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8日發(作者:搜救隊)

“河運”還是“海運”
漕運之例,自春秋中期便已有之,此后便一直作為封建王朝統籌國家物資運輸的主要手段之一。漕運大致可分作河運與海運兩種,統治者一般采取漕運之策將糧食從糧產富足之地運送至糧產貧乏之地,以達到均衡國內糧產的目的。此外,由于封建社會的君主獨尊特性,漕運還較多承擔將地方上供的貢品輸送至京城的責任。就重要性而言,漕運就是封建王朝的生命通道,一旦這一通道出現問題,王朝的運轉便會混亂,造成嚴重的后果。歷代王朝對漕運都十分重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維護。明代的漕運,亦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永樂帝遷都北京后,漕運的作用便更加顯現,時人有言:“漕為國家命脈攸關,三月不至則君相憂,六月不至則都人啼,一歲不至則國有不可言者。”[1]那么既然漕運于明代如此重要,它的運輸方式又是如何,中間又圍繞著運輸方式進行過哪些爭議與變動?本文立足于明代的漕運方式,試圖闡釋明代漕運方式的嬗變過程及其深層原因。
一、河海并運
明朝初年,具體在洪武年間至永樂十三年(1415),明朝一直沿襲元代舊制,采用河海并運的漕運方式。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緣于太祖定都于南京。南京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太祖定都于南京這一舉措使得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重合。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當時都城所需糧草供奉無需經過長途運送,正是“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2]當時的河運路線主要有:江西、湖廣的粟米取道長江;浙西、吳中的粟米經由江南運河;鳳陽、泗州的粟米取道淮河;河南、山東的粟米借道黃河。[3]通過以上幾條線路,將各地貢賦輸送至都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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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年間還沿開海運,此時海運主要源于戰事的需求。自太祖推翻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后,元順帝逃至漠北,但仍然保持著原來的統治機構,史稱北元,對新立的明王朝的北部邊疆多有騷擾,時常發生戰亂。尤其在遼東及北平地區,更是戰亂不已。明朝在此地屯駐有大量軍隊,當地的糧食難以滿足需求,故只能仰仗東南的糧草供應。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命令湯和“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4],供給北征士卒,這是明代海運之始。洪武五年(1372)正月,又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數萬,從登州出海,以通遼東。[5]在吳禎之后,太祖又繼續遣人通過海運輸送糧餉至遼東,“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先后轉遼餉,以為常。”[6]
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三十年(1397)時太祖便下令罷除過海運,當時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全國的范圍內軍屯的普遍開展,遼東地區的屯田也逐步擴大。屯守軍士通過屯田自給的方式來緩解糧食不足的困境,正是“俱令屯田自食,以紓海運之勞”[7]。加之海運的風險性較大,自東南海運至東北,路途遙遠,故而運送延期、漕船失事、軍士斃命的事件時有發生,因此當時的官員對海運繼續實行亦頗有微詞。到洪武三十年,屯田以來遼東地區糧餉首次出現了盈余,太祖便下令遼東屯駐軍士“屯種其地,而罷海運。”[8]但是此次罷除海運并未延續多長時間,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駕崩,建文帝登基不久便爆發靖難之役,永樂帝即位。永樂帝在靖難之前為燕王,屯守北平,靖難一役,永樂帝所有的軍需糧草、人員供給等都仰仗于北平及遼東地區,因而北方糧草短缺,亟需補給。于是在永樂元年(1403)三月,永樂帝下令重開海運,命令平江伯陳■、都督僉事宣信第 2 頁
