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8日發(作者:元宵節的詩)

民國太原城的老字號及其空間演變
民國時期太原城區的境界當東起東門外西人義地,西迄汾河邊,南界大營盤,北至飛
機場。東西寬二十余里,面積七百余平方里。城區直徑南起首義門,北迄小北門,大約五
里十七丈長;東起大東門,西迄水西門,計寬四里一百五十五丈。太原城城池堅固,俗稱為
鐵牛城。在其東西南北方各有兩個城門,大東門叫宜春門,小東門名迎暉門,新南門曰首
義門,大南門為迎澤門,水西門稱振武門,旱西門喚阜城門,大北門呼鎮遠門,小北門喊
拱極門。共十二城樓,城門及四角各有一樓。
太原在清朝為府級行政區劃單位,為山西巡撫布政使等臺官駐節之地。民國元年裁府,
以陽曲縣為省會。太原設市則到了民國九年(1920年)。民國十六年確定了市制,國民黨
在此設有了市黨部,開啟了其“黃金十年”的近代化建設,一大批民族企業應運而生,繁
榮了整個太原市場。1937年11月8日,太原淪陷之后,原太原城區許多工業企業,或搬
遷,或被日軍將機械設備搬遷至東北或日本,從而使原有基礎上的太原實業公司紛紛倒閉,
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洋貨企業,從而使太原城區經歷了新的一輪變革時期,各街道的功能性
質也發生了一定的改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閻錫山重返太原,在其麾下的以西北
實業公司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重新掌控了太原市場和商業,因而又重新對太原城區
的各機構功能進行了一番改造,且使太原城逐步轉向為軍工化服務的軍事扼制經濟城鎮。
一直到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重新迎來了新的天地。至太原解放為止,太原的行政
區劃經核實后,全市轄16個區,40個主街,367條自然街(主要在城關的內八區),這
367條自然街分布在城關約10余平方公里的范圍之內,其街道名稱主要從明洪武九年
(1376年)朱元璋三子晉王朱棡的岳父永平侯謝成所筑明太原城開始,歷經明、清、民國、
日偽以及閻錫山通知時期將近600年歷史,逐步形成而來,其中大部分名稱的起源于明時
期的太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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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太原老字號,囊括了除農業外的工業、商業、服務業等諸多行業,其選址
開設、遷移乃至破產倒閉等,都可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國時期太原城區各機構功能與性
質的特征與一定時期的變換。筆者大體將民國太原分為四個階段,以期從不同時期分析太
原城區機構的增減而呈現出來的不同時期的老字號布局局面。
一、民國初期(1912年——1920年)
民國肇造,可謂除舊迎新之際,整個山西雖屬交通較為落后之省份,尤其是因為太行
山橫亙南北,不利于山西與東部城市的交通,然而由于正太鐵路、同蒲鐵路等經過太原的
鐵路的修建,以及太原自身工商業以及金融業的發展,使得其“在近代山西各城鎮中,太
原市山西近代工業發展最迅速的城市”,因而使其自身的功能轉型最為迅速。在這一時期,
由于閻錫山開始其“獨立王國”的保境安民政策,加速太原工業化建設,使得“山西省德
金融、工商業的總部都集中到太原城”。也正是在此時期,一批官辦與民辦產業應運而生,
且集中于太原城區西南一隅的南市街、活牛街一袋,成為太原銀號總部的中心。而與此同
時,靠近正太鐵路太原太原北站的鐘樓街、橋頭街、首義街、正太街也成為了外界商品通
過鐵路輸入到山西的集散場地。因為內外條件的促使,太原城的經濟地位開始大大提升,
打破了其傳統農業大城的地位,也真正成為了山西地區的經濟重鎮。
以綢布莊為例,辛亥革命之后,打鐘寺、開化寺辟為市場,按司街、鐘樓街一帶的綢
布莊相繼開業。其中按司街的有:億盛厚、協義生、泰和昌、慶和祥;鐘樓街的有:同心茂、
復聚興、宏康、宏盛、義元生;柳巷的有:義興永、慶記、大隆祥、久福、同成信等。而鐘
樓街、按司街、柳巷一帶則形成了丁字形布局結構,也可以說這一帶成為了民國太原城區
經濟繁榮的開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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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這一時期太原經濟的初步發展,無疑是得益于民國初年大總統袁世凱發布的“保
護興業各法令”的政策,使山西省內民政長閻錫山能憑此提倡工商業,繼而使太原的工商
經濟發展能與晚清時期保持一定的連續性,而不至于中途殞滅。而緊接著擔任農商總長的
張謇因其親恭實業多年,并且不斷完善金融體系,具有較強針對性與實效性,且初期有效
地限制官營企業與民爭利的局面,這對太原金融業的發展,有極大借鑒之意。相比之下,
同時期的其他各省,則大多有政治動亂,因而在法令推行之下,不能得到很好的貫徹,也
使得許多民族產業在此期間大量遷入太原城。譬如太原有名的老字號“雙合成”,其創業
于河北,后一分為二,出現了“雙合興”、“雙合成”兩個店鋪,其中“雙合興”于民國
三年(1914年)由李仕儒接管,李仕儒更看好太原的市場,并利用了石太鐵路線,一路奔
來,在太原北站附近的北司街落腳,并又改為“雙合成”,此后又多次遷徙至大剪子巷,
直至民國十八年(1929年)遷至柳巷原32號舊址,成為了如今雙合成的總店。
由此可見,民國初期的太原城,其經濟、金融等行業雖然還只處于其初步發展階段,
