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形象思維誕生于《詩經》論

2024年3月20日發(作者：寫母親的詩)

中國文學的形象思維誕生于《詩經》論

摘 要:在中國文學“形象思維”研究領域出現了三種錯誤觀點:(1)僅僅將形象思維視

為作家藝術家表達思想的“表現方法”;(2)否認形象思維作為文學的一種主要思維方式的

獨立存在性質;(3)認為“形象思維”是一個外來詞匯。以上三種觀點均是值得商榷的。事實

上,“形象思維”既不是一個外來詞匯,也不是一個從外國引進的文藝理論概念,它是中國文

學的一種主要思維方式。早在《詩經》中已出現了形象思維方式。在《詩經》文本里,這種

思維方式主要有三個突出特點:(1)普遍注重了獨特意象的精心選取與引比聯類的巧妙利

用;(2)以借代、借喻和象征為代表的修辭手法的嫻熟使用;(3)雙聲疊韻、疊詞、聯綿詞、詠

嘆詞的句法模式和重章易詞、反復詠唱的章法模式的有機運用。三者相輔相成,使中國古典

文學中的形象思維作為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光彩熠熠地屹立于世界古典文學寶庫里,為后

世文學創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關鍵詞:中國文學;形象思維;《詩經》

形象思維是文學藝術領域里思想觀念的一種主要運動方式。盡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

多文化產品里存在思維方式互滲的現象,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提出如下論點:在純理論概念的

領域,形象思維毫無疑問完全可與哲學思維、邏輯思維相對而立,形成三種互相區別、各具特

色的思維方式。實踐早已證明,在人類文明的創造過程中,這三種思維方式又是三種催化劑,

催生出各不相同而又互相補充、交相輝映的非物質文化產品。簡要言之,哲學思維主要存在

于人類自身利害關系及目的探究的領域,它催生出的主要是人文文化作品;邏輯思維主要存

在于自然規律探究的領域,它催生出的主要是科學文化作品;而形象思維則主要存在于對人

類不同性格、情感和審美理想展現的領域,它催生出的主要是文學藝術作品。因此,“形象思

維”在文學藝術領域有著極端重要性。

然而,在歷代出版的中國文學藝術史里,特別在建國以后的文藝理論界,對這一重要問題

的研究、討論不僅十分浮泛,而且迄今尚未形成定論,仍沒有理出清晰的頭緒。舉要言之,近

六十年來關于形象思維的討論,形成了三種主要觀點:(1)僅僅將形象思維視為作家藝術家表

達思想的“表現方法”①;(2)否認形象思維作為文學的一種主要思維方式的獨立存在性質,

認為“作為嚴格的科學術語,并沒有一種與邏輯思維相平行或獨立的形象思維”,因為“人

類的思維都是邏輯思維”②;(3)認為“形象思維”是一個“外來詞匯”③。筆者認為,上述

三種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

“邏輯”是一個標準的“外來詞匯”,它是“Logic”的音譯;這一概念所構成的思維方

式,我們從亞里士多德和黑格爾那里能夠充分了解,那是完全非中國的思維方式。如果認為

“人類的思維都是邏輯思維”,那么中國的“五經四書”、諸子百家著作和思想都要被排斥

在“思維”之外了,這顯然與事實不符。至于哲學思維與文學思維各自獨立存在的鐵的事實,

就更難閉著眼睛予以否認了。當然,“形象思維”作為一個固定的詞匯,也許是近代以后才有

的;但作為語詞,則不屬于什么“音譯”式的“引進”。“形象”很早就出現于《易》學領

域,“思維”則最早以不自覺形態出現于《詩經·大雅·下武》中。所謂“形象思維”,只不過

把固有的“形象”、“思維”有機整合在一起而已。

從形象思維方式的文學作品形態看,中國文學的經典《詩經》中早已存在大量樣本詩作。

無論從中國古典文藝理論還是文藝創作實踐中看,都不能說形象思維不是中國本土的產品。

自《詩大序》、《史記·樂書》,到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等,其中對形象思維的

描述、論述雖用辭稍有差異,但理論概念的內涵早已明確。司馬遷《史記·樂書》是第一次較

為完整地論述音樂中形象思維的起源、形態、價值、規則和目的的系統記載。其中著重指

出:“夫樂者,象成者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古人不能無樂,樂

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鉤,

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