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

2023年12月13日發(作者：我的身體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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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

曹普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

前言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在這樣一個重要時刻，中央已經作出決定要隆重紀念。黨的十七大報告的第二部分啊也專門闡述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高度評價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功績，科學總結了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事實證明呢，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我們今天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的回顧準備分八個問題來講。第一個問題，講一下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第二個問題講真理標準討論與偉大的歷史轉折；第三個問題，講一下改革開放的起步和面的改革開放；第四個問題，講改革開放中的嚴重的波折以及應對；第五個問題，講鄧小平南方談話與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六個問題，講一下改革開放的加速推進和跨世紀的戰略部署；第七個問題，改革開放在考驗中前進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最后一個問題，講一下十六大以來改革開放的新進展和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和主要的經驗。

先講第一個問題，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今年年初錦濤在《求是》雜志上發表一篇文章，對改革開放歷史背景做了深入的闡述。錦濤是這么說的，說我們黨在上世紀70年代末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背景。一個方面，從我國自身的情況來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我們必須通過改革開放增強我國社會主義生機活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這是講國內的背景。 另一方面錦濤指出，從外部環境來看，20世紀70年代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我們必須通過改革開放，帶領人民追趕時代前進的潮流。這是從國外、國際的背景來講的。

那么錦濤這一段論述為我們分析改革開放的背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依據，我們就按照這樣一個分析從兩個方面來講改革開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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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背景

先看國內背景。

（一）從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到文革的歷史

大家都知道，我國是在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然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那么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初，對于照辦照抄蘇聯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所形成的這樣一種體制上所存在的弊端就已經有所認識。當然蘇聯模式，蘇聯經驗對于建國初期我國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初步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弊端也很明顯，實際上在56年的時候，我們就已經認識到這種弊端。所以呢，特別是蘇共二十大以后，在蘇聯模式的弊端有所暴露以后，我們的黨就提出要以蘇聯為鑒戒，獨立的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了這樣一個任務，并且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也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但遺憾的是呢，從1957年以后，我們的探索出現了偏差，走上了一條曲折的道路。這個1957年左的錯誤是從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開始，那么在1957年進行全黨的整風，這是黨的八大做出的一個決策。當時采取的是開門整風的辦法，很多黨外的人士給我們提了很多的意見，有一些是尖銳性的意見。由于對這樣一些右派進攻的形勢做了過于嚴重的估計，結果在反擊右派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反右派斗爭結束的時候，全國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數高達55萬多人。后來經過平反，沒有摘帽子的人，右派分子只有3000多人，嚴重的擴大化，這是政治上的左。

到了1958年，政治上的左進一步發展為經濟上的左，那么這個經濟上的左呢就是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兩個運動給我國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特別是三年大躍進，后來有一個估計，直接的經濟損失高達1200億，高達1200億。大躍進以后我們又用五年的時間進行經濟調整，三年大躍進，五年經濟調整，加起來浪費了八年的時間，我們等會還會看到，這八年的時間正是西方發達國家，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時期。這個時間方面浪費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計的。

大躍進失敗以后，從1961年開始，我國經濟進入調整時期，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經濟調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政治上的失誤不但沒有得到同步的調整，反而在這期間又進一步的發展。1962年毛主席，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階級斗爭的理論，這個錯誤進一步升級。那么毛澤東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對中國可能出修正主義的擔心也越來越嚴重。那么隨著階級斗爭的這根弦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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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緊，再到后來四清運動當中毛主席與劉少奇在對四清性質的認識上發生了新的分歧，結果就使得毛澤東越來越把階級斗爭的矛頭集中指向了劉少奇等人，最終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從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先后經歷了達到一切的全面內亂，林彪集團的覆滅和初步糾左的中斷，黨和人民同四人幫的斗爭，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以及粉碎四人幫的一系列事件和過程。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成為當代中國乃至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浩劫。是對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災難的一場浩劫，嚴重的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形象。

（二）回顧文革結束時的圖景

文革十年結束的時候，中國是一幅什么圖景呢？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把這個圖景重新來回顧一下。

1、政治方面

那么在政治上，是冤假錯案堆積成山，據統計，文革十年當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干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干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干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

那么雖然沒有正式立案審查，但是被錯誤的關押、批斗和株連的干部更是不計其數。僅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萬人，6萬多人。所以文革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民主法治的一次大踐踏，大破壞，這是政治上。

