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立時期共產黨人的初心解讀——茅盾篇

2024年3月4日發(作者：盤古開天地的神話故事)

中共創立時期共產黨人的初心解讀——茅盾篇

作者：王相坤

來源：《黨史文苑·上半月（紀實版）》 2019年第12期

王相坤

茅盾（1896—1981），本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省桐鄉縣人。中國進步文化的先驅者、偉大的革命文學家和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是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1921年初，由李漢俊介紹加入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曾任全國政協第四、第五屆副主席。

茅盾論“初心”

世界潮流，澎湃動蕩俄人思想一躍出……20世紀后半期之局面，決將受其影響，聽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已彌漫于東歐，且將及于西歐，世界潮流，澎湃動蕩，正不知其伊何底也。

——茅盾《托爾斯泰與今日之俄羅斯》（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

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1919年尾，我已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我覺得看著這些書也好，知道社會主義還有些什么學派。那個時候是一個學術思想非常活躍的時代，受新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吞咽外國傳來的各種新東西，紛紛介紹外國的各種主義、思想和學說。大家的想法是：中國的封建主義是徹底要打倒了，替代的東西只有到外國找，“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所以，當時“拿來主義”十分盛行。拿來的東西基本上分兩大類，一類是民主主義的，一類是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學派被介紹進來，但十分吸引人，因為那時已經知道，俄國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取得勝利的。

——茅盾《茅盾回憶錄》

中國的前途只有無產階級革命通過這些翻譯活動，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產主義是什么，共產黨的黨綱和內部組織是怎樣的；尤其《美國共產黨宣言》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應用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簡要的論文，它論述了資本主義的破裂，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階級斗爭，選舉競爭，群眾工作，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社會的改造等等。由于從譯文中學得了這些共產主義的初步知識，我在1921年4月7日出版的《共產黨》第3 號上，寫了一篇《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批判當時的省自治運動者鼓吹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指出這實際上是為軍閥、帝國主義服務的，中國的前途只有無產階級革命。

——茅盾《我所走過的道路》（上）

描寫無產階級的貧困作者自己既然沒有確定的人生觀，又沒有觀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靜頭腦，所以雖然他們也作了人道主義的小說，也作描寫無產階級貧困的小說，而其結果，人道主義反成了淺薄的慈善主義，描寫無產階級的貧困反成了譏刺無產階級的粗陋與可厭了。

——茅盾《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1922年7月）

專家解讀：參加黨的早期組織的中國現代作家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茅盾是參加黨的早期組織和參與早期建黨活動最早的中國現代作家，他在參與建黨的過程中，積極參加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提倡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為中國革命文藝和革命文化作出重要貢獻，他的累累精神勞動成果，曾經幫助促進了當時青年的思想感情革命化，為我國文學寶庫創造了珍貴的財富。

接受馬克思主義前的文學思想茅盾自幼酷愛文學，他的祖父是個“樂天派”，“對于兒孫的事，素來抱‘自然主義’”，任憑他們“愛什么就看什么”。茅盾的父親是一位醫生——當時的“維新派”，非常注重理工科，希望兒子將來學“實業”，于是在家塾中讓茅盾讀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那一類所謂“洋書”，可是茅盾對此不感興趣。在他10歲那年，父親去世了。茅盾的母親“個性異常倔強，觀察事物的眼光也較常人遠大和銳利。自丈夫去世以后，她就負擔了支持這個家庭的責任，她把丈夫剩下來的極有限的財產，幾乎是全部地供給了她的兩個孩子的受教育”。在娘家受過的良好舊文學教育，使她在引導幼年的茅盾走上愛好文學之路起到積極作用。

