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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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取得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從一起冒名頂替行為說起

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關鍵詞:不動產/冒名處分/善意取得/焦點筆談

內容提要:善意取得制度是非依法律行為引起物權變動的重要

類型。自《物權法》明確規定善意取得制度(第106條、第107條)

以來，實踐中相關案例頻頻出現，不乏一些復雜疑難案例。針對實踐

中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判解研究》(2009年第2輯)特邀多位著

名法學家和青年學者，就《物權法》視野下不動產的善意取得若干問

題進行深入討論，涉及到善意取得的諸多具體理論和實踐問題。現將

這些討論陸續登出，以供參考和交流。本篇為王利明教授的《善意取

得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本案中，劉金龍使用等違法手段，冒名頂替房屋所有人張桓，

將張煥之房屋出售給買受人李大慶，其在獲得李大慶支付的巨額款項

之后，攜款潛逃。房屋登記機關在未核對房屋所有人辦理原始登記時

的身份證復印件和簽名的情況下，直接憑劉金龍出示的偽造身份證和

房產證，確認劉金龍即為房屋真實權利人張煥，其未盡合理的登記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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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義務。無權處分人的冒名頂替行為和登記機關的過錯行為，直接致

使房屋在違背所有人張煥的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變更登記到了李大慶

名下。李大慶主張自己已經是登記簿確認的合法所有人，而原所有人

則認為這是一次錯誤的變更登記，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一個簡

單的冒名頂替行為，引發了多個法律問題，有待討論。

一、假冒行為是否為“無權代理”或者“表見代理?

本案首先涉及到假冒行為的法律適用問題。假冒是指冒名頂替，

實際上是一種侵害他人姓名權的行為。假冒者的目的常常并不是直接

損害被假冒者的利益，而只是為了謀取個人的非法所得。當然，假冒

行為也可能損害被假冒者的利益。本案中，劉金龍冒充房屋所有人張

煥，與第三人李大慶從事了房屋交易行為，并辦理了過戶登記。劉金

龍的冒名處分行為具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劉金龍以磋商買賣房屋

為名,調換了張煥的真實的房產證;第二，劉金龍偽造了張煥的身份證

件;第三，劉金龍通過與張煥建立房屋租賃關系，現實地占有了房屋

及鑰匙。所以，本案中，劉金龍的冒名行為不但惟妙惟肖，而且引起

了實際的法律后果。毫無疑問，劉金龍已經構成了對張煥的姓名權的

侵害。如果張煥以侵害姓名權為由請求損害賠償，是可以獲得支持的。

但是，本案中，劉金龍的冒名行為的主要目的是騙取財物，尤其是，

其并不是單純的冒用他人名義，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冒名行為處分他人

財產，從而非法占用他人的財物。因此，本案涉及的主要問題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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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權侵權問題了，而主要在于因非法處分財產所引發的財產權屬爭

議，以及損害賠償責任問題。因此，有必要回答如下幾個問題：

(一)劉金龍冒名處分行為是否可以適用無權代理制度?

從民法上看，冒名頂替行為既可能是以他人的名義處分一定財產

的行為，也可能是以他人名義從事其他性質的民事活動，例如，假冒

他人名義承擔保證責任，該合同因被保證債權的債權人及時察覺而不

成立。這雖然構成了對被冒名人的不利益，但其并沒有處分被冒名人

的財產。本案中，冒名處分行為雖然是侵權行為，其在冒用他人名義

這一點上，構成了對他人名稱權的侵害。在許多情況下，在本案中，

劉金龍已經對被冒名人進行了處分，并引發了法律上的效果，具體表

現為：第一，使張煥的房屋發生了變更登記，第三人李大慶成為了登

記簿上記載的權利人;第二，使第三人李大慶支付了大量的購房款。

這一冒名行為直接引發了原所有人張煥與第三人李大慶之間的房屋

所有權爭議，即具有法律上的效果。那么，對于這樣一些法律上的效

果，應當適用哪一種法律制度來調整呢?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存在

真實的被冒名人，且假冒行為的相對人主觀上確實希望同被冒名人從

事法律行為，則假冒行為可以類推適用無權代理制度[1]：被冒名人

可以對假冒行為進行追認，并對交易相對人發生法律拘束力;如果被

冒名人拒絕追認，則假冒行為無效，不對被冒名人產生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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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雖然在冒名處分行為和無權代理中，實際行為人都缺乏

