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

2024年2月15日發(作者：關于成長的作文)

淺 談 慶 歷 新 政 失 敗 的 原 因

( 隴東學院歷史系06歷史本2班 賀九勇 ）

內容摘要：北宋中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大宋王朝困難重重，于是統治者便倡導改革。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不顧個人安危，直言進諫，便以核心人物倡導慶歷新政。此改革雖然曇花一現，但在北宋的政治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究其失敗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仁宗皇帝的昏聵視聽、動搖反復；二、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法上缺乏整體規劃，過于主觀；三、守舊勢力的強大 。

關鍵詞 范仲淹 慶歷新政 失敗

宋仁宗時期，范仲淹所倡導的慶歷新政，在北宋的政治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改革關系到當時社會政治、經濟 、軍事、教育等各個方面，是針對宋代弊政有感而發，可謂：“宏且深、詳且薄”，[1]然而，新政很快便以失敗而告終。對于新政的失敗歷來受到學術界和廣大史學愛好者的關注，曾有學者把新政失敗的原因簡單歸納為一條——因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所致，[2]也就是由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失妥當。本文僅談談自己對慶歷新政失敗的粗淺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慶歷新政的前夜及其短命的慶歷新政

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稱帝建立北宋，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舉措，隨著歷史的演進其強權舉措功效不斷衰微。到北宋中期社會矛盾重重。尤其到仁宗執政時期，國家內憂外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已達到十分尖銳的程度。史載：“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官吏猥濫，人民疾苦，未嘗省察”。[3]宋王朝屢吃敗仗后，以巨額額“歲幣”、“歲賜”，買得茍安。于國內則加緊搜括，橫征暴斂。由于宋初以來不立田制，不抑兼并，遂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卓錐之地”的兩級分化的嚴重的現象，加之賦役不均，各地農民起義風起云涌，正如郭文佳在《也談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一文中引用歷史學家司馬光的話曰“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的確，在宋仁宗慶歷初年，盡管宋夏議和，西線的戰事暫時得到緩和。但北宋要為西夏每年支付大量的銀兩、茶絹等物，這也無疑給廣大農民群眾加重了負擔，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舉行起義。加之龐大的軍費開支，以及北宋對官僚階層的優厚報酬等，使北宋中期財政困難。當時北宋便沉現的是一副“積貧”、“積弱”的局面。要想擺脫困境，有所作為，則必須改革。心系天下的范仲淹，敢為人先，在此形勢下便擔當起了這次改革的核心人物。

宋仁宗面對復雜的形式和朝野要求改革的呼聲，為了社會的安穩和帝業的長存，“欲更天下弊法，以興致太平“。[4]慶歷三年六月，仁宗便調范仲淹等商討改革，范仲淹便曰：“若不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5]經過準備，范仲淹范仲淹便針對當時最嚴重的吏治問題，采取對策。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作為改革的具體方案，于慶歷三年九月上奏仁宗，這也可以說是新政的政治綱領其主要內容是：一、明黜陟。改變不分政績好壞循例升遷的局面，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二、抑僥幸。改變恩蔭之濫，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作官；

三、精貢舉。改革科舉內容和程式，以除只中詞賦而忽視能力和品德取士的弊端；四、擇長官。加強各級長官的包舉和選派，罷免老病無能者。五、均公田。調整多寡懸殊的外官職田，防止貪污，督其善改；六、厚農桑。勸課農桑，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七、修武備。招募士兵，并組織士兵務農；八、減徭役。裁州并縣，減輕徭役；九、覃恩信。督責地方執行朝廷赦令等恩政；十、重命令。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

上述十項政令涉及面極廣，其中前五項是整頓吏治問題，也是《答手詔條陳十事》的重點。仁宗皇帝除“修武備”一項沒有實行外，其余各項都頒行全國。但不幸的是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此改革很快便以失敗告終。

