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源廟街遺址的初步研究

2024年2月13日發(作者：小班娃娃家)

濟源廟街遺址的初步研究葉文清（濟源市文物工作隊，河南　濟源　459000）摘　要：本文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廟街遺址為主要研究對象，首先闡述其歷史沿革與遺址概況，進而對其考古調查勘探、發掘與保護工作進行梳理，最后從三個方面分析其保護的必要性。關鍵詞：原城遺址；廟街遺址；文物保護廟街遺址，又名原城遺址，位于位于濟源市廟街村西，距市中心約1.5公里。地理坐標為東經122°43′5″，北緯35°88′26″，海拔155米。遺址南距蟒河2.5公里，位于蟒河、沁河沖積平原的北部邊緣，西部、北部緊鄰太行余脈。地理位置優越，自古屬戰略要地。遺址區東起濟瀆廟，西至火車站西，南自小劉莊，北到李莊，面積約63萬平方米，是一處含龍山、商、春秋等幾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國夏文化的分布及內涵特征有重要價值。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廟街遺址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目前，廟街遺址的保護范圍，東至濟瀆廟西墻外皮，西至濟克公路西沿再外擴50米，南至濟瀆廟西墻外濟水拐彎處再向南擴50米，向北至605米；建設控制地帶自保護范圍邊界線四周各向外擴50米。二、考古調查勘探、發掘與保護工作（一）考古調查勘探情況1955年，廟街群眾在取土時首次撿到石斧等石質生活工具若干件，為該遺址遺物的首次發現。1959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王明瑞至濟源調查，在地表拾到鹿角、石刀、骨鑿等遺物，并根據土質土色分析是一處古文化遺址，至此，廟街遺址才被正式發現。1989年夏，安金槐先生在遺址中部、四周進行鉆探，認為這是夏代“帝杼居原”的原城。一、歷史沿革與遺址概況濟源，《禹貢》載，為“冀州之域”，春秋時屬鄭地，戰國時為軹國之地，秦為軹縣，屬三川郡。北魏先為軹縣，后屬沁水縣，屬懷州河內郡。隋置王屋縣，又析軹縣，置濟源縣。唐置西濟州，五代屬孟州，宋改孟州為濟源郡，元初改濟源縣為原州，明濟源縣屬河南省懷慶府。1994年，濟源屬河南省河北道，建國后屬平原省。1952年，劃屬河南省新鄉地區，1985年改歸焦作市轄縣，1988年又置濟源市，屬省轄焦作代管，1997年屬省直管市。有關原城的歷史，史書中有多處記載。古本《竹書紀年·夏紀》：“帝寧居原，自遷于老丘。”這里的帝寧即夏代第七代帝王予。《史記·夏本紀》記作“帝寧”或“帝予”。《世本》記作“帝杼”。《左傳》記作“后杼”。《辭海》記作“予”。清《濟源縣志·沿革》載：周武王封弟原叔于原，為原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夏代遺址》載：少康滅寒浞，建都禹舊都陽翟。少康子帝杼北渡黃河，都原（河南濟源縣），又南渡，都老丘（河南陳留縣附近）。又載：春秋中葉，周襄王獎封有功諸侯，封原于晉文公。1959年4月，廟街遺址被正式發現，此后經過五次不同規模的發掘，發現遺址文化層厚1—4米，自上而下分為四層，分別為漢代、春秋戰國、商代、龍山晚期。第四層中文化遺存以夾沙灰陶為主，并有石質尖狀器、石刀、石鋸、石鐮、骨鏟、骨鐮、骨箭頭等物，特別重要的是發現有卜骨、陶祖等重要文物，此層應為夏文化層。1994年配合火車站廣場建設，發現了龍山文化晚期半地穴房基9座，墓葬30余座，西周貴族車馬坑一座，商代銅作坊一處，和龍山晚期水井11眼。其中一眼水井抹角方正，并有井亭柱洞遺跡，在我國尚屬首次發現。1978年和1994年，省、市考古工作隊又相繼對廟街遺址作了進一步發掘，出土物分屬商周時期和龍山文化時期。出土文物證實，早在四千年前，濟源一帶農業已進入農耕階段，普遍使用石刀、石鐮、蚌刀等收割工具：陶器制作普遍使用輪制技術，陶器質地堅硬耐用；箭除了狩獵之用外，主要用于戰爭；卜骨的出土，表明那時已出現了專職巫師，他們應屬于貴族階層。陶祖則是原始社會群體生殖崇拜的見證原城遺址是濟源惟一有史書記載且有夏文化遺存的夏代都城，對研究中（二）考古發掘情況1959年4月，濟源縣文物訓練班首次在遺址西南部開挖兩條10×1.5米的探溝，發現該遺址具有龍山、商代和戰國等幾個時期的文化遺存，清理遺物現存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資料室內。