2、經濟方面

那么經濟上的損失也非常嚴重，據李先念后來估計，文革十年造成的國民收入的損失就高達人民幣5000億元，那么這個5000億元相當于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做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也說到，僅從1974-1976年文革就造成全國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的損失2800萬噸，財政收入損失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從1966年-1976年，文革十年當中有五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有三年是負增長。所以十年文革對中國的經濟造成的損失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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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嚴重。

3、教育、科學、文化方面

那么文化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造成了嚴重的科技斷層、文化斷層、人才斷層。比如說對科學技術的破壞，文革期間中國科學院僅北京地區171位高級的研究人員當中就有131位受到審查或者列為打倒的對象。全國中科院系統被迫害致死的科研人員達到229名。在上海科技界，僅“兩線一會”這樣一個特務案就株連了個研究單位的1000多人，受到逼供、拷打的科技人員多達607人，打死了兩人。

1966年-1976年，十年由于文革的影響，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的高考，交白卷的也可以上大學，在1982年有一個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半文盲的人數達到2億3000多萬，占到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

4、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面

那么文革結束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一個什么圖景呢？我們也可以看一看。從1957年-1976年20年時間，全國職工長達20年時間里面沒有漲過工資，幾乎沒有漲過工資。不但沒有漲工資，工資還有所下降，你比如說1957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是624元，到1976年的時候呢，只有575元，1976年的工資比1957年還要少40幾元，將近50塊錢。

有了一點工資也買不到東西，很多生活的消費品都要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同人民幣一樣重要，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是人們當時最向往的東西，三轉就是自行車、手表、縫紉機，一響是收音機。自行車大概在180元左右，當時的價格，手表一轉是120元左右，縫紉機是100元左右。收音機啊，比如說紅燈牌的收音機當時90多塊錢，也將近100塊錢。三轉一響加起來四樣東西500塊錢左右，但是就這樣三轉一響很多人一個是買不起，再一個即使能買得起也要拖關系，走后門才能買得到。

穿什么樣的衣服呢？從城市到農村，灰、藍、黑、綠是主色調，全國幾億人穿的衣服顏色就是這四種顏色。住的房子這里面也有一個數字，改革開放的初期上海180萬住戶當中按照國家的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就是按照國家的標準，上海有將近一半的住戶住房困難。其中三帶同室的戶數有11萬多，這是85年的上海統計的數字。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有31萬多，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有8萬5000多戶，兩戶人家同居一間屋子的有4萬4000多戶，人均居住兩平方米以下的有26萬多人，所以住房也非常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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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國而言，1978年建設部對全國182個大中城市統計，有一個數字，有一個結果，就是全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是多少呢？3.6平方米。全國180多個大中城市統計的結果，人均居住面積是3.6平米。在這182個城市當中，有缺房戶有689萬戶，占這些城市總戶數的35%，住房也大多是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甚至是廚房、衛生間，各家合用，住房非常困難。

5、農村方面

那么剛才說的主要是城市，在廣大農村，這個情況就更加嚴重了。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全國8億農民生活在5萬4000多個人民公社里面，農村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都由國家統購統銷，農民種什么作物，種多大的面積，怎么種植，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么品種都由上級決定。所以沒了自主權，也就沒有了生產的積極性，農村的問題相當嚴重。

安徽是最有代表性的，安徽是一個農業的大省，也是文革期間受到左的影響比較嚴重的一個地方。1977年6月，中央調萬里到安徽省委做第一書記，到任以后，萬里聽取了安徽省委農委的匯報，了解了安徽農村的情況，什么情況呢？文化大革命十年，安徽的糧食的總產量一直徘徊在200億斤左右，農民人均年收入是60塊錢左右，一年的收入平均起來農民60塊錢左右。由于價格的因素，十年當中農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了30%。當時有一個測算，農民每年每人的最低的生活費用合算起來大約是100塊錢人民幣，100塊錢人民幣。但是安徽全省28萬個生產隊當中，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的占了67%，低于40元的占了20%，那兩者加起來全省有90%的生產隊連基本的溫飽問題都不能維持。

所以了解了這個情況以后，萬里就說了一句話，讓我這個書記啊，這個省委書記啊，怎么不發愁，怎么當，說了這樣一個意思。那么隨后萬里又到蕪湖、徽州、石州、肥東、定遠等農村實地看了一番，到農村實地去看了一下，了解的情況使他非常的震驚，也非常的失望。后來萬里講了一段話，他說我又不熟悉農村的工作，這一到任就下去先看農業，看農民，用了三、四個月的時間把全省大部分的地區都跑到了。他說，我是長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雖然對農村的貧困不能說毫無所聞，但是到農村以后，一具體的接觸還是非常的受刺激，什么刺激呢？就是農民的生活原來是這么低，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淮北皖東有一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作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作的，找不到一件木器的家具，他說真是家徒四壁，家徒四壁。

