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金陵大學的兩次拍攝日全食電影查考

更新時間:2024-02-11 14:49:45 閱讀：評論：0

2024年2月11日發(作者：黃瓜雞蛋湯)

[摘要] 查考20世紀上半葉金陵大學兩次受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的派遣，跟隨我國天文觀測隊進行拍攝日全食電影的經過。上篇通過查閱《宇宙》雜志刊登的《北海道隊日食觀測報告》、魏學仁撰寫的《攝制日食影片的經過》等文獻及1936年《日食》彩色影片，厘清了1936年金陵大學魏學仁赴日本北海道拍攝日食電影的經過，以及北海道日食電影拍攝者、拍攝電影機、色彩片種等情況。下篇通過查閱張鈺哲撰寫的《臨洮觀測日食之經過》、《世紀長鏡頭》中臨洮航空日食電影的鏡頭片段，以及1941年《日食》彩色、黑白影片，厘清了1941年金陵大學理學院潘澄侯、胡玉章、區永祥長途跋涉赴甘肅臨洮拍攝日食電影的經過。

[關鍵詞] 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日食觀測北海道隊；臨洮；日食觀測西北隊；日食電影

[中圖分類號] G40-057 [文獻標志碼] A

[作者簡介] 趙惠康（1954―），男，浙江紹興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醫學教育技術學、中國科教電影史論研究。E-mail：zhaohk1970@。

2009年7月22日，上海，9點36分至9點41分，是21世紀范圍最大、食延時間最長一次的日全食。我國著名天文科普作家卞毓麟（2010年度中國科技進步二等獎獲得者）在文匯報上發表了題為《守望5分鐘的壯觀》整版報道，詳細介紹了這次日全食的經過，以及日全食的來龍去脈，并且回顧了整個20世紀與我國有關的7次日全食的簡況。其中刊登的一張攝于1941年“日食觀測西北隊（TOTAL ECLIPSE OF SUN

SEPTEMBER 21.1941）”[1]的早年舊照片，激發我們重新投入查考20世紀上半葉金陵大學兩次受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的派遣，跟隨我國天文觀測隊進行拍攝日全食電影的經過。亦是我們追溯教育電影歷史淵源，緬懷前輩英績，傳承教育電影事業，并為紀念臨洮日食觀測70周年所獻上的一份禮物。為此，查閱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編印的《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日全食觀測報告》、《宇宙》雜志刊登的《北海道隊日食觀測報告》、魏學仁撰寫的《攝制日食影片的經過》、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編印的《民國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觀測報告》、張鈺哲撰寫的《臨洮觀測日食之經過》等文獻報告，找到有關這兩次日全食電影拍攝經過的詳細圖文資料，以及中國電影資料館幸存下來當年北海道拍攝的《日食》彩色、

黑白影片，臨洮拍攝的《日食》彩色、黑白影片等資料。70年后的今天，這些影片仍舊十分清晰，實屬彌足珍貴。全文綜合梳理出1936年金陵大學理學院魏學仁受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派遣赴日本北海道拍攝日食電影經過，以及1941年同樣受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派遣，金陵大學理學院潘澄侯、胡玉章、區永祥赴甘肅臨洮拍攝日全食電影的經過。厘清了這兩次日全食電影的拍攝者，所用的電影機，所用的膠片，拍攝黑白和彩色影片等情況，并認為是日食觀測隊全體隊員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當時國民政府當局、軍事部隊、社會各界大力支持的結果。還認為金陵大學這兩次拍攝日全食電影，開創了中國教育電影史諸多先河，挖掘的許多圖文資料有的還是新中國成立60多年以來首次重見天日。全文分為上下兩篇，以饗讀者。

――1936年日食觀測北海道隊

拍攝日全食電影經過（上篇）

一、1934年，成立中國日食觀測

委員會是兩次日食電影的緣起

根據天文預測，1936年6月19日將在中蘇邊境以及日本北海道區域發生日全食；1941年9月21日又有日全食將經過中國中西部八省（市、地區），這是中國天文學者一次難得的觀測日全食現象的大好機會，

同時預料屆時世界各國天文學者將會派人來華觀測（筆者注：實際情況是到了1941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艱苦相持階段，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故世界各國無人來華）。1934年9月，在余青松（1897―1978年，留美博士）所長親自設計主持下，中國紫金山天文臺建立，當時條件設備堪稱亞洲第一。余青松上任第一件大事就是著手安排兩年后赴北海道觀測日食事宜。同時，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于“1934年11月19日9時在南京紫金山天文臺舉行成立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氣象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國立中山大學天文臺，青島市氣象臺，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和私立金陵大學理學院等十團體機關組成之……公推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為會長”。[2]但建議成立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的發起人則是高魯（1877―1947年，留歐博士），他1922年出任中央觀象臺臺長、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長，早在1934年之前，就多次提議成立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張鈺哲語：“斯會初由高魯先生提倡復經。”[3]高魯先生利用他的身份地位，積極呼吁，多方籌措經費，全力支持20世紀上半葉中國天文學界的兩次日全食觀測活動。包括下篇提到的臨洮日食觀測時，呼吁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借調軍用飛機升空

拍攝日全食電影事宜。

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第一屆常委會于1936年4月17日16時在南京首都飯店舉行。決定推選專員前往蘇聯及日本參加觀測本年6月19日之日全食，每國各兩人，嗣后決定余青松、陳遵媯為赴日本觀測隊代表，張鈺哲、李珩為赴蘇聯觀測隊代表”。[4]實際上，后來北海道觀測隊共有6人，而蘇聯伯力觀測隊依舊2人。

金陵大學理學院魏學仁（1899―1987年，留美博士）參加北海道拍攝日全食電影事宜，也有自敘記載：“（1936年）五月中旬，張鈺哲先生到我家里來，說他準備到俄國伯力去攝取日冕照片，并且告訴我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有意要找我參加觀測。我一向校務忙碌，原來難以分身前往，但是這次日食是教育影片很好的資料，而教育電影又是我近幾年來努力的一種工作，所以雖在公私栗六（忙碌）之中，仍然愿意接受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的聘請，參加我國北海道觀測隊前往攝制日食影片。”[5]1936年的中國，能夠拍攝教育電影的只有寥寥幾家，如上海大夏大學、無錫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金陵大學等，其中金陵大學理學院則更勝一籌，有魏學仁、孫明經等專人司職，自備電影機，并已有拍攝教育電影的實踐經驗。更何況，當