但是，給茅盾的思想和創作以深遠影響的，卻是歷史的變革和時代的思潮。在茅盾童年時代，中國國內接連發生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1899 年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和1911 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發時，15歲的茅盾正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學讀書。這個學校的校長和許多老師都剪掉了辮子，變成了“光頭”——這是“革命黨的標幟”，在老師的影響下，不少學生也剪掉了辮子，“光頭”成了一種時尚。茅盾在《回憶是辛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發之心！》一文中寫道：“雖然我們那時糊涂得可笑，只知有‘革命’二字，連中國革命運動史的最起碼的常識也沒有，我們不知道在這以前，有個哪些革命的黨派，有過幾次的壯烈的犧牲，甚至連三民主義這名詞也不知道，然而武昌起義的消息把我們興奮的不得了。我們無條件的擁護革命，毫無猶豫地相信革命一定會馬上成功。全校同學以自修室為單位，選派了同學，每天兩三次告假出校，到東門火車站從上海來的旅客手里買當天的上海報，帶回校里貼在墻上。買報的同學常常要上車去向乘客情商，方才買得，可是大家用競賽的精神去干，好像這也就是從事革命了。革命軍勝利的消息，我們無條件相信；革命軍挫敗的消息，我們說一定是造謠。”為什么那樣盲目的深信？茅盾認為，他們并沒有依據什么理論，也沒有研究過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力量對比，他們的深信建立在目擊深受滿清政府政治的腐敗，民眾生活的痛苦，因此深信這樣貪污腐化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順應民眾要求的革命軍。

1916年8月，茅盾在北京大學預科畢業后來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生涯。從事這個職業，茅盾當時的想法是：“在此不為利不為名，只貪圖涵芬樓藏書豐富，中外古今齊全，借此可讀點書而已。”母親也贊成茅盾的想法，她說，此時不要你幫助家用，安心讀書做學問罷。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茅盾負責編譯《學生雜志》，他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學生與社會》就提出：“學生時代，精神當活潑，而處事不可不慎。處世宜樂觀，而于一己之品行學問，不可自滿。有擔當宇宙之志，而不可先事驕矜，蔑視他人，尤須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學問。有奮斗力以戰退惡運，以建設新業。嗚呼，浩浩黃胄，其果有振興之日耶，瘖瘖社會，其果有革新之望耶，會當于今日之學生覘之。”這篇文章以積極的人生態度，把學生與國家、民族、社會聯系起來，提出了學生應該擔當的歷史責任、具備的精神狀態和積極的人生觀，展示了茅盾初步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民主主義思想。接著，茅盾又寫了社論《1918

年之學生》，這篇文章與上一篇在內容更進了一步，文章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形勢寫起，論述了埃及、印度等殖民地國家的悲慘遭遇，強調中國如果不及時變革，“此后其將淪胥而與埃及、印度、朝鮮等耶？抑尚可自拔而免于亡國之慘耶？”她希望學生“革新思想”“創造文明”“奮斗主義”。這兩篇文章在茅盾早期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很多研究者在研究茅盾早期思想時都提到這兩篇文章。對此，茅盾說：“那時對我思想影響最大，促使我寫出這兩篇文章的，還是《新青年》。”而《新青年》的主編是中共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可見，茅盾從學校走上社會，就受到當時進步思想的影響。

在《新青年》進步思想的影響下，1918年茅盾編譯的《學生雜志》開始刊登小說，而他則是所載小說的主要創作者。這一時期刊登了茅盾寫的《履人傳》《縫工傳》等小說以及《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文學上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等文學評論。這些作品基本上反映了茅盾在接觸馬克思主義前的文藝思想和文學觀點。

第一，“新文學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學做宣傳”。茅盾認為，“現在新思想一日千里”，“西洋的小說已經由浪漫主義進而為寫實主義、表象主義、新浪漫主義，我國卻還是停留在寫實以前”。為了趕上時代，藝術上就要“探本窮源”，“不探到舊張本按次做去，冒冒失失地‘唯新是摹’是立不住腳的”。所以“中國現在要介紹新派小說，應該先從寫實派自然派介紹起”。

第二，要大力地介紹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但又堅決地反對提倡它們。茅盾認為：“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去觀察人生表現人生，以致見的都是罪惡，其結果是使人失望，悲悶，正和浪漫文學（按：指十九世紀消極的浪漫主義）的空想虛無使人失望一般，都不能引導健全的人生觀。所以浪漫文學固有缺點，自然文學的缺點更大。”他認為中國的新文學要提倡新浪漫主義。因為，“浪漫的精神常是革命的解放的創新的……這種精神，無論在思想界在文學界都是得之則有進步有生氣”。“把我的意思總結一句，便是：能幫助新思潮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能引我們到真確人生觀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不是自然主義的文學，所以今后的新文學運動該是新浪漫主義的文學。”

