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中國古代書證、物證證據制度

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中國古代證據制度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證據是訴訟的基礎, 證據制度

是訴訟制度的核心內容. 從中國有訴訟開始, 與訴訟制度相伴隨的證據制度也即產 生并隨

之不斷地發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國古代證據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發展于戰國秦 漢魏晉

南北朝, 定型與成熟于唐宋, 殆于進化于元明清, 最終解體于清末. 與其他國家一樣, 我

國古代的證據制度較為簡單, 粗疏且不成體系, 在傳統的法律體系中并不具備其應當具有

的地位.中國古代證據主要分為口供,證人證言,書證,物證,勘驗筆錄,檢驗與鑒定,神示.中

國古代法定證據制度先天不足,重視口供與刑訊逼供的采用,這也是中國古代冤案頻發的一

個重要原因。在此，簡單談談中國古代書證和物證制度。

一、書證和物證制度的歷史演變與發展

一， 萌芽階段：西周

西周統治者在思想上確立了“以德配天”的觀點和“敬天保民”的統治政策。鑒于夏和商滅

亡的教訓，在刑法方面，周統治者又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思想，主張以德為住，慎重刑罰。

此種慎重刑罰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審判者對案件審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

就在證據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時，物證已經訴訟活動中得意應用。伴隨著私有制的產生，

有關財產的買賣行為出現了。為規范此類民事行為，確立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基于民

間習俗，西周中、后期逐漸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約，主要分為買賣契約和債務契約。契約

的出現以及在訴訟中的大量應用，說明了當時司法審判者對證據有了新的要求。對證據的規

范化，是物證技術產生的前提，物證技術也在司法審判工作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模糊的輪廓。

二， 形成階段：春秋戰國時期——秦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成文法的公布：子鏟鑄刑書，商鞅變法，李悝著

《法經》；新興地主階級立法都使得該時期的法進入了封建制法。此階段出現的儒法之爭，

最終法家占據了主導地位。百家爭鳴的局面，使得社會的科學技術有了發展。在這樣一個如

此重視法治的時期，對證據自然也提出了更多要求，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

另一方面，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時，還出現了限制刑訊逼供原則。限制刑訊逼供原則的出現，

使得口供的獲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審判者自然把證據的中心適當地轉向物證的提取，物證

技術也因此得到發展。大量史料記載表明，早在先秦時期以法醫學檢驗為核心的司法鑒定就

在審判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

三， 發展階段：漢——唐

1、 漢朝

漢朝統治者屏棄了秦朝的法家思想，自漢朝武帝開始，儒家思想開始了獨霸中國思想舞臺的

局面。儒家思想主張也越來越深地滲透到司法領域之中，極大地影響了漢代的司法原則與司

法制度，其中以“春秋決獄”、“錄囚”制度等最為突出，對后世的影響也最為深遠。而對物

證技術的發展有極大影響的為“春秋決獄”。“春秋決獄”的核心在于“論心定罪”，即根據

人的主觀動機、意圖、愿望來確定其是否有罪。具體標準是“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

于法者誅”。武帝時，倡：“論心定罪”，司法黑暗。由此可見“論心定罪”以儒家的倫理規

則中的“好”、“壞”來確定罪的有無、刑罰的輕重，在司法實踐中很容易把主觀歸罪推向極

端，勢必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同時過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觀的好壞，對物證技術的發展也是一

個沉重的打擊。當然，其間也并非毫無發展，東漢時期，我國第一部傳記體斷代史《漢書·薛

宣傳》有記“疻”“痏”（歐傷為疻，歐人成創為痏）等名詞，“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

人之罪均”。東漢著作家應邵在《漢書集解》注：“以手杖歐擊人，剝其皮膚，腫起清黑而無

創瘢者，律謂‘疻痏’。”從這一檢驗律中，可見當時簡單的法醫檢驗初步方法已經成為物證

技術的主要形式。

2、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政權交替頻繁，統治者為在對峙與兼并中求生存和發展，總結前人興

