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之禍對司馬遷史記的影響

關于“李陵之禍”與《史記》的關系,前人多有論述, 但多粗略帶過。縱觀司馬遷一生, 渴

望建功立業(yè)的思想頻頻出現(xiàn)。細讀《史記》文本,多次出現(xiàn)的“功成身退”的字眼和隱含于

文本的這種思想與建功立業(yè)思想?yún)s是矛盾的, 這引人深思。本文再一次將《史記》與“李陵

之禍“密切聯(lián)系起來。

1《史記》中的“功成身退”現(xiàn)象

《史記》中大量出現(xiàn)司馬遷大力推崇“功成身退”的例子。魯仲連( 《魯仲連鄒陽列傳》 ) 、

淳于髡( 《滑稽列傳》 ) 、酈生( 《酈生陸賈列傳》 ) 、蒯通( 《張耳陳余列傳》 ) 、安

期生( 《田儋列傳》 ), 都或多或少地暗含了“功成身退”的思想, 而最為突出的形象, 則是

張良、蕭何、范睢。

《留侯世家》中的張良, 屢建戰(zhàn)功之后,卻放棄了可以唾手可得的榮華富貴, “愿棄人

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 ; 然后“學辟谷, 道引輕身” ; 會高帝崩, 呂后強留, 不得已, 才“強

聽而食”。張良最終“后八年卒, 謚為文成侯, 子不疑代侯”。

《蕭相國世家》中,蕭何跟隨高祖打下天下, 在高祖“距楚數(shù)歲, 陳豨、黥布反” ,高祖

“自將而往, 當是時, 相國守關中, 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的情況下, “相國不以此時為

利” , 如此忠心不二, 高祖竟然也會懷疑蕭何,蕭何聽從鮑生“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

軍所”的計策, 才使“漢王大說”。之后又“讓封勿受, 悉以家私財佐軍” , 甚至“多買田

地, 賤貰貸以自污” ,得以壽終。

《范睢蔡澤列傳》中不斷地反復強調“功成“而后要“身退” , 否則就會如商君、白

起、吳起、文種、蘇秦、智伯等人一樣落得悲慘的下場: “身不退者, 恐患之甚于三子” , 最

后總結出“此四子者, 功成不去,禍至于此, 此所謂信而不能詘, 往而不能返者也”。此外還有

伍子胥( 《伍子胥列傳》 ) 、韓信( 《淮陰侯列傳》 ) 等人。

2 “功成”與其抱負

《史記》中出現(xiàn)如此多、而且如此直露地崇尚“功成身退”思想的例子絕不是歷史的偶

然。季鎮(zhèn)淮《司馬遷》中說“至于他敘述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歷史,往往根據(jù)《左傳》、 《國

語》、 《戰(zhàn)國策》等書, 整篇節(jié)錄, 詞句很少更動”。 可見, 司馬遷的史料來源大都是《春

秋》、 《國語》、 《戰(zhàn)國策》、《尚書》之類,但是這些史書并無集中的、明顯地提出“功成

身退”的思想。

縱觀中國古代文化史 , 中國是有著“建功立業(yè)”傳統(tǒng)的。 “功” “名”兩個概念似

乎伴隨著有識之士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立功取名的觀念在士階層頭腦中根深蒂固。《史記·太史公

自序》中司馬遷點明作《史記》的原因時有這樣一段話: “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 ; 孔

子厄陳、蔡, 作《春秋》 ;屈原放逐, 著《離騷》 ; 左丘失明, 厥有《國語》 ; 孫子臏腳, 而

論兵法; 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 ; 韓非囚秦, 《說難》、 《孤憤》 ; 《詩三百》篇,大抵

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

從歷史大環(huán)境看,司馬遷正處于西漢大一統(tǒng)的穩(wěn)定時期,結束了春秋戰(zhàn)國至秦以來的混亂

的割據(jù)戰(zhàn)爭局面,疆域的開闊造就了胸襟的開闊,時代的優(yōu)越性和政局的相對安定也為造就一

部縱橫幾千年的史書提供了客觀條件。

懷著建功立業(yè)的抱負,司馬遷在年輕時便游歷了大江南北。據(jù)說當司馬遷十三歲的時候,

曾奉父談的命令, 乘“傳車”遍行天下, 搜求古代諸侯的歷史( 衛(wèi)宏《漢舊儀》 , 《西京雜

記》卷六) 。在這之前的公元前一一 O年, 司馬遷父司馬談病重, 臨終留下遺言, 要他繼承

先業(yè), “為太史, 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又告誡他“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 終于立身。

揚名于后世, 以顯父母, 此孝之大者” , 明確向司馬遷提出要求他要有所建功。

3 “身退”與“李陵之禍”