第三，什么是新文學？茅盾指出：“我以為新文學就是進化的文學。進化的文學有三種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質；二是有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三是為平民的非為一般特殊階級的人的。惟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們要用語體來做；惟其是注重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所以我們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惟其是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義的精神，光明活潑的氣象。”“如拿這三件要素去評斷文學作品，便知新舊云者，不帶時代性質。”“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美’‘好’是真實。真實的價值不因時代而改變。舊文學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所以我們對于新舊文學并不歧視；我們相信現在創造中國的新文藝時，西洋文學和中國的舊文學都有幾分的幫助。我們并不想僅求保守舊的而不求進步，我們是想把舊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質，和西洋的特質結合，另創一種自有的新文學出來。”

第四，文學的本質不是純粹的藝術品。茅盾認為：“現在很有許多人主張純藝術觀的文學。這派的意思，以為文學是一種藝術品，藝術品的目的便是美感，所以文學的目的只在美，而不在含有新理想。……本來所謂‘藝術的藝術’和‘人生的藝術’這兩句話久已為爭論之點，將來趨勢如何，目下正難看到。不過以我個人的意見而論，純粹藝術品固不能全無美感，自然欲奉藝術的藝術為正宗；而如文學，則本質既非是純粹藝術品，當然不便棄卻人生的一方面。況且文學是描寫人生，猶不能無理想做個骨子了。”

茅盾在談到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文學思想時說：這是“在跨上文學道路之后最早形成的文學藝術觀：贊成什么，主張什么，又反對什么。這些觀點顯然強烈地影響了我以后的文學活動”。

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對茅盾走上革命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茅盾說：“到了1919年春夏之交，五四運動爆發了，在它的影響和推動下，我開始專注于文學，翻譯和介紹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

五四運動對茅盾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茅盾回憶說：“我在報紙上看到北京的學生們舉行空前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抗議北洋軍閥政府的辱國外交。憤怒的學生放火燒了外交部部長的住宅……當時編譯所中一般人認為這是政治事件，與文化無關。不過，北京大學在這次運動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一年來鼓吹新文化的《新青年》卻正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們所主持，這就叫人發生許多聯想，但只是聯想而已，無法推測其趨勢。我也是這樣思想狀態中的人們的一個。然而，隔了半個月光景，聽說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已經到了上海，將在某處講演，我這個素來不大喜歡走動的人，也抱著一股勁頭去聽學生代表的演講了……聽講的人不少，把一個操場擠滿了。講演人是一男一女，站在一張八仙桌上大聲講話。那時沒有麥克風，站遠了就聽不清，大家都往前擠。我在那個男代表講完時擠到八仙桌附近，恰好那位女代表接著講演了。她的每一句話都博得掌聲，她大聲喊了十來分鐘，似乎嗓子有點啞了，于是那位男代表便來替換她……上海就此成立了學生聯合會。聽說北京學生聯合會派到各地的代表都收到同樣效果，許多地方成立了學生聯合會。這就為今后的一天比一天高漲的、更大范圍的、目標鮮明的群眾運動，奠定了基礎。兩年后，我自己也投入了這個洪流。”

