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長城

2024年2月9日發(作者：宋詞大全)

寧武縣，漢為婁煩縣地，置有婁煩關。今縣南的寧化村即為婁煩關南口，縣北陽方口即為婁煩關北口。北魏時廣寧、神武二郡先后治此，隋為崞縣、靜樂縣地。唐治寧武郡，明朝時無縣的建置，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設寧化巡檢司，十一年改巡檢司為寧化守御千戶所，隸山西都司。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設三關總兵，駐于寧武關，統領偏頭、寧武、雁門三關邊防事宜。寧武之稱，取廣寧、神武二郡尾字而得。

寧武關城，在陽方口南二十五華里，關城北依華蓋山，南靠鳳凰山，恢河水自城南向東流去，關城兩翼順河而筑，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據《山西通志》載：“寧武關，古樓煩地，據雁門、偏關兩關之中。戰國時，趙武靈王曾在此置樓煩關，以防匈奴。唐末置寧武軍，明初為軍屯，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筑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巡撫都御史李侃言，寧武北臨云朔，西帶偏保，最為要沖，請設關置守備。于是，因遼寧武軍舊石立關。（嘉靖）二十二年置三關鎮守總寧武，轄雁門、偏關二關。明景泰元年筑城，方四里，高二丈五尺，下有塹。”城東、西、南三面門，東門稱“仁勝”，西門稱“人和”，南門稱“迎薰”。門上皆建有關樓。“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巡撫魏紳拓廣周七里一百二十步，增碑五尺，加辟北門，亦建正樓于上。萬歷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寧武道郭光復始甃以磚，又筑東西關城，皆磚甃。”3寧武關城，因踞鳳凰山之北，歷來又有“鳳凰城”之稱。

寧武關一帶，在較長的歷史時期，鮮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的貴族經常率兵由此南下，有時戰爭在此連綿不斷。明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東渡黃河，揮師北上大同，經寧武關，同據險頑抗的明三關總兵周遇吉在此地進行了一場激戰，攻下寧武關，生擒周遇吉，為進軍北京推翻明王朝掃清了道路。

山西三關之一的寧武關，寧武關有著“北屏大同，南扼太原，西應偏關，東援雁門”的戰略地位。據有關資料，山西有不同時代的長城總長度累計3500多公里，屬長城分布較多的省份之一。山西境內的長城，承載著太多山西的歷史信息和社會人文信息。山西長城分布于9個市40余個縣（區），總長度累計3500多公里，現存較完整的城墻和遺跡有1500多公里。山西長城遺跡按朝代可分為戰國長城、東魏長城、北齊長城、北周長城、隋城、宋長城、明長城、清長城，但以明長城修筑規模最大，前后共修筑了154年。作為當時拱衛京都的屏障，明長城分外長城和內長城，外長城約450公里，由河北省懷安縣延入晉北的天鎮縣，向西再向西南，經陽高、大同新榮區、左云、右玉、平魯、偏關，直達黃河東岸；內長城約

400公里，由河北省淶源縣延入靈丘縣，向西再向西北，經繁峙、渾源、應縣、山陰、代縣、原平、寧武、神池、朔州朔城區，至偏關白羊嶺（古稱丫角山）與外長城會合。另外還有沿黃河修筑的從偏關老牛灣到河曲縣石梯子的長城，沿太行山脊修筑的始于靈丘縣牛邦口經五臺、盂縣、平定、昔陽、和順、左權至黎城東陽關的長城。“山西歷史上是兵家必爭之地，一些長城關隘如著名的‘外三關’偏關、寧武關、雁門關，就全部在山西境內，而平型關、娘子關更是聞名遐邇。

打我從小開始，長城作為我們中華民族的象征，已經深深地牢記在心。一首歌唱得好，“長江、長城，黃山、黃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于是親自走一段長城就成了我的一個夙愿，”為此，我心儀許久。

山西長城徒步穿越，是自虐之旅、攝影之旅，更是人文之旅。驕陽下漫長的翻山越嶺徒步穿越，晉北大地毫無遮蔽下的艱苦行進，這是一條充滿挑戰的自虐之旅；一道道殘破的邊墻，就是一條條大地的傷口，一座座依舊挺立的墩臺，猶如一位位堅守職責的將士，蒼涼、壯觀、恢宏，這是一條攝影之旅；追尋長城內外幾度牧場幾度良田的歷史變遷，回憶塞北風沙中的金戈鐵馬，感受歷史進程的點點滴滴，這又是一條人文之旅。

山西境內的長城遺跡很多。從興縣西北部的黃河東岸開始，沿管涔山和恒山山脈向河北方向延伸，蜿蜒的古長城和矗立的烽火臺，依舊飽含著歷史的滄桑和歲月的蝕痕，橫亙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向世人昭告著那已經遠逝的昔日煙云??

山西境內最早的長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晉之后。其時趙國疆域最大，立足都市晉陽，迅速向西、北、東三面進行軍事擴張，特別是趙武靈王在位期間，銳意改革，實行胡服騎射，不斷開疆拓土，進一步展現了晉國文化兼容并蓄的開放態勢，把中原農耕文化同北方游牧文化交匯融合，成為繼晉之后我國古代多民族活動的大舞臺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爐。為了有效地防守得到的土地，就出現了最早由戰國時代趙肅侯修筑的、分布于恒山和管涔山兩大山系長城。

在山西境內，古長城遺存和遺址，總長度在3400公里以上，其主要基礎，依舊是秦長城。當馬上皇帝朱元璋坐了天下后，又揀起歷代君王的舊皇歷，修筑長城二百多年未曾歇息。大同境內長達400公里的明代古長城，歷盡600多年的風雨，至今仍雄偉壯觀，成了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一道久遠的風景線。

明代長城分南北兩線進入山西后，在偏頭關一帶交會，被稱為內外長城，外長城由張家口入山西，經大同、偏關直達黃河天險。內長城經阜平進入山西，經靈邱、繁峙而達神池。進入清代后，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相信眾志成城，決不以修長城為御敵之策。然而，為抗拒白蓮教農民起義軍渡河入晉，后來的嘉慶帝又重新走上了修墻御敵的老路，在黃河壺口瀑布天險處筑起了長城。從此，在中國萬里長城綿延不斷的修筑史中，這一段清長城，總算劃上了一個句號。

