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儒學的發展新特點

2023年12月31日發(作者：智能機器人介紹)

魏晉南北朝儒學的發展新特點

自西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略以后，儒學成為當時的官學，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成為讀書人得以被舉薦進入仕途的法寶。但是隨著王朝的更替，權力的轉移，統治階級構成在變化，東漢政府不得不依靠大地主和地方豪強勢力來支持和維護自己的統治，河北袁紹一門四世三公，世家大族開始逐漸通過手中已經掌握的權力來控制國家人才的選舉，舉孝廉的標準也在逐漸的變化，門第的高低成為了主要的標準，這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政治打下了基礎。

但是隨著儒學與政治直接掛鉤，導致了人們讀書就是為了步入仕途，然而許多權力的擁有者則通過一些不正當的手段來壟斷仕途之路。國家政府的組成人員非富及貴，廣大的讀書人，對仕途的迷茫，對學習儒家經典失去了信心，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出世，遠離當時混亂的社會。

魏晉時期的讀書人注重內在的精神寄托，豪放不加掩飾的為人品格與思辨學風，還給史學帶來了：“言則玄遠冷雋，行則高簡魂奇”的風尚。魏晉名士經歷了曹魏代漢，劉氏宗室遭殃，司馬氏篡魏，曹姓皇室被誅，劉裕奪晉，司馬宗親覆滅，原先朕即國家，富有四海的天子成為了階下之囚，刀頭之鬼。他們尚且不保，何況臣下。政局險惡，最高統治者的兇殘成性，名士成批的被殺，加深了內部分裂，富貴利祿又有何用，生死難卜。魏晉名士面對福禍無常，安危難測的人生磨難發現生之不易，死之可期。便由兩漢時的對外在功名操守的追求轉入對內在實體和人生真諦。由此魏晉玄學變成為了社會的主流。

在社會的大背景下儒學的發展變產生了很多新的特點。

第一、兩漢經學雖然受到玄學的沖擊但是仍然有較大發展。

魏晉時期的儒學玄學化傾向終于導致了經學的沉淪。然而這樣說也并不意味儒家經學在魏晉時期毫無成就。事實上，在今存《十三經注疏》中，除了漢代學者的七部經注、唐代學者的1部經注外，其余五部均為魏晉學者所作。如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論語集解》、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范寧的《春秋觳梁傳集解》、郭璞的《爾雅注》、韓康伯的《系辭注》，以及梅賾所獻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等，都頗負盛名，在經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魏晉時期的經學研究除《春秋》學之外，最為熱門的是《易》學，王弼，何晏等人的《易》學成就由于帶有濃厚的理論色彩，且已嚴重玄學化。

第二、政府選官制度的變遷對儒學的沖擊。

兩漢的五經博士，舉孝廉到曹操的唯才是舉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的確立，這一變化對儒學在民間的認可度造成了很大的沖擊，特別是今文經學與讖緯神學的結合，儒家學說趨于神秘化和迂腐繁瑣，使儒學的獨尊地位逐漸開始動搖。曹操實行“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體現的不僅是選拔官吏的標準，實際上也是對儒家忠孝名節思想的否定，使儒學進一步陷入困境。因此，儒學在這樣的社會大動蕩，大變遷的時代背景下必須調整價值趨向，以關懷時代解決社會動蕩。

魏晉政治統治者基于現實政治的考慮，已不再使用經術取士，而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做官的必須是門閥士族。因此，這時在學術上繼續羅嗦西漢儒生始終沒有講請楚的今古文，在政治上已實在沒有多少意義。

魏晉時期的儒家變的偏重義理，不固守漢代師法家法，博采眾說，志立新異。儒家通過援佛道入儒，來緩和儒學所受到的打擊。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在東漢末年曾被張角、張魯利用來組織農民起義，特別是北魏寇謙之改革后的天師道，使道教更加符合統治者的要求，從而使道教由一種民間自發的宗教演變成規范和制度化的宗教。

以王弼為首的義理派提出了“援道入儒”，援道入儒的目的是要以道家簡潔明白的概念

改造儒學，從而使儒學重新成為一種有用的學說。他們巧妙地繞開漢儒的煩瑣解釋，借助于道家的思想，意欲直承早期儒家的真精神，重建儒學的新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援道入儒并不是要把儒學徹底打倒和摒棄，而只是對漢代煩瑣經解的一種反動。

第三、魏晉時期南學和北學形成，并且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學逐漸發展成為南學和北學。 南學大體上繼承了魏晉學風，重文辭，不重經術，兼采眾說，隨意發揮。受佛教影響，把講經記錄編為講疏，講義。有玄學化的傾向，對唐朝學者影響大。代表人物有皇侃等。北學則繼承東漢學風，樸實而保守，重考據訓詁，墨守師法家法成規，拒斥老莊之玄虛，崇尚儒道。代表人物有徐遵明、熊安生等。

第四、南朝末期儒道釋三教三教合流趨勢明顯。

南朝的梁、陳時期，由于梁武帝公開宣布儒、釋、道三教并行，三教合流的趨勢更為明顯，當然也為此后隋唐時代儒學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在整個南朝時期，儒學除在梁武帶的扶持下有過短暫的輝煌外，基本上都因政治環境的惡劣而萎靡不振。政治環境對于學術發展具有相當大的制約作用，干戈未息、政治動蕩不安的年代，不可能指望學術的真正繁榮。而且從南朝政治、學術的總體形勢看，由于儒、道、釋三家的不斷爭奪與沖突，為政治對文化的選擇提供了相當大的空間，朝著三教合流、三教兼宗的趨勢發展。

總之，南朝儒學在面對佛道三教的挑戰時，并沒有一味退卻，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獨霸地位雖然有所改變，但佛道三教并沒有能力取儒學而代之，三教沖突經過一個相當長時間的發展，它們之間的裂痕漸漸地彌合，相互之間的融合與吸收逐步加強，相互排拒越來越少，于是為后來的三教合流提供了可能。

縱觀這一時期儒學的發展新特點:第一，它不是獨尊，而是與佛道并存，并且通過援佛道入儒來重生自己，最終磨合為三教合流，為隋唐儒學的發展奠定基礎；第二，它靠的是傳統力量而缺少成熟的文化政策作保證；第三，它的理論受玄學及漢末私學的影響；第四：經學受到很大的沖擊，但是也有較大的發展；第五，不穩定的國家政權和動蕩的社會對儒學的沖擊無法估量，導致儒學在曲折中前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