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是陳獨秀，毛澤東曾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茅盾認識陳獨秀是五四運動之后。他回憶說：“大概是1920年年初，陳獨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二號。為了籌備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約陳望道、李漢俊、李達、我，在漁陽里二號談話。這是我第一次會見陳獨秀。”實際上茅盾受陳獨秀思想的影響則更早，那就是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在《新青年》創刊號發刊詞《敬告青年》中，陳獨秀鮮明地指出：“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他提出了六條判斷新舊思想的界限，認為新思想應當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禁錮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這些新思想新觀點使茅盾受到了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看了這些文章，感到以前人好像全在黑暗中，這時才突然打開了窗戶。此后茅盾成為《新青年》的熱心讀者。1918年11月后，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積極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茅盾對李大釗《庶民的勝利》一文十分佩服，魯迅創作的小說《狂人日記》也使他激動不已。在《新青年》的影響下，茅盾從1919年起開始關注俄國文學，先后翻譯了契訶夫的《在家里》《賣誹謗者》等10多部短篇小說和劇本，撰寫了《近代戲劇家傳》等長文，向中國讀者介紹了34名俄國革命作家。對這一段歷史，茅盾作了這樣的概括：“大概是1920年罷，我開始叩‘文學’的門。那時候，偉大的十月革命已經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可是我們中國方面對于這件創造人類歷史紀元的大事業的真相，知道得很少，特別是關于文化方面。然而對于俄國文學的熱情卻普遍地提起了。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和十月革命以后的蘇俄文學接觸，我們還只閱讀著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我自己在那時候是一個自然主義與舊寫實主義的傾向者。”

五四運動后，《新青年》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發表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時茅盾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如饑似渴地吞咽由外國傳來的各種新東西、“各種主義、思想和學說”。茅盾寫道：“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學派被介紹進來,但十分吸引人，因為那時已經知道，俄國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取得勝利的。”茅盾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是一邊研究馬克思主義一邊宣傳馬克思主義。“馬列主義的專門著作，那時還沒有翻譯過來，因此學馬列主義只有讀外文書。”他“只懂英文，而英文的馬列主義書籍不易買到”，只好讀當時蘇聯出版的英文版雜志里有關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單篇文章。這些表明，茅盾在五四運動的感召下，對國家的命運與前途有了新的認識，他注視著十月革命的道路，這是茅盾在探索革命真理的長河中可喜的新開端。

1920年初陳獨秀從北京來到上海籌建中國共產黨時，也把《新青年》雜志移至上海。那時，茅盾是上海新文學陣地上的一員闖將，是五四運動中涌現出來的新文學理論界的新秀，也是中國五四運動后出現的第一個新文學組織——文學研究會的中堅骨干。陳獨秀來到上海后就把茅盾納入建黨先進分子的視野，并邀請茅盾為《新青年》寫稿。從《新青年》雜志移至上海后的

第二期就開始發表茅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先后刊登了他的譯作《游俄之感想》《羅素論蘇維埃俄羅斯》《一封公開的信給〈自由人〉月刊記者》《西門的爸爸》《十九世紀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學》等論文、小說。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后主辦了《共產黨》月刊，專門宣傳和介紹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以及共產國際、蘇聯和各國工人運動的情況，茅盾在該刊第二號上發表由他翻譯的《共產主義是什么意思》《美國共產黨黨綱》《共產黨國際聯盟對美國IW的懇請》《美國共產黨宣言》等文章。在《共產主義是什么意思》一文中明確指出：“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個勞工階級的政府——勞工階級的專政——這政府欲把現今產業私有的制度改做一個共產黨的社會，在這社會，產業的主有權是在社會上一般人手里，由勞工來管理的。”在《美國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罪惡，只有一個解決方法，只有一條路，可使勞工們獲得自由與人的生活——這條路就是勞工階級的專政！一切權力歸到勞工們！”通過這些翻譯活動，茅盾懂得了什么是共產主義，了解了共產黨的性質和內部組織。茅盾認為，《美國共產黨宣言》是篇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簡要論文，論證了資本主義的崩潰、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階級斗爭、選舉競爭、群眾工作、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社會的改造等等。這使茅盾學得了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茅盾從小萌發的民主主義思想終于納入了共產主義的軌道。

以上可以看出，茅盾走向馬克思主義，除了來自自身對追求真理的渴望，還有三個重要的外在因素：一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和李大釗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二是五四運動的激勵，他開始積極地、大量地撰寫文章，探討主義，議論時弊；三是結識陳獨秀，受到陳獨秀思想和《新青年》雜志的影響。1921年，26歲的茅盾終于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總結自己的這一思想轉變歷程時說，“近來我已找到了一個路子”，“這是什么路子呢？就是我確信了一個馬克思底社會主義”。

