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介紹

2024年2月19日發(作者：日本民族構成)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還寫了他的父親（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其散文《端午的鴨蛋》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經歷

汪曾祺出生江蘇高郵城鎮舊式地主家庭，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傳統教育和藝術的熏陶，中學時代就讀于高郵縣中學和江陰南菁中學，表現出強烈的愛好文學的傾向。在西南聯大讀書時，頗為沈從文器重，他的第一篇小說《燈下》經沈先生指導并推薦發表，即后來成為名篇的《異秉》，從 1949年春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邂逅集》起，汪曾祺先后有20多本小說、散文專著問世，還出版了《汪曾祺文集》和《汪曾祺全集》，汪曾祺作品中寫高郵舊生活的小說、散文頗具特色，最具思想性和藝術價值，奠定了他在當今中國文壇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寫的反映家鄉舊生活的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成了蜚聲海內外的名篇。自己滿意亦為評論界、讀者稱道的作品有《陳小手》，反映光明生活的《職業》，表現下放張家口勞動的《葡萄月令》和京劇《沙家浜》等，可謂 “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汪曾祺于1939年離開故鄉出外求學，直到1981年10月才回到久別的高郵，此后又于1986年10月、1991年9、10月間再次回郵講學探親。魂縈故鄉、情系故鄉，對家鄉的文化建設事業和社會發展表現了極大的熱忱和關愛，家鄉人的心目中，汪曾祺為人為文，確實是“文章秋水芙蓉，處世和藹可親，無意雕言琢句，有益世道人心。”

自述語錄和自述詩

1、“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時候都需要的。”“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復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我曾戲稱自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大致差不離。”“我非常重視語言，也許我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我認為語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汪曾祺

2、自述詩

汪曾祺《我為什么寫作》，全詩如下：

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

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弄筆半紀，今已華發。成就甚少，無可矜夸。

有何思想、實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華。

有何風格？兼容并納。不今不古，文俗則雅。

與人無爭，性情通達。如此而已，實在無啥。

主要作品

短篇小說：《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異秉》《羊舍一夕》；

小說集：《邂逅集》《晚飯花集》《茱萸集》《初訪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橋集》《孤蒲深處》《人間草木》《旅食小品》《矮紙集》《汪曾祺小品》；

藝術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與畫》；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

劇本京劇：《沙家浜》（主要編者之一）；京劇：《范進中舉》；文集：《汪曾祺自選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說卷》《散文卷》《文論卷》《戲曲劇本卷》1993年，江蘇文藝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說卷》《散文卷》《戲劇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說戲》《五味》《談師友》《文與畫》《人間草木》，山東畫報出版社）。

《端午的鴨蛋》被選錄人教版初二下冊語文教材。

藝術評價

1、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 ”，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2、小說特色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 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中，永遠是清新得如同荷風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記事》。《受戒》中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之間萌發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在的歡

樂情緒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相同。《大淖記事》的愛情故事略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為之敬佩，文中描寫的錫匠形象尤為鮮明。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出深沉的嘆喟。 《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專制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了不無調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節也頗似阿Q。

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但也誠如林斤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了‘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傷’。”

人物軼事

1、汪曾祺與美食

從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為數也不少。明末張岱、清袁枚；今人陸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動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僅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無所不能。有幾個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數篇文章中提到：“臺灣陳怡真到北京來，我給她做了幾個菜，有一道是燒小蘿卜。我做的燒小蘿卜確實好吃，因為是用干貝燒的。”這道菜主料不罕見――蘿卜而已。蘿卜是蘿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蘿卜難得。“北京的小水蘿卜一年里只有幾天最好。早幾天。蘿卜沒長好，少水分，發艮，且有辣味，不甜；過了這幾天，又長過了，糠。”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也吃過汪先生的佳肴:“吃得非常開心，最后來湯汁都端起來喝了。”

茄子還是那個茄子，蘿卜也還是那個蘿卜，但進了大觀園的茄子與到了汪先生家的蘿卜，就不是那個茄子、蘿卜了。

2、平靜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門，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就讀于物理系，同楊振寧同班，后由于身體原因改讀英文，當年施松卿風華正茂，有人問她為何選擇當時外貌背景都不出眾的汪曾祺時，她說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華。

文革時期，汪老受到迫害，舉家被安置在北京一個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當時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處緊鄰當時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訴汪老要小心一點。后來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畫，汪老就在窗前用廢棄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時日一久，藤蔓漸漸爬滿了隔壁的窗戶，遮住了所有的光線。那里住的恰恰是那個地痞。汪老過意不去，后來拿一袋豆角送給那個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滿面刀疤的地痞態度謙和，還問汪老，可否送一幅畫與他。可見，汪老的處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際，一家人仍住在狹小的房子里，汪老的書房在小小的陽臺上，有一個外國作家讀了汪老的著作，專程來拜訪他時，看到汪老簡陋的住處很是感慨。后來在家人的勸說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請房子，但一輩子著書頗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惱如何寫申請（其實是討厭復雜的程序~~），最后作罷。后來還是按照兒子的職務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處世淡泊，不計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評價

汪曾祺，資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于他接受過西南聯大正規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狂瀉喧騰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麗澄明的小溪邊，觀魚游蝦戲，聽流水潺潺，不是讓人忘掉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他那隨意漫談式的小說，是一種順其自然的閑話文體表面上看來不象小說筆法，卻盡到了小說敘事話語的功能。正是這種隨意漫談，自然地營造了小說的虛構世界。這個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滿了人間的煙火氣，同時又有一種超功利的瀟灑與美。汪曾祺善于通過地域風情的描寫，襯托那種純樸的民俗，而明海與小英子的純潔的愛情，也通過這種地域風情的描寫，表現得純樸、溫馨、清雅。所以，雖然是表現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筆調也不會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隱隱有一點苦味：例如，明海為什么會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純潔愛情乃至這個桃花源一樣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嗎？（文本中作者將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齡處理的很模糊，并盡量使人感覺他們的年齡很小，頗讓人捉摸）……盡管作者將之進行淡化處理，這個理想世界中仍夾雜著那么一絲不易察覺的苦澀，只是不像《邊城》的結尾那樣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