他說他真沒有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他說他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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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

安徽鳳陽是著名的花鼓之鄉，萬里也到鳳陽這個地方去看了看，有一些記者也到鳳陽去了解情況，了解到一個什么情況呢？鳳陽縣有一個前王生產隊，僅靠著津浦鐵路，這個生產隊一共是十戶人家，68口人，這個十戶人家有四戶沒有門，什么門都沒有，有四戶。有三戶是沒有水缸的，有五戶沒有桌子，這個生產隊長史得臣是一個復員，一家十口人，只有一床被子，只有七個破碗，七個飯碗。吃飯用的筷子都是用樹條或者是麥秸桿做的。上面來調查的人在這個生產隊開這個座談會，全村竟然找不到一個坐的小板凳，大家只好蹲著。

那么這個前王生產隊的干部介紹說呢，初級社的時候全村有127人，但是到了三年困難時期，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十幾個人。后來情況有一點好轉，但是困難的情況一直存在，所以每到每年的冬春之際，這個村里面的男女老少都是成群結隊的外流，鳳陽的逃荒的幾乎是走遍了全國。

安徽農村的情況應該說并不是個別的現象，1977年11月份小平到廣東去視察，廣東因為受到左的政策的影響，農民生活也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有很多人大批的外逃香港，11月小平到廣東視察的時候，廣東省的領導就向小平報告，外逃的現象十分嚴重，即使動用軍隊來外逃也是防不勝防。聽了這個介紹以后，小平是講了這樣一句話，意味深長的講了一句話，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是政策上的問題導致這個現象的。”

原農業部的人民公社管理局還統計了一組全國性的數據，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所以，文革結束的時候，呈現給由于左的政策的，極左的嚴重的干擾，呈現給世人面前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非常貧窮落后的中國，是一個爛攤子，是一個亟待改弦更張，需要重新振起的一個爛攤子。

（三）對文革的反思

那么對長期左的錯誤造成的嚴重的損害，小平后來有一個概括，他說從1957年開始，我們主要的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1958年-1978年20年時間里面，實際上處于停滯和徘徊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從我們剛才回顧的情況來看，小平的這樣一個概括是非常客觀，確實也反映了當時的實際的情況。我們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但是由于左的失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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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由于文革這樣的極左造成的嚴重的危害，那么在這期間，社會主義的形象受到了嚴重的損害，我看搞這樣的社會主義它的優越性難以服人，難以服人。

小平在1977年7月第三次復出以后，就不斷的反思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你比如說1977年12月26號，他在會見澳大利亞外賓的時候就尖銳的提出一個問題，說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他說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他說如果這也叫優越性的話，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又說什么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里？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的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只搞了2300萬的鋼，能叫什么社會主義優越性，他說這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能叫社會主義嗎？

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他又說，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他說社會主義要表現出他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我們要堅持，但是社會主義絕不能夠再像文革這樣搞下去了，中國也再不能像文革這樣發展下去了，這就是現實向我們提出的要求。怎么辦呢？改革的問題就自然而然的提出來了，關于改革與文革的關系，小平在88年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說中國不僅領導層支持改革，而且全國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這要歸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變成了全國人民的大課堂，中國有文化大革命和沒有文化大革命是不同的，文革的作用就是教育我們要改革開放。這是從國內背景來說的。

二、國際背景

如果我們再睜開眼睛看看世界的變化，從國際背景再來分析一下，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必然性就更加尖銳的提出來了。

（一）其他國家的發展

那么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期間，在我們相繼的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左的錯誤一個接著一個的時候，西方國家，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正在利用新科技革命造成的一個大好的發展時機，大力的發展經濟，出現了經濟的新一輪的大發展，大繁榮。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出現了第二個黃金時代。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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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特別是四小龍實現了經濟的起飛。

那么新科技革命也叫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是二戰以后從美國興起的，它的一個突出標志就是把二戰以后的軍用的一些技術轉移到民用上來，使得信息技術、原子能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等技術得到快速發展。

大家都知道1946年，從信息技術方面來看，1946年在美國誕生了第一臺電子計算機。1947年第一個晶體管在美國問世，1977年，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投入使用，信息技術發展的非常快。