忠誠于黨的事業思想的形成與堅守

1920年3月，俄羅斯共產黨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出全權代表維經斯基等來華，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以后，加速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步伐。同年8月，上海的中共早期組織宣告成立。茅盾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這一組織“發起人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本來還有張東蓀和戴季陶，可是剛開了一次會，張東蓀和戴季陶就不。據說張東蓀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為這個組織是學術研究性質，現在說這就是共產黨，那他不能參加，因為他是研究系，他還不打算脫離研究系。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違背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上海的中共早期組織誕生后，茅盾經李達、李漢俊介紹加入了這一組織。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記載：“在黨的一大召開之前，先后參加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有：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施存統、李達、邵力子、沈雁冰（即茅盾）、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周佛海等。”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茅盾隨即轉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

實際上在加入中共早期組織后，茅盾就堅定了此生為共產主義奮斗的志向。他把自己從事的文學作為服務黨的事業的陣地，首先對《小說月報》進行了改革。《小說月報》創刊于1910年，它的前期以描寫才子佳人居多，反映小市民的消極心理，提倡鴛鴦蝴蝶派鼓吹的游戲的消遣的文學觀。1920年11月茅盾擔任該刊主編，由茅盾起草的《改革宣言》明確指出：（一）“一國文藝為一國國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見國民性之文藝能有真價值，能在世界的文學中占一席地”；（二）“中國舊有文學不僅在過去時代有相當之地位而已，即對于將來亦有幾分之貢獻”；（三）主張廣泛介紹歐洲各派文藝思潮以為借鑒，“對于為藝術的藝術與為人生的藝術，兩無相袒”。革新后的《小說月報》開設“小說新潮”專欄，除了發表翻譯的外國小說，還發表有關文學評論，其中有茅盾寫的《小說新潮欄宣言》《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等大量文學評論文章。從1922年起，《小說月報》開始有新的東西出現，如描寫學徒、農村木匠和貧農等方面生活的作品。《小說月報》全面改革后的第1期，印刷5000冊，馬上銷售一空，讀者紛紛來電要求增加印數；第2期增加了2000冊，到年底的第12期發行增印到1萬冊。茅盾主持

《小說月報》的改革，徹底改變了這個刊物的面貌，成為新文學的園地。周揚曾說，20世紀“20年代初茅盾改組《小說月報》，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行動，是一個根本性的變革。從鴛鴦蝴蝶派手里奪下來一塊重要的陣地，奠定了新文學的基礎，茅盾的功勞是很大的”。茅盾對《小說月報》的改革，引起了鴛鴦蝴蝶派的不滿，他們尋機向新文學陣營挑釁。茅盾毫不畏懼、針鋒相對，寧愿辭職也不向惡勢力低頭。陳獨秀得知后告訴他：“如果離開商務（印書館），中央聯絡員就得換人，暫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茅盾再次服從黨的需要而委曲求全。