時國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學、紫金山天文臺都在南京，人員之間相互熟悉，各自情況也都了解，應該說這是金陵大學魏學仁赴北海道拍攝日食電影的優先條件?！吨醒肴請蟆樊斈?月3日和21日也分別刊登兩條消息：“日食觀測隊赴日人員今出發除余陳兩人外加派魏學仁張鈺哲李珩時日可到伯力”，[6]“我觀測日食隊觀測大獲成功”。[7]張鈺哲、李珩一行于1936年6月上旬經海參威抵達伯力（即現今俄羅斯的哈巴羅夫斯克，位于黑龍江、烏蘇里江會合口東岸的一座中等城市），由于陰天下雨，無果而返。所以，當1941年甘肅臨洮日食觀測時，張鈺哲已身為天文研究所所長、臨洮日食觀測西北隊隊長，因此，他一定要竭盡全力拿到觀測日食照片、日食電影等資料，決不能再重蹈伯力覆轍。

二、1936年，日食觀測北海道隊

拍攝日全食電影經過的查考

（一）北海道隊日食電影主要拍攝者為魏學仁、鄒儀新、沈?v。日全食拍攝時，余青松、馮簡也接手或幫助過

1936年，中國日食觀測北海道隊隊員共6人：余青松、陳遵媯（1901―1991年，留日碩士）作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代表；魏學仁雖然是金陵大學理

學院院長，但仍以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所派代表之身份參加；鄒儀新（1905―？，留日博士）當時正在東京天文臺留學，但仍作為國立中山大學天文臺代表；沈?v（1899―1983，留日博士）是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恰好從歐洲考察返程途中，順道經過北海道來觀測日食。同時，魏學仁、鄒儀新、沈?v都已經是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委員。陳遵媯還兼任日食觀測隊干事和翻譯，他還是《宇宙》雜志主編，在該雜志民國二十五年九月、日食專號（上）刊登的《北海道隊日食觀測報告》中，將此次日食電影3位主要拍攝者、拍攝經過、拍攝所用電影機、電影膠片等情況，都作了認真詳細的記載，也為后人留下了一份翔實可靠的歷史文獻。所以，北海道日全食電影3位主要拍攝者是魏學仁、鄒儀新、沈?v。日全食拍攝時，余青松、馮簡（1896―1962年，留美博士）也接手或幫助過?！爸劣跀z取電影之工作，則由鄒女士擔任。此種分工合作之工作日必練習數次，蓋恐臨時周章賁事故也。魏君攝取電影，沈君攝取顏色電影，馮君則助魏君計時，事前全隊六人，共同練習，亦有數次?！盵8]鄒儀新在1941年出版的《國立中山大學天文臺第二次日食觀測報告》中回述1936年北海道日食觀測時拍攝35公厘（毫米，下同）電影情況：“本人承本臺（中山大

學天文臺）之派，偕同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余、陳二代表赴日本北部之北海道枝幸村。值天氣晴朗，如意觀測。當時本人所擔任者：食前為一切野外工作之數理計算，食時則以遠鏡定初虧與復圓時刻，及攝全食始末之活動電影?！盵9]

北海道整個日全食時間約2個小時，3部電影機。從所記錄情況看，鄒儀新主要用35公厘蔡司電影機拍攝，期間，余青松也接手拍攝過。魏學仁主要是拍攝16公厘的黑白電影，期間馮簡也幫助過，沈?v則是主要拍攝16公厘彩色電影。我們從上面陳遵媯、鄒儀新的記載，再從魏學仁的致謝中都看到了基本相同的記載情況：“這次攝取日食影片蒙觀測隊諸君協助之處很多。于是馮先生幫助我們攝取無色影片。同時還有沈?v先生原來奉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之派，赴歐考察天文，適于這時事畢返國；于是順路到北海道觀測日食，沈先生對于我國攝取彩色影片頗多幫助。我們對馮沈兩先生謹致十二分謝意。關于儀器方面上海大華科學儀器公司與上海及東京柯達公司，或協同設計制造，或將貴重的出品借用，也是我們所非常感激的。”[10]本文下面所查考文獻及解釋《日食》電影過程中都還會交叉看到魏學仁、鄒儀新、沈?v等當年拍攝日食電影時的情況。沈?v1946年從滬赴臺出任臺灣

大學理學院院長，直至1983年在臺北臺大附屬醫院逝世。馮簡同樣在戰后出任臺灣大學電機系教授。1962年因心臟病驟發猝死于臺大講臺。由于政治時局種種局限，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沒有看到有關他們兩人在這方面留下的記載情況。

（二）1936年拍攝北海道日食電影：1部35公厘德制蔡司攝影機；2部美制柯達特式（Cine Kodak

Special）16公厘攝影機，其中1部采用1935年剛發明的柯達彩色反轉片

1936年北海道拍攝日食電影所用電影機，陳遵媯當時記載：“至于攝取電影之機，則系借用上海禮和洋行之三十五公厘電影機，初擬將其連接于一百二十七公厘之小遠鏡上，以期日像增大；試驗結果，知不合用，逐不用小遠鏡，僅用所借之電影機直接攝之?！盵11]陳遵媯50余年后在1989年出版的《中國天文學史》第四冊，就1936年日全食觀測一節中注釋；“拍攝電影的三（十）五毫米電影機是借德國禮和洋行的，另外兩具電影機是用金陵大學理學院的”。[12]

魏學仁在當年《攝制日食影片的經過》中也明確使用了兩部美制柯達16毫米電影機進行日食電影拍攝，其中一部用的是新上市不久的柯達彩色反轉片（Kodak Chrome），所以說即使攝制成功，也只有一套

日食電影片子而已，因為柯達彩色反轉片無法拷貝。“至于攝影機，是用柯達公司特式的（Cine Kodak

Special），這種攝影機式樣精巧，機構靈敏，且是我們習用的老牌子。攝制日食照片或電影，皆須應用攝遠鏡頭（Telephoto Lens）。我國市場中所有的最大攝遠鏡頭，為柯達公司之F4.5之六寸鏡頭。這種鏡頭是專為小型影片即十六毫米影片用的。彩色電影是現在科學界的新發明。但是彩色的日食影片，尚沒有人攝制過。我們這次決定了同時也嘗試這種彩色日食影片的攝制。這種彩色影片，還有一種限制，就是不能復制副本。即令攝制成功，也只有原來底片一套而已?！盵13]《北海道隊日食觀測報告》插圖第二圖（如圖1所示）是一張中國日食觀測北海道隊全體參加者6人都在觀測現場的實景照片，自右至左依次是余青松、陳遵媯、鄒儀新、沈?v、魏學仁、馮簡。圖中鄒儀新手持的電影機我們還能較清楚地分辨出是35公厘電影機大小樣式，而魏學仁手持的電影機則明顯要比鄒儀新的那臺要小，即16公厘電影機，為柯達公司30年代產16毫米特式（特殊）型手持式（Cine Kodak Special）電影攝影機，是當時一款流行的為學校、科研機構所用的電影機，操作簡單，攜帶使用方便。這張照片也為我們提供了具體電影機實物的參照依據。上海的“老克