作為戰爭的遺跡，長城和關隘，在山西這塊蒼茫的土地上，已經變成一份獨特的文化遺產，成為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戰爭文化的珍貴實物。

千百年來，久經不息的邊患，連綿不斷的烽煙，使得山西北部的偏頭關、寧武關和雁門關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也為古老的三晉厚土，譜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篇章。

作為山西境內外長城和內長城的交會處，偏頭關重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巍然屹立在偏關河的西岸。這一帶的長城依高山陡崖而建，與黃河天險相連，形成一道拱衛中原的屏障。

地處偏頭關與雁門關中路的寧武關，重建于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現存關城分西關和東關兩部分，城墻依山而建，堪稱雄險，在軍事上可北屏大同，南扼太原，西應偏關，東援雁門。與此地50公里處，有歷史上曾聲名顯赫的軍事城堡——寧化軍城。

雁門關修筑于代縣城北的大山腹地，進可攻，退可守，是大漠通往中原的必經之路，在赫赫有名的三關中以其雄險獨樹一幟。早在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就在此建立雁門郡，秦時仍為天下三十六郡中之一郡，漢武帝時曾“發率萬人治雁門關險阻”。如今的雁門關，為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重修長城時所建。與之相接的舊廣武城，也是山西內長城體系中一座以屯兵積糧為主的軍城，現存建筑成于遼代。城墻上的敵樓，與遠處的烽火臺遙遙相望，在古代戰爭中形成了完整的防御體系。

登古關而遠眺四周，茫茫山野上的古長城和烽火臺遺址，讓人們眼前不禁浮現出久遠的歷史畫面。當年，滿門忠烈的楊家將，就是在這宏闊的三關防線，譜寫了一幕幕威武不屈、英勇殺敵的壯麗史詩，也留下了血染疆域、忠誠報國的慷慨悲歌。

這段古長城,屬明內長城，也叫內邊。西起忻州市代縣的白草口河東，東至朔州市山陰縣的新廣武村，全長5964米。這段保留至今的長城，為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巡撫都御史李景元所筑。白草口為唐雁門關即西陘關北塞，新廣武為明雁門關即東陘關北塞。長城外磚砌，內土筑，高8～10米，上闊4 米(史載一丈五尺)。上有戍堡、敵樓，下有暗門。現保存完整的敵樓有“針扃”、“雄皁”等。樓有額匾，落款均為“萬歷丙午仲秋之吉，巡撫都御史李景元、兵備副使李茂春、左參將陳天爵、管糧通判蒲喜輪立”。敵樓多數筑于長城外側，面寬10米，進深8米，總高15米左右。壯櫓樓建于長城正中，前后兩道門可將長城封閉。靠白草口一段，原垛口、女墻筑于石山上，現內無土墻，唯有磚垛口，巍然矗立于奇巖陡峰之巔，十分雄險壯觀。暗門筑于內可屯兵、外可沖鋒的地段。門洞磚券，高2 米，寬1 米，門置距外墻0 米處。長城頂部三層城磚鋪面，可以走馬。長城附近建有烽火臺、兵營暖屋(現毀)。此段長城的位置，歷史上稱陘嶺，是區分內外、捍衛中原的門戶。據清乾隆年間《代州志》載，明萬歷二十三（1595）年，巡撫李景元筑雁門關邊墻，“綿亙十五里，堅固精好，外護雁門，內鞏省會，敵不敢窺焉”。從白草口至新廣武的這段長城，正是明朝雁門關軍事防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段古長城又俗稱“猴兒嶺長城”，是山西境內唯一包磚和建有空心敵樓的長城。由白草口過海拔一千七百五十米的猴兒嶺山，過新廣武城向東北，經水峪口、沙家寺至胡峪口。從胡峪口向東出山陰縣境，入應縣境，至馬蘭口。

新廣武城兩側的山上蜿蜒著只剩夯土的長城，長城上的包磚哪兒去了？據當地老鄉介紹，是陸續被當地人拆下來蓋房、壘豬圈了，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國家大修防空洞，附近各村都有任務。當時有一條公路直達山頂，社員們開著大汽車上山去拉長城的磚修?地下長城?。靠近白草口的長城全憑地勢險要，車上不來，長城包磚才保存得比較完整。即使是這樣，這段長城仍是山西境內現存長城的精華部分。

2009年12月3日下午，我從白草口攀登這段古長城，沿著長城走向新廣武，一路邊走邊拍，欣賞領略古長城的險峻滄桑，流連緩步，不覺天色漸黑，不敢停留，匆忙下至新廣武，歷經四小時，意猶未盡。

山西萬里長城及其關隘

中國古代萬里長城的最早出現，根據文獻記載和專家們的研究，據說是在公元前7世紀左右，相當于我國東周的春秋時期。而春秋時期最早修建長城的則是南方的楚國，這是我國當代古長城研究專家們的看法。古文獻上記載，魯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時，春秋五霸之一齊桓公派兵攻打楚國，楚成王派一叫屈完的人帶兵迎敵。在召陵這個地方，兩軍對壘，齊桓公問屈完：“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則回答：“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1這兩人的對話若翻譯成今天的語言，那就是齊桓公說：像我齊國這樣強的兵力，誰能夠抵擋呢？我如果用這樣強的兵力去攻打你楚國的城池，有什么的城能不被我攻打下來呢？但是楚國屈完這個人偏不怕他。

他胸有成竹地回擊了齊桓公的恫嚇，針鋒相對地說：你雖然強大，若以德去服各諸侯小國，誰能夠不服你呢？但是你如果強以武力來進犯我們楚國，我們楚國卻有方城可以防守，還有漢水阻擋你。你兵力再強大，又有什么用呢？齊恒公聽了屈完的話，后來只好退兵。諸如齊桓公代楚這樣的事，據知后來在公元前624年和公元前557年時還發生過兩次。其中一次是晉襄公派處父伐楚，另外一次是晉平公派荀偃伐楚，也都因為楚國有“方城”這種特殊的防御設施，都只好草草收兵。對這

