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冼夫人研究概況及特點
張紹兵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 廣東茂名 ５２５０００）
【摘要】冼夫人文化和冼夫人信仰具有國際化特點，在東亞、東南亞，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傳播。海外學界對于冼夫人的研究起步很早，成果豐碩。通過梳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對冼夫人的研究，呈現海外學者冼夫人研究的概況和特點，發現海外學者在冼夫人研究領域與中國大陸學者并行不悖，但在著力點上卻有所差異，且在理論方法和觀點視角方面頗有創新。放眼海外，有助于深化大陸學者對海外冼夫人研究的認知，加強海內外學者冼夫人研究的溝通交流，促進冼夫人研究和冼夫人文化的國際化傳播。
【關鍵詞】冼夫人文化；海外學者；研究概況文化長廊
南方論刊·2019年第11期
一、前言
一千五百多年來，冼夫人從真實的歷史人物逐漸走入人們的文化記憶，形成頗具嶺南特色的冼夫人文化
信仰，并通過人口遷徙，影響不斷擴大，如今已經涵蓋中國南部的廣東、廣西、海南、臺灣，東南亞的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更遠達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加利福尼亞，見證了華人群體的海外旅程和文化繁衍。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經濟的不斷發展，文化事業得到大力推動，傳統文化影響力不斷提升，使得冼夫人研究走入了新的時代，在中國大陸已經形成百花齊放的格局。另一方面，冼夫人文化自身不僅有國際化傳播的歷史背景，又有著鮮明的海洋文化特色和女性崇拜特點，在域外不同的地方文化中也舉足輕重，因而海外學界同樣關注并研究冼夫人、冼夫人信仰、和冼夫人文化。梳理海外學者們的研究狀況與特點可以促進海內外冼夫人研究的交流和冼夫人文化的國際化傳播。
二、海外冼夫人研究
冼夫人文化起于嶺南，依海而生，沿海而播，東南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學者對冼夫人文化同樣關注，出版有各種研究材料。本研究通過谷歌學術網絡搜索引擎搜集并整理了分布在中國大陸之外與冼夫人研究相關的書籍和論文資料，共計二十余篇（部），這些研究資料完成的時間跨度很大，采用的語言種類也多，學者們的地域分布更是非常之廣。時間上始于20世紀70年代止于2018年，語言上涵蓋中文的繁體和簡體，還有英文、日文、越南語，學者們主要分布在太平洋的東西兩岸。筆者按照地域分布的遠近，把海外研究者分成三組，分別是距離冼夫人文化核心區（中國嶺南地區）較近的中國臺灣、香港學者，距離稍遠的日本、東南亞、澳大利亞學者，距離最遠的美國學者。這是由于相關學者的身份背景互不相類，各自研究重點也各不相同，差異很大，故以地區分組相對直觀。在這一直觀分組的基
礎上，大致勾勒
出海外冼夫人文化研究的概貌。
（一） 中國臺灣、香港學者
中國臺灣和香港學者以林天蔚和賀喜為代表。林天蔚教授祖籍廣東高州，曾先后供職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臺灣政法大學，他1971年發表的《隋譙國夫人事跡質疑及其向化與影響》[1]一文，綜合運用文獻學、人類學的方法，詳細考證了冼馮家族的發展脈絡、政治聯姻以及后世影響。林天蔚教授在文章中首先考證了冼姓氏族的源流、遷徙，冼夫人的身世和婚姻。林天蔚教授認為冼馮聯姻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冼夫人向化中原對后世具有重大影響，冼夫人及其族人在地方治理和政治選擇上通過與馮氏的聯姻促進了當地移風易俗、歸化中央的歷史演進過程，為后世樹立的榜樣，使得嶺南地區最終完全融入中央王朝的治理版圖。冼夫人本人在這一過程中作用巨大，因而她能同時獲得中央王朝肯定和地方百姓愛戴。林天蔚教授成為海外學者冼夫人研究的先驅，并且把冼夫人研究推向了國際，海外學者此后多受其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賀喜教授2008年在其文章《土酋歸附的傳說與華南宗族社會的創造——以高州冼夫人信仰為中心的考察》[2]中，以冼夫人信仰為軸心，通過審視中央政權在管理泛高州地區時不斷借助冼馮家族的地方經營能力和當地的鄉土信仰，主動推進地方行政機構制度化轉變，最終完成政令暢通的治