從事相應行為的法定權利，在這一點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冒名處分

行為不能適用無權代理制度，因為冒名處分行為完全不符合無權代理

的基本特征。這表現在：

第一，無權代理實質上是一種缺乏代理權而仍從事代理行為的行

為。從最終結果來看，無論是直接代理，還是間接代理，代理人都是

為了實現被代理人的利益，都要以被代理人為利益的最終歸屬點，即

使是無權代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要體現被代理人的意愿和利益。

但是，本案中的冒名處分行為人完全違背了被代理人的意愿。盡管所

有人張煥有出賣房屋的意愿，但是，劉金龍處分房屋的行為，完全不

是為了實現張煥的利益，而是為了侵奪張煥的房屋，進而非法獲取自

己的利益。

第二，無權代理行為仍然是以被代理人名義行為，而不能自稱是

本人。在無權代理的情況下，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仍然是區分開的，但

在本案中，劉金龍在與李大慶從事交易時，其自稱張煥，因此，劉金

龍不是代理張煥從事代理行為，而是自稱自己是張煥從事交易行為。

第三，無權代理行為一般不屬于侵權行為，而本案中，冒名行為

是侵權行為，劉金龍的行為不但侵害了所有人張煥的姓名權，而且損

害了其財產權。這顯然不符合無權代理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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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金龍冒名處分行為是否可以適用表見代理?

所謂表見代理，是指代理人沒有代理權，但是存在使第三人相信

其有代理權的理由，因而使本人對交易相對人承擔授權人的責任。[2]

《合同法》第49條明確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

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

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這就是我國法律確立的表見代

理制度。我國民法采納表見代理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保護相對人的信

賴利益，維護市場交易安全。在冒名處分情況下，其與通常的表見代

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這表現在：一方面，二者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違背了權利人的真實意愿;另一方面，無論是假冒人，還是無權代理

人，都實施了一定的民事行為，并且這些行為可能會對第三人產生了

一定的民法上的效果。此外，假冒行為和無權代理行為都可能給他人

造成一定的財產損失。如果假冒他人名義不會引起法律上的爭議和效

果，例如，冒用他人名義訂約酒店，但后因酒店客滿，未能成功訂約。

這一般不會給他人造成財產損失。正是這些相似性的存在，使得實踐

中的一些假冒行為與表見代理行為區分開來。

盡管如此，我認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對冒名處分行為和表

見代理加以嚴格地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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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從法律關系的主體來看，表見代理仍然是一種代理關系，

其直接涉及三方當事人，一方是表見代理人，另一方是交易相對人，

第三方是相對人所信賴的被代理人。也就是說，第三人知道，直接與

其從事交易的人并不是交易效果的直接歸屬者，尤其是，代理人在從

事無權代理行為時，仍然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現的，而第三人知道還

存在一個被代理人。但在本案中，在整個交易過程中，劉金龍自稱自

己就是張煥，第三人李大慶也信以為真，因此，從第三人李大慶的角

度來講，不存在代理人與被代理人的區別，其只是認為與張煥一人從

事民事活動。始終只有兩方當事人參與交易，一方當事人是無權處分

人;另一方當事人是買受人，原所有人張煥沒有加入到交易過程中，

因此，其不符合表見代理的特征。

第二，從第三人信賴的內容來看，在表見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

信賴的是表見代理人有代理權，因此，有必要對第三人的信賴利益給

予保護。表見代理的關鍵在于，第三人是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無權處分

人具有代理權。其強調存在代理權這一表見事實，旨在保護交易相對

人對表見代理權的信賴。[3]但是，在本案中，第三人李大慶并不是

信賴劉金龍具有代理權，其就認為劉金龍就是張煥本人。雖然劉金龍

出示了仿真身份證和真實房產證，且登記機構予以了確認，足以使交

易相對人信賴劉金龍具有處分權。但是，此種信賴與表見代理制度中

的信賴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因為，表見代理制度中的相對人信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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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交易相對人具有代理權;而冒名行為中相對人信賴的是直接交易

