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簡介

2023年12月14日發(作者：宜昌恒大帝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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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

黃遠生、邵飄萍簡介

姓名：林星星

學號：100102250

班級：10級廣電2班 黃遠生簡介

1、平身簡介

黃遠生，中國近代新聞記者。黃遠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黃為基，字遠庸，遠生是他的筆名。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發”的書香門第之家。21歲時中光緒甲辰進士，成為清末最后一批進士中最年輕的一位。但他無意仕進，以新進士之資格赴日本留學，1909年畢業于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回國后先在清政府郵傳部任職，辛亥革命后脫離官場，從業新聞，成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聞記者和政論家，是中國第一個以新聞采訪和寫作著名于世的人，被譽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專職記者。

2、新聞思想

黃遠生在新聞工作方面有許多獨特的見解，對于我們中國新聞從業人員來說可以說都是無價瑰寶。

黃遠生宣稱，新聞“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又強調，記者當具備“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的“四能”功夫，也稱為“四能說”。一能，“調查研究，有種種修養”，是謂能想；二能，“交游肆應，能深知各方面勢力之所存，以時訪接”，是謂能奔走；三能，“聞一知士，聞此知彼，由顯達隱，由旁得通”，是謂能聽；四能，“刻畫敘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紳士之態度”，是謂能寫。簡單的說就是腦子要活，要快。要勤于跑動，沒有實踐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還要觸類旁通，舉一反三，馬上就可以有這件事聯想到另一件事上去。同時寫出的文章還要具有耐讀性，對新聞事件的描述要清晰、生動，這樣才可以吸引受眾。

黃遠生的辦報目的是主持公理、指斥時弊、為人民奔走呼號。對于民國初年的報紙言論，正如他在《少年中國之自白》中所說：“舉國言論趨于暮氣，趨于權勢，趨于無聊之意識，不足以表現國民真正之精神。”針對報界墮落的狀況，他主張“主持政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他指斥一些不良報人：“袁總統以馬為鹿，我亦不敢以為馬；袁總統以糞為香，我亦不敢以為臭。此其人，除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處!”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屏絕因緣，脫離偏依”。對最大權勢袁世凱的態度應是“以公明之正義督責之”。在他許多的通訊中，上至總統袁世凱，下至各級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辛亥革命后的政壇斥之為“循私弄權，無異于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政治之日趨險惡者，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之自為之也”。說袁本人是“扶植個人之勢力而為不能執行國家之權利也。”

黃遠生新聞工作的原則是客觀、真實、公正、全面、超然。在新聞工作上，他主張寫實。他說：“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誠實單純之感想為限，而決不假于造作與勸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寫實與內照之精神，雖其粗糙而無傷也。”1914年他在《本報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統地闡發了對新聞真實、客觀、全面、公正的理解。他講到，“吾曹此后，將力變其主觀的態度而易為客觀”，對政局時事乃至一切事物，本其所信，發揮自以為正確的主張，但決不以自己為唯一主張，或以一種主張排斥他者，而是綜合事實來判斷，反對“憑恃理想發揮空論”。事實不足以作判斷時，就僅僅提出事實，供社會參考，不急于妄發主張。他主張記者要與黨派劃開界限，成為“超然不黨之人”，“主持清議”，“予以忠告”，“無所偏倚”。努力超越現實政治，堅持報紙的公共性，避免使輿論成為私利的工具。

3、歷史貢獻

后人總結中國新聞史，常常談到“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 ，確定是他開創了通訊這種新聞文體。“通訊”一詞，此前已見于報刊，但僅指由外埠郵寄傳來的新聞，稱為“某地通訊”，以區別于電訊。黃遠生的通訊因為富有特色，他白描式刻畫、極具現場感的文字，廣受讀者追捧，而且深受歡迎更慢慢變為一個專有名詞，甚至是一種新聞體裁的名稱。

“遠生通訊”指的是比消息更加詳細和生動的報道事物或人物的新聞體裁。此文體始于1912年初的《申報》上以“遠生”署名的“北京通訊”專欄，故稱“遠生通訊”。這種通訊特點有：○1、報道新近發生的事實○2、報道重要的人物事件○3、抓住具體的場景細節，嬉笑怒罵，涉筆成趣○4、語言通俗生動。

黃遠生就憑借著他“遠生通訊”中幽默諷刺的文筆，吸引著眾多讀者的關注。當年的他可謂年少風光，時人贊為“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

黃遠生的政論也很出色，它繼承了“時務文體”的特點而又以深刻見長，如《游民政治》就揭露了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吃人的歷史，中國社會就是人吃人的社會。此文還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官僚之侵蝕如故，地方之茶毒如故”，今天不過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總統”而已。這就是說早在1912年黃遠生就論述了辛亥革命的失敗，這是很不容易的。

不過，如果你以為黃遠生的歷史貢獻僅是表現在新聞工作當中的話，那可是大錯特錯了。他在更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一位新文化先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也許這才是他能在中國新聞史中站立著公認的“第一人”的位置的原因所在。

他的文化活動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年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為“不進則退”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這表現在他首倡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在《懺悔錄》一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這無疑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先聲。

邵飄萍簡介

1、平身簡介

邵飄萍(1886-1926)，浙江東陽人，原名鏡清，后改為振青，筆名阿平、飄萍等。1911年參與創辦《漢民日報》，開始職業報人生涯。1914年流亡日本，組織“東京通訊社”。1916年，擔任上海《申報》駐京特派記者，同年創辦北京新聞編譯社。1918年創辦《京報》。1926年，被反動軍閥殺害。身為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熠熠閃亮的明星，邵飄萍的新聞業績是卓越的：他首創新聞編譯社，為中國最早通訊社之一；創辦《京報》，為北京最進步之日報；培育人才，著書立言，為中國新聞教育之發端。他還是當時為數不多的馬克思主義的熱情歌頌者和宣傳者。毛澤東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秀品質的人。”