拉”①臧增嘉先生（系滬上名門望族后裔，太外公為同盟會會員，上海一代名醫，至今家中仍高掛孫中山先生親筆題詞，也是我國第一次放映電影家族的后代。臧一生迷戀電影，秉燭之年，熱情不減，至今家中仍收藏有各個年代的電影機和近百部舊時影片。）曾經手頭就有這樣一部電影機，發條驅動，分為8格、16格、32格、48格、64格5檔快慢速攝影，標準卡口鏡頭接口，可更換25F、50F、75F等不同焦距的鏡頭。在今天的上海舊貨市場，說不定還能淘到這種樣式的電影機呢。北海道日食電影遺憾的是沒有看到第3架電影機照片資料。

（三）日食觀測北海道隊拍攝日全食電影時具體細節清晰可見

1936年6月19日下午觀測拍攝日全食電影經過也是精確到分秒。實際拍攝過程中余青松所長也接手拍攝其中一部分，從當時記載中看得很清楚。（1）13時6分36秒半，由遵媯叫“預備”，青松準備攝取電影；8分25秒半，再叫“到”，青松開始攝取電影，同時鄒女士用馮君之小遠鏡，眼視初虧時刻，而以停表定之。（2）14時19分27秒半，遵媯叫“預備”，19分57秒半叫“開始”，是時鄒女士即轉動電影機，青松由肉眼視日光全消之時即食既之際，口中叫“到”，

同時開始攝影工作，遵媯立即開始口數零一，零二……鄒女士亦放大鏡頭口徑并開慢其搖動速度。遵媯數至113左右，青松眼視日光發見即生光之時，口中叫“到”，鄒女士遂增快其速度。至22分10秒，遵媯叫“到”，鄒女士停止其工作。諸人遂喜形于色，聚談各人所見之現象。（3）15時26分34秒，遵媯有叫“預備”，青松逐攝取復圓電影，鄒女士亦用小遠鏡測復圓之時刻。觀測工作，于茲告終。[14]鄒儀新也詳細敘述當年北海道拍攝時具體電影攝影技術情景：“據上次民廿五年全食之個人經驗，日食活動電影片在全食前10s開始攝制取影機較小光圈，即每秒攝片16張，迨全食產生，立即放大光圈，俾進光量增加，并每秒8張”。[15]1936年五彩影片《日食》中有一個畫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鄒儀新手持電影機情景，并能看清電影機的基本模樣，為我們確認德制蔡司35公厘電影攝影機型號、款式提供依據。今天我們若需要進一步查考，赴德國耶拿（Jena）60年代重新設立的艾森伯格廠（Einberg）的卡爾?蔡司（Carl Zeiss）光學產品陳列室，那里一定能夠找到原機型。

（四）《北海道隊日食觀測報告》記載日冕照片張數，3部日食電影片種、色彩

陳遵媯在《北海道隊日食觀測報告》總結時就有

關日食攝影照片、電影機、片種、色彩，拍攝用鏡頭以及天文望遠攝影等情況都作了具體清晰的記載：“(八)我隊觀測之結果我國此次派觀測隊之目的有三，一為攝取日食，一為攝取電影以增進民眾智識，一為籌備民國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國所見日食之參考。就第一點言之，此次共攝日冕四枚，普通三枚，露光時間為一秒，五秒，十秒；紫外線片一枚，露光時間三十秒。前者以露光五秒者為最佳，一秒者有云，而日冕不完全，十秒者因留聲機轉動不靈，甚明朗；后者因陰云之故而失敗。余等攝取日冕，本擬測量其光度，因陰云不能達到目的，但可得知此次日冕呈五角形之狀。”[16]在該文報告插頁中第一幅圖中的日冕照片，五角形之形狀十分相像，異常美觀。“就第二點言之，共攝電影三組，一為三十五公厘，一為十六公厘，一為最新之顏色片，亦系十六公厘。前二片均已洗出，成績甚佳；大者能見及金星，尤為難得，小者自初虧以至復圓之現象，均能畢見無遺。顏色一片已寄美國顯像，當亦成功。第一組系用最大鏡頭，焦點距75公厘，F3.5,日像0.7公厘。于食前十秒起，以一定速度開始搖動，至食既減為原有速度之半，至生光又恢復原有速度至其后十秒為止。此組之鏡，比第二組小而視野大，太陽小，且所用之底片感光速度亦速，

故露光時間反長，而日冕之像大，且金星亦在片內。有遇陰云于研究上雖無價值，但電影中反覺美觀。”[17]在此，我們看到陳遵媯將當年拍攝3部日食電影素材的影片數量、尺寸、大小、色彩等記得一清二楚。甚至把鄒儀新所用的電影機的鏡頭為75公厘的中焦電影鏡頭，最大的光圈值能開到F3.5等此架電影機鏡頭的最大通光量都交代得十分清楚。從這些泛黃的字里行間，深深感悟到像陳遵媯等老一輩科學家們那種嚴謹治學、一絲不茍的科學研究態度，它就像不管埋藏多久的金子，一旦挖掘出來，仍舊閃閃發光。

（五）中央電視臺《世紀長鏡頭》展現1936年《日食》彩色影片片段

2003年3月7日《江南時報》披露：金陵大學60余部“中國最早期電影資料片驚現石城”[18]始末。一石激起千層浪，隨著2005年百年中國電影誕辰紀念活動時間的臨近，這批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早年教育科學電影，受到各方關注，尤其是在中國高校影視教育領域。張同道教授團隊通過不懈的努力，率先從中國電影資料館館藏的原金陵大學理學院影音部魏學仁、孫明經等所拍攝的幾十部影片中間，將其中有關影片編輯成12集電視專題紀錄片《世紀長鏡頭――膠片上的記憶》，[19]在央視1套、10套以及央視英語、法語

等國際頻道播映，引起廣泛反響。第一集《帶攝影機的旅人》中播映了當年北海道日食彩色電影的片段，70年后的今天，仍精彩無比，使我們目睹了當年日冕時的壯觀景象?！度帐场芬矠槲覀兘裉斓目甲C留下了最好的文字注腳。影片中“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會長蔡元培，與秘書長高魯，及觀測組主任余青松，會商觀測計劃”電影字幕，言明1936年北海道日食觀察事宜，受到了當時中國最高科學機構組織和領導人的重視。蔡元培（1868―1940年）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類似今天中國科學院）并親自擔任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會長，一同會商日食觀測工作計劃，可見其重視程度。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派遣天文觀測隊赴國外考察?！度帐场纷帜贿€清楚地告知：“本片攝于日本北海道，系十六毫米五彩影片攝成。為全世（界）僅有之日蝕彩片”（如圖2所示）短短30余字，凸現的是當時貧窮落后的中國社會經濟與先進的教育電影并存的狀況。1935年，柯達公司將剛發明的彩色膠片投放市場，1936年6月，在中國北海道天文觀測隊攝影機中就已經采用這種新寵兒進行拍攝，拍攝結果十分完美，成為世界上第一部彩色日食電影。從《日食》落款中：“民國二十五年之日食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合制”看到魏學仁雖為金陵大學理學院院