相對人就是真實的權利人，就是為其自己從事交易行為。

第三，從本人對表見事實形成的作用來看，一般來說，如果是因

為無權代理人盜竊本人的身份證件、印章等能夠代表身份的材料，與

他人從事民事行為，由此造成的后果屬于無權代理。如果被代理人不

接受代理的效果，無論第三人是否存在信賴利益，都不予以保護。在

在本案中，劉金龍只是通過盜竊方式獲得了張煥的房產證，張煥對此

缺乏積極的作用，更何況，劉金龍出示的身份證件是偽造的，并非張

煥所交付，因此，張煥對權利表象的形成并沒有發揮積極的作用，不

宜令其承擔表見代理的后果。但由于張煥未能盡到對自己房產證的合

理保管義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表見事實的形成，是第三人產生了

信賴。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三人的信賴利益應當予以保護。但這種保

護不能通過表見代理來完成，而應當通過善意取得制度等其他方式來

實現。

二、原所有人張煥和買受人李大慶之間的利益比較與保護

本案中，房屋原所有人張煥與買受人李大慶之間存在相互對立的

利害關系，不論認定那一方享有房屋的所有權，都將使另一方承擔向

登記機構或者第三人追償的負擔。那么，原所有人和買受人之間，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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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應當優先保護呢?我認為，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況下，應當保

護善意買受人的利益，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買受人沒有過錯，主觀上處于善意狀態。本案中，盡管無

權處分人劉金龍出示的是偽造的身份證，但是，買受人盡到了必要的

審查義務，并且，登記機關對無權處分人身份信息的確認，使買受人

更加確信劉金龍即為真實的權利人。更何況，面對高仿真身份證，一

般人都難以憑肉眼加以識別。與善意買受人李大慶相比，房屋原所有

人張煥自身具有過錯。這種過錯表現在，其沒有盡到對自己財物的合

理的保管義務，正是因為房產證被調包，才引發了無權處分人后來的

一系列違法交易行為。如果其盡到對房產證的合理保管義務，劉金龍

就沒有機會取得房產證，也無法到房屋登記部門辦理過戶登記。

第二，這是優先保護善意買受人的信賴利益的需要。本案中，各

種事實足以使善意買受人對這么幾項事實產生信賴：一是對處分人

(劉金龍)就是真實的權利人產生信賴;二是對登記簿記載內容的信

賴，登記機關對處分人處分權的確認，更令善意買受人產生信賴。在

這種情況下，如果宣告其買受行為無效，則致使第三人不敢輕易從事

各種交易，不利于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保護善意買

受人的信賴，也是對正常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應當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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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風險控制的角度來看，善意取得制度的一種重要價值選

擇就是：在原所有權人和善意買受人之間，對向無權處分人追償的負

擔和追償不能的風險予以分配。此種分配的重要考慮因素就是二者在

預測和控制風險能力上的強弱比較。[4]本案中，如前所述，善意買

受人李大慶不具有對虛假權利外觀的識別能力，而與之相反，所有人

張煥卻具有對形成不真實權利外觀的預防和控制能力，因為，只要其

稍加注意，就可以防止劉金龍掉包其真實房產證。從這個意義上講，

應當讓原所有人張煥(風險控制能力相對較強的一方)承擔向無權處

分人追償的負擔和追償不能的風險。

優先保護善意買受人李大慶的利益，意味著其取得房屋的所有

權，那么，其取得所有權的依據在法律哪里呢?前文已經排除了表見

代理制度的適用。根據我國《物權法》規定的非基于法律行為的各種

物權變動模式，善意買受人李大慶只能依據善意取得制度來取得所有

權。本案是否可以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下文將予以分析。

三、本案是否構成善意取得?

