徐志摩的批評究竟有沒有道理呢？他敢于堅持人無完人的立場，勇于表達己見其實

是可嘉的，一個詩人并不是每一首詩都是經典，但并不妨礙他是一位偉大的詩人，這樣的見

識也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他偏偏要與“淚浪滔滔”過不去，將其作為“壞詩”“假詩”的范

例這就有點主觀臆斷，有點簡單粗暴。這就有點像挑剔美女，將一顆天生的胎痣說成是美容

的贅筆，因為這首詩歌恰恰是郭沫若真實生活與真實情感的流露。

那一年，郭沫若士別三月回到日本看望夫人與孩子，想不到那個曾經留下美好記憶、那

個讓他文思泉涌的“舊居”已經人去樓空。夫人已經離開原寓所，租住在一間破敗的屋子里，

孩子灰頭灰臉在院落中玩耍，下班回家的安娜也是憔悴而狼狽。觸景生情，巨大的心理落差

令他悲從中來，淚如泉涌。就當時的生活狀況來說，郭沫若是很困窘的。郭沫若于1916年

12月與日本少女安娜同居，到1920年時，已經有兩個孩子，一家四口人全靠郭沫若有限的

助學金過活，經常買五分錢燒紅薯當全家的中飯，只有逢到臨時有了稿費收入或者剛剛領回

助學金，才偶爾從箱崎車站買回一種叫“驛便當”的飯盒作為一頓佳肴盛餐。這種困苦家累

的生活使得郭沫若不禁時常為之流淚。而另一方面則來自精神上受壓抑的痛苦。他致信在國

內的宗白華說：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覺得真背時，真倒霉。因此，

在郭沫若的早期詩作中，時時見“淚”，且常常“滔滔”。《女神》、《星空》、《集外》（一）以

及《前茅》中的部分，這些創作于1918年到1923年的詩，可以舉出若干的例子。

《湘累》中的“淚珠兒要流盡了”，《棠棣之花》中的“汪汪淚湖水”，《鳳凰涅??》中的

“五百年來的眼淚淋漓如燭，流不盡的眼淚”，《星空》中的“我也禁不住滔滔流淚”，《暗夜》

中的“眼淚抱在我眼里”，《創造者》中的“他泣成山洪”，《黃河與揚子江對話》中的“又流

起眼淚，降下滂沱大雨，來哭醒他們”，《哀時古調》中的“贏得衫淚滿襟”等，都是帶“淚”

的詩。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的作品中離不開“淚”，根本原因，一是來自生活的悲苦，二

是來自弱國子民在日本所遭受的歧視。這兩點都是出身于富家、留學于美英的徐志摩所不曾

受到過的。

但從詩藝而言，“淚浪滔滔”當然帶點文筆夸大的修辭，“滔滔”也同詩人的個性氣質及

其藝術風格有關，它與詩人敏感、率直、濃郁的情感是匹配的。郭沫若崇尚個性、自我、狂

飆，多夸張、想象、情感激越等特征，非徐志摩詩藝追求為一道。

徐志摩的生活、氣質與詩藝追求則是另外一種形態。徐志摩1918年赴美留學，原想做中

國的“漢密爾頓”（美國政治家），1920年突然改志而赴英，欲從羅素學哲學，不久即轉向文

學，是在康橋開啟了他詩的靈性。他后來回憶這段生活時說：

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

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閑暇，有的是自由，

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

流水的殷勤。

他所說的人生痛苦就是欲與張幼儀離婚，而真愉快，則是他對林徽因的熱戀。此外，他

的生活就是常常單獨去尋味“康橋的靈性”，或與英國上流社會的名流相交接，如羅素、狄更

生、魏雷、威爾斯等。康橋已成為他生命的泉源。這樣的生活是遠不同于郭沫若在日本的生

活的。因此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詩常常是“笑語殷殷”（《夏日田間即景》1922年4月），是

贊“春”（《春呀，你在我懷抱里》1922年春），頌“夜”（《夜，無所不包的夜，我頌美你》

1922年7月），即使有“淚”，也只是“冷熱交感的情淚”（《小詩》1922年7月），或“涼露

似的清淚”（《希望的埋葬》1923年1月），這樣的“淚當然不會是”“滔滔”的，而只會是“溶

溶”的（“我淚溶溶”《無兒》1922年8月），臉上留下的也只是一斑“臨別的淚痕”（《康橋

再會罷》1922年）。沒有經過生活重大的變遷，他又怎么會體驗得出郭沫若的“淚浪滔滔”

呢？

但徐志摩后來還是體驗到了一種大悲痛，以致使他“熱淚暴雨似的盆涌”。就在他批評郭

沫若“淚浪滔滔”的半年之后，他的祖母去世，他遭逢到親人的大故，“不能自禁中懷的摧痛，

熱淚暴雨似的盆涌”起來。不僅他自己熱淚如雨，就連他父親哭媽，他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他

父親“最熱烈的傷感，在他偉大的心胸里浪濤似的起伏”。徐志摩把“熱淚”比喻成“暴雨”，

那么郭沫若為什么就不能把眼淚比喻成“滔滔”海浪呢？

徐志摩的祖母去世，對他固然是人生的大悲痛，那么郭沫若看到妻兒被逐出舊居又何嘗

不是大悲痛呢？徐志摩的生活更多的是愛情的浪漫生活，在英國熱戀林徽因，回國后繼戀陸

小曼；在經濟上又有富商父親做他的后援，沒有生活“重大的變遷”，他是永遠也不會體驗理

解郭沫若的“淚浪滔滔”的。

無論如何，徐志摩禍從口出，可謂“一淚激起千層浪”。看似是一場文筆之爭，其實顯示

了身份與詩藝追求上與創造社的嚴重分野。雖然事后徐志摩與郭沫若還偶有交往。據說胡適

曾在上海和郭沫若聚會，胡適因為說很喜歡《女神》，讓郭沫若受寵若驚。1926年，徐志摩

主編《晨報副刊》，在開列的作者名單中赫然而有郭沫若，然而郭沫若沒有應約。那時的郭沫

若已經拋棄“泛神論”，轉向馬克思主義并倡導“血與淚”的“革命文學”，掀起了一場“普

羅文學”運動。徐志摩則仍堅守他的英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歐美自由主義人士混在

一起，積極從事新月派詩歌創作。他們醉心于“詩歌如何戴著腳鐐跳舞”，抒寫著人性與性靈，

不僅兩個新詩壇上的明星分道揚鑣，兩大文人集團也從此分野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