兩次晉國出兵伐楚而后又因“方城”阻御無奈退兵的事情，《左傳》一書中也都均有相關記載。

“方城”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特殊城池？為什么像齊和晉這樣的強國在它的面前也無可奈何呢？

我國著名古長城研究專家羅哲文先生認為，當時楚國賴以抵御強敵而又能每每奏效的這種“方城”，即是我國古代最早出現的長城。他說，無論是齊桓公伐楚，還是后來的兩次強晉伐楚。

“這些情況不僅說明了楚方城防御其他諸侯領國侵擾上的功能，而且也說明了方城不是一般孤立城市的城垣，而是連綿不斷的城防，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防御工程。這便是長城的開始”。2

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從種種跡象看，長城的最初出現于我國古代，其實用功能首先是為了戰爭中的防御。春秋時楚國長城的出現，主要就是為了防范來自它的北部諸國如晉、齊、秦、魯，鄭的進犯的。1981年以后，經過河南、湖北等省區文物考古界和楚文化研究會等多方面的考察與踏勘，已證明楚長城的總長度大約近500公里。實際調查的結果與古代文獻記載完全相符。

與古楚國長城的始建年代相比，位于山西高原上的古晉長城的出現則要晚出大約300年以上。其歷史原因主要是由于春秋時期的晉國其四鄰均是一些落后的戎狄部落或弱小諸侯。從軍事方面來講，自西周建國初期直至春秋時期中葉以后，大約500余年間，晉國基本上一直處在一個向外進行軍事擴張的狀態中。從某種角度講，還有一個自然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晉國當時所處的地理位置，四周山河阻隔，天然封閉。一些具有能力與晉國進行軍事抗衡的大國，如齊、楚、秦、宋等距離晉的核

心地域又很遠，即使意欲犯晉，礙于像太行山和黃河這樣的天險屏障，再加上晉國本身已有的軍事實力，這就可能成為古代長城在山西高原出現較遲的另一個原委。

較為準確地講，我國古代長城在山西高原的最早出現，應該是在韓、魏、趙三家于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徹底瓜分晉國之后。當時，魏國在山西高原的西南部隔黃河與秦國相對峙，趙國則將其軍事擴張的目標基本指向塞北翟、代之地及太行山以東齊、燕的勢力范圍。韓國在當時的實力大不如魏、趙。在秦、魏、趙的強力夾縫中，它則不得不逐漸地避其身邊的強敵，而將有限的軍事力量施加于比它更弱的鄭、宋一類的小國，漸次向東南方向發展，以至最后將其國都由山西境內遷出，定于太行之外和黃河以南的鄭地(今河南新鄭)。在韓、魏、趙這三個由晉派生出的新諸侯國的各國發展中，魏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2年)，因魏國在此之前時曾經一度攻過黃河，占領了河西原來屬于秦的一些領地，為了能永久保住這些地方，所以就有了發生于此年的“筑長城，塞固陽”3之舉。據知這是戰國三晉筑長城的最早記載，但其所建地理位置并不在山西界內，而是在今天陜西省洛水東岸一線。真正最早在山西高原范圍內建筑長城的，應該是戰國三晉中的趙國。史曰：趙肅侯十六年(公元前333年)，“圍魏黃，不克。筑長城”。4這里所記載的兩件事，實際上是兩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一件是講趙肅侯十七年這一年趙國攻打魏國叫做黃的地方，沒有攻打下來。后面筑長城則是指趙國在另外一個地方筑長城以防另有強國攻趙。根據當時趙所處環境分析，趙所攻打的魏國的黃，當在今山西南部沁河上游一帶，而趙當年修筑長城的地方則應該遠在今天山西北部忻定盆地的西北方一線。因為趙當時要時時提防秦對其西北代地的突然侵襲。根據有關方面近年來的考察，從今天山西興縣西北部的黃河東岸開始，向東經岢嵐、五寨、神池、代縣、繁峙諸縣，直到山西東界的廣靈與靈丘交界一線，沿著管涔山和恒山山脈伸向今河北境內，近500公里的距離內均有戰國長城遺址與遺跡發現(其中從今陽方口開始向東，其走向基本與明代的內長城有所重疊)。這些戰國時代的長城遺跡與遺址，應該而且也只

能是三晉之中趙文化和趙歷史的孑遺。韓，魏、趙三家分晉之后，特別是戰國七雄的鼎立之勢基本形成之時，趙國立足晉陽，據有今山西北部大片土地，其向西、北、東三面的軍事擴張速度非常迅速。1979年以后，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中國古代長城遺跡調查的結果表明，戰國時期趙國長城的分布地域及其建筑總長度在當時各諸侯國中，無疑是居于前列位置的。除了其初期在今山西境內的修筑，趙的長城約大多數則分布在今內蒙古陰山以南以及與山西隔河而望的陜北地區，還有恒山東側的冀西地區。正像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一篇有關古長城的調查報告中所講的那樣：“當時的趙國也和魏國一樣，在今山陜之間的黃河以西擁有大片土地。現在宜川縣西北就是趙國的定陽故地(《戰國策·齊策》五)。而黃河以東，現在山西離石、柳林諸縣附近，也是趙國當日的離石、藺(《戰國策·西周策》)、皋狼諸地(《戰國策·趙策》)。”5在司馬遷的筆下，同樣記載了趙國的第六代國君趙武靈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在實行了他的著名的胡服騎射制度之后，又在修筑萬里長城方面建立了業績。史曰：“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胡俗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云中、雁門、代郡。”此處引文中司馬遷所說的高闕，位于今天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庫布齊沙漠西北處的杭錦后旗東北陰山山脈。

從高闕至今天的山西大同市的直線距離足有500公里以上，可見當時趙國長城的修筑規模何其宏偉壯闊。至于云中、雁門和代郡的地望，已確知其中有的在今山西與內蒙古自治區的交界地區，有的則完全處于山西省境內。

