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喜劇性

2023年12月30日發(作者：有關幸福的作文)

第三節 悲 劇 性一、什么是悲劇性

作為審美類型的悲劇性，是同喜劇性相對應的，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戲劇形式的悲劇，而是具有更加廣泛的意義。因此，我們這里所說的悲劇性不是指戲劇的一種類型，而是指一種重要的審美類型，它滲透到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和領域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悲劇性呢？魯迅先生曾有過著名的論斷：“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1西毀滅給人看。”這就是講，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由于客觀社會原因或歷史的必然沖突，真善美、生命、愛情、信仰、理想等“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被損害或被毀滅，這個過程或結果使人們陷入劇烈的悲痛，但馬上又被正面人物的巨大精神力量所感染，被驚心動魄的感人力量所震撼，因而由痛苦轉化為快感，從而獲得一種特殊的審美感受，即悲劇性美感。

因此，作為審美類型的悲劇性雖然來自現實生活，但它更是藝術家審美意識的物化形態，

是藝術創作的結果。作為審美類型的悲劇性，涉及文學藝術的許多門類和領域。除戲劇藝術中的大量悲劇之外，悲劇性也表現在雕塑（如古希臘著名雕塑《拉奧孔》）、繪畫（如法國浪漫主義美術代表人物籍里柯的《梅杜薩之筏》）、音樂（如俄國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和中國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小說（如俄國的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與我國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詩歌（如德國中世紀的著名史詩《尼伯龍根之歌》與我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電影（如美國電影《魂斷藍橋》與中國的《一江春水向東流》）等方面。可見，作為審美類型的悲劇性涉及中外古今許許多多優秀的文藝作品，涉及文學藝術的許多門類和領域。

當然，悲劇性還是最集中地體現在戲劇領域。悲劇在西方戲劇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歷來被認為是戲劇之冠。悲劇常常通過正義的毀滅、英雄的犧牲或主人公苦難的命運，顯示出人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偉大人格，使觀眾在悲痛和哀傷中，受到震撼與沖擊，陶冶情操，凈化心靈，獲得特殊的悲劇性美感。西方戲劇理論家把悲劇分為命運悲劇、性格悲劇、社會悲劇。世界戲劇史上最早出現的古希臘悲劇大多屬于命運悲劇。古希臘三大戲劇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都分別創作了許多著名的悲劇。如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描寫了普羅米修斯因為同情人類，盜取天火送給人間后，被宙斯打入陰森的深淵，成為一位為人類經受苦難的殉道者。索?？死账沟摹抖淼移炙雇酢?，更是通過俄狄浦斯雖然極力掙扎，但最終仍然無法擺脫命運的擺布，不自覺地犯下了“殺父娶母”的罪過，自己刺瞎雙目去四處流浪的悲劇性結局，深刻反映出早期人類剛剛邁入文明門檻時期的艱難歷程。古希臘的“命運悲劇”實際上反映了人類社會初期，弱小的人類面對強大的自然界和不可抗拒的命運產生的悲劇性結果。中世紀末出現的“性格悲劇”反映出長期封建社會中封建倫理制度和宗教統治與反封建力量的矛盾斗爭，體現出人文主義理想和黑暗現實的尖銳沖突。如英國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哈姆雷特》和德國席勒的著名悲劇《陰謀與愛情》，分別表現了歐洲中世紀封建宗教迷信長期壓抑下扭曲的人格?！豆防滋亍穭≈兄魅斯防滋睾汀蛾幹\與愛情》劇中主人公露伊絲，都是因為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包袱，飽受靈魂與心靈激烈沖突的煎熬而釀成悲劇。到了近現代社會，應運而生的“社會悲劇”揭露了各種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與黑暗現象，具有鮮明強烈的批判精神，如法國作家小仲馬的名著《茶花女》和１９世紀挪威著名戲劇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又名《娜拉出走》），都是這種類型的代表作品?？傊鞣綉騽∈飞?，不管是命運悲劇、性格悲劇、社會悲劇，都反映了人在同命運、性格、環境沖突中的掙扎，可以稱之為掙扎的悲劇?，F當代西方悲劇的創作風格更加多樣化，尤其

1《魯迅全集》，第１卷，２９７頁，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是出現了將悲劇性和喜劇性融會到一起的悲喜劇作品，如瑞士戲劇家迪倫馬特的《老婦還鄉》（１９５６年），就是一部具有荒誕色彩的悲喜劇作品。正如迪倫馬特自己所說：“情節是滑稽的，而人物形象則相反，常常不僅是非滑稽的，而且是悲劇性的

中國戲曲雖然也有悲劇性作品，但與西方話劇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戲曲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產物，深受儒家文化、民俗文化乃至宗教文化的影響，深刻地折射出中國傳統藝術精神與美學追求。如果說，西方悲劇主張美與真的結合，悲劇表現上是一悲到底，如《哈姆雷特》劇中主要人物幾乎全部死去；那么中國戲曲悲劇則主張美與善的結合，悲劇結尾善必勝惡。因為中國戲曲悲劇的沖突，主要集中在善與惡、忠與奸、正與邪、美與丑之間的矛盾，具有鮮明的傾向性，最終達到懲惡揚善的倫理道德批判目的。正因為如此，中國戲曲悲劇運用了多種藝術手法來達到這一目的：其一是人間不平事和冤案，會有包公式的清官來解決，如《秦香蓮》，因此，“清官戲”在中國盛行。其二是寄希望于上天，如元雜劇《竇娥冤》，竇娥含冤死前的三樁誓愿一一應驗，六月天降大雪為她昭白。其三是通過超凡的想象努力營造大團圓的浪漫結局，如《梁山伯與祝英臺》中梁山伯與祝英臺死后雙雙化蝶，《長生殿》中唐明皇與楊貴妃在天上相會，《天仙配》中七仙女與董永鵲橋相會、《牡丹亭》中杜麗娘為與夢中的情人相會死而復生等。從這些例子不難看出，中國戲曲悲劇與西方悲劇有著明顯的區別，根源在于中西傳統文化的差異，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不同。