對《小說月報》的改革，反映了茅盾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后樹立的新文學觀。1921年1月4日，茅盾等12人發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宣言旗幟鮮明闡述自己反對鴛鴦蝴蝶派的立場——“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同時闡明了文學研究會的社會責任——“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動一樣”。文學研究會一成立，茅盾就把斗爭的矛頭指向由封建思想和買辦意識混合而成的文學流派——鴛鴦蝴蝶派。鴛鴦蝴蝶派反對新文學運動，鼓吹游戲消遣文學觀，叫嚷創作為的是“給看官們時時把戲”“排遣消愁”。茅盾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學研究會提出為人生文學觀，是“應了要‘校正那游戲的消遣的文學觀’之客觀的必要而產生的”。這一時期，茅盾先后發表《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么？》《社會背景與創作》《什么是文學》《文學與人生》《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等文章，主張文學反映社會、服務人生，反對頹廢主義、唯美主義以及“為藝術的藝術”。茅盾對文學要反映怎樣的人生，作了具體的闡述。他認為文學應反映“人類的生活”或“社會生活”，主張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屬于民眾的，屬于全人類的”，這樣，文學“更能聲訴當代全體人類的苦痛和期望，更能代替全體人類向不可知的命運作奮戰與呼吁”！他在《創作的前途》一文中批評當時文壇的一種傾向，“把忠厚善良的老百姓都描寫成愚騃可厭的蠢物，令人誹笑，不令人起同情。嚴格來說，簡直沒有一部描寫中國式老百姓的小說，配得上稱為真的文學作品”。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一文中則提出，新文學要求作者描寫“第四階級”（即無產階級）、“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等等。在茅盾看來，文學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屬于民眾的，屬于全人類的”，還應該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反映被壓迫人民的生活與斗爭。茅盾從各地報刊搜集了長篇小說2部、短篇小說67篇、劇本8個，從中選擇了24篇進行評論，稱贊“他們著作中的呼聲都是表示對于罪惡的反抗和對于被損害者的同情”。茅盾這種以人民為創作主體的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因為早在1905年，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就指出：“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在這里，列寧所指出的黨的文學“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就是要反對“游戲”和“消遣”的文學觀，就是要創立“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文學。茅盾的上述新文學思想是符合列寧主義文學理論的。

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后，茅盾在黨內的一個重要職務是直屬中央的聯絡員。那時，各省黨組織相繼成立，黨中央和各省組織間的信件和人員往來日漸頻繁。中央局書記陳獨秀找茅盾談話，對他說：“中央考慮到你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這是個很好的掩護，決定派你擔任直屬中央的聯絡員。不知你有沒有意見？”茅盾當即回答：“中央的決定我服從。”陳獨秀告訴他，把他編入中央工作人員的支部，主要任務是保持各省黨組織與中央的聯系。具體工作有兩項：一是外地給中央的信件，用“鐘英”作為中央的化名，都寄給他，再由他每日匯總后送到中央。二是外地有人來上海找中央，也先去找他，對過暗號后，他問明來人所住的旅館，就讓來人回去靜候；他則把來人姓名、住址報告黨中央。直到1925年離開商務印書館，茅盾一直從事黨中央聯絡員這一秘密工作。

除了認真履行中央聯絡員的職責，茅盾還走上街頭宣傳馬克思主義。1922 年春節前夕，中共上海地方黨組織發動黨員開展一個以送賀年片的方式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活動，這些賀年片正面印著“恭賀新禧”四個黑色大字，另一面印著陳望道寫的太平歌：“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血和汗。誰也曉得：為富不仁是盜賊。誰也曉得：推翻財主