公無前221年，秦始皇贏政統一六國后，中華民族首次形成大一統局面。這位當時剛38歲的千古一帝在諸多國家大事中，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將原來由秦、趙、燕等諸侯國分別修筑的長城聯結為一體，以抵御來自于北方戎狄及匈奴部落的侵擾襲擊。《史記·蒙恬傳》中說：“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后世人們

習慣上所說的“萬里長城”一詞，羅哲文先生認為實際上即始于此。需要指出的是，秦萬里長城中雖然有大約近半數的長度是利用了趙長城，但其所在位置卻全在今天的內蒙古境內，當時山西境內的趙長城則可能均被命令予以拆毀。為什么秦要在西起臨洮東至遼東這樣一個長達萬里的距離中統一修筑長城的同時，又要命令拆毀原來六國諸侯境內各自修筑的長城呢？原因據知是害怕在此之后再出現像春秋戰國時期那樣的諸侯割據局面。這極可能就是為什么我們今天在山西境內極不容易發現戰國時韓、魏、趙三晉長城遺址遺跡的主要原因。從各個方面看，西漢建立后雖然修筑萬里長城的工程曾經呈現了更為龐大的氣勢，但仍然是在北部邊疆秦長城的基礎上予以增補加修，仍然是為了防范來自北部草原匈奴的侵擾。

近年來，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山西省有關部門在晉東北的廣靈縣曾經發現漢代長城遺跡。這是目前在山西境內發現的唯一一處漢長城遺址，使人倍覺珍貴。由此也引出一個問題來，那就是有關此過漢長城的修筑時間問題。在翻閱有關歷史文獻的過程中，我們首先在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的《山西通志·古跡卷》廣靈縣內容里，發現有漢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在當地直峪山修筑長城的記述。此處記述明確說到該處長城遺跡在清雍正年間還保存著，今人常常對地方志的記述抱一種懷疑態度。鑒于此，我們不得不再去到官修的《漢書》中去取得印證。果然，《漢書》在漢武帝元光五年有關內容中也有相關記載。史曰：是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雁門險阻”。6無論從出動上萬人的工程規模看，還是由其地理方位分析，人們都無法懷疑地方志中的記載和《漢書》的有關記述，以及當地遺址本身存在這三因素間必然的內在聯系。

這種聯系應該能夠足以說明西漢長城確實在此存在的真實性。

如果再對西漢初期匈奴與劉漢政權在山西北部地區的軍事對峙稍多一些了解的話，那么，對這種歷史真實的理解或許就會更為深刻。例如，早在漢元帝后元六年(公

元前158年)時，由于匈奴數萬騎兵從山西北部長驅直入，西漢朝廷就曾“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勾注”。7所謂“飛狐”，即飛孤陘或稱飛孤口，其位置正在今天山西廣靈縣的東部；至于“勾注”即勾注山，具體位置也就在今廣靈縣往西的繁峙與代縣一帶。應該相信，今天我們仍然能夠看到的廣靈漢長城遺跡，正是當年西漢戍邊軍屯歷史文化的物質遺存。

兩漢過后，從三國直至隋唐之初，亦即從公元3世紀初到公元7世紀初，500年間中華民族又淪入了一個像春秋戰國時期那樣戰火紛飛的動亂時代。由于前后有數十個割據政權分布于大河上下與江淮流域，所以長城在戰爭中的特殊防御作用又在此時顯現了出來。北魏、東魏、北齊、北周幾個南北朝時期的著名小朝廷，都曾在山西大地上多次大肆修筑過長城，其中北齊時期在晉西北的管涔山由北向南在關帝山西隅一線修筑的百余公里長城尤為突出。而在南北朝與東晉之前，建都洛陽的西晉司馬氏政權為了抵御其西部羌胡民族和北部東西鮮卑人的不時襲擾，也曾有效地利用了秦漢時的長城設施與來自西北的侵略相抗衡。

關于山西境內歷代所建長城的總長度，國家有關部門在作過勘察了解后，至目前已調查確認大約3400公里以上。南北朝以前的約為1000公里左右，其中絕大部分已很難找到遺跡。現在能夠確認其遺址遺跡的古代長城，在山西境內基本上均是隋唐以后的遺存。而保存較為完好的部分，則幾乎全是明代新建或重修過的長城。考古界與古建筑學界認為，長城這種中國古代特有的防御建筑，從東周的春秋時代開始，直至明朝建立，所經多數朝代均有修筑。通過對山西境內古長城的調查了解，事實也證明基本如此。雖然南北朝以前的古長城遺跡目前在山西已很難尋覓，但若征之于歷史文獻，有許多記載卻是非常清晰明確的。如以有關南北朝時期北魏、東魏、北齊、北周在山西境內所修筑長城的記載為例。就極易得到。

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這是北魏時期政治作為僅次于孝文帝拓跋元宏的一位政治家。史載，在其執政的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他曾“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筑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于河，廣袤皆千里”。8羅哲文先生認為此處的筑畿上塞圍，“即是從現在北京居庸關，向南至靈丘，再向西經平型、北樓、雁門、寧武、偏頭諸關而達山西河曲縣。當時把這道長城稱之為畿上塞圍，是因為它環繞于首都大同的南面，用它來保衛首都之意”。9大同即當時北魏都城平城所在之地，靈丘、平型、北樓、雁門、寧武、偏頭諸長城關隘均在今山西境內。可見，這條畿上塞圍的大部分遺存地皆應在山西高原，這無疑便于我們今天的考察與尋求。