那么空間技術呢，1957年，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美蘇展開了空間的競爭。1969年，美國的阿波羅11號成功的登上了月球，1981年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升空。

從新能源技術上來看，1945年美國原子彈成功爆炸，1957年，美國是第一個商用核電站建成。在這之前是蘇聯最早建成核電站，但是美國是第一個商用的核電站在57年建成。到60年，美國又研制成功了第一臺紅寶石的激光器。那么到了現在，美國所擁有的核電站高達104座，有104座核電站，法國有59座核電站，59座核電站，法國的能源的75%都來自于核能。

那么在生物技術方面呢，1972年美國重組DNA生物基因工程獲得成功，在1978年英國是第一個試管嬰兒誕生，所以新科技革命的蓬勃興起，特別是電子計算機的普及，極大的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極大的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動之下，美國經濟是高速發展，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國經濟連續上升了106個月，60年代的美國被稱為繁榮的十年。在歐洲二戰以后，歐洲經濟瀕臨崩潰，為了幫助歐洲經濟擺脫困境，1947年6月，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擺脫當時的經濟困難。

馬歇爾計劃在實施期間，歐洲經濟增長了25%，此后歐洲經濟就開始快速發展。以西德為例，從1951-1971年，20年當中西德的GDP增長了5倍多，是日本之外資本主義國家里面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從1951年-1970年，法國的工業年均增長率為5.9%，到1970年的時候，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409億美元，在資本主義世界處在第四位。

日本的發展就更令人注目了，1955年日本編制并實施經濟自立五年計劃，1960年又開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55-1960年，日本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8.5%，1960-1965年增長率為9.8%。1965-1970年為11.8%。從1955年-1970年，日本的GDP增長了7.2倍，到1968年超過了西德，成為位居美國之后的資本主義的第二經濟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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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

那么在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時候，正是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所以用小平的話來說，正是自己折騰自己的20年。這樣兩廂比較，中國本來就已經存在的和這些國家的經濟技術的發展差距就進一步的擴大了。

這里面有一組數字，可以簡單的說一下。1957年中國的GDP的總額，國民收入折算成美元是369億美元，美國是4405億美元，1957年美國的GDP是中國的11.9倍，日本的GDP是308億美元，是中國的0.83倍。西德是中國的1.39倍，法國是中國的1.56倍，英國是中國的1.66倍，意大利、加拿大分別是中國的0.76和0.94倍。除了美國以外，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經濟的總量GDP在這個時候還不如中國。西德、法國、英國是中國的一倍多。但是20年以后，到1978年，中國的GDP達到1223億美元，美國達到21123億美元，是中國的17.2倍。日本的GDP總額是9739億美元，是中國的7.9倍，西德、法國、英國分別是中國的5.2倍、3.8倍、2.5倍，意大利和加拿大也是中國的2倍和1.7倍，差距進一步的拉大。

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來說，70年代末，在中國還為三轉一響奮斗的時候，日本早在50、60年代三大件就已經是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人家在50、60年代就已經是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就已經進入了尋常百姓的家里了。說到電視機，日本的第一臺電視機是1952年生產的，1952年生產的第一臺電視機。我國的第一臺電視機是1958年生產的，是在天津生產的，都是黑白電視機。中日在電視機技術方面應該說基本上是處在同一個起跑線說的。但是20年以后，到了1977年日本的電視機的年產量達到1500萬臺，中國的電視機產量當年只有28萬臺，經過20年的時間，差距拉的非常巨大。

除了西方國家以外，中國和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形勢也相當的嚴峻，建國初期韓國的經濟總量和中國山東省差不多，但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大力的發展國民解決，創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跡，到80年代的時候韓國一改貧窮落后的面貌，經濟總量是山東的幾倍。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1977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96億美元，而當年整個中國大陸只有148億美元。這么大一個國家，整個中國大陸的進出口還沒有香港多。

（三）中國感受到差距

那么對于中國與西方國家這樣一些差距，在文革期間我們是不承認的，甚至認為別人還不如中國，自欺欺人。很多人沒有出過國，也沒有比較，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不甚了解。