然而能利用良好的外部環境,包括列強暫無力爭奪太原市場、北京政府一系列政策的保障
等等,也憑借總督兼民政長為一身的閻錫山因能集軍事與民政權與一身,不至于相互扯皮,
從而能較順利地推行其保境安民政策,不使太原參與中央與地方的對立當中,保持了相當
大的獨立性,因而吸引了一批民族企業的遷入,對其自身的經濟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一戰后至抗戰前(1920年——1937年)
民國時期太原最熱鬧的市場當屬開化市場,而開化市場于1920年建成后,商賈云集,
由幾家大戶合股組成新華房產股份有限公司,又拆舊辟新,將開化寺改為開化市場,并使
得原來在大中市場的津貨業也陸續遷徙而來。而開化寺之所以能成為鬧市市場,得益于其
傳統不少商號在此齊集,如元隆帽莊等,自民國二年(1913年),開化寺北部被辟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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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市場”之后,促使開化寺周邊街道繁華起來。此后,北部的鐘樓街、按司街,
街道繁華,店鋪林立,是茶、票、綢布百貨業集中之地,南部連接東、西米市,專營糧、
油、副食、估衣等行業;東部連接西校尉營,各大批發莊匯集于此;西部溝通南市大街,土產
雜貨一應俱全。而開化寺居其中,有太原“大柵欄”之稱。
除開化寺的傳統之外,也與統治當局的政策密不可分。其中必然包括1920年閻錫山
修路計劃的實施,其中第一條正是在年底建成由太原北至忻縣,南抵平遙的公路,這大大
便捷了太原的貨運行業。因此,一大批汽車運輸行業應運而生,并成立了各自的股份有限
公司,包括太濟、太安、太同、太軍、交通、太晉六大家。正“由于工業交通的發展,人口
逐漸增加,城區則陸續出現了由商店、飯店、旅館、新劇院組成的柳巷、鐘樓街、橋頭街等
商業繁華區”。另外自1927年國民黨在山西成立黨部后,一方面開始其“黃金十年”的
建設時期,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與閻錫山發生了沖突,然而正因為這些沖突,使閻錫山意識
到增強自身勢力的重要性,尤其是在1930年中原大戰,閻錫山失敗之后,逃往大連,于
1931年得汪精衛斡旋重返太原擔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后,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
案”,大力宣揚創建實業,致力于建設。因此一大批民營作坊工業興盛起來,使民營作坊
業占據了整個太原市場,另一方面,一批軍工產業也建立起來,最為著名的則為閻錫山于
1932年開始創辦的西北實業公司。
此外,銀行、錢莊等金融產業于1934年基本定型,數量龐大,資本增加。而其分布也
多偏西南一隅。究其外因,則實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致使市場蕭條,太原當局為自
行融資,故自行改組商行等。最為典型的則是當鋪的成立,至1934年,經政府批準而設的
典當鋪則共有十家,且分布各處。這一時期也是這些老字號企業極盛時期,尤其在民國二
十三、四年(1934、1935年)這兩年,因其政策使得鼓勵,在輕工業等民生行業,經營主
角幾乎都為私人資本家,無官營資本涌入,從而催生了短暫的極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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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偽統治時期(1937年——1945年)
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后,取而代之的是日偽對其的控制。然而太原的經濟并不
是像想象般一樣凋零。雖然最初兩年手工業大部分關門歇業,僅留116家,但是兩年后,
手工業又得到一些恢復,1940至1941年達到頂點。這兩年的手工業平均在640余家,截
至日寇投降前的1944年又有所下降,但仍在六百家上下。這一時期企業布局的特點為重
心向北繼續移動。原因在于日偽為推行其“以戰養戰”之策略,在太原興建了拱日軍軍需
用的小型油脂廠、紡織廠、縫紉廠、汽水廠、木材廠等企業嗎,且多在城區以西以北,尤其
是以北。但新一輪的新舊交替也并不利于市場繁榮,據筆者統計,即使是在1940——1941
年兩年間同一地址更換的商鋪就有數十余家,頻繁地更換經營企業,也表明了經營虧多盈
少,難以經營,老百姓購買力降低。更為難過的是,一批老字號企業在此期間紛紛外遷,
或反復歇業,或重新登記。如益源慶在1937年開始關門,次年開展,不久又歇業,如此反
復,實在令人痛心。更為久遠的清和元亦是如此,1937年,經營了300多年的老字號,也
在日軍壓迫下被迫歇業,直至解放戰爭結束后,太原解放,始得返還。這一時期由于情況
過于特殊,老字號的研究也成為空白之點,多數老字號都不再經營下去,因而也難以進一
步研究其空間布局特性。
四、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949年)
1945年日軍投降后,閻錫山重返太原,重新開始其統治,交通恢復,商人們紛紛振作
經營,商業一度恢復了好轉。然而此時期又由于美國工業品取代日貨充斥市場,如玻璃絲
襪、高級化妝品、咔嘰毛、羅斯福布等等,一方面固然對民族產業有一定沖擊,但相比于