本案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根據《物權法》第106條的規定：

“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

的所有權：(一)受讓人受讓該不動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的;(二)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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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價格轉讓;(三)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

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受讓人依照前款規定取

得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的，原所有權人有權向無處分權人請求賠

償損失。”據此，善意取得需要符合如下四個構成要件，即無權處分、

買受人善意、買受人支付了合理的對價、辦理了不動產變更登記。下

面將對此逐一做出判斷。

(一)劉金龍冒名頂替行為構成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無權處分”

本案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一大問題在于，冒名處分行為是否屬于

《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的“無權處分”的范疇?有觀點認為，不動

產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無權處分”只能是在已經登記錯誤的情況下，

被錯誤登記為權利人者的處分行為，或者是在不動產共有情況下，只

有部分共有人被登記簿記載為權利人的情況下，被記載的部分共有權

利人的處分行為。因此，冒名處分行為不能被解釋為善意取得制度中

的“無權處分”。

誠然，這兩種情形是典型的善意取得制度“無權處分”，但我認

為，應當將“無權處分”作廣義上的理解，不能僅僅將“無權處分”

限定在登記錯誤的情況。所謂無權處分，凡是沒有取得權利人的同意，

而處分權利人財產的行為，其包括兩項重要內容，一是無權處分人未

經真正權利人的同意，處分了他人的動產。二是處分人將他人的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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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非法登記在自己的名下，并進行處分，或者采用假冒行為非法處分

他人財產。本案的情況就屬于后一種類型。處分行為應當引起了原物

權的變動。本案中，一方面，劉金龍冒名將張煥的房屋處分給李大慶，

該處分行為并沒有獲得張煥的同意，構成“無權”;另一方面，劉金

龍利用房屋登記部門的疏忽審查，現實地變更了房屋登記，使登記簿

上記載的房屋權屬發生了變化，已經作出了事實上的處分。更何況，

《物權法》第106條并沒有明確排除冒名處分行為。因此，只要沒有

處分權利的人形成了足以讓第三人信賴的權利外觀，就可以適用善意

取得制度，對善意第三人的信賴利益予以保護。

(二)買受人在主觀上是否構成善意?

善意是相對于惡意而言的，是指不知情，即不知或不應知道讓與

人轉讓財產時沒有處分該項財產的權限。如果讓與人為善意，而受讓

人為惡意，則不適用這一制度。此處所說的受讓人包括了受讓人的代

理人、財產代管人等。在某些情況下，受讓人是通過其受領輔助人代

為受領，因為受領輔助人并不作出獨立的意思表示，所以，即使受領

輔助人是惡意的，但受讓人是善意的，并不影響善意取得的構成。

對于不動產買賣而言，善意的判斷標準是比較簡單的。只要受讓

人在受讓該不動產時，有合理的理由信賴登記，就是善意的。[5]

但是，在通常情形下，判斷受讓人是否信賴了登記，可以采取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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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例如，如果受讓人知道轉讓人是采用欺騙的手段將登記財產記