1960年5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劉胡蘭小隊陳煥玉、蔣英蘇在遺址北部開挖兩條分別為2×10㎡、5×10㎡的探溝，發掘出龍山灰坑及西周時期方形房子一座。實物、資料現存于省研究所內。1986年4-5月，焦作地區文物工作隊楊貴金等在遺址中西部發掘出兩個探方和一條探溝，發現商周墓葬2座，漢代窯址1處，出土文物存于濟源市博物館內。1990年3月-5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袁廣闊在配合焦枝鐵路復線工程施工中，在遺址西部及中南部開挖5×5㎡探方5個，10×10㎡探方1個，共發掘225㎡。1994年，省文研所在配合濟源天北路、車站廣場工程建設中，在遺址的中部一帶進行考古發掘，此次發掘發現了車馬坑、龍山晚期水井、銅器作坊等重要遺址，為進一步搞清廟街遺址城池布局和文化內涵奠定了基礎。（三）文物保護情況1963年6月20日，該遺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一批全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名為“廟街遺址”。1976年，濟源縣革命委員會在火車站東北角樹立了“廟街遺址”省保單位標志牌。1983年，建立了由亞橋鄉文化專干鄭銀生為保護員的群眾性保護組織。1988年7月劃定其保護范圍，東至濟瀆廟、西至電廠、南至小劉莊、北到李莊，總面積為60余萬平方米。1990年9月，省文物研究所完成該遺址省保“四有”建檔工作。三、廟街遺產保護的必要性（一）為探索夏文華提供資料夏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的國家（下轉第211頁）作者簡介：葉文清（1970—　），男，漢族，河南濟源人。主要研究方向：文博研究、濟源地區歷史文化。209

很多學生上當受騙。互聯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套路貸、校園貸”讓很多學生中途輟學，讓學生的家庭因為高額的債務苦不堪言。校園網貸因為無需抵押，在網上申請方便，學生法律意識淡薄等因素讓很多學生在不知不覺間掉入陷阱。校園網貸事件、校園欺凌事件、性侵猥褻事件的發生，可以看出在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時候法律基礎知識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部分。法學不僅可以培養學生自我權益保護的意識，更是可以樹立自信的一門學科。作為高校輔導員應該加強自身法律知識學習，將法律知識貫穿于思想教育過程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普及法律知識，在學生遇到困難時，及時做好法律疏導工作。把學生培育成學法、知法、懂法、用法的新時代新青年。隊伍。加強高校輔導員隊伍的管理力度，迫切需要探索建立一整套新的適合高校輔導員隊伍發展特點的管理激勵制度。近年來在教育部黨組的高度重視和領導下，全國高等教育系統大力實施“人才強校”戰略，實施高校高層次創造性人才計劃，加強了高校輔導員人才隊伍建設。七、結語作為新時代的高職院校學生輔導員，應該為祖國之崛起，為實現共產主義，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培育新時代的新青年。我們深知腳下的路任重道遠,面臨的問題還很多，形勢也比較復雜，但我們不怕艱辛，勇于創新。要不斷努力，提升自我，加強學習，勇攀高峰。我們也曾是年輕一代，在時間的考驗下我們走上了社會的舞臺，今天的我們肩負重擔，自信前行，傳承者中華的美德，培育著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用思想政治教育幫助他們走在時代的前列，推動社會和國家的發展。參考文獻：[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9.[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84.[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4]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6.[5]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六、自律要嚴、人格要正新時代的高校輔導員意義在于“輔”學生的學習、學生的生活，“導”學生的思想、學生的人生規劃，成為學生人生成長路上不可以或缺的一“員”。《師說》中有云：師者，所以傳道業授業解惑也。