長，但是以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委員身份參加北海道日食電影拍攝工作，影片出品時，還代表著當時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應該是教育電影領域最高學術組織機構了。1936年北海道彩色《日食》影片現藏于中國電影資料館。

三、1936年9月，蔡元培欣然題詞，以致鼓勵

1936年，日食觀測北海道隊、日食觀測伯力隊前往國外進行天文觀測、拍攝《日食》自然科學電影，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創舉。當年9月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編纂專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日全食觀測報告》，蔡元培欣然題詞，以致鼓勵。全文如下：“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由九個團體發起，經一年的組織，最后又得數月的籌備，前往日俄觀測兩隊人員均得如期出發到達，而后得所在國政府優待及吾國使領館各方的援助，方克有良好結果，留下重大紀念。自今以后可以合（和）國內外成績從事研討，其有裨于天文及地球物理與其他電磁學術者何可勝道。諸君備歷艱辛，尤望繼續努力，依總理遺教，迎頭趕上，方不負歷年的經營，茲值報告書成，特書此以志不忘。廿五年九月蔡元培?！盵20]

四、孫明經在《回顧我國早期的電化教育》中

提及北海道日全食電影、臨洮日全食電影

1983年，孫明經（1911―1992年）在《回顧我國早期的電化教育》一文中寫道：“如1936年日全食，中國天文學家去西伯利亞的伯力和日本北海道觀測，金陵大學理學院院長魏學仁（物理系光學專業教授）曾參加觀測隊前往日本北海道拍攝了該次日全食的彩色電影。我國科學界觀測日全食，拍攝彩色電影這還是第一次，而其他國家的觀測隊都未曾拍彩色片。事后影音部又制成《日食原理》教學片一本，片中插入了該次拍攝的日全食景象。”

“1９４１年９月，在我國有更好的一次觀測日全食現象的機會，日食從新疆開始，斜貫全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到福建出海。這次金大理學院又派潘澄侯教授、物理系講師胡玉章和影專助教區永祥隨天文學家們前往甘肅臨洮縣拍攝，其中有一部分是在飛機上拍攝的?！盵21]這是“文革”以后國內最早提及金陵大學兩次拍攝日全食電影記載。孫明經作為魏學仁同事，作為同時代人，據孫健三先生回憶，在南京時，他還積極參與1936年北海道那次日食電影拍攝前的模擬試驗：“為拍攝1936年北海道日全食電影，孫明經在當時也積極進行過拍攝試驗。在夜晚，即將一間房間用棉被全部遮黑，只露出電影機鏡頭對向夜空，并計算好三腳架的傾斜角度，進行模擬拍攝。”①1940

年至1941年，孫明經在美國紐約、好萊塢等地考察教育電影，所以無暇參與甘肅臨洮日全食電影工作。另外，筆者在2009年《金陵大學的三位聯合國中國委員、顧問與教育電影》一文中就已經提出《回顧我國早期的電化教育》是孫明經晚年集一生經歷所撰寫的一篇最重要文章。高度概括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的電影教育、電化教育的簡況以及金陵大學教育電影近30年的史實，詳細記錄了國內主要參與者包括政府電影機構、專職官員、教育電影專家學者、師生等情況，中國教育電影重要歷史進程，以及金陵大學全部電影目錄等，已成為今天研究中國教育電影史及金陵大學教育電影史的一篇必讀的文獻指南。

滄桑巨變，宇宙浩瀚。2009年7月所迎來21世紀最長的一次日全食，在當今影視傳媒手段已飛躍進步的時代，人類甚至已經可以進入太空進行真正的航天航空攝影。但當我看到1936年北海道五彩日食影片，看到從地面遙攝那原始的震撼人心的日全食壯觀鏡頭畫面，仍不免為之動情。因為那是魏學仁、鄒儀新、沈?v等中國科學家、電影專家為中國天文學史、中國教育電影史留下的一份極其珍貴的影像資料，亦更是全世界第一部出自中國人之手的彩色日食電影，我們為之自豪。余青松、陳遵媯的《北海道隊日食觀測報

告》、魏學仁的《攝制日食影片的經過》等歷史文獻，歷經磨難，保存至今，使我們能夠圖文并茂讀解并觀摩當年北海道日食電影的精彩鏡頭和詳實的文字記載。今天，既是我們重溫當年中國日食觀察委員會暨金陵大學拍攝日食電影經過之情景，也是我們學習先輩勵精圖治、科學救國精神的一次難得機會。日食觀測發起人高魯先生及日食觀測北海道隊余青松、陳遵媯、魏學仁、鄒儀新、沈?v、馮簡等科學家也將隨著本文而重現光輝，以此表達我們的敬仰緬懷之情。

――1941年甘肅臨洮日食觀測西北隊

拍攝日全食電影經過（下篇）

五、1941年日全食的觀測是自明代四

百年之后在我國的一次難逢機會

江曉原編著的《中國天文學會往事》附錄胡繼勤之《日全食觀測義意》（義意，舊時用法，現代漢語為意義）開篇：“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之蝕帶橫貫我國境內，所經過地方歷新、青、甘、陜、鄂、贛、閩、浙八省，主要縣份亦凡百余（一百一十二縣）。全程長達四千公里，越時八十五分鐘。此難得之機會，最為各國天文學家所重視；且橫經我國腹部而近中午之日全蝕，四百年僅得二次。據明史所載，上次之日蝕在一五四二年八月十一日，即明嘉靖二十一年七月

己酉之日蝕，其機會之難逢可知。”[22]這段日食簡述，堪稱經典，從40年代陳遵媯開始引用，連貫數十年，包括2009年卞毓麟《守望5分鐘的壯觀》里介紹20世紀中國7次日全食時，在講到1941年甘肅臨洮日全食時也是引用了這段資料?？傊?，其一，1941年日全食是自明代四百年之后在我國的一次難逢機會；其二，當時我國已有余青松、張鈺哲等一批從歐美日諸國留學歸來的天文學家并已建立國立紫金山天文臺，有一定的天文觀測手段和實際經驗，加之國民政府當局、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這些，都促成了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成立，并著手實施1941年9月在中國境內的日食觀測工作。

