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劣根性學說的緣起
――從西方殖民話語權談起
中國國民性批判問題，并不是從中國的土地中生長出來的問題，
而是一個外來的問題。來自哪里？來自西方世界。
西方人在對非西方世界進行殖民征服和統(tǒng)治的過程中，對所有殖
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進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并將這種否定性的
描述和評價傳播給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們學習領會并最終認可
接納。對于美洲印第安人，歐洲人判定他們沒有靈魂，因而“不是人”，
為其大肆屠殺和役使提供了借口。對于非洲黑人，他們也一度懷疑其
沒有靈魂，最后判定為野蠻人，于是他們像捕獵山羊一樣設法捕獵非
洲野蠻人，販賣到歐洲和美洲做奴隸。對于印度人，英國人認為他們
很低賤，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為低賤，因為他
們自私、無知、扯謊、不負責任、愚蠢、骯臟，等等。這一切都因為
他們離文明的歐洲最為遙遠，是東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于中國，當然也毫不例外地面臨這種否定性的描述和評價。不
幸的是，中國處于東方的盡頭，比印度離文明歐洲的距離更加遙遠，
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東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壘。為
什么對印度和中國作出此種區(qū)分？因為印度已經被英國占領，正在接
受啟蒙和拯救，而中國一直拒絕拯救，可見在罪惡的道路上墮落得更
深。
一個英國人說，英國也許確實需要幾塊殖民地，但是非洲、亞洲
更需要英國。需要英國干什么？當然是需要英國用歐洲文明和基督福
音來拯救他們。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國和歐洲的文明人來掠奪并享
用他們的財富和血汗。在整個殖民過程中，無論是殖民當局還是歐洲
文化界，他們的聲音匯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共同的意思：“他們不是掠
奪者，而是啟蒙者，他們不是逐利而來，而是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
賦予他們的某種使命，幫助那些不那么走運的東方人，設法使他們接
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
象研究》73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但是，如果這
些野蠻部落不給啟蒙者奉送銀子，那就應該劫掠他們，如果這些愚昧
國家抵制啟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殺他們。
所以，西方學者對于中國國民性的言說，絲毫不需要建立在實證
基礎上，而是為了建構一個唯我獨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
以滿足西方文明擴張和殖民掠奪之需要。如果不了解這個背景，我們
就永遠不可能了解，在當下占統(tǒng)治地位的學術體系之中，為什么這個
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無缺，所有其他種族的民人之道德、性格、人
格為什么如此丑陋、罪惡。
西方學者對中國國民性發(fā)表過高見的人，不乏鴻儒碩彥。孟德斯
鳩、休謨、赫爾德、黑格爾等等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都對中國國民
性的缺陷深有研究。他們還分別從自然環(huán)境、歷史境遇、法律風俗、
政治制度等等角度，對中國國民性的文化背景及其成因進行了細致的
分析。
周寧在《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中指出：從孟德斯
鳩開始，西方思想界試圖在現代世界觀念秩序中確立中國的國民性，
在后啟蒙時代的東方學背景下，相關主題的不同文本，逐漸構筑起一
個知識體系，經過赫爾德的發(fā)展，最后完成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
此時，中國的國民性話語，作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語境中生
產與組織“中國意義”的表述系統(tǒng)，已經具有一個統(tǒng)一的主題，即中
國國民的奴性；已經形成一套相對穩(wěn)定的概念，如中國的自然環(huán)境、
政治專制、道德墮落、愚昧迷信、歷史停滯如何塑造并表現這種奴性；
已經表現出一種既定的陳述方式，如首先在與西方對應比較的東方化
語境中確定中國國民性的精神核心并歷數其多種特征，尤其是歷數道
德范疇內的反面例證；已經以學術建制的方式溝通了知識與權力，為
西方的征服、掠奪、屠殺與擴張?zhí)峁┝苏x理由。
除了精英學者之外，西方傳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險家、文物
掠奪者、軍人等各人等，都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和中國國民發(fā)表
過形形的描述和評價。他們大多以唯我獨尊的心態(tài)對中國的現象
進行了或善意或惡意的批評。黑格爾的“中國研究”毫無疑問曾經以
這些描述和批評意見作為依據，可是，他的學說和意見一旦公之于眾，
就以大學者的權威力量極大地規(guī)范著、啟示著那些傳教士、商人、旅