載在自己的名下就可以排除受讓人是善意的。但是，本案中，不但沒

有以上可以排除買受人善意的情形，反而有這么幾項事實，可以讓買

受人李大慶充分相信，處分人具有處分權：第一，李大慶在房屋管理

部門辦理登記時，劉金龍出示了真實的房產證，表明其是真實的權利

人;二是查閱了劉金龍的偽造高仿真身份證;三是房管部門也當場表

示房產證和身份證明無誤。以上三方面的信息，都足以使李大慶對劉

金龍擁有房屋所有權產生合理信賴。對交易當事人來說，登記機關作

為專司房屋登記管理的機構，具有最高的權威性，是當事人獲得不動

產權屬信息的最權威機關。相關工作人員在正式工作場合所做的表示

具有最高的可信度。因此，李大慶的信賴也是合理的。

需要討論的是，善意的時點如何判斷，即受讓人的善意，從何時

確定?我們所說的善意必須是交易時候的善意，在交易之后，即便買

受人知曉了無權處分的事實，也不影響此前善意取得的成立。根據《物

權法》第106條的規定，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必須“受讓人受讓該不動

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的”。這就是說，必須是以受讓財產的時間確定，

即取得人必須在最后取得行為那一刻是善意的。[6]至于受讓以后是

否為善意，則不影響善意取得的構成。如果受讓人在這一時點以前出

于惡意，亦可推定其在交付時以及以后為惡意。我認為，應當以登記

簿上登記內容的變更為準，而不能以領取登記證書的時間為準。從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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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到領取變更登記證書的過程，一般都要經歷一段時間。根據一物一

權原則，物權應當在這期間內的某一個時間點發生物權變動。根據《物

權法》第16條的規定，不動產登記簿是物權歸屬和內容的根據，因

此，物權歸屬和內容的判斷應當以登記簿記載的內容為準。而如果其

間發生了物權變動，就應當以物權登記簿上登記內容的變更的那一個

時間點為準。根據《物權法》第17條的規定，不動產權屬證書是權

利人享有該不動產物權的證明，不動產權屬證書記載的事項，應當與

不動產登記簿一致;記載不一致的，除有證據證明不動產登記簿確有

錯誤外，以不動產登記簿為準。不動產登記簿內容的變更，與不動產

權屬證書的發放一般會有一個時間差，因此，我們應當以不動產登記

簿變更登記的時間點為物權變動的時間點，而不應以不動產權屬證書

發放的時間點為準。本案中，受讓人發現被騙之時，房屋登記部門已

經完成了變更登記，只不過領取證件的時間要晚于發現被騙的時間。

如前所述，受讓人在登記簿變更登記時已經處于善意狀態，符合善意

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求。

(三)買受人李大慶支付了合理的對價

本案中，善意買受人李大慶已經按照11000元/每平米的價格向

無權處分人支付了220萬元的房屋價款，符合當時的市場價格標準。

(四)登記機關已經辦理了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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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求必須辦理登記過戶，是因為，一方賣弄，只有辦理了

過戶，才符合無權處分的特點;另一方面，只有辦理了過戶，才符合

物權變動的規則。根據《物權法》第9條的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

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

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因此，法定的物權變動要件為變更

登記。本案中，登記部門已經向買受人辦理了變更登記，且將買受人

李大慶記載為登記簿上的房屋所有權人。

綜上，本案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四項基本要件，從房屋變更登記

之日起，善意買受人李大慶已經根據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了房屋的所有

權，而原所有人張煥喪失了房屋所有權。

四、無權處分人與登記機關的賠償責任

本案中，劉金龍之所以能夠成功騙取房款，一方面是由于行騙人

采用了掉包、偽造等一系列手段，使第三人相信其具有處分房屋

的權利。該行為侵犯了張煥的房屋所有權，行為人負有侵權損害賠償

義務。另一方，房屋登記機構也違反了法定的審核義務，給劉金龍留

下了行騙得可趁之機。關于登記機關的審查義務，《物權法》第12

條規定：“登記機構應當履行下列職責：(一)查驗申請人提供的權屬

證明和其他必要材料”。本案中，未能履行法定職責，具有過錯和可

責性。登記機關的過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所有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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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登記的時候，登記資料中留有房屋所有權人的身份證復印件等信