日貨充斥時期,畢竟對行業生意有一定有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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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時期有趣的是一方面原來遷往他處的民族企業多數又重遷回來,但是并不一定在舊
址重新開場,尤其是遠離開化市場、柳巷一帶的企業,其遷回后多數在橋頭街、按司街等
重新開設。由于其創建之初開化市場尚未建立,故而有各自優勢,而開化市場成立后,外
地企業紛紛遷至此,而一些老字號畢竟時代久遠難以遷徙。然而經歷日偽統治,被迫外遷,
好不容易有如此返還之機會,怎可使民營企業家白白放棄這一機會。即使未在此時遷回的
企業,建國后重新遷回的如清和元,選址也不在原來的南倉巷,而改為了新址橋頭街和大
濮府的交匯處了。可見商貿市場的吸引力迫使諸多民營企業紛紛涌入。
另一方面,1947年后,由于閻錫山“兵農合一”政策的實行推行“平民經濟”,使得
經濟進一步為其軍事服務,許多民營企業的工人、店員都得出常備兵,不利于企業經營。
而一批軍工產業再次創辦起來。閻錫山的西北實業公司麾下的火柴廠、印刷廠、窯廠等紛
紛設立,進一步使空間結構復雜化起來。再加上閻錫山的山西貿易公司以及各種合作社等
機構,基本壟斷了五金市場,民營市場的五金企業也基本蕭條下去了。而其麾下的官僚資
本商號,又在其自身逃跑之后,于太原解放前全部將資本轉移,這也變相地結束了官僚資
本商號。也算是竭澤而漁的一種行徑。
五、余論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民國時期太原城區憑借其交通優勢,包括正太線、同蒲線在內
的鐵路運輸線以及其自身交通公路網的完善乃至人力車夫等傳統交通工具的使用,迅速使
在太原北站周圍形成了自己特色的經濟市場。其首推則為開化市場,次為大中市場及新辟
之百貨市場,再者則為年代最久的中和市場,而這幾個較大市場分布如下表:
名稱開化市場大中市場中和市場百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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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按司街按司街鐘樓街柳巷
可見這幾個較大市場基本都分布于鐘樓街一帶,呈“丁”字型分布。這樣大的市場很
快吸引其他民族企業紛紛遷入,而暫時未能遷入的民族企業多于抗戰后乃至建國后也陸續
遷入。而其市場的形成,“三分靠建,七分靠管”,得力于民國時期的工商業政策與山西
自身推行的建設方案。除此之外,又由于一系列政治因素復雜了太原城區的空間結構,使
其成為集經濟、金融、軍事、政治為一體的山西省中心城市。最為明顯的是1929年中原大
戰后,因閻錫山自身對局勢的認識進一步拓展城區建設,“在太原舊城區以北創辦了晉生
染織廠、西北窯廠、西北毛織廠、西北印刷廠、西北煉鋼廠、西北火柴廠、西北皮革廠等一
系列工廠,”其中顯然因為人為認識而使原來的空間布局進一步復雜化,也有意識地使太
原工業中心向北移動。這既有其有利的一面,如增強了太原城區,推動其工業化與城市化
的發展,增加其軍事建設能力等。但也有其畸形發展的弊端,如以軍工行業遏制民營經濟,
但這畢竟只是城區建設的支流,其主流不可磨滅。因而,民國時期的基礎建設對建國后的
太原城區布局影響也是極其重要的。(指導老師:周亞)
注釋:
喬含玉:《太原市城市街道名稱的由來》,載《太原文史資料》(第十八輯),太原政協
文史委員會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頁。
曾謙:《近代山西城鎮地理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地理學,2007年,
第1頁。
高磊:《太原城市建設史略》,碩士學位論文,東南大學建筑歷史與理論,2011年,第
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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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若愚:《解放前的太原綢布業》,載《太原文史資料》(第二十輯),太原政協文史委
員會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頁。
張德成主編:《老字號·名字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18頁。
太原市檔案局,太原市國家稅務局編:《太原老字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19頁。
高正:《解放前的太原城市建設》,載《太原文史資料》(第十八輯),太原政協文史委
員會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頁。
任步奎:《解放前的太原工業》,《太原文史資料》(第七輯),太原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
會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頁。
亓文斐:《以太原為例談城市特色街區》,《山西建筑》,2014年30期。
金輝:《1911-2011年太原市建成區時空演變特征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山西農業大
學農業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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