亡教訓，在政治上多所改易。表現在法律方面，則是立法活動頻繁，律學思想活躍，使法律

制度有很大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物證技術的發展。此間，還形成了死刑復核制度，加強了

自上而下的司法監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訴訟活動更加規范化，也促進了物

證技術的發展。到三國時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漸完備，司法物證檢驗對象也在不斷擴大。

3、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也大有提高，經濟發達，各種民事刑事糾紛也隨之增加，審判活

動中物證技術的反復運用，司法工作人員也在不斷探求更新、更準確的物證技術。同時科學

技術也有了突飛猛進，人們的認知水平也得以提高，對案件越來越講究公正，要求證據的可

靠性與真實性。我國古代物證技術在這個時期內得以完善，為宋朝出現的鼎盛階段打下基礎。

在《唐律》及其《疏議》中，吸收了秦漢以來物證技術的實踐經驗和發展成就，從法律上進

一步完善了物證技術。其突出表現，為在法律中對人命（兇殺）案件和傷害案件的檢驗問題

作了明確規定。除了人命及傷害案件外，對于其他案件中的書證、物證的鑒定也得到了廣泛

的運用。唐朝時，司法鑒定的對象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法醫檢驗外，檢驗對象已經擴至

毒物、手掌紋等。人們已經掌握并在司法實踐中運用了毒物檢驗法，如卵白驗毒法、銀叉驗

毒法等。1959年新疆米蘭古城出土的畫有指紋橫折間距的唐代貞觀年（公元627年）制成

的遺言文書等。這些例子都表明此時人們已經開始廣泛應用手掌紋來辨別真偽了。此階段是

中國物證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各種鑒定技術相繼在此階段的到應用，并在先秦時期的基礎

上各種技術更進一步地發展了。

四， 鼎盛階段：宋

我國物證技術在宋朝達到了鼎盛，特別是南宋時期，是中國古代檢驗制度發展、完善的重要

階段。一方面，基于對前朝的各個案件的總結，吸收了原有的物證技術，同時又在此基礎上

加以創新，使原有的物證技術更進一步。另一方面，由于宋朝社會本身的特點，更適合在司

法審判活動中運用物證技術，物證技術在此間達到鼎盛的階段。當時社會關系已經相當復雜，

各個領域的糾紛已經很頻繁，故當時的人們對證據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對之要求自然也隨

之增加。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宋朝重視使用口供、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各種證據，尤其

注重法醫檢驗和司法鑒定等調查取證。官府設有專門的檢驗官，并制定勘驗法規，以規范檢

驗的范圍、內容、程序、規則，檢驗人員的責任及勘驗筆錄的文書程式等。

宋人學貴創新、崇尚獨立思考、提倡批判實用的士風熏陶下，大批從事司法實踐的士大

夫，認真總結前人的辦案經驗，特別重視調查研究，提倡在現場勘驗中判別證據的真偽及物

證的收集，證人的采訪等。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了大量的法醫學著作。如宋代趙逸齋

著〈平冤錄〉、鄭克的《折獄龜鑒》、宋慈的《洗冤集錄》、桂萬榮的〈棠陰比事〉、海鹽縣令

王與引著的二元〈無冤錄〉等相繼問世。（39）

《折獄龜鑒》通過比較分析各種案例，系統地總結了宋朝刑事案例中物證理論。鄭克提

出了“重證據，輕口供”的現代刑事訴訟理論，這是對自秦以來一直注重口供的訴訟理論的

挑戰。在總結了前人的辦案經驗后，提出“情跡論”的思想，其中有許多是關于問案的方法

的。他強調物證在破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反對片面重視物證，主張情與跡應當兼采，