息，登記機關在辦理變更登記時，應當核對實際處分人是否為原始的

權利人。但本案中，劉金龍攜其妻子前往房屋登記管理部門，冒充張

煥夫婦與李大慶共同現場辦理房屋移轉登記手續。劉金龍出示了其與

李煥調包的真實的房產證。登記機關經審核認為，確實為真實的房產

證，但在劉金龍出示偽造的張煥的身份證(名字為張煥、照片為劉金

龍)以后，盡管該身份證與登記部門存檔的張煥的身份證復印件明顯

不符，且劉金龍冒充張煥的簽字也與存檔資料中張煥的簽字不符，但

登記部門對此均未審核，并沒有盡到此種審查義務。二是原所有人在

辦理原始登記時應當留有簽字，這也是核對權利人身份信息的重要資

料。登記機關在本案中也沒有對此予以審查，具有重大過失。根據我

國《物權法》第21條規定：“當事人提供虛假材料申請登記，給他

人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因登記錯誤，給他人造成損害

的，登記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登記機構賠償后，可以向造成登記

錯誤的人追償。”據此，登記機構應當向房屋原所有人張煥承擔損害

賠償責任。

總之，張煥因為無權處分人的行為和登記機構的失職行為，

喪失了房屋的所有權，其有權請求劉金龍和登記機構承擔損害賠償責

任。

五、關于賠償責任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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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冒名頂替的行為導致張煥喪失了房屋的所有權，如前所

述，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無權處分人劉金龍的行為;二是登記機

關的失職行為。劉金龍和登記部門都對對張煥負有賠償責任。根據《物

權法》第106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

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讓

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受讓人依照前款規定取得不

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的，原所有權人有權向無處分權人請求賠償損

失。”因此，原所有人張煥可以請求無權處分人劉金龍賠償損失。同

時，因為登記機構的失職行為，造成了損失的產生，因此，受害人張

煥也可以請求登記機構賠償損失。

問題在于，在直接侵權人劉金龍攜款潛逃之后，張煥能否直接請

求登記機構承擔全部賠償責任。《物權法》第21條第2款明確規定：

“因登記錯誤，給他人造成損害的，登記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登

記機構賠償后，可以向造成登記錯誤的人追償。”該規定并沒有表明

登記機構只需承擔補充責任，也沒有表明其與無權處分人之間按照比

例分擔損害賠償意思，因此，登記機構負有對所有人的全部賠償義務。

當然，登記機構在賠償之后，可以向人劉金龍追償所支付的價款。

關于張煥可以請求損害賠償的數額如何確定，對張煥和賠償責任

人都具有重大的利害關系。對此有三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

當按照實際處分之時的市場價格來計算;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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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時的市場價格來計算;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當以劉金龍取得的

“合理對價”為準。我認為，善意取得要求的“合理對價”并不完全

等同于市場價格，其只具有參考意義，而不能成為損害賠償數額的絕

對計算標準。以實際處分之時的市場價格來計算更為合理，主要原因

在于：第一，房屋所有權的變動發生在劉金龍實際處分房屋之時，按

照人們的交易習慣，商品交易價格通常以現實交易時的價格為準，因

此，以實際處分時的市場價格計算符合市場交易慣例。第二，這符合

擬出賣人張煥的真實意愿。本案中，在發生無權處分之前，張煥已經

公開表示了出賣房屋的意向，一旦有人在當時與其進行房屋交易，交

易價格通常就是當時的市場價格。反之，如果訴訟之時的價格過低，

則違背了所有人張煥的意愿，損害了其實質性利益。第三，這符合損

害賠償人的預期。當前，我國房地產市場價格上下波動幅度極大，訴

訟時的市場價格可以大大高于或者低于實際處分時的價格。登記機構

對登記錯誤時的賠償責任有一定預期，如果按照遠高于實際發生登記

錯誤時的價格來賠償，則超出了其對責任的預料范圍。

注釋:

[1]參見黃立：《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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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見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

版，第49頁。

[3]參見王澤鑒：《債法原理》(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第317頁。

[4]參見熊丙萬：“論贓物的善意取得及其回復請求權”，載《法

律科學》2008年第2期。

[5]參見王澤鑒：《民法物權》第1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第124頁。

[6][德]鮑爾∕施蒂爾納著，申衛星、王洪亮譯：《德國物權法》

(下冊)，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頁。

出處:《判解研究》2009年第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