再如北齊文宣帝高洋，這是一位在他那個時代就被人們比作為夏桀和殷紂的殘虐的封建帝王。雖然他在位時間僅僅只有10年，然而如若論及他橫征暴斂與大興土木的“業績”的話，可以說他的所作所為絕不亞于秦始皇時的大修萬里長城，以及隋煬帝開辟京杭大運河的殘酷程度與巨大規模。根據歷史文獻中有關記載的顯示，他在北齊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時，就曾不顧冬天的嚴寒，親自君臨晉西北的呂梁山上，“次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10這段南北向的長城，大約北部起自今天的嵐縣一帶，南部一直修筑至現在汾陽與離石交界處的薛公嶺(亦即歷史上的黃櫨嶺)之處。其歷史遺跡至今仍能在一些地方偶然發現。天保六年(公元555年)，高洋又“詔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筑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又“自西河總秦戍筑長城東至海，前后所筑，東西凡三千余里，六十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又“初于長城內筑重城，庫洛拔而東，至于塢紇戍。凡四百余里”。11以上引文中古地名如恒州、總秦戍和庫洛拔等均在今山西大同附近，塢紇戍則在今天平型關遺址的東北處。高洋死后，不到6年時間內，北齊連續就換了4位皇帝，至天統元年(公元565年)北齊后主高緯時，高緯竟又“自庫堆戍東距海二千余里間，凡有險要，塹山筑城，斷谷起障”。12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北齊時除了于塞北修筑

長城之外，而且還曾在今山西陽城與河南濟源間的太行八陘之一的軹關陘附近也修筑過數百里長城，以防御當時北周宇文氏的北侵。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筆下有關“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筑勛掌城于軹關，仍筑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13的記載，即是史證。時當北齊河清二年(公元563年)春三月的時候。至清末光緒年間，當地人仍能見到這些古長城的遺跡。近年在山西陽城至晉城之間山區考察時，有關方面發現的所謂不明時代的長城遺跡，極有可能就是北齊時所筑長城的歷史遺存。

北周是我國南北朝時期繼西魏之后出現的又一個維持時間很短的短命政權，但在長城修筑歷史上仍有自己的建樹與記載。

如北周靜帝字文闡，雖然他只是一個在位一年多時間的短命皇帝，當突厥寇擾并州時，他也于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六月，“發山東諸民修長城”。14據知，這次所修長城原計劃自雁門關一直修到碣石臨海濱的地方，但不久由于隋國公楊堅篡權，北周滅亡，故未及竣工。

范文瀾先生曾經說過：“北朝和南朝南北對立。北朝和北境外強國也是南北對立。這些北境外強國都是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社會發展、以撈掠人口和財物為專業的游牧國家，對北朝的威脅是嚴重的。北朝對南朝要攻、守、和、戰兼施，對北境外強國也要攻、守、和、戰兼施，所以北朝的處境比較復雜。”15正是由于所處的這種復雜的政治與軍事環境，故而北魏、北齊、北周等北朝政權從公元4世紀末至公元6世紀末這200年間，在我國古代長城建筑史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從春秋戰國以后的第二個建筑高峰期。其特點是建筑地域布局廣闊，建筑總長度則僅次于先秦長城和明代長城。另外一個特點，因為北朝各個政權幾乎均以山西高原作為他們的主要軍事和政治活動地域，所以，這一時期的長城修筑活動，在山西的古代地方史上顯得尤其突出。

作為一個封建王朝，隋代雖然在中國古代史上只有37年的短暫歷史，但在修筑長城方面卻有許多文獻記載。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一次就征用丁伕多達百萬人以上，去修筑陜北榆林至今山西大同西北部之間的長城。隋代修筑長城的地理區域有一個明顯的特征，那就是幾乎全部都集中在都城長安以北今陜北和內蒙古交界的地方。

根據羅哲文先生研究結論，“唐、宋、遼時期，長城的修筑工程幾乎處在停息階段”。16金代雖曾有過大規模修筑長城的舉動，但其修筑地域多在今天的黑龍江、遼寧與內蒙古地區。非常有趣的是，在北宋歐僅修和宋祁撰修的《新唐書·地理志》中，當記述到當時的太原郡所轄太谷縣有關內容時，書中竟寫到在太谷縣“東南八十里馬嶺上有長城，自平城至于魯口三百里，貞觀元年廢”。17從那以后，后人多以為此段長城為唐長城。如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山西通志》即非常明確地寫定這段長城“自平城至魯口，沿山屈曲延三百里。武德二年筑，貞觀元年廢”。18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至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之間僅百年時間，為什么剛剛修筑好的150公里長城不到10年時間又要廢棄呢？在非常險峻的山脈間修筑150公里長城，一筑一廢，非同小可。為此，筆者曾翻過許多歷史文獻，修筑此段長城的具體記載難于稽查，懷疑清雍正版《山西通志》中“武德二年筑”的記述恐怕有誤。近年有關方面在調查此段長城時仍以唐筑長城對待，筆者則以為其建筑年代很可能屬南北朝，或者屬戰國時代。有關馬嶺長城的方位記載，《新唐書》中所說的“平城”即今天和順縣西部的儀城村，此村在隋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至宋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478年間，曾一直作為當時的平城縣治之所在。至于“魯口”這個古地名很可能就在今天祁縣城東南約30公里處的峪口(即伏西河西流出山口)附近。峪口西約5公里處現有魯村，當是一個歷史的佐證。從今天的祁縣峪口村沿山向東去，經馬嶺關遺址再一直向東至和順儀城村，直線距離100多公里。古時的長城是依山勢曲折修筑的，所以《新唐書》中所說“自平城至于魯口三百里”應是符合實際的。

據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縣志》中講，隋開皇十六年在今儀城村所建的平城縣治，實際上就是戰國時期趙國趙簡子所建的平都古城的遺址所在。

那么，“自平城至于魯口三百里”古長城如果不是唐長城的話，會不會是戰國時期的趙長城呢？這又是一個歷史文化之謎。總之，今天我們還仍然能夠隱約見到的太谷縣南的馬嶺長城遺址，確實應該被認為是山西境內古長城遺產中最有魅力的一個部分。

