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邊疆民族政策

2023年12月4日發(作者：朗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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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邊疆民族政策

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邊疆民族的格局不同、族際關系性質不同、政策制定者的利益集團不同以及認識水平不同，都會形成不同性質、不同種類、不同特征的邊疆民族政策。中國封建社會的邊疆民族政策，自秦漢時期初具規模后，經隋、唐、元、明、清諸強大統一王朝的充實、完善，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尤其是清朝，吸收前代的經驗，制定了較為成功的邊疆民族政策，促進了國家的統一。

什么是清朝的邊疆民族政策？簡言之，就是兩點：其一，“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其二，“分而治之”“眾建而分其勢”的政策。

一、“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

清朝是繼承中國歷代傳統而建立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如何根據各民族習俗特點制定適宜的邊疆民族政策，便是清朝完成統一邊疆后穩定邊疆的重要問題。清朝根據邊疆地區各民族的情況，“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從俗從宜”，“各安其習”。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多種政治制度，進行統治。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內容：

1、在邊疆地區對各民族實行多種形式的管理制度

東北地區居住著眾多的民族，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管理制度都不相同。共有四種形式：八旗制以統轄八旗兵民，州縣制以統轄漢人民戶，姓長制以統轄吉林邊民，盟旗制以統轄東蒙蒙民。

蒙古地區是蒙古民族的聚居區，清朝實行盟旗制度進行管理。

新疆地區地域廣闊，民族眾多，境內有維吾爾、漢、滿、回、哈薩克、布魯特、錫伯、索倫、蒙古、等民族。清朝根據各個聚居區的民族分布情況實行了多種制度：漢族聚居區實行郡縣制；維吾爾族聚居區實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薩克、布魯特蒙古諸部及哈密、吐魯番維吾爾人實行札薩克制。

西藏地區實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川、青、甘、滇藏區實行土司制度。

西南多民族聚居區實行土司制度。

東南臺灣與海南島的行政管理實行郡縣制。

上述在邊疆地區的多種政治管理制度中，除了與內地相同的郡縣制以外，盟旗制度、札薩克制度、伯克制度、土司制度及西藏地區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都與內地的政治制度有較大的區別。盟旗制度是在蒙古高原上蒙古民族原有的適用游牧民族鄂托克和愛馬克制度的基礎上，參照滿洲八旗制，在蒙古地區實行的政治制度。札薩克旗制也是清朝根據八旗制度的組織原則，在蒙古原有的社會制度基礎上建立的統治制度，這種制度下的社會組織屬于軍政合一的性質。伯克原來是我國維吾爾族和中亞地區一些操突厥語族語言的民族歷史上的官制，清朝政府統一新疆以后對這項官制進行改革，成為適合于維吾爾族聚居地區的政治制度。

土司制度也稱土官制度，形成于元代，元政府在保留各族官吏原管的土地和百姓的基礎上，任命原來的土酋為土司。土司制度也就成為元明清三朝統治者對西南邊疆各民族聚居地區實行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制度。清代從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開始，便嘗試以第巴制度、噶倫制度來解決對西藏的施政，但都未取得成功。1751年，清朝廢除西藏封建郡王制度，建立地方辦事機構噶廈，并且逐步完善，形成了噶廈內四噶倫中三俗一僧的制度。

2、對邊疆民族上層人士政策和宗教政策

擺在清朝統治者面前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要對邊疆各民族的上層人士制定適宜的政策，以利于化解矛盾，減少摩擦，促進團結，鞏固清朝的統治。 在總結清朝的治邊方針，提到清政府對邊疆各民族上層人士的政策時，人們往往強調籠絡政策，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清朝統治者對邊疆各民族上層人士的控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眾建而分其勢”，分化和削弱邊疆民族各部上層人士的權勢；另一方面，拉攏和撫綏各民族上層人物。

籠絡和撫綏各民族上層人士主要表現在：對歸順清朝的各民族上層人士，一般均保留和承認他們原來統治本民族本地區的特權，給以優厚俸祿，封以崇高爵位。與部分邊疆民族上層人士家族實行聯姻，尤其和蒙古王公貴族實行滿蒙聯姻，一方面從蒙古王公家族中選擇后妃；另一方面，把公主下嫁給蒙古王公。實行朝覲制度，亦稱年班、圍班制度，年班制度規定：邊疆各民族上層人士每逢年節來京、朝覲皇帝、瞻仰圣容；圍班制度亦稱木蘭行圍制度，邀請邊疆民族上層人士到塞外，賜宴于避暑山莊并進行木蘭行圍狩獵。