那么是什么時候我們才真正的、真切的、真實的感受到這種差距的呢？這是在粉碎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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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以后，是在出國考察，通過出國訪問親身感受到的。1978年，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就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的第一次出國考察的熱潮，有很多代表團經過香港陸續的到國外去訪問。最重要的一個團是1978年5月，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考察。西歐五國就是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這個團一共有30多人，團員都是當時的一些部門的主管經濟的省長、部長。比如說有水電部的部長錢正英，有農業部的副部長張根生，有國家建委的副主任彭敏，有北京市的副市長葉林等人，到西歐五國去考察。

那么這個代表團在國外看到了什么呢，有兩個強烈的印象。

第一個印象是沒有想到當代世界現代化會發展到如此的程度，中國與發達國家發展的差距會如此之大。你比如說他們看到了這樣的一些情況，在西歐五國考察期間，一共36天，到了25個城市，到了西歐五國的20多個城市，參觀了80多個工廠、礦山、港口、農場、大學和研究單位，很多人經歷了第一次。你比如說第一次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電子計算機，第一次見到核電站，第一次看到什么是集裝箱。很多都是第一次，因為中國都沒有。

歐洲經濟的自動化、現代化、高效率更是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比如說一個年產5000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在西德只需要2000名工人，而在中國的遼寧的阜新露天煤礦，同樣產這么多的煤，需要工人16萬，相差80倍。瑞士的伯爾尼公司一個裝機容量2.5萬千瓦的水力發電站，職工只有12人，而在中國江西的江口水電站，同樣的裝機容量需要工人298人，相差24倍之多。法國的馬賽有一個鋼廠，年產鋼350萬噸，只有多少工人呢？只有7000工人。而中國的武鋼年產鋼只有230萬，鋼產量還不如人家多，但是工人有67000人，相差十幾倍。

所以回國以后，谷牧應邀到中央黨校一些單位做報告，大發感慨，他說“過去四人幫搞閉關鎖國，夜郎自大，吹噓什么都是天下第一，什么都是我們得好，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第二個強烈的印象就是西歐、日本這些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比我們要高出很多。比如說西歐五國工人的工資都非常高，城市的住房人均達到20-30平米，農民的生活和工人的生活，農村的生活和城市的生活相差不大，幾乎沒有什么差別，相差無幾。

日本的情況呢，從日本訪問的考察團回來以后也介紹，說從1955-1976年日本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了2.1倍，還有很多福利補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40、50平米的住房，全國平均每兩戶就有一輛汽車，95%以上的家庭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唱機、吸塵器等等。包括農民在內，都穿毛料子的服裝，而且樣式也很多。但是在中國，農村還有2億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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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是食不果腹，城市職工20多年沒有漲工資，這個剛才已經說到了。

我們國家剛才說了，城市人均的住房面積只有3.6平米，西歐是20-30平米，相差非常大。日本東京大型的超市，商品的品種多達50多萬種，而在北京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商品的品種只有2.5萬種，他們當時就說，相比之下我們確實是覺得很寒磣。

很多代表團回國以后，比如說訪日的代表團，港澳的代表團，包括西歐五國的團回來以后都向中央做書面報告或者當面做匯報。谷牧的匯報是在1978年6月30號下午進行的，從3點30進行到晚上11點多鐘，進行了八個小時。谷牧介紹的情況的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二戰以后西歐的經濟高速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跟他們比我們是大大落后的。第二點，西歐的商品、資金、技術要找市場，都希望和中國發展關系。第三個方面，國際上發展對外經濟技術關系的辦法有很多，比如說補償貿易、生產合作、吸收外資等等，我們都可以用。這次報告完了以后到七月份，國務院又召開了四化建設的務虛會，谷牧又在這個會上介紹了訪問西歐的情況，又做了介紹。谷牧還向小平做了專門的匯報，專門上小平家里去，所以小平后來有一個感慨，他說1978年9月同金日成談話的時候說了一段，他說我們一定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最近我們的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什么叫現代化呢？50年代一個樣，60年代一個樣，70年代就更加的有新的情況了，更不一樣了。

總結

總之，無論從中國文革結束時的困局，從這個困局來看，還是從70年代末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發展方面進一步拉大的差距，我們所承受的壓力來看，中國都必須改變過去的錯誤的發展路線，實行新的政策，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有人說中國在70年代末，義無反顧的選擇改革開放，是被困境和壓力逼出來的，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客觀，也完全正確的一個評價。

小平指出，說我們過去生產力沒有得到很快發展的主因，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及時的提出改革，他說現在如果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小平的結論是改革是發展中國生產力的一條必由之路。我想這些就是我們改革開放的歷史的背景，提出改革開放政策的歷史的變遷，這是我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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