在中國古代起自春秋而息于清代的2000余年的長城修筑史上，明代200余年的長城修筑成果堪稱最為輝煌。羅哲文先生講：“明朝長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漢武之后，沒有一個朝代能夠與之相比，工程技術也有了很大的改進，結構更加堅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19明代不僅將全國州縣以上的所有城市的城墻完全用磚石予以包砌，而且同時將萬里長城的將近2／3的區段也悉數用磚石包砌或用磚石加固。我們現在能夠見到的長城實際上就是明長城。一般人都認為明長城東起山海關而西至嘉峪關，事實上明代的萬里長城還要比這個長度長得多。向東它甚至到了鴨綠江畔，向西則已進入新疆境內。皖南號稱為“典核”的著名才子朱升在明太祖朱元璋即將登基但還沒有完全征服天下的時候，向朱建議“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后來明代建立后的200余年中，自始至終一直大修州府縣城城垣和萬里長城，證明“高筑墻”確成為失明王朝統馭天下的基本國策。

明代山西境內的萬里長城區段，在整個明代長城修筑體系中，仍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當然主要是因為山西北部在明之前歷代所修的長城，此時無論對已經退回草原大漠中的蒙古貴族的殘余軍事力量，還是對剛剛建立政權的朱明王朝來講，均被作為雙方實行軍事對峙前線的直接接觸地域。特別是在明成祖朱棣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正式在北京建都后，山西北部的長城設施就尤其顯露出了特殊的國防作用。《明史》記載，早在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59年)春天時，朱元璋就曾派他的

第3個兒子“晉王棡率河南、山西諸衛軍出塞，筑城屯田”。20這可以被認為是明初在山西北部大規模修筑長城的啟始。明代北京西北部居庸關向西直至山西偏關的所謂內、外長城的修筑，事實上也應該啟始于此一時期，而內外長城的最后完成和竣工，則可能一直延至明代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左右。因為在此之前不久，由于蒙古俺答的一再侵擾，嘉靖皇帝曾經不得不把正在家中為父守喪的山西蒲州籍兵部尚書楊博緊急召回，讓楊總督宣化、大同及山西全部軍務。任上，楊曾“于大同牛心山諸處筑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21這里的大同牛心山即在今右玉縣牛心村附近，堡與墩臺皆為當時內外長城上的軍事設施。這說明山西境內的內、外長城在公元1561年之前仍未完備。

明代的外長城東部起自居庸關，經今河北張家口市然后進入山西的天鎮、陽高、大同、左云、右玉直到偏關、河曲。其向西的走向進入天鎮后，實際上形成了今天內蒙古自治區和山西省的自然分界標志。明代的內長城東部同樣起始于北京市郊區的居庸關。然后向西經今河北保定地區的易縣、淶源、阜平進入山西靈丘，再沿渾源、應縣、繁峙、神池境內的山脈直至偏關老營堡，與外長城相連接。外長城的城隘以“堡口”著稱，如山西界內的殺虎口、破虎堡、鎮川堡等；內長城則以“外三關”’和“內三關”最為馳名，其中“外三關”即是指山西界內的雁門關、寧武關和偏頭關。

最初，明王朝曾將北方長城劃分為九個防守區段，時稱“九邊”，由于每邊均設鎮守官員；所以又稱“九鎮”。到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2年)時，在北京附近的昌平和保定又增設兩鎮，遂又成為“十一鎮”。這“十一鎮”分別是：遼東鎮、薊鎮、昌鎮、真保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延綏鎮、寧夏鎮、固原鎮和甘肅鎮。其中太原鎮和大同鎮在今山西境內。太原鎮管轄山西境內的內長城，全長800多公里；大同鎮則管轄山西與內蒙古交界處的外長城，全長335公里。

明代曾有許多彪炳于史冊的著名歷史人物或征戰或屯戍或巡視干山西轄境的內、外長城之間。例如明初的開國元勛徐達、常遇春、李文忠和后來明英宗時的愛國將領于謙，以及明嘉靖時鼎柱重臣楊博等人均是。尤其于謙，他不但以其一腔愛國熱忱和英雄膽略贏得了后世人民的永久愛戴與紀念，而且還在山西高原留下了許多詩詞瑰寶。其中《云中即事》和《詠煤炭》兩首，一寫當時塞外長城邊障上戍邊將士的生活情景，一借山西遍地皆是的煤炭抒發其高尚情操。尤如“邊垂無事風塵靜，坐聽笳聲送夕陽”和“鼎彝元賴生成力，鐵光猶存死后心”這樣優美精辟的佳句，至今仍被人們盛傳不衰。

人所共知，在普遍意義上來講，中國古代的長城修筑活動到了明萬歷(公元1573—162O年)以后，就逐漸進入了停息階段。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順治皇帝登基于北京。從此時起，清廷雖然“對修不修長城曾經進行過長久的爭辯。起初有不少大臣提出過修長城的事，清朝統治者也曾加以考慮過”。22但是，由于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特別是在整個北部邊疆取得了突出的戰績，竟使阿爾泰山以東直至黑龍江流域的大片土地全部納入了清王朝版圖。所以約到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以前時，這位曾經3次御駕親征的康熙皇帝，終于在要不要再修長城這個問題上得以大徹大悟。他斷然決定用一種更能使蒙、藏、維等民族上層人物接受的政治統治策略，去替代軍事沖突和傳統的長城防御工程。他不但決定不再修長城，而且還用寫詩的方式譏諷中國歷史上那些曾經大修長城的歷代帝王是“萬里經營到海涯，紛紛調發逐浮夸。當時費盡生民力，天下何曾屬爾家？”

一方面他在修筑長城這個問題上嘲諷前代帝王，另一方面他還表示了對前代修筑長城而征役的普通平民的由衷同情。如在一次巡視山海關時他還順便去看了附近的姜女祠。

愛新覺羅·玄燁，這位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最終在他第三次御駕親征凱旋返歸北京時，面對著居庸關這座長城上的著名關隘，欣然認識到了“懸崖壁立垣墉固，古峽泉流晝夜間；須識成城惟眾志，稱雄不獨峙群山”23這個深刻的政治哲理。