互相參考。他的“情跡論”是我國古代刑事偵查、司法裁判，已經法醫學發展的主要理論基

礎，在指導刑事技術與司法實踐上曾經起了重大的作用。繼鄭克之后，南宋時期又出現了中

國第一位大法醫學家——宋慈，他的著作《洗冤集錄》，通稱《洗冤錄》，不僅是我國古代第

一部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著作。它自南宋以來，成為歷代官府尸傷檢驗的

藍本，曾定為宋、元、明、清各代刑事檢驗的準則。該書在總結前人辦案經驗的基礎上，把

實踐中獲取的藥理、人體解剖、外科、骨科、檢驗等多方面的知識匯集成冊，基本上包括了

現代法醫學在尸體外表檢驗方面的大部分內容。受歷史條件和自然科學總體發展水平的限

制，當時尚不具備尸體解剖、病理分析、毒物化學性質測定等現代法醫檢驗所含的內容。故

從總體上可認為《洗冤集錄》教為全面、系統地總結了尸體外表檢驗、分析了檢驗所得與死

因的關系。（43）

五， 衰弱階段：元——清末

元朝統治者在法律體系上基本沿用了宋朝的制度，但由于帶進了少數民族的相對野蠻的法律

習慣，對原本比較近代化的法律體系受到嚴重打擊，在法律觀念上也產生了較多負面影響。

這對物證技術的發展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礙。

在宋朝的基礎之上，元朝在物證技術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元朝在法醫學方面的主要成就，

就是王與編撰的《無冤錄》。此書繼承了《洗冤集錄》的成果，進一步發展了法醫學理論，

并糾正了《洗冤集錄》中的一些錯誤。此外，元大德年間還頒布了由國家統一制定的《檢尸

式》，具體規定了對懸縊、水中、火燒、殺傷等各類尸體的現場檢驗程序和方法，可見在這

一時期，檢驗制度已基本上規范化、法制化了。（47）明清時期，物證技術上主要繼承了宋

元的成就，在其基礎上也有所發展。在法律制度上，有關檢驗的程序、內容也更加完備、具

體，這在《大明律例》和《大清律例》上都有明確的規定。

六、結語

綜觀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發展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一、自然科學技術的落后，人類對社會的認識不足。物證技術作為一門科學技術，要結合物

理 、化學、生物、心理學等各學科的知識，在對物證的發現、提取、檢驗和鑒定中加以運

用，方能更可靠地提供證據、線索，更真實地再現案件經過。但古代自然科學的落后，物證

技術自然不可能發達，往往先在個案中嘗試性地加以運用。由于中國古代醫學發達，在司法

審判中結合醫學知識產生了古代法醫學，形成了以法醫鑒定為主要的物證技術。

二、各個朝代的法制思想對物證技術的發展起了主導作用，自漢朝時，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

臺，“禮法并用”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影響著其法制思想，“春秋決獄”、

“論心定罪”使的司法審判強調人的主觀善惡 ，也使得中國古代司法審判工作一直注重口

供 ，往往輕視物證。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物證技術的落后，不能得到足夠的證據，

只好通過向犯罪嫌疑人刑訊的方式得到證據。反過來，這對物證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過分重視口供，自然就不能使人們對物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使的物證技術的發展緩慢，甚

至停滯、倒退。

三、各個朝代對口供的態度對物證技術的發展起了直接作用。由于自然科學的落后，審判者

更注重言詞證據，加以心理學的常識，產生了“五聽”原則，注重嫌疑人的心理變化。從漢

以來一直重口供輕物證，直到宋朝鄭克才提出“重物證輕口供”的觀念。至此，物證技術在

宋朝也得以突飛猛進的發展，達到歷史最高峰。但明清時期，審判者又忽視物證，更加注重

口供，加以諸如腐敗、貪污等因素的影響，物證技術最終沒落。

四、審判人員、檢驗人員責任的刑事法律化也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早在西周就有“五過”

制度，“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該制度在各朝

代得以沿用。秦朝時期，又出現了對檢驗人員責任的規定，并在唐朝出現了以刑法制裁那些

違反檢驗制度的檢驗人員。以后歷代都在唐朝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規范化。

中國古代的物證技術在歷史上有著輝煌的成就，至今某些技術、理念對當代的物證技術仍然

具有指導意義，沿用至今。古代物證技術依然存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