另外，附錄胡繼勤之《日全食觀測義意》。其注釋為：“原載《大公報》1941年9月19日。作者胡繼勤，1927年生?！盵23]上海圖書館印影版申版《大公報》當日并沒有這篇文章。只有20日有一篇介紹性文章《明天日全食，副標題為：四百年一見的天空奇觀》。所以胡的文章是否是在香港《大公報》登載有待進一步考證。另外，作者胡繼勤，1927年生，顯然是有誤，因為若是1927年生，那么1941年筆者才14歲，不太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來。

六、1941年，甘肅臨洮日食觀測

西北隊拍攝日全食電影經過

（一）參加臨洮日食觀測西北隊隊員共有12人，在臨洮日食觀測現場為10人

參加1941年臨洮日食觀測西北隊隊員共有12人，實際在臨洮日食觀測現場為10人。張鈺哲(1902―1986年，留美博士)記載：“參加觀測工作者，天文研究所方面派有張鈺哲、李珩、陳遵媯、李國鼎、龔樹模等五人；金陵大學理學院，則派潘澄侯、胡玉章、區永祥三位；代表中國天文學會前來參加者，則有高魯、陳秉仁二君。此外又擬向中央大學方面借用精細之儀器，特請該校物理系派研究生高叔哿（通嘉）負責護運，并協助觀測工作。”[24]按照預定計劃，加上魏學仁，共12人。但是，魏學仁雖身為觀測隊副隊長（隊長為張鈺哲），“處擬與潘李諸君聯袂飛蘭；后以金陵大學重慶分校，遭敵彈炸毀須辦理善后，不克脫身，臨洮之行，終作罷議，隊中同人，咸以未得魏君之親臨指導為憾?！盵25]這樣，趕赴臨洮日食觀測西北隊隊員為11人，其中高魯（時任中央監委）抵達蘭州后，因為臨時要陪同自己頂頭上司中央監察院于右任院長觀賞日食，所以沒有到臨洮?！耙虼稳眨?2日）在蘭有監考之職責，因亦隨于院長赴七道嶺（距離蘭州20余公里處），稍作磁力觀測，中止來臨?！盵26]這

樣到臨洮日食觀測現場實際為10人。江曉原編著《中國天文學會往事》載有一張在臨洮泰山廟日食觀測現場10人合影照片（如圖3所示）。站立者自左而右依次為：左一龔樹模、左二李國鼎、左三陳遵媯、左四張鈺哲、左五陳秉仁、左六李珩、左七潘澄侯、左八胡玉章。前排蹲下的左右2人，分別是高叔哿和區永祥。陳遵媯之女陳永汶著《行走天穹》中也用了這張照片。這為我們70年后的今天查考臨洮日食觀測及拍攝日食電影情況留下了參加者的歷史印跡。

（二）臨洮日食電影，兩架電影機安置觀測現場，一架電影機安置輕轟炸機上，凌空拍攝，其中一部拍攝Kodak krome彩色電影

張鈺哲在《臨洮觀測日食之經過》一文中將金陵大學理學院為這次臨洮日食拍攝電影的派遣人員、所攜帶電影機數量以及拍攝黑白、彩色片種和沖洗地方都記載得十分清楚。有關借助空軍輕轟炸機凌空拍攝日食電影事宜，也有清楚記載。“第六項為日食電影。由金陵大學理學院教育電影部潘澄侯、胡玉祥、區永祥三君擔任拍攝。電影機共三具，兩具安設于觀測場所之內，一用五彩之Kodak krome片，一用普通影片。第三具之電影機，則由區永祥，攜帶空軍撥借之輕轟炸機內，凌空工作。其目的本在預防陰天時，飛升云

層之上，拍攝日食電影；今幸遇晴朗；乃改為攝取月影奔越地面情形及翹首仰天之觀眾。此等影片，沖洗手續，稍微特殊，即非五彩片，亦須用Reversal方法，初擬送馬尼喇（今譯馬尼拉）沖洗，刻以戰事發生，聞將改寄印度孟買辦理云”。[27]今天，當年隨機升空成為中國航拍日食第一人的區永祥在《世紀長鏡頭――膠片上的記憶》紀錄片中，親身回顧了當年臨洮日食航拍時的情景：“我是上飛機上拍的，那時候我年輕啊，他們老的就讓我上去，我說沒有關系，試試看，那就到了飛機上面，把我那個攝影機放在飛機上面，機關槍（的位置）放上去（后）就拍?！盵28]《世紀長鏡頭――膠片上的記憶》留下了區永祥人生中為中國教育電影事業所拍的一個精彩鏡頭。區永祥當年航拍的臨洮古城，田舍縱橫，殘堡斷垣，也都在膠片上凝固為中國歷史的一個瞬間。

張鈺哲還進一步說明臨洮拍攝日食電影所用電影機系金陵大學理學院的自備設備：“金陵大學理學院攝制日食電影之器材，半系該校教育電影部之設備。但遠景鏡頭及彩色膠片，則以觀測日食特為增購。該校所得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之補助，先后共計國幣五千元及美金八十元”。[29]這里實際上已經清楚地交代了此次臨洮日食電影是借用了金陵大學理學院的電影

機。所增購的長焦鏡頭及柯達Kodak krome彩色反轉片是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資助的。至于金大理學院的16公厘柯達特式電影機（卡口轉接長焦鏡頭）以及柯達Kodak krome彩色反轉片等使用情況，上篇魏學仁在1936年北海道《攝制日食影片的經過》一文中已經交代得十分清楚，這里不再贅述。

（三）臨洮日食觀測籌備會議上提出預備飛機升空觀測拍攝電影

關于1941年9月，臨洮日食觀測派遣軍用飛機進行升空拍攝日食電影情況，在1941年3月，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在商議組織準備如何進行臨洮日食觀測方法時，已經提出希望軍方派機以供觀測隊員升空觀測并拍攝日食電影。從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中看到：“第四屆常會于1941年3月5日16時在重慶中央研究院辦事處舉行。出席代表有高魯、吳有訓、張鈺哲、丁西林、竺可楨、李書華、張云、魏學仁8人。主席李書華。通過決議十二案中，主要有：請張鈺哲兼觀測組主任，決定觀測隊組織辦法，并定名為：‘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西北觀測隊’及‘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東南觀測隊’；請中央廣播電臺擔任日食時期附近的報時工作；請教育部轉航空委員會于觀測隊所在地各預備飛機一架以供隊員升空觀測用；推舉國立中央