二、悲劇性的本質特征

西方美學史上，很早就有關于悲劇本質特征的理論探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最早對悲劇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他認為：“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2，這就是說，悲劇故事應當有頭有尾，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才能達到悲劇的效果。尤其是悲劇藝術往往展現人間的苦難與不幸，但為什么能夠給觀眾帶來美感呢？亞里士多德認為，這是因為欣賞悲劇就是“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3。按照朱光潛先生的解釋，這里所說的“陶冶”也有道德凈化與情感宣泄的意思，觀眾通過欣賞悲劇可以從恐懼轉化為同情，從痛感轉化為快感，從而使自己不健康的情緒得到宣泄，使自己的心靈得到凈化，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陶冶，達到悲劇美獨特的審美效果。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奠定了西方美學史上悲劇理論的基礎。

德國古典主義美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則用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學說來分析悲劇性。黑格爾認為，悲劇的根源來自兩種倫理力量的沖突，沖突雙方所代表的倫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又都有片面性。由于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片面性而損害對方的合理性，從而產生不可避免的悲劇性沖突。黑格爾認為最能反映他的悲劇觀的例子便是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故事講述忒拜國公主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呂涅刻斯同其兄弟爭奪王位，并向他的岳父即鄰國國王借了兵力，結果兄弟相殘雙雙戰死，王位落入他們的舅父克瑞翁手中。新國王克瑞翁下令不準埋葬叛徒波呂涅刻斯，違者將被處死。安提戈涅為盡同胞情誼，不顧禁令埋葬了哥哥，被新國王關進石窟并上吊自盡。安提戈涅的未婚夫，即克瑞翁的兒子聽到這個消息后自殺了。克瑞翁的妻子聽到兒子自殺后也自殺了。在黑格爾看來，克瑞翁代表國家利益頒布法律是合理的，安提戈涅代表親情埋葬哥哥也是合理的，但雙方都必須否定對方才能肯定自己，因此又同樣是片面的，必然導致悲劇性沖突。黑格爾進一步指出，雖然矛盾雙方的悲劇性人物均遭到不幸，但他們所代表的國家法律、親情之愛這些理想信念仍然是合理的、永存的。事實上確實如此，情與法的矛盾斗爭可以說是中外古今文藝作品永恒的主題。黑格爾悲劇理論的最大貢獻就在于他不是把悲劇性歸結為個人的、偶然的原因，而是認為悲劇性沖突是合乎規律的、

2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１９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６２。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１９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６２。

具有必然性的，指出了個人悲劇沖突后面的社會根源。但是，由于黑格爾把悲劇沖突納入他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之中，顯示出他哲學思想的妥協性與局限性。

１９世紀俄國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悲劇觀，強調悲劇并不是來源于理念沖突，而是來源于客觀現實生活，從唯物論立場強調了悲劇的客觀性。但車爾尼雪夫斯基同時也否定了黑格爾悲劇觀中的辯證思想，尤其是否定了黑格爾悲劇觀中關于悲劇沖突必然性的正確看法，這實際上拋棄了黑格爾悲劇理論的合理內核。

馬克思、恩格斯繼承黑格爾關于悲劇沖突必然性的理論，揚棄了其中唯心主義的成分，對悲劇的本質特征進行了客觀、歷史的界定。恩格斯在分析拉薩爾的歷史悲劇《濟金根》時，指出悲劇的本質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4。這里所說的“歷史的必然要求”，是指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要求，它代表著正義的、進步的、新生的力量，以及他們的合理要求，但是由于舊勢力的強大和新舊力量對比的懸殊，在矛盾沖突中導致悲劇性結局。這就是說，悲劇性的本質歸根結底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社會矛盾沖突的反映。

從一定意義上講，悲劇性與崇高是一致的。崇高的本質在于人的本質力量與客體處于尖

銳對立與沖突時，客體以外在巨大形式暫時壓倒了主體，主體則在嚴峻沖突中最終征服客體，使人的本質力量得到充分顯現。悲劇性的本質比崇高更加深刻，悲劇性的主客體沖突更加尖銳和更加激烈，具有合理性的社會力量在悲劇中遭受不可避免的苦難或毀滅，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人們正是從這種毀滅中更深刻地認識到它們的價值，使人們在悲哀與痛苦的同時，努力去奮斗、去抗爭。因此，悲劇的意義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是與崇高相通的。悲劇的美是一種崇高的美。因此，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人們通常都承認悲劇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種。”5悲劇的審美效果更加富有感染力，悲劇主人公的不幸、痛苦以至毀滅，使人性的光輝更加璀璨奪目。所以，悲劇感比崇高感更能激發人的斗志、震撼人的心靈，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升華，促使人們克服艱難困苦，從內心深處堅定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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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３４６頁，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