2、新聞思想

邵飄萍在新聞事業上改革進取、勇于創新的精神和他畢生積累的新聞思想至今值得我們學習、借鑒。邵飄萍是我國民主革命時期杰出的新聞工作者、新聞學者和新聞教育工作者。在14年的新聞事業生涯中邵飄萍形成了一種既具有時代特點，又有獨特風格的新聞思想。

1）一、獨立的辦報方針

邵飄萍認為新聞事業具有不同于其他事業的特殊性質，是“社會公共機關”、“國民輿論代表”。他認為新聞事業傳遞消息要面向全社會，“對于人類間相互傳達意志、感情、趣味、知識與一切利害有關之消息”，它與全社會發生聯系，是“國民輿論代表”。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報業，應該能基本反映出國民的思想要求，同時，新聞輿論也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是非善惡的標準。此外‘他還認為報社公職人員應該“保有職務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獨立的經濟地位、獨立的思想和純正的道德品質。記者是“布衣之宰相，無冕之王”，是“社會之公眾人”，是“居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因此，記者應該“保守客觀的態度”，持正確的立場和判斷是非的標準。基于上述認識，邵飄萍確立了獨立的辦報思想和辦報方針。即一是監督政府，“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二是喚醒民眾，教育民眾。他認為挽救紛亂時局的力量是國民。“時局紛亂極點，乃國民毫無實力之故耳”。因此，報紙要“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百年大計治本之策”；三是“順時代進步之潮流”，表達報紙“對于解決時局的意見”。

邵飄萍還賦予獨立辦報思想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邵飄萍及其《京報》的言論，不受帝國主義報刊言論所左右，敢于獨樹一幟，猛烈抨擊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同時積極主張并創建中國自己的獨立的新聞事業。

2）、強調記者的品德修養

邵飄萍的新聞倫理思想主要反映在他1923年出版的《實際新聞應用學》一書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最早明確提出“品性為第一要素”的新聞道德思想。雖然在邵飄萍之前或同時代，已有許多報人和學者論述過記者的品德修養對報紙的重大影響，從梁啟超到徐寶璜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闡述了記者應該具備的優秀品質，但是，明確提出“品性為第一要素”的道德命題，并將記者的地位資格等倫理問題列為著作的開篇，邵飄萍是第一人。

邵飄萍之所以如此看重記者的品德修養，一方面是受了已有的新聞倫理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得來的認識。他不僅指出了記者容易失足的客觀性，而且指出了記者喪失品格的危害性。 邵飄萍還借孟子論述“大丈夫”的語言來表述記者完全獨立、不受社會惡風之熏染、不為虛榮利祿所羈勒的特性。既表現了對傳統優秀道德的繼承，又體現了新聞道德的獨特內涵。新聞記者在自己的職業活動中，雖然也會有血與火的考驗，但最主要的還是來自虛榮利祿的誘惑與挑戰。因此，邵飄萍主張新聞工作者應該“艱苦卓絕”，“雖幽囚受辱而安之若素”。應該“盡自己之天職，平社會之不平，茍見有強凌弱，眾暴寡之行為，必毅然伸張人道，而為弱者吐不平之氣，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輿論之制裁”。

3）、致力于新聞改革

邵飄萍在新聞事業的各個方面都十分出色。他不僅是一個著名的新聞記者，也是一個著名的報刊活動家，報刊政論作家、新聞理論家和新聞教育家。他一直主張要按新聞規律從事新聞實踐，改革新聞業務。

在新聞業務的實踐上，邵飄萍是一個勇于創新的人。他從不墨守成規，固步自封。從開始辦報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聞改革，在新聞寫作、編輯、采訪和報紙經營管理方面，邵飄萍都有不少的建樹。邵飄萍的采訪思想和采訪技能，曾經使新聞界同行為之嘆服。他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記者。他十分重視采訪的藝術，每次采訪都能做到“發問不多，使言者無所遁飾”，“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在總結采訪經驗時，邵飄萍提出記者必須細致、機警、敏捷，有很強的觀察力、推理力、聯想力；在新聞通訊寫作上，邵飄萍使用的是一種夾敘夾議、虛實結合的體裁，他的文章生動活潑，耐人尋味。

在編輯工作上，邵飄萍也有不少改革。他非常注意標題和版面的安排。他所主辦的《京報》，欄目眾多，新聞通訊和評論結合緊密，標題多行多層次，在當時報紙死板的情況下，《京報》的異軍突起，對報紙編輯工作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帶頭作用。

3、歷史貢獻

邵飄萍始終堅守獨立進步的新聞立場，在新聞實踐中思考和探求民族振興的道路，為我國新聞事業和革命事業的發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16年7月，邵飄萍創辦了當時北京最有影響的通訊社———北京新聞編譯社。當時外國通訊社左右著我國政聞，編譯社成立后，每日都有一二條引人注目的特殊新聞，常被中外報刊所采用，北京各報紙面貌得以整改。到1924年，北京的通訊社達到20多家，政府要聞無一遺漏，打破了外國通訊社在京的壟斷地位。這一變化與進步，不能不歸功于邵飄萍的引領。

而且邵飄萍根據自己講課的內容和對歐美日本學者專著的參考，以及從業近20年的經歷感受，邵飄萍撰寫了《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兩本著作。他的新聞學著作和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徐寶璜的《新聞學》并稱為中國本土新聞學的開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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