研究院朱騮先院長、教育部陳立夫部長為本會名譽會長等?！盵30]當時設想福建崇安隊、甘肅臨洮隊各預備一架飛機供這次日食觀測之用。實際情況是臨洮日食觀測動用了輕轟炸機升空拍攝日食電影。今天看來，張鈺哲是極力主張借用飛機升空觀測并拍攝日食電影。上篇已說，1936年張鈺哲赴伯力那次日食觀測因天陰沉，無果而返。所以，這次臨洮日食觀測，萬一天氣不佳，那么飛機升空沖破云層觀測并拍攝電影總比無果而返要好。更何況此時張鈺哲已是天文研究所所長并兼任整個日食觀測組主任、日食觀測西北隊隊長，肩上所負壓力是很大的。張發自肺腑的切身感受：“日食云遮，天文學界本不以為怪。如英國劍橋大學天文教授Stratton君，曾七度遠征，攜大批儀器，以觀測日食，而遭陰雨之梗以致功敗垂成者，竟達六次之多。但世人之不察者多。既事耕耘，必且茍責收獲?！盵31]此次，臨洮日食觀測，“值此全國正在艱苦抗戰期中，吾人仍能獲有研究日食之機緣，方當感激之不暇，然政府與中央研究院方面，對于此次日食之觀測，均極重視，凡經費運輸等問題，咸允給充分之協助及便利。際茲干戈偏地，各國天文學者，多不克前來觀測，故為此次日食稍留科學記錄之責任，端在我輩?！盵32]從這些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張鈺哲竭盡全力，

背水一戰，一定要拿到臨洮日食觀測天文學資料以及有關日食照片、日食電影資料。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國際天文學界，對得起抗戰期間從國家政府到各個機構多方鼎力相助。所以，路途遙遠何足畏，天價運費壓倒誰，凌空觀測拍日食，四百年端在我輩。我們從張鈺哲等老一輩科學家們身上，看到了他們為了祖國的科學事業那種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

（四）部分觀測攝影隊員、電影器材及借調飛機也是頗費周折，于日食前一天總算飛抵臨洮

因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1938年已從南京西遷至昆明，所以天文研究所張鈺哲帶隊6月30日（陳遵媯語6月29日）從昆明鳳凰山天文臺出發。金陵大學1937年12月從南京西遷成都華西壩，但在重慶設有分校。所以潘澄侯等從重慶候機出發。高魯、李珩（1898―1989年，留法博士，時任華西協和大學理學院院長兼天文研究所研究員）則從蓉（成都）飛至蘭州。這次日食觀測西北隊隊員是從幾個地方分頭出發，到蘭州集中，再赴臨洮。綜觀下文張鈺哲記載，我們看到當年部分觀測攝影隊員、電影器材及借調飛機事宜也是行程艱難，頗費周折，于9月20日日食前一天總算飛抵臨洮。“觀測所需要之電影器材及照相材料等，吾人初來西北時，多未攜帶。本擬俟潘澄侯李

國鼎兩君，隨后由飛機帶蘭（州）。不料渠等從八月中旬起，即在渝（重慶）侯機，經月尚無緣乘搭。臨洮重慶雙方之觀測人員，咸焦急萬狀。直至九月十八日，方獲騰空蒞蘭。因期限之迫促及汽車之拋錨堪虞也，留蘭之胡玉章隊員乃偕潘李二君，于十九日早乘滑竿（《世紀長鏡頭》中有一個孫明經乘坐滑竿實景鏡頭）來臨洮；蓋如是則兩日內定可到達，恰能趕上廿一日上午之觀測工作。出發之時，大雨如注，諸人均抱犧牲精神，乃冒雨首途；行約八公里，路愈滑，不能進，轎夫等寧失此大好買賣，而折回蘭州。潘李二君，在渝時數度赴機場，即曾飽嘗灌頂沒脛之滋味，早已甘心淋雨而不辭；但眼看功虧一簣。臨洮竟成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懊惱之情，可以意會。”[33]

“初我（張鈺哲）儕曾請政府派機，協助凌空觀測；在臨洮奉毛總指揮邦初銑電囑逕與蘭州李司令接洽。高曙青先生在蘭，曾為飛機事，四出奔走，曾蒙司令長官朱紹良鼎力贊助，特電陳委座，準于派機協助。此時在蘭諸隊員，以計窮路絕，乃亦乞援于曙青先生；復承設法商請蘭州空軍李司令派教練機及輕轟炸機各一架，于九月廿日午后，送潘李胡三隊員及攝影器材等，由蘭垣飛臨洮。李君國鼎所乘者，為教練機，下午三時，即行到達；潘胡二君，杳無消息，頗

代擔心。當步兵學校之講演完畢，已六點半鐘，始聞隆隆機聲；航空站長胡漢能先生時亦在座，急返機場照料，果系潘胡二君到達。蓋渠等所乘機曾繞道隴西，少作勾留，然后飛臨洮，抵機場時，天色昏暗，盤旋數匝，始行降落。”[34]此處，略作解釋?！俺跷遥◤堚曊埽﹥娫堈蓹C，協助凌空觀測；在臨洮奉毛總指揮邦初銑電囑逕與蘭州李司令接洽?！鼻懊嬉烟峒笆侵笍堚曊茉?941年3月籌備會議上就已經提出請求政府屆時派遣飛機供升空觀測日食事宜?！般婋姟迸f時電報代碼，規定指代16日。已在臨洮的張鈺哲9月16日接到時任國民政府空軍總指揮毛邦初的電報，請張鈺哲直接與在蘭州空軍李司令接洽聯系。由于臨洮遠離省城蘭州，故請“高魯（字曙青）先生在蘭，曾為飛機事，四出奔走，曾蒙司令長官朱紹良鼎力贊助，特電陳委座，準于派機協助?！盵35]最終通過1940年時任國民黨陜甘寧邊區總司令朱紹良鼎力相助，并特地為此事電告蔣介石，經蔣介石批準，才準予派遣空軍輕型轟炸機一架，協助升空拍攝日食電影。1941年，中國抗日戰爭已進入艱苦相持階段，并由于二戰爆發后太平洋航線經常受阻，很多美援武器裝備難以運達中國。此時中國戰斗機、轟炸機等經過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武漢空戰等已經大量損失，軍用飛機、航

空汽油十分稀缺、寶貴。在戰爭狀態情況下，要抽調一架轟炸機用于天文科學考察，拍攝日食電影，即使是今天看來也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所以，臨洮航空日食電影更顯得彌足珍貴了。《世紀長鏡頭――膠片上的記憶》臨洮日食影片中有一個飛行員從飛機上下來的鏡頭畫面，我們還能依稀判斷這像是一架當年的美制空軍教練機（如圖4所示），也符合張鈺哲上面提到派教練機及輕轟炸機各一架記載。

（五）柯達伊士曼天文望遠照相機拍攝臨洮日食照片

《民國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觀測報告》開頭插頁中有兩張臨洮日食照片。第一張是自初虧至復圓十八個“葫蘆串”日食全過程照片。對拍攝者來說，天文學專業知識及照相攝影技術要求都很高，如9月的臨洮太陽緯度、方位、角度等。前面北海道日食觀測時，為臨時定做一個天文望遠鏡的木質支架，因高度、角度等問題使魏學仁傷透腦筋，可見其重要性。由于陳遵媯已熟練掌握這項技能，所以臨洮日食攝影仍然由他擔任。陳遵媯遺稿寫道：“9時30分初虧，12時20分復圓，歷時兩小時五十分鐘，我的任務和上次在日本觀測時一樣，用儀器跟蹤日食期間的太陽，每隔十分鐘拍攝一次。對我來說，這已是駕輕就熟的