理框架重構這一跨越千年的漫長過程。他認為當前泛高州地區鄉土文化和冼夫人信仰的樣貌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結果，是中央政權不斷加封和地方百姓不斷尊崇產生的相互疊加效應。賀喜教授從歷史人類學的視角展現了冼夫人信仰產生和發展的大致脈絡，并解釋了當前冼夫人信仰的現狀及其緣由。
（二） 日本、東南亞、澳大利亞學者
日本、東南亞和澳大利亞皆以其本土學者為主進行冼夫人研究，日本學者以塚田誠之為代表，東南亞學者以越南學者Nguyen Ngoc Tho 為代表，澳大利亞學者以
Geoff Wade為代表。
越南國立大學（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學者Nguyen Ngoc Tho于2009年在其文章“Goddess Beliefs in Chine Lingnan Area”[3]中詳細考察了中國嶺南地區的女性神祗信仰，影響范圍較大的冼夫人信仰是考察重點。文章認為，冼夫人信仰源于冼夫人的“女英雄”身份特征，這一英雄形象被百越人民接受，世代敬仰；嶺南女性信仰是嶺南地區人民千百年融合的結果，先天不具有排他性，這一內涵彰顯了嶺南文化包容、開放的特征。Nguyen Ngoc Tho在另一文章“Buddhist factors in the cult of Tianhou in the Mekong River Delta, Vietnam”[4]中指出嶺南女性神祇信仰的影響遍布越南北部并遠至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區，多種女性神祇相互交融，同廟祭祀，冼夫人信仰、媽祖信仰、觀音信仰等等互不排斥，共同存在，這是人口遷徙相互融合的結果，也是各族人民對故國故土的精神寄托和對美
好現實生活的理想祈求。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Tsukada Shigeyuki）學者塚田誠之2018年發表的文章，《關于海南島冼夫人和冼夫人信仰的表象及變遷》[5]，立足民俗考古學，詳細探討了冼夫人研究的歷史，冼夫人事跡和信仰的產生以及其在海南島的傳播，并著重探討了冼夫人信仰在當代由各個階層推動的“節日化”、“儀式化”、“旅游產業化”的不同情況。塚田誠之通過實地探訪、拍照記錄、親身體驗等形式，詳細了解了冼夫人信仰在海南島的現實狀況。塚田誠之認為，社會各階層對冼夫人信仰有不同的理解，由此產生了不同的訴求，反映出“圍繞歷史人物表象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家及學者的政治意圖，政治家、學者、民眾等多個主體之間存在解釋的多樣性”[5]。
澳大利亞學者Geoff Wade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主攻亞洲歷史。他于2004年發表文章“Lady Sinn and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China in the Sixth Century”專門討論公元六世紀時冼夫人在漢文化向南傳播中的所起到的橋梁角色。盡管Wade的歷史觀是西方式的，并且對歷史上的漢化含義存在誤解，但他仍然從歷史的角度肯定了冼夫人在嶺南漢化中的關鍵作用。
（三）美國學者
美國學者對冼夫人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代表性的學者有Sherry J. Mou，另外，Nanxiu Qian，Lan D
ong，以及Lindy Carrier對冼夫人研究也有所涉獵。
美國迪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 )教授Sherry J. Mou在其文章“Fathoming Consort Xian: Negotiated Power in the Liang, Chen, and Sui Dynasties”[7]中著重討論了冼夫人在唐朝魏征《隋書·列女·譙國夫人》、明朝汪道昆《列女傳》、當代歷史學家吳晗《冼夫人》三個紀傳體文本中的形象刻畫，對比三者的差異，認為《隋書》重視人物生平和歷史功績，把冼夫人視作忠君愛國楷模，《列女傳》強調封建帝制后期儒家婦道理念并合理化女性弱勢社會地位，把冼夫人視作貞節、孝道、忠恕的榜樣，《冼夫人》則著力強化現代國家統一觀念，賦予冼夫人安邦定國巾幗英雄的形象。Sherry J. Mou借助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理論，通過剝離這些外在的價值評判，嘗試把冼夫人還原為一個在王朝更迭的亂世中迫不得已披堅執銳守土安民從而保一方平安的女領袖形象。