然而，具有極大諷刺意味的是，在康熙皇帝去世不到70年的時候，他的不肖子孫們就因為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在一次又一次農民起義的打擊下，違背了他不再修筑長城的愿望。先是在清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川、陜、鄂白蓮教農民大起義的義軍幾次進入陜西，逼近黃河并計劃渡河北進山西時，山西清軍就開始在黃河東岸一側，從今石樓縣義牒鎮附近向南直至吉縣、鄉寧一帶沿河修筑長城。后來又由于清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國起義后由林鳳祥、李開芳率領的北伐軍對山西的威脅，特別是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秋，當時由張宗禹率領的西部捻軍意欲由陜西出發經山西馳援山東的東部捻軍，這就更促使山西清軍倍覺恐慌。在此前后，山西石樓、永和、大寧、吉縣、鄉寧由北向南沿黃河東岸修筑的大約150余公里長城已基本建成，并在沿線長城上設立了辛關、永和關、鐵羅關、馬斗關、平渡關等諸多關隘，以加強守備。但是，就是在清同治六年的十一月，由張宗禹率領的西部起義捻軍，仍然還是從陜西宜川和山西吉縣交界的龍王辿強行渡過黃河，攻破了由清軍駐守的河清門長城，一舉進入山西，并由此直下河南。當年的河清關長城遺址至今仍然保留在山西吉縣壺口瀑布附近的龍王辿山崖間。這段清代長城已與著名的黃河壺口瀑布一起，成為當地頗享盛名的旅游景點。如果說明代以前2000多年間歷代所修長城，大多是起著一種抵御外來侵略作用的活，那么，山西境內的清代長城則完全可以說是用來對內鎮壓人民起義的。

作為歷史文化遺產，山西沿黃河東岸的清代長城遺址，它標志了中國古代長城建筑的真正最后之結束。

中國古代長城歷來多憑借自然天險而修筑，故而作為長城重要組成部分的要塞關隘也就幾乎都處于山河之要沖位置。由于山西這塊大地在中國歷代政治軍事史上享有獨特作用，以及它那特有的以表里山河為特征的特殊地形地貌，所以，名關險隘在山西的分布有史以來又表現得尤其密集。在此，我們可以列舉出許多在歷史上具有很高知名度的三晉著名關隘并指出它們遺址的地理位置。如：

馬嶺關，太谷縣東南30公里；偏頭關，偏關縣城；

黃澤關，左權縣東南60公里；雁門關，代縣北15公里；

娘子關，平定縣東北40公里；寧式關，寧武縣城；

平型關，繁峙縣東北60公里；蔚汾關，興縣城東；

黃蘆嶺關，汾陽市西30余公里；烏仁關，吉縣西30公里；

永和關，永和縣西北30公里；平渡關，大寧縣西南27公里；

鐵羅關，永和縣西南30公里；天井關，晉城市南23公里；

東陽關，黎城縣東北13公里；長平關，高平縣北20公里；

老營堡，偏關縣東北75公里；直谷關，廣靈縣南5公里；

殺虎口，右玉縣西北30公里；茹越口，應縣南20公里；

馬斗關，大寧縣西北25公里；??

以上所舉關隘均在山西境內長城線上，本身就是歷代鎮守長城將士的戍所，同時兼有軍事、行政和來往交通管理多方面功能。

這些關隘在外長城一帶多以堡、口、衛等命名，因地因時而變異。有的長城區段關隘設置相當密集，如從今寧武向東經代縣至繁峙一段內長城上，在北宋時就曾設有20余處大小關隘。僅盤道梁至平型關之間，就有水峪、胡峪、馬蘭、茹越、小石、大石、大安、團城、凌云、葫蘆、太和、白草、八岔、小蓮、夾柳、燕水、雕窠，元岡等隘口，其中雁門關還未算進去，時稱“十八隘”。有的長城關隘雖然地處偏遠，但是在歷史上曾經十分繁榮昌盛，如偏關縣的老營堡。這本是明代內、外長城在山西境內的連接會合之處。1985年時曾有兩位年輕記者到老營堡采訪，堡內一位叫陳程的老人竟能極為詳盡地講出這座長城古堡繁盛時的狀況。他甚至可以毫不費力地準確說出老營堡在歷史上最后一次擴建時的情景。那是“萬歷癸酉年。即1573年，將老營堡向東拓城一倍，用千斤石百斤磚修建城墻。城墻周長五里十三步，3個城門，4個城樓，360個垛口。城頭上有瞭望臺，下有彈藥庫”。“老營城在極盛時期，城內有3000多戶人家，全部是磚瓦房；沿街店鋪林立，有43家字號。每年正月十五、五月端午、六月十八趕廟會，街頭人群熙來攘往，熱鬧非常。南銷胡麻油，北運棉布、鐵貨??城中心建有魁星閣，四面有關帝廟、娘娘廟、城隍廟、文昌廟、馬王廟等13個戲臺”。24

在有明一代的長城防御史上，偏關老營堡有著重要的地位。

“銅偏關，鐵寧武，生鐵鑄成老營堡。”這兩句從明代一直傳至今天的民諺，400多年來許多學者或百姓都能講出或者耳聞過。

但是能夠把老營堡的歷史從一位偏僻鄉村的老人口中侃侃道出，講給20世紀80年代的兩位年輕記者來聽，這在今天卻是不多見的。兩位年輕記者后來在他們的有關著作中，當寫到這一節內容時，慨然以《不該遺忘的長城》作為章節標題，堪稱具有時代的慧眼。

