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作詞原因考

蘇軾作詞原因考

張云

【摘 要】蘇東坡在詞史上的成就與貢獻影響深遠,享譽古今.在他的影響下,詞擺脫

了之前狹隘的婉約風格,以更為廣闊的內容和豪放的詞風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然而,

對于蘇軾何時開始作詞,以及作詞的原因與動機究竟為何,各家各派各抒己見、莫衷

一是.在查閱史料的基礎上,從詩文革新運動對蘇軾作詞的推動、蘇軾自身對詞的看

法、其所處的自然及人文環境、次韻、和韻、分韻等作詩形式對作詞的影響等幾個

方面探究蘇軾初期作詞的原因,以期能夠更深入地把握蘇軾作詞的心態與動機,為蘇

詞的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期刊名稱】《洛陽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年(卷),期】2015(030)004

【總頁數】5頁(P37-41)

【關鍵詞】蘇軾;詞;原因

【作 者】張云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開封475001

【正文語種】中 文

【中圖分類】I207.23

蘇東坡詞開豪放一宗，而且詞備眾體，享譽古今。然而，對于他何時開始作詞，卻

因前賢重詩文而輕詞，自宋開始對東坡譜錄均記載不詳，雖久有討論之聲卻未有定

論。但從蘇軾文學寫作的情況來看，他應該是先文、后詩，而后才開始觸及“詞”

這種新興的文體。

一、蘇軾開始作詞的時間

通過文獻梳理，關于蘇東坡開始作詞的時間，目前學界主要持以下幾種觀點。

(一)熙寧五年說

清代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其卷七記述:“熙寧五年 (公元1072年)

壬子，正月城外探春作《浪淘沙·昨日出東城》詞，卻又加案云:此倅杭作而年無所

考，今首載于此云。”［1］(P1)之后，晚清朱祖謀編《疆村叢書·東坡樂府》最早

為蘇詞編年，也是依據王文誥的“熙寧五年壬子”。近代龍榆生繼撰《東坡樂府

箋》，亦與朱、王持同樣觀點。民國曹樹銘校編《東坡詞·東坡詞序論》第二章記

載第一首蘇詞創作時間為壬子正月，即《浪淘沙·昨日出東城》，時年三十七歲。

(二)與詩文創作同步說

薛瑞生箋證的《東坡詞編年箋證》中認為“東坡詩編年起于嘉祐四年 (公元1059

年)，止于建中靖國元年 (公元1101年)七月。而詞則起于嘉祐五年 (公元1060年)

正月，止于建中靖國元年四月”［2］(P22)，即所謂的“蘇軾詞與詩文創作同

步”;由此看出，蘇軾作詞起于宋仁宗嘉祐五年;首篇詞作為《浣溪沙·山色橫侵蘸暈

霞》，東坡時年二十五歲。

(三)治平元年說

鄒同慶、王宗唐的《蘇軾詞編年校注》認為東坡作詞始于治平元年 (公元1064年)，

首篇詞作為《華清引·平時十月幸蓮湯》。且認為:“《華清引》詞牌為蘇軾首創，

因詞賦華清舊事而得名。”［3］(P4)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的《蘇軾全集

校注》也認為蘇軾的第一首詞為《華清引》。

(四)至和元年說

葉嘉瑩主編的《蘇軾詞新釋輯評》記錄《南鄉子·集句》為蘇軾的第一首詞，編者

認為“此詞約作于宋仁宗至和元年 (公元1054年)二月或二月以后”［4］(P4)。

“集句”就是輯前人或別人整個詩句以成篇什 (詩、詞、對聯)。此詞為新婚時的紀

念之作，雖是集句，但從句與句的連綴組合來看，反映了詞中少年美好幸福的婚姻

生活。

由此來看，關于東坡何時作詞有1072年、1060年、1064年和1054年四種說法，

究竟哪種最為可信?對于這幾個時間，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蘇軾年譜》

記載，東坡在嘉祐元年 (公元1056年)從四川到京城應舉，時年21歲，在此之前

及之后1年多都在為應試做準備;中舉以后，便遭母喪，再入京已是嘉祐五年，之

后又考制科。此時，東坡年富力強，有雄心壯志，勵精圖治，甚是勤奮，因此，他

很少有余暇去接觸這一新興體裁，再加上詞的地位較為低下，所以作詞時間可能較

晚。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三十集部別集類七)》，引朱子語類云: “二蘇居喪，

無詩文”［5］(P1232)。古代重視儒家禮制，父母居喪，連詩文都不寫，何況是

詞呢!之后，蘇軾又與王安石新法政見不合，年少氣盛，力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樹，