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教授Lan Dong和南衛理公會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歷史系教師Lindy Carrier兩位學者都對冼夫人的英雄事跡和女性角色非常推崇。她們視冼夫人為中國古典文學女英雄花木蘭的現實參照，將冼夫人和花木蘭形象加以對比描述，進而通過分析冼夫人的特點，認為這些特點被移植在花木蘭的文學形象塑造中[8][9]。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亞洲研究中心（Chao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學者Nanxiu Qian在研究李延壽《北史》過程中，對冼夫人的家國情懷給予了充分肯定，稱“She had a special function in maintain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outhern minority groups”（冼夫人在增進南部各族和睦關系上做
出了特殊貢獻）[10]。
無論是中國臺灣、香港學者，還是日、美、澳、東南亞學者，盡管學者們分布范圍十分廣泛，研究焦點和出發角度也不全然相同，但他們無疑都對冼夫人研究抱有極大熱情。在肯定冼夫人歷史貢獻的同時，海外學者積極利用古典文獻資料，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和論點，極大地豐富了冼夫人研究的層次，是冼夫人研究領域不可忽視的力量。
三、海外冼夫人研究的特點
基于對海外冼夫人研究的回顧，筆者認為海外冼夫人的研究大致呈現了研究主體的多樣性，語言的多元化，學者們強于解構短于建構，強于思辨短于考證的特點。海外冼夫人研究者在地域上分布廣泛，構成主體復雜；在語言選擇上，國別不同，語言也不一樣；在理論和焦點取舍方面，海外研究跨學科、多維度、理論新穎、角度多樣，勇于突破，觀點多元。總體而言，海外冼夫人研究的人員構成、語言使用、優勢劣勢等各個方面需要大陸學者深入的了解。
（一）研究主體多樣分散、語言多元
在分布上，海外冼夫人研究者并非彼此緊密相關的單一組織，力量相當分散，因而其研究偶發性較多，專一性和系統性較少。在研究人員構成方面，靠近冼夫人文化中心區的臺灣和香港地區與大陸同
根同源，研究冼夫人的學者多由早年遷居出去的原嶺南后裔為主，祖籍均在大陸，文化心理親近，關心冼夫人文化。他們是臺灣、香港地區研究冼夫人的主力。在美國，除了一兩位美國本土人士，多數的冼夫人研究者都是華裔，華裔的身份背景方便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而且他們工作在各個大學的亞洲研究機構或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這些機構在職能上關注的就是中國的文化，冼夫人研究是其中一部分，機構職能和華裔背景決定了他們的主力地位。在日本和越南，與美國不同的一點是，他們更多由本國學者承擔冼夫人的研究，極少華裔參與，或許是因為日本、越南距離中國較近，隨著文化傳播，中華文化已在其本
國落地生根，由其本國學者主導冼夫人研究理所當然、不足稀奇。
在語言使用上，各地區學者皆依據自身旨趣，選擇多有差異，相對多元。香港、臺灣學者使用漢語，雖是繁體字，卻并不妨礙與大陸的交流，而且繁體字也有助于查閱經典古籍，相對海外其他地區冼夫人研究者，港臺學者在語言文字和地理文化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日本和越南學者，他們各自使用日語和越南語進行研究，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偶爾會以英文發表研究成果，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值得借鑒。在澳大利亞和美國，學者們全部借助英語發表研究成果，憑借英語母語的優勢占盡先機。相比之下，由于中國大陸研究者的成果很少以英文的面目呈現，英語世界很少存在來自中國大陸冼夫人研究者的聲音，因此在以英語為主要學術語言的國際交流中，圍繞冼夫人的研究，澳、美學者處于強勢位置，雖其論證存在瑕疵，卻少有人質疑。
從海外學者構成以及語言使用的經驗來說，海外學者與我國大陸學者存在明顯的語言板塊區隔，相互頗為獨立，因此，筆者認為在當前國際交流頻繁的大背景下，大陸學者一方面要積極走出去，與其他地區研究者同臺競技，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大陸學者豐富的冼夫人研究成果也需嘗試以英語的形式存在，在英語世界闡明觀點，不至于造成聲音缺席，進而掌握冼夫人研究的國際話語權。