宗教問題往往和民族問題、邊疆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政府在邊疆地區的施政不能不考慮宗教因素。藏傳佛教在西藏地區的巨大影響無庸贅言。在清朝統治者看來，要實現全國的安定，就必須確保蒙古地區的安定；要確保蒙古地區的安定，就必須利用藏傳佛教；要利用藏傳佛教，就不能不重視西藏問題，而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利用藏傳佛教，崇奉藏傳佛教不僅可以綏服西藏，而且可以加強蒙古地區對清王朝的向心力。清朝統治者利用藏傳佛教政策的主要內容有：

（1）優禮藏傳佛教上層首領 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在西藏僧俗人民心目中威望崇高，具有極大的號召力。清前期統治者對于達賴、班禪傾心歸向于清朝中央政府極為重視，從禮制上給予達賴和班禪以逾于常格的優禮。順治九年（1652），清政府冊封達賴五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冊封班禪五世羅桑益喜為“班禪額爾德尼”，給予達賴、班禪極崇高的地位，也從此確立了歷代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都必須經過清朝中央政府冊封的制度。

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朝冊封哲布尊丹巴為“大喇嘛”，掌漠北喀爾喀蒙古藏傳佛教事務；康熙五十年（1711）又冊封章嘉胡土克圖為“大國師”，總領內蒙古藏傳佛教事務。這樣，蒙藏地區藏傳佛教分為四大部分，達賴喇嘛主前藏，班禪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爾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圖主內蒙古，四大活佛既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領地，互不統屬，形成藏傳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權的局面。

（2）支持藏傳佛教的發展，賦予藏傳佛教寺院集團種種特權

清政府支持藏傳佛教發展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鼓勵或者出資幫助修建佛教寺廟。藏傳佛教寺廟數量的多少是藏傳佛教興衰的標幟，寺廟越多，則藏傳佛教流傳愈廣，信教者也隨之增加，清政府利用藏傳佛教以安定西藏地區的社會控制目標便越容易達到。除了達賴班禪外，清政府對藏傳佛教的其它上層人物也封授以各種職銜、名號，制定了喇嘛的等級，使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以爭取這些上層人物的誠心歸附。清政府對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予以統治地方的特權，允許其直接向西藏人民征收賦稅。

（3）加強對藏傳佛教的管理，創立金瓶掣簽轉世制度

金瓶掣簽轉世制度的確立，是清朝政府在管理藏傳佛教方面的重大改革。清朝政府所創立的金奔巴制度規定：各地呈報的達賴喇嘛、班禪的呼畢勒罕的姓名及出生日期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牙簽之上，放入清政府所頒發的金奔巴瓶之中，在駐藏大臣的監督之下，當眾在大昭寺宗喀巴佛像前抽掣拈定真呼畢勒罕。

乾隆朝時開始借助于藏傳佛教力量，縮小地方勢力范圍。地方噶廈政府內三俗一僧，地位平等，在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的領導下處理行政事務。清朝政府授予達賴喇嘛直接掌管西藏地方政務的權利，地位和職權與駐藏大臣平等。從此，達賴喇嘛不僅是宗教領袖，而且是政治領袖，這就開始了格魯派治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與藏傳佛教不同的是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區實行的是政教分離政策。清政府認為，及早削除必須阿渾在新疆社會的影響，如果阿渾勢力膨脹，將會利用宗教危及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統治。清朝政府統一新疆以后，支持世俗的伯克，令其署理維吾爾地區的各項民政事務，禁止宗教干預行政，實行了政教分離政策。這項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宗教勢力的發展，避免了宗教人員掌握世俗政權，滋生事端，對于社會的安定及清朝在新疆的統治是十分有利的。

二、“分而治之”“眾建而分其勢”政策

清朝對邊疆各民族實行“分而治之”“眾建而分其勢”政策，最早始于漠南蒙古，爾后推行于漠北蒙古，最后成為清朝對邊疆地區實行統治的基本政策。清朝政府在實行“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即對各民族實行多種形式管理制度的民族統治政策時，并不是完全照搬原有民族的政治體制，而是對原有的體制加以改革，以適應于當時的國情和利于清朝的統治。其類型有以下二種：