數次給皇帝上書，且不被采納，確無作詞的時間和環境。直到熙寧四年 (公元

1071年)奉命到杭州，此時，蘇軾已三十六歲，次年便有《浪淘沙·昨日出東城》

之作。

二、蘇軾作詞的原因

在杭州3年，東坡遠離了政治權力的中心，況且東南湖山非常美麗，加上詩人墨

客往往相聚一起，蘇軾閑暇時刻也頗能盡游賞談宴之歡，初試詞筆便在此時。此時，

蘇軾已經較為嫻熟地擔任著中級官員的社會角色;同時，詩文革新運動的推動，次

韻、和韻、分韻等作詩的方式對詞體的滲透，以及杭州的歌舞演唱的詞體寫作氛圍、

與太守陳襄關系的融洽、與詞學前輩張先的往來和學習等，這些因素可以說共同推

動了蘇軾的詞體寫作。

(一)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

詩學自古有著崇高的地位，在蘇軾時代，門派分立、爭奇斗艷 (嚴羽《滄浪詩話》

將宋詩分為七體:如，東坡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等;胡云翼在所著《宋詩研究》

中則將詩分為西昆體等五體及理學派等四體共計九體)，類型日漸分化，技巧越來

越復雜，想取得更大的成就確實很難，對年輕有為、善于創新且有著改革精神的蘇

軾來講，把視野轉向新的體裁也就有著很大的可能性了。《兩宋文學史》中記

載:“蘇軾以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來填詞，在柳永發展慢詞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了

詞的意境，這樣，就把歌者之詞變成了詩人之詞。以文為詩，即詩歌的散文化，是

從北宋初年起許多詩人繼承唐代韓愈開辟的途徑，共同努力的目標。”［6］

(P167)蘇軾作詞時，不僅其寫詩的水平已達到圓熟的境地，而且傳統的詩學觀念

也早已深入其心，自然看重詩品詩格。相對來說詞的格調過于卑弱，蘇軾又不愿與

軟媚流俗的詞風相和，所以詩文革新運動給蘇軾提供了一些創作的思路，使其找到

了另一個創作方向——以詩入詞。

(二)自然及人文環境的影響

由上可知，蘇軾開始作詞是從杭州開始，而時代環境、杭州的自然環境，以及與蘇

軾交往的朋友等對其作詞都有很大的影響。

任杭州通判時期，是東坡作詞的第一個時期。此時，宋王朝實現大一統之后，戰爭

暫時平息，統治階級又采取一些改良的措施，使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出現了北

宋時期將近百年相對穩定的太平局面。在這一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士大夫階級安

于享樂，以“樂府新詞”為談笑之資;都市經濟繁榮，文化娛樂的興旺，促使教坊

樂曲新聲競作。晏殊就有詞中唱和范例: “慶歷癸未 (公元1044年)十二月十九日

立春，甲申元日，丞相元獻公會兩禁于私第。丞相席上自作《木蘭花》以侑觴

曰:‘東風昨夜回梁苑。’(詞略)于時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東風昨夜’四字。”

［7］(P174)熱愛與人交游的蘇軾處在這種交游唱和的大的人文環境中，不可能不

受其影響，接觸到新興的詞體也就順理成章了。

杭州，本是江南第一大都會，湖山秀麗，經濟富庶，人文薈萃，詩僧雅士往往相尋

酬唱。蘇軾既然已經遠離朝廷是非之地，在地方任上，盡管公務十分繁忙，但其本

性好動，足跡幾乎遍布轄區各地。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他不但心境漸漸平復，填詞

的意興也自然高漲起來。因此，北宋時代所處的交游唱和的社會環境以及杭州美麗

的自然環境都無一例外對蘇軾初期詞的創作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東坡所交游的對象里，與他初試詞筆最關鍵的人物應是前后兩任杭州太守——

陳襄、楊繪，以及高齡八十五的詞界耆老張先。

陳襄與蘇軾皆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出京外任，且同年 (熙寧五年)調任杭州，因而兩

人私下交情甚好;而楊繪于熙寧七年 (公元1074年)繼任杭州，又和東坡有同鄉之

誼，因此也結成莫逆之交。兩任太守都好樂能詩，尋常雅聚或別筵酒席之間，填詞

唱和便成十分自然的活動了。 《虞美人·為杭守陳述古作》: “湖山信是東南美。

一望須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里燈初上。水調誰

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3］(P67)這是熙寧七年，杭

州太守陳襄離任時，蘇軾即席之作。

另外，以歌詞聞于天下的張先，當時也往來于蘇杭一帶。蘇軾寫詞，從士大夫應社

開始，可以明顯看到始學張先的痕跡。蘇軾后來在《祭張子野文》中描述他們的交

誼是“歡欣忘年，脫略苛細”［8］(P286);在兩人留下的詩詞作品中，有不少即為

當時次韻或和寄所作，由此便可推知他們交往游玩的密切頻繁。這位長壽而風采依

舊的前輩對蘇軾早期詞作方向的啟迪，有著很大程度的影響。蘇軾早期的詞作品，

與張先詞風非常相似，而且愈是早期，愈為顯著。

總之，北宋時代大的社會環境、杭州的自然風情，都為蘇軾提供了絕佳的作詞環境;