（二）強于解構短于建構
海外學者們的冼夫人研究試圖突破儒家敘事模式，突破中國前現代社會對于女性的敘述邏輯，從而解構男權社會和封建社會中男性敘事占主體的文本立場，進而質疑傳統評價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質疑政治權力作用下相關評價的目的性和操控性。基于此，海外多數學者試圖在顛覆、解構原有價值體系的基礎上，以后現代的理論為框架，嘗試從非主流敘事角度，對冼夫人作以全新的再認識、再評價。美國學者多數是站在女性的主體視角，香港學者站在遠離中心的地方視角，澳洲學者站在西方歷史的視角，越南學者則從女性神祇信仰及其融合的角度，這些探索無異于嘗試在某種程度上解構中國傳統文化的敘事邏輯。但是，由于在建構新的敘事邏輯方面，思潮和流派眾多，海外學者聲音駁雜，并不系統，而且很多研究是理論方法的簡單挪用，說服力不足。
由于聲音和立場不同，海外學者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無疑是一種挑戰，但是通過了解和對比海外學者
的研究，大陸學者可以不斷開拓思維，充分利用在地資源，創新研究方法，增強本土話語解釋力和說服力，增強在冼夫人研究中的話語權，通過觀點碰撞增進對冼夫人研究領域的拓展，進而不斷提高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
（三）強于思辨短于考證
海外學者在冼夫人研究中所展現的思辨性和理論性，其風格迥異于大陸學者。一方面，他們開拓性地運用了他們所擅長的文化理論、女性主義理論這些在西方理論界比較風靡的視角，可是這些西方后現代理論并不一定適合對冼夫人的研究。另一方面，海外學者的研究更多的是思想上的思辨，文本上的重讀，意義上的解構和再建構，缺乏更多實地的考察考證。
在這些海外學者中，除了日本學者塚田誠之曾實地考察過冼夫人在海南島的活動痕跡和民俗影響，其他學者都只是從理論到文本再到理論的邏輯演繹，缺乏詳細的調查考證。不過，具體而言，無論是研究方法，或是所用理論，海外學者的研究都的確給中國大陸學者提供了新的位面。另外，在實地考證方面，大陸學者擁有最原始的資料、最真實的遺跡、最新的考古發現以及最生動的民俗文化遺存，這些則是海外學者所不具備的優勢。大陸學者完全可以發揮本土優勢，用最適合的方法理論推進冼夫人研究。
總之，這些差別也可以從海外學者資料引用和觀點借鑒方面得到驗證，海內外學者彼此屬于相對隔離
的不同板塊，或許是由于語言的障礙，或者是交流平臺有限，境內外冼夫人研究者的學術來往并不順暢，兩者古典文獻存在共用，現代研究卻相互分離，目前的這種狀況并不利于弘揚冼夫人文化。在發揚冼夫人精神、弘揚冼夫人文化方面，海內外學者承擔著同樣的責任，因此，盡管學者們的構成成分不同，語言使用不同，但是海內外學者在理論、方法、觀點等等方面完全可以交流互見，取長補短，共同推動冼夫人研究的發展進步。
四、啟示與前瞻
海外學者分布廣泛，語言多元，視角多維，觀點迥異，極大拓展了冼夫人研究的輪廓。筆者回顧了海外冼夫人研究的概況，認為海外冼夫人研究成就不容忽視，而且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密切，在冼夫人文化和研究在海外已落地生根的情況下，海內外的學術交流也需要更進一步的拓展。不僅要積極引進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大陸學者在國際上積極發聲，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股力量，優勢互補，由此必將使得冼夫人研究向更廣更深的領域邁進，更好的在國際上講好中國故事，助力中國文化和嶺南文化的國際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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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6頁）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宣傳健康理念和衛生知識。不斷加強宣傳，培訓貧富人口的衛生意識和健康理念。第二個方面是宣傳國家衛生醫療服務政策和制度。受傳統習俗等原因的影響，農村很多貧困人口存在有病硬扛，好面子怕花錢的情況。提高貧困群眾對健康扶貧的知曉率和參與率，
加強醫療扶貧落實力度，充分發揮好健康扶貧的重要作用，讓他們知道、相信和享受國家幫扶政策。
（六）其他“文軍扶貧”路徑
