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最大的散文流派

五四以來最大的散文流派

“桐城派”是五四以來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劉大

櫆、姚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稱“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論的建立,是從方苞開始的?！巴┏桥伞痹谇?/span>

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從康熙時一直綿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

及國內(nèi)桐城派的“載道”思想和“義法”理論,適應了清朝統(tǒng)治者提

倡程朱理學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

蕪,句佻且稚"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fā)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創(chuàng)始人方苞,繼承發(fā)展者雖眾,但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劉

大櫆和姚鼐，因為方、劉、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晉芳、周永年便戲

謂姚鼐說：“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從

此學者轉相傳述,號桐城派,時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論,以“義法”為中心,逐步豐富發(fā)展,成為一個

體系“義法”一詞,始見于《史記十二諸侯表序》表序說“(孔子)興

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

義法”方苞取之以論文他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

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

（《又書貨殖傳后》）所謂言有物,指文章的內(nèi)容；言有序,指文章的

形式他的義經(jīng)法緯之說,是要求內(nèi)容和形式相統(tǒng)一又說：“法之變,

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后》),又認為形式?jīng)Q定

于內(nèi)容從“義法”說出發(fā),他主張古文當以“雅潔”為尚,反對俚俗和

繁蕪劉大櫆著重發(fā)展了方苞關于“法”的理論,進一步探求散文的藝

術性,并提出了“因聲求氣”說他說：“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而明

義理,適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謂“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

“神氣”、“音節(jié)”問題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神氣者,

文之最精處也；音節(jié)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神氣

不可見于音節(jié)見之；音節(jié)無可準,以字句準之”（《論文偶記》）。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針對當時“言義理之過者,其

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

當”的弊病,強調(diào)“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為貴”

（《惜抱軒文集述庵文鈔序》）;另一方面,又發(fā)展“神氣”說他說：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

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

亦胡以寓焉!”（《古文辭類纂序》）他把眾多不同的文章風格歸納

為“陽剛”、“陰柔”兩大類,實際上他們多數(shù)人的創(chuàng)作,是偏于“陰

柔”之美的,所以又以為“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于溫深而徐婉”（《海

愚詩鈔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在文風上,是選

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

藻,不用詩詞與駢句,力求“清真雅正”,頗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

都清順通暢,尤其是一些記敘文,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

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

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nèi)主要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

外,還有方氏門人雷□、沈彤、王又樸、沈庭芳、王兆符、陳大受、

李學裕,劉大櫆門人錢伯□、王灼、吳定、程晉芳等,姚鼐門人管同、

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追隨梅曾亮的還有朱琦、龍啟瑞、陳學受、

吳嘉賓、鄧顯鶴、孫鼎臣、魯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豐年間,曾國藩

鼓吹中興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諸老,氣清體潔”,“雄奇瑰瑋之境尚

少”,欲兼以“漢賦之氣運之”(吳汝綸《與姚仲實》),承其源而稍異

其流,別稱“湘鄉(xiāng)派”。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朝統(tǒng)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

“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長盛不衰他們在矯

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方苞《書柳文后》）的文風,

促進散文的發(fā)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流

傳尤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