任總兵官,督理海運,負責向遼東和北京兩地運送糧餉。同年八月,陳■“總督海運糧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遼東,以備軍儲[9],這次海運的成功鼓舞了當時朝廷對海運漕糧的信心。此后,陳■等人大力經營漕糧海運,永樂二年(1404)于直沽蓋蘆囤208座,收糧104 000石,河西務蓋倉囤160間,收糧145 000石,然后再轉運北京。兩年后,海運漕糧“歲以為常”[10]。當然,在海運補給北方的同時,永樂朝廷還在不斷地開發河運的道路,由于洪武年間較少通過河運將糧餉輸送至北方,加上原來的運河堵塞不可用,故而永樂初年的河運僅開發出一條較適宜的路線,即由淮河、黃河將糧餉運送至河南陽武,然后派發山西、河南丁夫,通過陸地運送約170里至衛輝入衛河,最后到達通州,由通州輸送至都城乃至遼東。[11]所以,直至永樂十三年完全罷除海運之前,明朝基本上還是采用所謂“水陸兼挽,參用海運”[12]的河海并運的漕運方式。
二、棄海專河
河海并運的漕運方式一直持續實行至永樂十三年,是年太宗方下令罷除海運,專事河運。深究當時太宗的決斷,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致使太宗廢棄海運專事河運的原因。
其一,原先的漕運滿足不了北平及遼東的糧食缺口。永樂帝對北平的重視程度遠遠高于其父與其侄。自靖難成功,順利登基后,在永樂元年便下令以北平為陪都,改名為北京。他以后曾數次北巡至北京,并在北京設立“行在”六部、后軍都督府、都察院,將決策和軍事、行政、監察系統逐漸北移,故而北京的官員數量以及遷移人口不斷增加。同時,隨著北元勢力的擾邊日盛一日,他于永樂七年(1409)率五十萬兵親征北元韃靼部、第 3 頁
永樂十二年(1414)率兵親征北元瓦剌部,其后又進行數次親征。戰爭意味著糧草和財富的消耗,永樂帝多次率兵北征,也導致了北方糧餉的急缺。面對糧餉的缺乏,原先的海運及單一的河運路線已經不足以填補糧餉的缺口,故此時需要尋找更為便捷快速的運輸路線。
其二,海運風險較大以及原河運路線成本較為高昂。當時的海運大致是從蘇州的太倉將糧餉輸送至北平及遼東,沿海航行必然面臨的是不期而至的風暴以及偶爾會觸及的暗礁,由于當時的船只都是人工木質漕船,抗擊風浪及暗礁的能力遠遠不能與今日相比,正如上文描述洪武三十年暫罷海運的原因一樣,會經常發生運送延期、漕船失事、軍士斃命的事件。加上時而出沒的海寇對沿海船只的劫掠,所以海運的風險性甚高。而當時的河運路線,如上文是“由淮河、黃河將糧餉運送至河南陽武,然后派發山西、河南丁夫,通過陸地運送約170里至衛輝入衛河,最后到達通州,由通州輸送至都城乃至遼東”的線路,可以見得,這一線路需由江南繞至河南,還需征派無數丁夫腳力運送170里的距離,再輾轉由衛河輸送至通州。距離遠不說,所耗人力物力也可見一斑。所以原來的海運和河運路線到達了一種“海運多險,陸挽亦艱”[13]的地步。此時,明王朝亟需開發一條適宜的漕運路線,以滿足北邊人口及軍事的糧餉需求,這一迫切需求,終于導致了朝廷上下對恢復原先京杭大運河的迫切需求。 其三,會通河重新開鑿通航,為京杭大運河的再次通航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保證。京杭大運河是基于隋煬帝所鑿的運河,在元朝政府的努力下最終成型。元朝定都北京,對原大運河進行了逐步的修整,為了方便物資由東南輸往北京,元朝整改運河使得運河不再繞道洛陽,先后開挖“洛州河”與“會通第 4 頁