作為師者不僅是教書也是育人，我們常說：教學生一桶水，老師應該有一池水。要教育學生我們首先應該嚴格要求自己，自律要嚴，做到上課下課一致，網上網下一致，自覺弘揚主旋律，積極傳遞正能量，發出好聲音。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力，親其師，才能信其道。成為學生在校園生活中的榜樣，人生道路上的良師益友。要建設一流高等學府，需要一大批高水平高素質的輔導員政權，它的建立，標志著原始社會的破產，階級社（上接第209頁）會自此產生，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劃時代的進步。廟街遺址所處的時期為夏王朝中期，即“少康遷原”和“帝杼居原”，也正是夏朝的興盛時期。新中國建立后，文物部門曾對該遺址進行過不同層次、不同規模的考古調查與發掘，發現廟街遺址屬新石器時代，是一處含龍山、商、春秋等幾個時期文化遺存的遺址，總面積達60余萬平方米。由于它在時間、地域上與文獻所載的“帝杼居原”相吻合，故引起了考古界的關注。開展這段夏史研究，不僅有助于了解我國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問題，而幾對探討我國歷史發展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進一步發掘和保護它，對探索夏文化，特別是對“少康遷原”、“帝杼居原”文化內涵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從歷次考古發掘的遺物遺跡和文化層來看，更證實了在商周時期此遺址所在的范圍為“原地”的說法，夏代的原城位置大致在這一地區也進一步得到了印證。1960年在遺址西北部發掘的西周遺存，與文獻記載商代這里有原、向等地，西周有原、樊、向等地，以及春秋有原邑的記載也相吻合，這些都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資料。導地方基本建設、文物保護、文化遺產有效利用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目前為止，濟源廟街遺址已有的考古資料和成果不足以支撐本遺址文物保護規劃編制所需內容，更無法支撐各項詳規和保護方案所需內容，急需進行相關細致的考古工作，確保廟街遺址完整性、真實性、延續性在文物保護規劃文體中的準確體現。（三）為旅游資源開發助力廟街遺址中西部被周圍的廠礦、企業、車站、道路、村莊所覆蓋，伴隨著城市規模擴大，城市經濟建設迅速發展，遺址保護受到沖擊。周圍一些居民保護遺址的意識比較薄弱，違章建設還時有發生，再加上近幾年，保護經費欠缺，整個遺址的保護工作處于被動局面，為了變被動為主動保護，防止遺址以后遭受建設性破壞，進行考古調查勘探并制定保護規劃已勢在必行。廟街遺址周邊具備良好的旅游資源，社會價值突出，加強廟街遺址的保護，是文物工作回報社會的平臺，同時還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意義重大。參考文獻：[1]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商周組等.晉豫鄂三省考古調查簡報[J].文物,1982(07):

02.[2]李伯謙.夏文化與先商文化關系探討[J].中原文物,1991(01）:63.[3]劉緒.論衛懷地區的夏商文化.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4]楊肇清.原城考[A].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編.河南省文物考古論文集[C].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5]楊貴金.沁水下游的夏文化與先商文化[J].中原文物,1997(02):21.[6]陳彥堂，原城遺址的發掘與夏都原城[N].中國文物報,1999-11-19(3).[7]楊貴金,齊文舉.關于原城的新發現及研究[J].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3):34.（二）為總體文物保護規劃提供依據早年，廟街遺址只是配合部分市政工程進行過局部或小范圍的考古發掘，對遺址規模布局和內涵掌握的還不夠清楚；目前的規劃只能是保護性質上的規劃，就已掌握的資料和情況，還不能做更為詳盡的開發性規劃。因此有必要制定詳細的考古調查、勘探和長遠發掘計劃，為下一步的總體文物保護規劃提供考古學依據。實踐證明，具有法律條例性質的文物保護總體規劃對指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