“文軍扶貧”在脫貧實踐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探索了豐富的實踐路徑。除了宣傳、科教文衛等系統的具體扶貧途徑外，在“文軍”征戰貧困的過程中也形成了很多具體的幫扶形式和途徑。（1）掛幫扶貧。“文軍”單位干部掛幫結對扶貧，每位領導干部各聯系1個貧困村落或貧困戶，與幫扶群眾“打老庚”、“結對子”。在脫貧攻堅一線，“文軍”駐村干部認真走訪群眾，詳細了解致貧原因，找準癥結，對癥下藥，就如何脫貧致富進行規劃，找項目，促發展，幫助貧困群眾轉變觀念、樹立信心。（2）網絡扶貧。網絡扶貧主要是“文軍”力量利用新技術新手段和網絡資源，構建“互聯網+”創新扶貧模式。例如貴州銅仁地區建立的互聯網+產業精準扶貧云項目，它利用現代化的網絡信息技術、云計算及大數據等推進產業的精準扶貧管理，針對貧困鄉鎮、貧困村落、貧困戶開展對接式的“互聯網+”扶貧模式探索，實現產業、區域資源和貧困人口的精準對接，幫助實現區域資源開發和特色產品加工，切實幫扶銅仁地區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目前，網絡扶貧已經成為“文軍扶貧”新杠桿，通過推進農村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工程、農村電商工程、網絡扶智工程等，使網絡扶貧為脫貧攻堅增添新動能[8]。
三、結語
“文軍扶貧”助力脫貧在實踐探索中取得了很多豐富的經驗，樹立了典型，成為貴州全員參與扶貧，助
力脫貧攻堅的典范。2018年貴州脫貧攻堅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減少貧困人口148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4.3%，14個貧困縣成功脫貧摘帽。在此過程中，文軍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從新聞輿論宣傳、文化幫扶、社科研究、教育支持、醫療帶動等多個方面探索實踐了“文軍扶貧”新路徑，幫扶困難群眾取得顯著成效。在未來的發展中，“文軍”力量仍將不斷探索新形勢下的新路徑，助力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基金項目：本文系貴州銅仁職業技術學院２０１８年度第二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職業院校‘文軍扶貧’助力脫貧攻堅的實踐路徑探索”研究成果（項目編號：ＴＺＫＹ２０１８－ＳＫ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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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１．趙巖（１９８６－），男，遼寧北票人，碩士研究生，銅仁職業技術學院國際教育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對外漢語教學；２．何思雨（１９８９－），女，廣西富川人，大學本科，銅仁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助教，主要研究領域為漢語言文學。
責任編輯/陸一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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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Ｍ］．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１０］ Ｎａｎｘｉｕ， Ｑ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ｕｒｔｓ： Ｙｕ Ｘｉｎ’ｓ ｅｐｉｔａｐｈ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Ｍ］．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５／４）：５２１．
作者簡介：張紹兵（１９８１－） 男，漢族，河南鄢陵人，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責任編輯/關錫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