天下悅。誰也曉得：不做工的不該吃。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這才是共產社會太平國。”這種宣傳形式在當時的中國從未出現過，因此賀年片一出現，立刻引起市民驚呼！陳望道回憶說：“當時，黨組織建議我們向上海人民拜年，記得賀年片上一面寫‘恭賀新禧’，另一面寫共產主義口號。我們一共七八個人，全都去，分兩路，我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兩路都是每家送一張賀年片。沈雁冰、李漢俊、李達等都參加了。人們一看到賀年片就驚呼：不得了，共產主義到上海來了。”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茅盾奉命從武漢趕到九江，準備到南昌參加南昌起義，因交通阻斷被滯留在廬山，未能如期參加起義，遂于8月中旬返回上海。這時茅盾已被南京政府列入第一批通緝的共產黨員名單。他只得隱匿在家中，開始拿起手中的筆，以“茅盾”的筆名繼續同國民黨戰斗，寫下了《幻滅》《動搖》《追求》等小說。這是否說明茅盾的革命理想有所動搖呢？1928年7月他在《從牯嶺到東京》一文中作了深入的解剖。文章指出：“我誠實地自白：《幻滅》和《動搖》中間并沒有我自己的思想，那是客觀的描寫；《追求》中間卻有我最近的——便是作這篇小說的那一段時間——思想和情緒。”“我并不想嘲笑小資產階級，也不想以靜女士作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我只寫1927年夏秋之交一般人對于革命的幻滅；在以前，一般人對于革命多少存點幻想，但在那時卻幻滅了；革命未到的時候，是多少渴望，將到的時候是如何的興奮，仿佛明天就是黃金世界，可是明天來了，并且過去了，后天也過去了，大后天也過去了，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廢票……這就來了幻滅。這是普遍的，凡是真心熱望著革命的人們都曾在那時候有過這樣一度的幻滅；不但是小資產階級，并且也有貧苦的工農。這是幻滅，不是動搖！幻滅之后，也許消極，也許更積極，然而動搖是沒有的。幻滅的人，對于當前的騙人的事物是看清了的，他把它一腳踢開；踢開以后怎樣呢？或者從此不管這些事，或者是另尋一條路來干。只有尚執著于那事物而不能將它看個徹底的，然后會動搖起來。”他又說：“我承認這極端悲觀的基調是我自己的，雖然書中青年的不滿于現狀，苦悶，求出路，是客觀的真實。說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罷，我就不懂為什么像蒼蠅那樣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說我只是消極，不給人家一條出路么，我也承認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聲機吆喝著：‘這是出路，往這邊來！’是有什么價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說中人有一條出路，就因為我不愿意昧著良心說自己以為不然的話，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夠發現一條自信得過的出路來指引給大家。人家說這是我的思想動搖，我也不愿意聲辯。我想來我倒并沒動搖過，我實在是自始就不贊成一年來許多人所呼號吶喊的‘出路’。這出路之差不多成為‘絕路’，現在不是已經證明很明白？”茅盾的上述剖白，回答了三個問題：第一，他否認自己動搖過。第二，他承認自己感到了“幻滅”，但這“幻滅”不是對革命理想、對中國共產黨的幻滅，而是對自己的“革命速勝論”的幻滅。第三，他承認自己悲觀和消沉，因為他當時還看不到革命的“出路”，又不愿做留聲機和撞玻璃窗的蒼蠅。他原來信奉的是蘇聯十月革命的模式，即城市暴動的模式，然而大革命的失敗以及隨后的盲動主義城市暴動的失敗，破滅了他對蘇聯革命模式的崇拜，可是他又看不見也找不到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出路。他采取的辦法就是停下來，獨立思考一番。在回憶錄中，茅盾這樣寫道：“1927 年大革命的失敗，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觀，它迫使我停下來思索：革命究竟往何處去？ 共產主義的理論我深信不疑，蘇聯的榜樣也無可非議，但是中國革命的道路該怎樣走？在以前我自以為已經清楚了，然而，在1927 年的夏季，我發現自己并沒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敵人的種種表演——從偽裝極左面貌到對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殺；也看到了自己陣營內的形形色色——右的從動搖、妥協到逃跑，左的從幼稚、狂熱到盲動。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聽到的是無止休的爭論，以及國際代表的權威——我既欽佩他們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熟悉，一開口就滔滔不絕，也懷疑他們對中國這樣復雜的社會真能了如指掌。我震驚于聲勢浩大的兩湖農民運動竟如此輕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毀，也為南昌暴動的迅速失敗而失望。在經歷了如此激蕩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來獨自思考一番。”“轟轟烈烈大革命的失敗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確不知道以后革命應走怎樣的路，但我并不認為中國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靜地咀嚼了武漢時期的一切，我想，一場大風暴過去了，但引起這場風暴的社會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中國仍是個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軍閥買辦統治的國家，只是換上了新的代理人蔣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還要起來的。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時只有50余名黨員，到1927年就發展到5萬黨員，誰能說共產黨經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

史不絕書，難道20世紀20年代由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反而一適挫折就不能再起？這是誰也不能相信的。當然革命起來了也許還會失敗，但最后終歸要勝利的。”