二、慶歷新政失敗的三大原因

1、仁宗皇帝的昏聵視聽及其在慶歷新政實施過程中的動搖反復

慶歷三年九月，仁宗開天章閣，手詔令大臣條上時政，范、富等退而條上扎子之際，朝廷重臣歐陽修就預見到浮議讒言，必將橫行；維護既得利益者必將阻撓反對新政的實行，他就上書懇請仁宗信任范、富等人專一行事，不為橫議所動。但優柔寡斷的仁宗皇帝卻聽信讒言，惑于朋黨之論而難以自拔，導致了新政流產。歐陽修云：“范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6]慶歷四年十一月，尹洙針對歐陽修、蔡襄等相繼外放，預感到仁宗皇帝對改革心存疑心，讒誣一人，即猶豫動搖，對朋黨之論敏感到了神經質的地步，慶歷新政有中途夭折的危險，遂上《論朋黨疏》云：人主“知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終，于治國之道，其失一也”。有論所謂朋黨稱：“公論之與朋黨，常系于上意，不系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仁宗皇帝，實無多大作為，對賢能之大臣任之不專，反加猜疑防范，明明為中君愛國的正言讜論，卻懷疑為心懷叵測的朋黨之論。仁宗的昏聵視聽優柔寡斷，給奸邪小人的進讒創造了有利條件。較之后來宋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之篤，他對范仲淹等人的信任和依賴實在很有限。

就歷代改革而言，皇帝的政治態度對于改革的成敗至為關鍵。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相知之深古今無二，乃至對呂惠卿說過“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而最后也落得個再次罷相，曲終人散的下場。而憂深思遠，對改革充滿信心的范仲淹與仁宗的際遇，遠未達到這種心心相印的程度，反聽取小人讒言，加之其行事優柔寡斷，最終解除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一職，始用而終棄，這便是以范仲淹為核心改革派的歷史悲劇。

2、改革派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

對任何一項革新來說，主觀諸方面條件的具備，對其成功與否同樣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作為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是具備一定條件的。他當時已有二十八年的任官生涯。從地方小吏到朝廷重臣，從他在地方上興利除弊到西線疆場的御夏壯舉，都可以看出他已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政治家。人們以“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城無事有希文”[7]來推崇他，所以范仲淹就其個人品質、才能方面是能勝任改革大業的。

而且范仲淹對當時社會問題的洞察也比較深入，他把吏治當作關鍵問題。因為宋代官制到任宗時已空前冗濫，“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才?！盵8]清代學者趙翼嘆曰：“宋時朝廷待臣下，固宜優恤乃如此猥濫，非唯開幸進之門，亦徒耗無窮之費?！盵9]這就充分說明了其一是官吏的膨脹，其二是管理的腐朽。這也是宋代統治機體上的惡性腫瘤。它不僅耗費和侵蝕著國家和人民的大量錢財，成為宋“積貧”的因素之一，而且更為嚴重的是：“文

資三年一遷，武職無年一遷的磨勘制度，由于”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進“，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鑒此范仲淹不吏治問題作為改革的關鍵提出來足見其眼光之遠大！

但是改革派自身也存在一些問題，走了一條曲折而終究失敗的道路。具體反映在以下諸方面。

一是改革派對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認識不足，準備不夠充分，尤其是人才培養方面稍嫌欠缺的田間下倉促上馬，因而正如對改革大業有比較清醒認識的李覯在其《寄上范參政書》所論的那樣：

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盲者，非苦口不宜；遺闕之原，豈是渺??？若曰患更張之難，以因循為便，揚湯止沸，日甚一日。則士林稱頌，不復得如司諫、待制時亦。此所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10]

二是從革新政策的針對性、可行性來看，也不足稱道。既以吏治作為改革的關鍵卻又恢復了官吏考核制度，這些制度在王朝剛建立時也許適用，而對積弊已深的北宋中期吏制，則只是重病輕藥，這種不徹底性當然不堪一擊。他還試圖在科舉上進行改革，以輸送官吏，故以策論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但卻使“詭遇之小夫，心胥吏之心，學幕賓之學，依附公門以察其教條，窺探時局以肆其褒議?！备”≈浚瑺幤鸲暈榇?。這是范仲淹所沒有想到的。新政的實施過程中，范仲淹通過任宗之手，幾個月內便大張旗鼓的將革新舉措頒行全國，確有些急噪。雖然他也認為事有先后，應考慮“時所宜先”而采可行者人手但實際上卻是：“席未曖于紫荊，劍已及于寢門，議磨勘矣，覆仁子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當以為厚?！蓖耆珱]有步驟性，這樣革新政策就很難一環扣一環，一步步達其初衷。

三是 改革缺乏統籌規劃，全面設計，其選擇的突破口不夠恰當。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前五項都是以整頓吏治為核心，這首先給革新帶來了強大阻力，觸犯了守舊派權貴的既得利益，沒有注意方法。另一點從新政首先實行的幾項措施看，也并非至切要務。如果能首先從富民強兵入手，可能付出的代價要小一點，如推廣孫琳、郭諮的方田均稅法，先解決農民最需解決的問題，進行試點，逐步推廣，然后再整頓吏治，或許能為改革減小阻力，收到更好的成效。