山西除了有長城的地方分布了很多關隘，同時還有不同于長城關隘這種類型的許多其他古老關隘存在于山西的險山與大川之間。諸如此類，我們也能講出一些它們的名稱和地理位置。

石嶺關，陽曲縣北25公里；白馬關，盂縣東北35公里；陰地關，靈石縣西南25公里；天門關，太原市北郊區；黃榆嶺關，和順縣東35公里；冷泉關，靈石縣北20公里；石門關，原平市西北35公里；平嶺關，廣靈縣北；赤塘關，忻州市西南25公里；兩嶺關，靜樂縣南30公里；白壁關，孝義市西10公里；合河關，興縣西北30公里；孟門關，柳林縣西北孟門鎮；金鎖關，汾陽市西北15公里；泉子關，中陽縣西南20公里；太平關，襄汾縣西北10公里；風陵關，芮城縣西南風陵渡口；黑龍關，蒲縣東25公里；龍門關，河津市西北禹門渡口；蒲津關，永濟市古蒲州西蒲津渡；橫嶺關，絳縣南12.5公里；濝關，垣曲縣東35公里；上黨關，屯留縣西；鐵嶺關，侯馬市南6.5公里隘口村；烏嶺關，沁水縣西北15公里；穆陵關，萬榮縣西南17.5公里；五度關，陵川縣南40公里；玉峽關，平順縣東南32.5公里；昂車關，武鄉縣東4公里；虹梯關，平順縣東17.5公里；與長城沿線的關隘不同，以上所舉出的這些古代關隘大多分布于山西腹地各交通要道處，或是自然形成的山脈峽谷斷陷位置，又或是著名的河流渡口處。例如在抗日戰爭爆發初期曾經發生過著名的忻口戰役的地方，古時就是忻口關之所在。在它的關城西邊，西邊是金山余脈，東邊則是五臺山脈的余脈。又如陽曲縣北與忻州交界處的石嶺關，古時關城兩側，西側是云中山脈的余脈，東側又是系舟山的余脈。再如平順縣東的虹梯關和玉峽關，則完全坐落深入在莽莽太行的群山峻嶺之中。古人曾為兩關分別作銘文并勒石于關上。《虹梯關銘》曰：

石崖攀天，仄磴千廻。仰干塞明，俯臨蔽霾。

鐵壁鉤連，谽谺中開。觀者駭魄，行子心摧。

亙如長虹，橫絕天階。彼昏者氓，肆其喧豗。

爰據培塿，以抗震雷。卒于大刑，亦孔之哀。

太行之阿，大河之隈。關門夷嚴，維帝念哉。

北山有石，南山有材。經之營之，突若崔嵬。

侍臣作銘，以詔后來。25

與《虹梯關銘》相比，《玉峽關銘并序》使人讀后，更覺氣勢非凡。是曰：

玉峽關者，夏子創焉而命之名也，舊曰風門口，在隆慮萬山之巔，為兩河、三晉之界，蓋天作之險也。前此弗設守，庸氓往往憑阻以拒命吏，茲大非失理與！乃即是關焉。關成面系之以銘：

太行盤盤，橫厲中原。近引河朔，遙綴昆侖。

太原大梁，維國雄藩。壺關林慮；界于花園。

鳥道崎仄，輪摧馬煩。怪不離列，熊攀豹蹲。

連崖壁立，屹如墉垣。絕頂中斷，是曰風門。

俯臨夜壑，仰逼朝暾。一夫挺身，萬騎空屯。

設險甚固，王者道存。乃告守吏，受作鍵閽。

勒銘巖阿，寵以瑤琨。匪昧在德，用戒嚚昏。26

千年的古代關隘雖然許多已經成為破敗不堪的遺跡和遺址；然而這些幸存的碑碣刻石以及保留在方志文獻中的那些歷史文字，都成為我們籍以認識已經失去完整

面貌的歷史文化遺產的彌足珍貴的真實歷史依據。這些與長城沒有什么關系的古關隘，在一點上則與長城上的關隘存在著共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與中國古代許多次戰爭密切相關。

清代初年曾在山西寧武府任過知府的河北人魏元樞，曾經寫過一題為《查勘關隘遍歷大關內外紀事二首》的詩歌。詩的上闋前二句為：“長城盡日此經行，誰挽天河洗五兵？”意思是說，我來長城查勘的時候戰爭早已成為往事了，可是想到千百年來曾在此戍守戰死的征人，即使傾天河之水，誰又能洗凈那戰爭留下的創傷與回憶啊？詩的下闋首兩句則是：“驅車千里出重關，高卷雙旌過市阛。”此處的描寫卻好像在說，我的查勘的車騎走過去了一道又一道的關隘，然而看到的竟是一派毫無戰爭氣氛的繁榮景象，當年戰火中的軍旗應該已經是統統收卷起來并束之高閣了吧！

是的，中國古代的長城與關隘作為戰爭的標志已經成為過去，但是它們畢竟仍是人們難以忘卻的歷史。作為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和全世界特有的一種景觀生態，早已引起全人類的向往和注意。有人說過，萬里長城是美國宇航員登臨月亮回觀地球時，唯一能夠用肉眼觀看到的地球人類文化建筑。還有人說過，山西是唯一一塊存在著長城和黃河并肩平行的古老大地。把中華文明的兩個著名標志聯系在一起，黃河是自然遺產她卻孕育了偉大久遠的中華文化，萬里長城雖是文化遺產，但它從誕生的那一時刻起，就緊緊地依附在自然山河之間和草原大漠之上。于是，就又有人說，這是兩條巨龍，一條是人類的文化巨龍，一條則是孕育了人類文化的自然巨龍，而它們都屬于中華民族，都被全人類視為文明之奇跡。這一切，真是構成了一個多么富有魅力的悠久的話題，這話題在山西最為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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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傳》，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52頁。

2.羅哲文，《長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頁。

3.《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845頁。

4.《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802頁。

5.《中國長城遺跡調查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頁。括號內引文為史先生原文中所有。

6.《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4頁。

7.《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30頁。

8.《魏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1頁。

9.羅哲文：《長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頁。

10.《北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9頁。

11.《北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53—254頁。

12.羅哲文：《長城》，北京旅游也版社1988年版，第41頁。

13.《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5231頁。

14.《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版，第5398頁。

15.范文瀾：《中國通史》第2冊，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621頁。

16.羅哲文：《長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頁。

17.《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03頁。

18.《山西通志·古跡卷》，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第16頁。

19.羅哲文：《長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頁。

20.《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2頁。

21.《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6—57頁。

22.羅哲文：《長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4頁。

23.卜維義、孫丕任編：《康熙詩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頁。

24.馬小林、張敬民：《西口大逃荒》，中國廣播電視出極處1990年版，第78頁。

25.《山西通志》點校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846頁。

26.《山西通志》點校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846頁

摘自《遺產生態的魅力》山西經濟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本文作者：楊曉國

來源：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