事了?！盵36]張鈺哲則將其所用攝影設備、鏡頭開大口徑、焦距、曝光時間包括拍攝者等一一詳細記錄在案：“第五項為日食現象，自始至終逐步變化之攝影。儀器用ＥａｓｔｍａｎＶｉｅｗＣａｍｅｒａＦ:４５ｆ＝２１ｃｍ．。對準日食期間太陽經天之部位，自初虧至復圓間，每隔十分鐘，露光一次，露光時間為百分之一秒，焦距光孔比為４.5。惟全食之像，露光一秒。結果為一串十八個太陽之像，從初虧起，所呈之鉤，漸次變細，經全食然后逐步復原。惟第三次攝影時，恰遇浮云，暫蔽卿輝；故此像在底片上異常黯淡，而其近傍云影，則顯然可見。司每十分鐘露光一次之任者，為隊員陳君遵媯?！盵37]

臨洮觀測日食所拍攝到日冕等照片，張鈺哲抵渝（陪都重慶）時：“即以送至朱家驊（字騮先，1941年9月時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長）院長處，并報告觀測經過。蒙朱院長囑備放大之日食照片三幀，俟便中上呈委座。”[38]可見當時對日食觀測重視程度。

七、中國電影資料館收藏臨洮

《日食》彩色、黑白影片

中國電影資料館保存下來了1941年臨洮《日食》彩色、黑白影片。今天看來很有可能是孫明經在1952年隨著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攜帶著金陵大學影音部全

部電影影片、電影攝影放映等教學設備北遷北京，參與北京電影學校及后來的北京電影學院創建工作時一起所帶來的。臨洮《日食》彩色、黑白影片，包括前面提到的1936年北海道《日食》影片，應該說全都是當年金陵大學影音部遺留至今的。2004年張同道編導《世紀長鏡頭――膠片上的記憶》電視紀錄片時，曾經從中國電影資料館收藏的臨洮《日食》彩色、黑白影片中摘錄編輯其中部分影片鏡頭。孫健三手頭現有一個臨洮《日食》黑白影片14分鐘長度的DVD版本。

八、中央廣播電臺實況廣播臨洮日食觀測

20世紀40年代無線電技術是當時主要通訊傳播手段。馮簡（字君策）早年留學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無線電通信工程。抗戰時期，擔任中央廣播電臺臺長和重慶大學工學院院長，在重慶主持建設我國第一座35千瓦短波電臺。這座電臺除天線外，全部設備裝于地下。在整個抗戰期間，日機不斷對重慶狂轟濫炸，而The Voice of China堅持對全世界廣播，從未中斷，影響很大。馮簡興趣廣泛，熱衷于天文學研究，自備天文望遠鏡。1936年還設法參與日本北海道日食觀測。這次又奔赴臨洮日食觀測，并親自用國語、英語作現場廣播，將我國臨洮日食觀測實況傳播到世界各地。張鈺哲記載：“中央廣播電臺臺長馮君策，曾參加民國

廿五年之日食觀測。于天文之興趣極濃，自備有四寸口徑望遠鏡。廿一日清晨，馮君即偕工匠攜電線電話，至泰山廟裝設。其廣播方法，系以有線電話通蘭州；經無線電轉渝（重慶），然后由中央無線電臺廣播。聞與英國國家廣播公司（ＢＢＣ）及美國ＲＣＡ公司，均取得聯絡。廣播時刻，分為三次。初虧時之廣播，系從九時半至九時四十分。全食時之廣播，則從十時四十分至十一時。復圓時之廣播，則自十二時十分至十二時二十分。（觀測隊）尚有隊員李珩及中央社記者沈宗琳參加廣播?！盵39]當時《中央日報》第二天進行詳細報道：“萬人空巷爭看日全食臨洮觀測結果圓滿

閩北天陰稍有遺憾?！盵40]這次是臨洮日食觀測西北隊獲得圓滿成功，而鄒儀新所率領其四位學生組成的福建崇安東南觀測隊，一則勢單力薄人員少設備差；再則崇安日食時下雨，所以無果而返。但是臨洮《日食》黑白影片開頭仍舊將其兩隊同時字幕列表，不以成敗論英雄，一同對待。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編印的《民國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觀測報告》中照樣有鄒儀新總結的《國立中山大學第二次臨洮日食觀測報告》。

九、臨洮日食觀測、日食電影圓滿收獲

是國民政府當局、軍事部隊、學術機

構以及社會各界大力支持的結果

如果說1936年日食觀測北海道隊日食觀測圓滿成功，并成功拍攝到全世界第一部日食彩色電影，那是日食觀測北海道隊六人精心準備，緊密配合，以及精湛的專業水平等集中體現的話，那么1941年臨洮日食觀測、日食電影圓滿收獲則應該是國民政府當局、軍事部隊、學術機構以及社會各界大力支持，包括臨洮日食觀測西北隊全體隊員自身不懈努力，多方共同通力合作所促成的結果。

（一）《臨洮觀測日食之經過》記載政府當局、教育研究機構、公路交通等部門大力支持

張鈺哲雖說是留美博士，喝過多年洋墨水，但在他求學的20世紀初那個年代，畢竟還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和熏陶，“知恩圖報”、“喝水不忘掘井人”儒佛思想觀念，貫穿全文。上至最高當局，下至無名壯丁轎夫，只要幫助過這次臨洮日食觀測活動的人，無論官職大小、地位高低，無論是赫赫有名的或是默默無聞的，他都隨著這次臨洮日食觀測活動時間進程而一一記錄在案，銘記在心。張鈺哲撰寫的《臨洮觀測日食之經過》，全文約一萬八千余字數，粗略統計，涉及這次臨洮日食觀測活動的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空軍總指揮部等之外，還涉及教育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中央研究院、省教育廳、金陵、

齊魯、華西大學，以及當時大后方最重要的交通命脈即西南、西北公路管理局等各級政府職能機構。記載中有名有姓的六十余人，例如：陳立夫（時任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時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李書華（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后，繼任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會長）、傅斯年（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葉企孫（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郭有守（時任1946年赴法，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任教育處處長）、鄭通和（時任甘肅省教育廳廳長）、陳裕光（時任金陵大學校長）、劉世傳（時任齊魯大學校長）、張凌高（時任華西協和大學校長）。這當中有7人后來在1947年都當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包括張鈺哲本人。