行家、探險家、文物掠奪者、軍人各人等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角度和
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的互動之中，中國國民性的
“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殘忍”等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
強調。
周寧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黑格爾的理論標志著中國國民性話
語精英層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性格》則標志著大眾輿論層
面的完成。19世紀西方在中國人身上觀察到各種特點，其描述復雜、
混亂，甚至相互矛盾，它們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視野中中國人的性格形
象越來越清晰，而是越來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夠輕松地把握中國
人的性格，而是越來越感到無所適從了。《中國人的性格》的出版，
從某種意義上結束了這種難堪的局面。在明恩溥歸結的中國人的26
種特征中，中國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而西方所有這些研究，并不是一種學術的分梳、學理的推究，進
而達到對真理的認識。西方這些研究只有一個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被
西方人征服、服從西方殖民者的統(tǒng)治，是一切野蠻部落和野蠻帝國的
必然命運，中華帝國也只有屈服于這種命運才有出路。就拿明恩溥的
《中國人的性格》來說，作者雖然不厭其煩地羅列了中國人26中病
狀，但他最后想說的只有一句話，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人的宗教（基
督教）才能拯救這些病入膏肓的野蠻人。
明恩溥（即史密斯）說：“中國需要的是公正，為了獲得它，中
國必須有一套上帝的知識，必須對人有一個新的概念，必須重新認識
人與上帝的關系。中國需要在每一個人的靈魂中，在家庭和社會中，
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會看到中國的各種需要化為一種迫切的需要，
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滿足的一種需要。”（史密
斯《中國人氣質》248頁，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
年出版）
明恩溥（即史密斯）還說：“讓我們再重復一遍，中國需要的東
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說，兩者是一個東西，因為良心
即是人格。人們曾評價一位著名的鋼琴制造家，說他就像他的樂器一
樣——規(guī)矩，正直和高貴。在中國，能夠遇到這樣的人物嗎？……基
督教文明的最美好產物，是它所創(chuàng)造的完美的人生，這樣的人生并不
罕見……每位讀者至少知道一個這樣的人生，把真誠的愛獻給了他人
的利益……”（史密斯《中國人氣質》248頁，張夢陽王麗娟譯，敦
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
明恩溥憑什么判斷中國就沒有一個正直的人，只有基督教社會才
有這種正直的人？近代以來，將殖民的炮射向全世界的那些西方人，
他們不都是基督徒嗎？可是他們500年的殖民過程中從來沒有把
“真誠的愛”奉獻給“他人的利益”，相反，他們只是把全世界的金
子、血汗和資源，變成了自己的利益，并為此不惜毀滅西方之外的整
個世界。將這些強盜的人格置于所有中國人之上，這不完全是顛倒黑
白嗎？而這種顛倒黑白恰好是為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利益”
服務的，也只是為明恩溥本人的利益服務的——因為他的任務就是用
基督教征服中國。
近代以來西方基督教在東方世界的擴張，與殖民軍事當局的權力
擴張基本上是相互呼應、相互配合的。同樣，西方社會所生產的關于
中國國民性的話語體系及相關著作（包括史密斯《中國人氣質》在內），
作為一種知識，并不是為真理服務的，而是為殖民權力服務的。
歷史上的西方人并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從否定面來建構中國形象
的。與此相反，在伏爾泰之前，歐洲所有關于中國的言說都是充滿了
禮贊和憧憬，在他們對歐洲中世紀的教權專制、思想禁錮進行批判的
過程中，中國被歐洲文化精英描述為富庶、自由、和諧、歡樂的世俗
社會，以此作為歐洲之楷模。直到1721年，德國學者沃爾夫還在一
次演講中稱贊中國的道德哲學，描述孔教理想國是如何盡善盡美（他
因此遭到普魯士國王的驅逐，被迫流亡異國十六年）。1730年他又提
出中國政治是世界政治的典范，其內圣外王的統(tǒng)治模式符合柏拉圖
《理想國》的構想。有的歐洲學者甚至盛贊中國古代文明超過了古希
臘和古羅馬的文明。伏爾泰的《風俗論》依然保留了這種美化中國的
流風遺韻。《風俗論》是一部描述中世紀世界政治、歷史、精神文化
的著作，翻譯成中文長達130萬字。它以中國內容作為全書的開篇，
這種安排似有以中國作為文明典范的含義。伏爾泰說，當中國人在創(chuàng)
造偉大文明的時候，偏居西方一隅的遙遠歐洲人還是奔波于叢林中的
野蠻人。作者也從傳教士的著作中讀到若干中國社會的缺點，但是他
對那些描述不以為然，處處為中國人的這些缺點辯護。在那個時代的
歐洲學者心中，中國形象跟烏托邦一樣完美無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