1、實行郡縣制

這主要是針對臺灣與海南。清代臺灣和海南二島與腹地邊疆不同，其漢族人口遠多于土著民族人口，故清政府在臺瓊二島始終推行內陸一體化政策。臺瓊二島地方府縣隸屬于沿海鄰近省份，兩島的民族事務，另有衙署管理，但均直接聽命于本省的布政使司，與中央的理藩院無涉。清朝對兩島的土著民族實行漢化政策。兩島凡劃入州縣統治的黎民、番眾與內地百姓無異，迫其剃發蓄辮，以示歸附。清政府大力推行儒化教育，加速其漢化進程。

2、對原有民族的政治體制加以改造后再利用

如對伯克制度，土司制度，盟旗制度和西藏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等都進行了改革。如清政府廢除伯克世襲制度，將伯克改為流官。此外對伯克的任免、任期、回避制度、品級、養廉、入覲制度和政教關系都進行了改革。再如，清政府在西南各省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后，土司制度受到很大的沖擊，土司的承襲制度、分襲制度、獎懲制度、撫恤制度都有了新的規定，形成了流土并治及分別流土考成等一整套嚴格的管理制度。改革后，土司的割據性、獨立性不復存在，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統治得到加強。

清朝以“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方針治理邊疆地區，收效甚大，但是在強調邊疆民族地區的特殊性和制定特殊政策時，也出現了一些不利于各民族交流，影響邊疆民族社會發展的消極的政策，影響比較大的有“隔離政策”和“封禁政策”。

隔離政策出現在臺灣和天山南部的回疆等地區，臺灣有漢番隔離政策，但是最典型還是南疆漢回隔離政策。漢回隔離政策，除了清朝政府行政制度和軍事制度上采用不同的制度外，經濟措施上，監督進入回疆經商，限制漢人進入回疆墾殖，新疆使用普爾錢，禁止商民重利盤剝回民。在社會生活上，嚴禁漢民移住南疆，并設有“漢、回城”漢、回人分居。嚴禁漢、回兩族通婚，限制回人留辮發等。封禁政策主要針對東北三省和蒙古地區，這一政策的推行較大的影響了東北、蒙古等邊疆地區的經濟開發。

三、總結

清朝統治者實行的“分而治之”“眾建而分其勢”的統治政策與很多國家歷史上都出現過的二元或多元政治體制又不一樣。二元或多元政治體制是指在一個國家內有兩個或多個主體民族，而它們之間的歷史文化傳統相差較大的情況下，采取的政治體制。“分而治之”“眾建而分其勢”與 “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一個政策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根據邊疆地區各民族的情況“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從俗從宜”“各安其習”。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多種政治制度，進行統治。另一方面為了強化清王朝對邊疆民族的控制，“分而治之”使他們之間隔絕、封閉，大大地限制和縮小邊疆民族首領的權限，使他們不能聯合起來反抗清朝的統治。本世紀50年代，蒙古族學者黃靜濤先生曾對此項政策進行過深刻的批判：“這一政府極端嫉恨南蒙古以至整個蒙古族的統一及其與漢族的聯系；極端仇恨國內各民族間的平等與自由，清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狠毒政策，使蒙古處于‘藩屬’的地位并使其與漢族隔絕了起來”。

中國傳統治邊策略有三種模式：其一為多事四夷型，即以武力征服為主要的先行手段，繼而在邊疆地區建立較為穩定的統治。人們自古就對多事四夷褒貶不一，爭執不休。在歷史上，事征四夷既有勞師靡財而陷入危機不能自拔者，也有開疆拓土而以國富民阜、出現空前的民族和解與民族大融合局面宣告勝利者。其二為守在四夷型，即“觀德不耀兵”，盡管不完全放棄武力解決的手段，但主張以適當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措施為先行手段，強調德政的功效，使四夷成為中央王朝的邊疆保衛者。其三為以夷制夷型。在清代，作為少數民族的滿族是統治民族，為了使自已建立的中央政權具有合法性，反對“嚴華夷之辨”。另一方面，與當時國際政治大格局變化相聯系，中外關系問題日益凸現于邊疆地區，因而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已經出現了本質的變異。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華夷之辨的藩籬，加之清朝統治者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在思想感情上比較接近，清朝的邊疆民族政策比以往各朝代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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