而與陳襄、楊繪、張先等人的交游唱和，更使其填詞的機會大增。

(三)蘇軾本人對詞的看法發生改變

詞本起于民間，繼而流入青樓，長期以來被看作娛樂消遣的工具，有著佐酒言歡的

作用。有關政治教化、窮達出處的內容自有詩文可以表達，詞不過發泄正統詩文中

不能也不便容納的負面情感。內容既有高下之分，體裁也有雅俗之別。詞這種體裁

注定了只能被視為“小道”“小計”。

蘇軾首先從這一傳統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在《答陳季常書》中稱贊陳的詞

“句句警拔，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9］(P2897)他在 《與蔡景繁書》中說: “頒示新

詞，此古人長短句 (指《詩經》和古樂府)也，得之驚喜，軾勉繼之。”他認為詞應

該并可以取得和詩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功能，詞人也應致力于詞體的改造和詞本身

地位的提高。他自己是這樣做的，也鼓勵朋友們這樣做。而且，詞體本身的特性也

更適合表達個人情感，從某種意義上說，恰巧是由于詞被視為艷科小道，難登大雅

之堂，作者在寫作時，也就能放得開，無須板起面孔，加之詞體尚婉約細膩，能夠

表達真情實感，因而不乏有好的作品。

不破則不立，由于蘇軾突破了對詞的傳統看法，他才在詞的舞臺上大有作為，為詞

的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

(四)作詩方式對詞的滲透推動宋詞的團體化

次韻、和韻、分韻這種宋代詩壇盛極一時的作詩形式開始向詞壇延伸滲透，推動了

宋詞的團體化發展，也對蘇軾作詞起到了間接的推動作用。

翻閱蘇軾詩集，有這樣的詩作，如:《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送錢藻出守婺州得

英字》《送段屯田分得于字》，這里所用的“燕字”“英字”“于字”是更精細深

入的作詩技巧。宋代朋九萬在《東坡烏臺詩案》中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這首

詩是這樣記載的:熙寧三年 (公元1070年)，曾鞏 (字子固)赴任越州通判，臨行，

館閣同舍，舊例餞送，眾人分韻，軾探得燕字韻，作詩一首送曾鞏云……當時凡歡

送同僚調職，在送別宴上同席者分韻作詩送別，習以為常。分韻是一種作詩技巧，

各人分韻字，依韻賦詩，詩要當場做成，其技巧與填詞的技巧頗為近似，這就為作

詞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王水照先生在《蘇軾研究》中指出:“文人們互相直接唱酬

的次韻詩詞，一般應具備兩個條件:形式上，依次用其原韻原字;內容上，與原唱意

義銜接 (或對話，或引申，或轉語)。此外，在風格上也力求與原唱保持一致。這樣，

次韻作品之間，既是同向的交流、融合，又暗含著異向的撞擊、競爭，在一定條件

下，起了推動藝術發展的作用。”［10］(P124)蘇軾的次韻詞有近30首，次韻之

體的出現，是某種體式的創作集團化、流派化、成熟化的標志之一。這種次韻、和

韻、分韻等作詩方式對詞體的滲透和推動宋詞的團體化，對蘇軾作詞，也起著間接

的推動作用。

除此之外，柳永對蘇軾作詞也起著一定的作用。蘇軾對柳永可謂態度復雜:一是對

柳詞極為重視，想自成一家，與他競爭高下;二是對其詞作中的淫靡作品表示不滿;

三是對柳詞中“不減唐人高處”的特色又頗為欣賞。仁宗嘉祐二年 (公元1057年)，

蘇軾初來汴京應舉，正是柳詞盛行之際，這種情形勢必給青年蘇軾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結 語

筆者從詩文革新運動對蘇軾的影響，蘇軾所處的環境，次韻、和韻的作詩方式對詞

體的滲透，以及蘇軾本人對詞的看法產生改變等四個方面來探討蘇軾開始作詞的原

因。然而，影響蘇軾作詞的因素可以說是多方面的，學界雖有不同的討論，也是各

抒己見，大家都是從史料中去深入探討，以期還原歷史最真實的面目。研究蘇軾作

詞的原因有利于了解蘇軾對詞體的看法，從而能夠更深入地把握蘇軾開始作詞的心

態，為蘇詞的深入研究提供參考。詞的出現、詞體的發展是一個漸變的過程，蘇軾

詞在這個鏈條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了解蘇軾作詞的創作心態，把握蘇軾作詞的創

作動機，對研究整個詞體發展的過程也有著不可磨滅的意義和價值。

參考文獻:

【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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