正是為了證明自己沒有動搖革命信念，茅盾又創作了《創造》，這是茅盾寫的第一部短篇小說。茅盾說：“在《創造》中，我暗示了這樣的思想：革命既經發動，就會一發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無前，盡管中間要經過許多挫折，但它的前進是任何力量阻攔不住的。被壓迫者的覺醒也是如此。”“也是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當《幻滅》被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出單行本時，我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句《離騷》：‘吾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兩年以后，三部曲合并成為一部長篇，由開明書店出版時，我在扉頁上又寫了幾段話，并給全書取了個《蝕》的名字，這表明書中寫的人和事，正像月蝕日蝕一樣，是暫時的，而光明則是長久的；革命也是這樣，挫折是暫時的，最后勝利是必然的。在《蝕》的扉頁的‘題詞’中我寫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熾，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諦視，我腦尚能消納，尚能思維，該還有我報答厚愛的讀者諸君及此世界萬千的人生戰士的機會。營營之聲，不能擾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勵。’”

對黨的堅定信念，使茅盾雖于1928年以后同黨失去了組織上的關系，但他一直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他先后創作出版了《子夜》《蝕》《虹》《春蠶》《林家鋪子》《雙月紅似二月花》《清明前后》等大量杰出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刻畫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艱苦歷程，繪制了規模宏大的歷史畫卷，為我國文學寶庫創造了珍貴的財富，提高了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水平，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十分渴望早日回到黨的懷抱中，以便更好地為黨工作。1930年，他同魯迅一起參加組織了中共外圍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為發展革命文藝，團結和壯大革命文藝隊伍，反擊國民黨文化“圍剿”，作出了卓越貢獻。1931年，茅盾擔任左翼作家聯盟行政書記，他曾向主持“左聯”工作的瞿秋白提出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申請。這時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茅盾的請求沒有得到黨組織的答復。1940

年5 月，茅盾從新疆回到延安。他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去魯藝吧，魯藝需要一面旗幟，你去當這面旗幟”的建議，來到了魯迅藝術文學院。他再次向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馬列學院院長的張聞天提出恢復黨籍的申請。幾天后，張聞天告訴茅盾：“中央書記處認真研究了你的要求，認為你目前留在黨外，對今后的工作，對人民的事業，更為有利，希望你能理解。”張聞天轉達的黨中央的上述決定，說明黨中央對茅盾是十分重視的。1940年9月下旬，周恩來致電中央，提出：為加強國統區文化戰線的力量，希望茅盾能來重慶工作，擔任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張聞天找茅盾談話，對他說：“文化工作委員會雖說是研究機構，但我們只要有這塊合法的招牌，仍然可以做許多工作。恩來想請你去重慶，就是考慮到你在國內外的名聲，在那種環境里活動比較方便，國民黨對你也奈何不得。不過，這只是我們的建議，我們知道你全家都來延安了，你原來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實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強。”不管是周恩來的建議還是張聞天的談話都說明，利用茅盾是全國著名作家、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頭銜，到國統區開展統戰工作，對于在國統區開展反蔣斗爭是十分重要的，這時茅盾留在黨外確實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更為有利。一貫對黨無限忠誠的茅盾，再次服從黨的需要，愉快地到重慶工作。

1981 年3 月14 日，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茅盾用盡最后的力氣，致信黨中央：“耀邦暨中共中央：親愛的們，我自知病將不起，在這最后的時刻，我的心向著你們，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我追求和奮斗了一生，我請求中央在我死后，以黨員的標準嚴格審查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功過是非。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將是我一生的最大榮耀！”同日，茅盾還決定將自己積存的25萬元稿費捐獻給中國作家協會，他在給作協的信中說：“親愛的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25萬元捐獻給作協，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資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1981 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逝世，黨中央高度評價他的一生，指出他“是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同魯迅、郭沫若一起，為我國文藝和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他是“偉大的革命文學家、為中國革命事業和中國新興

的革命文學事業奮斗了一生的卓越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鑒于茅盾一生的表現，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恢復茅盾的黨籍。決定指出：“我國偉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青年時代就接受馬克思主義，1921 年就在上海先后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黨，是黨的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1928 年以后，他同黨雖失去了組織上的關系，仍然一直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的文化工作，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奮斗一生，在中國現代文學運動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臨終以前懇切地向黨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認他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央根據沈雁冰的請求和他一生的表現，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科研規劃部）

責任編輯/ 馬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