河”,把天津至江蘇淮安地區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接起來,大大縮短了江南通往北京的路程。京杭運河的通航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時人有言:“自世祖屈群策,濟萬民,疏河渠,引清、濟、漢、泗,立閘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振古所無。后人篤守成規,茍能舉其廢墜而已,實萬世無窮之利也”[14]。會通河在大運河中地位極重要,相當于人之咽喉。由于元末戰亂及其他因素,政府久未打理,會通河因為壅塞而不得通航。故只有把會通河疏浚,才能解決大運河的全線通航問題。面對北京地區糧食缺口的壓力與日俱增,朝廷有關官員便開始上疏要求疏浚會通河以恢復京杭大運河的通航。永樂九年(1411)二月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疏主張疏浚會通河,以利河運。其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15]于是朝廷下令派工部尚書宋禮主持疏浚會通河,在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后,會通河終于得以疏通。
其四,平江伯陳■對江淮間河道疏浚治理的成功以及大量漕船的建造,促成了京杭大運河的最終通航。宋禮疏浚會通河,是整個恢復京杭大運河通航的核心,確保了大運河山東段順利通航,同時陳■也在江淮地帶逐步疏通河道。江淮地區運河有部分的壅塞,但是遠沒有山東段嚴重,陳■在逐步恢復江淮地區大運河通航的同時,也著力于對漕運船只的建造。他在南京、臨清、淮安、九江等地設立船廠,制造船只,其中尤以淮安清江的船廠規模為最。至此,京杭大運河全程貫通,漕運所需的船只也已然準備充足,河運所需的條件已經成熟。
基于以上諸多原因的存在,太宗才在永樂十三年最終宣布罷除海運,第 5 頁
專事河運。京杭大運河重新開通,在當時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通過京杭運河,政府可以以低成本、小風險、更為快捷地將江南的糧餉輸往北京,滿足了北京對糧餉的需求,更為永樂帝于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做好了物質上的準備,對明朝來說,京杭大運河便是其帝國得以維系的生命線。
三、河海之爭及思考
自永樂十三年朝廷宣布專用河運之后,海運便一直再未作為主要漕運方式之一存在。雖然在明代中期曾有官員就重開海運進行上疏,朝廷甚至也曾在短時間內允許重開海運,但是海運終究沒有再發展成為明代漕運的主流方式。終明朝而觀之,海運自始至終都是作為河運的一種附屬而存在,如果河運暢通,則海運定會被罷除。洪武年間,因遼東作戰缺糧餉便用海運輸送糧餉,至三十年,遼東糧餉富足之后便罷除海運;永樂年間,因遷都準備加之對北元的頻繁征伐需要亦用海運輸送糧草,至十三年,京杭大運河重新開通后便罷除海運;隆慶年間,當河運出現困頓之時再用海運,但河運情況好轉便又罷除海運。為何海運始終處于河運的附屬地位,為何統治集團大多對海運持懷疑乃至反對態度,海運的罷除對明朝乃至明之后的中國發展又有什么影響?
中國自古是一個農耕為主的內陸性國家,與西方的海洋文明有著極為明顯的不同之處。中國的民眾習慣于面朝黃土背朝天式的勞作模式,安土重遷,缺乏海洋文明的冒險精神,對海洋充滿陌生和未知的恐懼。放在明朝來看,由于海運的風險性存在,海上的風暴與暗礁讓明人膽戰心驚,加上明朝海寇的頻繁侵擾,更是加劇了明人對海運的抵制,總是在尋求更為安全、快捷的運輸方式。雖然在永樂時期曾派遣鄭和七下西洋,探索海洋第 6 頁
外的諸國,但是這僅僅是曇花一現,仁宣之際的守成導致明朝再未對海洋有過更多的探索。至明中葉,尤其在嘉靖年間,隨著倭寇在東南沿海橫行,統治集團更是對出海一事防微杜漸,歷行海禁。
無可奈何的是,歷史不會因為后人的想象和嘆惋而改寫,河運與海運之爭,終究是河運占據了主導,終明一世再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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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自認為是福薄的人,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都合情合理,有這樣平常心態,將會戰勝很多困難。
2、君子之交淡如水,要有好脾氣和仁義廣結好緣,多結識良友,那是積蓄無形資產。很多成功就是來源于無形資產。
3、一棵大樹經過一場雨之后倒了下來,原來是根基短淺。我們做任何事都要打好基礎,才能堅固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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