日食觀測西北隊在臨洮期間，受到當時臨洮縣朱門縣長、臨洮鄉村師范學校王福隆校長、甘肅農職學校李自發校長、甘肅步兵學校石允撲教務處長等悉心照料，包括安排觀測場地、食宿生活，甚至安保等工作。甘肅省檔案館保存一份當年國立中央研究院致函甘肅省政府的公函：請省府轉達臨洮縣政府于該隊到達時，對于尋覓住所勘座觀測地點等事宜予以安排照應，即是今天我們一個很好的佐證。電函中本月寒日是指當年8月14日，實際情況是提前了，日食觀測隊8月10日即從蘭州驅車赴臨洮，一百余公里路程，當

天就抵達臨洮縣。日食觀測隊返程時，沿途進行宣傳、演講、放映有關日食等科教電影，受到包括利用中英庚款建造的甘肅省科學教育館袁翰青（建國初期，擔任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副秘書長、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館長等接待并下榻于該館。

（二）中央研究院追加日食觀測經費，并獲得免費運輸，藉此乃敢于啟程

抗戰爆發后，中國東部鐵路線大多陷于敵手，西南大后方的汽車運輸又因沿?？诎兜南嗬^陷落失去進口燃料的渠道。1939年、1940年中國西南區域的公路交通運輸幾乎陷于癱瘓，不得不又重新組織起人拉馬馱的驛運。當時甚至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加侖汽油一兩黃金（16兩制）”之說，汽油之昂貴可見一斑。因為，當時中國只有甘肅玉門油田能生產少量汽油，對全國來說，是杯水車薪，遠遠不夠。加之當時汽車幾乎都是國外進口，包括維修零部件也需進口。早期走滇緬公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改由空運，從印度加爾各答等地飛越珠穆朗瑪山脈、橫斷山脈后到達西南成都、重慶，即著名的“駝峰航線”，運費非常昂貴。所以：“抗戰期間，旅運費之誠有出人意表者。則昆明臨洮間之往返，只就車費一項而論，已需八萬元之巨款，食宿腳夫等費尚不與焉?；貞涁ノ迥暌匀?/p>

千元之微資，竟能派兩路赴海外作觀測者，誠不可同日而語唉。今以日食觀測委員會所補助六千元之旅運費，較之誠如杯水車薪；即以中央研究院先后指撥三萬二仟元之日食觀測費而論，所差亦復至巨。行路之難，一至于斯，殊堪浩嘆。幸賴中央研究院對此大力支持。先就日食觀測已有之預算開支、不敷之時，可以設法追加。一面代向資源委員會甘肅油礦局，請求渝（重慶）蘭（州）間免費運輸之協助。一萬二千余里之日食觀測長征，藉此乃敢于啟程?！盵41]就是在這樣處于全國抗戰狀態，汽車、汽油等軍需物資極度匱乏、運費奇昂的情況下，時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朱家驊（后改任教育部部長多年），以及總干事傅斯年（字孟真）仍然對這次臨洮天文觀測研究傾力支持，追加經費，免除運費，多方請求協商等，日食觀測之“長征”藉此乃敢于啟程。

（三）觀測隊員，路途艱險，櫛風沐雨，頭頂時常冒著日機轟炸，43天抵達臨洮

1941年6月29日清晨，在張鈺哲率領下，臨洮日食觀測西北隊部分隊員，攜帶裝箱儀器，乘著一輛卡車（當時，就是有這輛卡車和汽油供應也是非常之不容易了），從昆明鳳凰山天文臺出發，沿途歷經曲靖、筑勻（都勻）、盤江、貴陽、遵義、重慶、成都、廣元、

寧羌、褒城、沔（勉）縣、天水，長途顛簸，經蘭州休整并幾路人馬集合后，終于在8月10日抵達臨洮縣城。單程就達三千余公里汽車里程。前后整整43天左右行程?！敖駝t公路為唯一之交通線，因必須攜帶多件之儀器行李，卡車亦變為唯一可資利用之交通工具。儀器木箱安放于卡車下層，上鋪行李，觀測人員即以之為坐墊焉。語其位置高則高。然爬高者跌重，觀沿途覆轍翻車之踵接，誠令人怵目驚心，不能自己。至于櫛風沐雨，熏烈日，冒塵沙，猶其余事焉?！盵42]沿途期間，承蒙西南公路管理處處長薛次莘、西北公路管理處處長凌鴻勛等交通公路部門官員盡力相助，包括夜臨褒城縣城（今為勉縣褒城鎮），汽車損壞，經西北公路局褒城木炭車廠廠長嚴少泉等大力支持，日夜搶修汽車趕時間等。

一路上，頭頂還時常冒著日機轟炸的危險：“車抵盤旋貴陽，曾數遇空襲之警，只有向郊外遙奔，以避之耳。抵渝郊，于距海棠溪十三公里處，所遭之空襲情形，較為緊張；人躲橋下，車停路旁，二十七架之敵機，嗡嗡然掠頂而過，繼以轟然一聲震耳欲聾，幸無其他（儀器）之損害?！薄坝嬃襞R洮期間，遭警報者，凡前后五次；八月底之空襲，敵機兩架盤旋上空，投彈十余枚，只見田野之中，煙塵云涌。孰謂荒村僻

縣，便得高枕哉。幸間關數千里西來之觀測儀器，尚未遭荼毒，聊引以自慰。”[43]最后一句話也是有所指的。因為在6月中旬，幾年前早已預定的一架大型日食觀測地平鏡，由美國海運到香港，重慶派出的專機抵達香港后，地平鏡卻在香港太平碼頭商務印書館碼頭倉庫遭日機炸毀。所以，張鈺哲自語，觀測儀器從數千公里之外的昆明西來臨洮，尚未遭遇到日機的炸毀，也算幸運的了。

當年龔樹模的碩士論文《在日本轟炸機陰影下的中國日食觀測》中詳細記錄當年從昆明至臨洮一路上飽嘗風餐露宿之艱苦和多次遭遇日機空襲的情形。看到無辜生靈涂炭，慘不忍睹的現狀，更是激發日食觀測西北隊隊員報效祖國的決心。

光陰似箭，轉眼70年。2011年5月，今天的臨洮縣石琳縣長前來我處，就2011年9月21日臨洮縣民眾將舉辦紀念大會，緬懷當年日食觀測活動事宜進行相互交流（在這之前，石琳縣長還率隊數次前往北京孫健三先生家訪問）。我們將已經查詢到的有關臨洮日食觀測珍貴資料全部復印后贈送臨洮縣，希望當年臨洮日食觀測人與事以及凝固在膠片上的臨洮日食景象全部留載史冊。

（本文承蒙上海圖書館近代文獻研究室以及

周天媛、章素絹等老師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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