四是政策的推行機關也執行不力。當時范仲淹坐在京城里，選派幾個精明的轉運使，到地方上澄清吏治，范仲淹則根據各方面的報告，翻開花名冊，對不稱職者，“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11]既得人，則委逐路自擇知州。公權則通判人。”[12]然后就新任知州自擇知縣。這樣整頓吏治，是達不到他們想的“若然，則官修政舉，則天下無事矣”[13]的結果。當時的腐敗之風盛行整個上下朝野，因此這么做根本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的。革新者失之主觀，未能對政策實施情況加以調查，以致最后全盤失敗。

總之，由于改革派過于主觀，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面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全盤考慮，這樣就難免使新政在推行上遇到麻煩，因受阻而停頓。

3、守舊勢力的強烈抵制

任宗前后，雖然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互交織，這就提供了改革的客觀條件，但是，龐大的王朝還有它的勢力，乍看還是氣勢逼人的。雖然財政危機比較困難，但皇帝直接控制的、真正掌握財政的內庫還是比較充足的。另外北宋王朝較之前代，在政治上更為成熟。各項統治政策的完善，使整個王朝更具有穩定性和應變性。而這些條件恰好又為改革帶來了強大的阻力。而改革吏治的各項措施對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和腐敗作風是前所未有的沖擊，因此，這也是頑固的封建勢力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這些頑固勢力就百般的阻撓和破壞。

改革派雖然認識到了當時的社會已經陷入了“因循不改，弊政日甚”，“人人因循，不復奮勵”[14]的泥坑中，但沒有把此“泥坑”作為革新的重點障礙因素考慮克服。宋朝當時對官吏的社會福利比較高，因此官吏士大夫感恩戴得尚來不及，如何肯言改革；中下級官吏老得耳聾聽不到訴訟，或眼花已看不成文集，有的只揣摩上司之喜怒，或幾月以至成年不理政

事，普遍的因循守舊，成湎于太平盛世的幻覺中。在這樣一種普遍的社會守舊意識下，要想革新，談何容易！生活在兩宋之際的歷史學家范沖對慶歷新政有一述評顯得至為精當：“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及范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15]當然，亦需指出其最后一句稱“自知不可行，遂已”。不符史實。恩格斯曾說：“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16]可想而知，當時的宋王朝已處于封建社會的強盛時期，因此那一種因循意識，是很難改變的。僅憑范仲淹等部分有遠見的政治家是改變不了這種社會局面的。故革新的失敗是必然的。

范仲淹所倡導的慶歷新政改革雖然由于上述幾方面的因素終歸破產，然用歷史的眼光去看此改革無疑是進步的、正確的。的確此改革有很大的難度，尤其在吏治問題的處理上首次觸犯了官僚貴族的利益，因此，便引起了官僚貴族的刻骨仇恨和強烈反對，在加上仁宗皇帝的昏聵視聽、動搖反復聽取小人讒言致使對改革帶來巨大的阻力，而改革本身又沒有通過周密的部署和全盤考慮致使慶歷新政改革最終流產，這也是不足為奇的。范仲淹雖然壯志未酬，新政中途夭折，然而敗歸敗矣，范仲淹在那個時代能以天下為己任，日夜謀慮興太平的精神，卻是難能可貴的！他也是為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著想的，他改革中的具體主張和措施，其目的是為了防止階級矛盾激化，以引起農民的反抗斗爭，動搖趙宋王朝。但是，這并不防礙我們對范仲淹新政意義的肯定。特別是范仲淹在趙宋王朝的守舊思想已根深蒂固、習慣勢力難以沖破的歷史情形下，能不顧自己的利害得失，而表現出對國家之興亡、人民之安危的深切關注。這種“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精神，對我們難道不是有很好的啟迪作用嗎？

注 釋

[1][9]郭學信：《范仲淹與慶歷新政》，《濟寧師范?？茖W校學報》2005年4月第2期。

[2]剪伯贊：《中國史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第2版，第381頁

[3][4][5][1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10]方鍵：轉引《范仲淹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7]脫脫：《宋史》卷314，北京：中華書局 1977

[8]宋祁：《景文集》卷26

[11][12][1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方?。骸斗吨傺驮u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