有著超人的意志和抱負的司馬遷,在成就理想的同時,卻又在《史記》中不斷地、反復地

提到“功成身退” , 甚至近于直露地表達。這又作何解釋？

要解釋這一矛盾,不得不聯(lián)系司馬遷所遭受的“李陵之禍”。 漢武帝天漢二年( 前 99 年),

《史記》創(chuàng)作進入第六個年頭,由于“食乏而救兵不到??其兵盡沒,余亡散得歸漢者四百余

人” , 李陵出擊匈奴失敗。漢武帝把責任推到李陵身上,甚至夸大或虛構李陵的錯誤。司馬

遷為李陵的客觀原因造成的失利辯論,結果被武帝判定司馬遷“誣上” “誣罔”大罪,處以死

刑。

依據(jù)當時律令,死刑尚有兩種解脫方法, 一是以錢財贖免, 一是受宮刑抵免。司馬遷“家

貧, 財賂不足以自贖” , 遭受了讓他“腸一日而九回, 居則忽忽若有所亡, 出則不知所如往,

每念斯恥, 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的宮刑。這就是司馬遷自稱的“李陵之禍”。 這對一心要

想要“列于君子之林”的司馬遷的打擊是致命的。

李陵之禍”對《史記》創(chuàng)作的重要的影響, 即是: 他看到了武帝的喜怒無常, 體會到了

“伴君如伴虎” , 盡管極力渴望“功成” , 卻不得不“身退” , 文章一開始所提到的“功

成身退”的例子, 正是這一事件的影響。此外,還有一些篇章委婉地表達了作者對武帝的不滿,

如《漢書·蘇武傳》 : “且陛下春秋高, 法令亡常, 大臣亡罪夷滅者數(shù)十家, 安危不可知, 子

卿尚復誰為乎” ; 《汲鄭列傳》 : “陛下內(nèi)多欲,而外施仁義” (汲黯); 《酷吏列傳》張湯

等酷吏對下手段殘忍, 卻能夠得到皇帝的贊賞。另外, 《史記·匈奴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也有所體現(xiàn)。宋代司馬光說: “以子房之明辨達理, 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 然

其欲從赤松子游者, 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 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之所稱者, 三杰而已,

淮陰誅夷, 蕭何系獄, 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于外物, 置

榮利而不顧, 所謂 -明哲保身者, 子房有焉。”

宮刑前后,司馬遷對政治的態(tài)度明顯不一樣。他的《與摯伯陵書》 : “遷聞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 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 其三立言。”明確希望摯峻出來為朝廷盡力, 字里行間不難看

出司馬遷躊躇滿志。 宮刑之后, 《報任安書》中, 對于任安認為他身在內(nèi)廷,接近武帝,容易

乘機進言,希望他“推賢進士”的要求, 卻委婉謝絕, 認為與“私指謬乎”。 另外他的《感士

不遇賦》中表現(xiàn)其晚年思想情緒時說到: “信美惡之難分“的時代里, 遭遇到“理不可據(jù), 智

不可恃”的命運,只能“將逮死而長勤”。《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

表明《史記》是一部史學作品, 卻也不乏文學因素的存在, “功成身退”這一主觀思想在作

品中的存在,正是司馬遷镕鑄在《史記》中的一種情感。清人全祖望說司馬遷“喜道人盛衰

榮枯之際,以自寫其不平”。

可見, “李陵之禍”對司馬遷創(chuàng)作《史記》有巨大的影響, “功成身退”正是其具

體體現(xiàn)。但要指出一點: 《史記》是史公父子長期的宏偉構想, 不能因為“李陵之禍”

就將整部《史記》看成一部“謗書” , 看成一部完全是為自己抒憤的工具。 《史記》在

對待歷史方面的嚴肅性和史遷在作 《史記》中表現(xiàn)出來的獨立不悛的人格是不容抹殺的。

這就可斷定，《史記》是在兩個時期創(chuàng)作的，分界是李陵之禍。具體說，李陵之禍在以下幾

個方面改變了《史記》的面貌。

首先，李陵之禍使司馬遷最感痛心的是世態(tài)的炎涼，友道的味苦，世俗的趨利忘義。《張

耳陳余列傳》很具諷刺意味的寫道：“然張耳、陳余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及據(jù)國爭權，

卒相滅亡，何鄉(xiāng)者相慕用之誠，后相背之戾也”。《孟嘗君列傳》中發(fā)出“富貴多士，貧賤寡

友”的刺心的感嘆。《汲鄭列傳》寫汲、鄭“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

相反，司馬遷對超乎利害之上的純真的友誼，則熱情謳歌。《游俠列傳》、《刺客列傳》

更是司馬遷在上流社會中找不不屑找真正的信義之交，轉而求之于下層人民的典型描寫，謳

歌他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的精神。

其次，李陵之禍使司馬遷體味最深的，是所謂王法的苛薄，主上的寡恩，獄吏的殘暴。

本來，司馬遷埋頭工作，殷勤事上，希望也能夠在仕途上顯達。可是，僅因口舌之非就招來

如此橫禍，他感到莫大冤屈。因而，他在《穰侯列傳》中論道：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

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

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于羈旅之臣乎！”這里的秦昭王，無疑是在映射漢武帝。

第三，不以成敗論英雄，自有尺度評判歷史。李陵之禍改變了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態(tài)

度和目的。從此，他對那些悲劇性的歷史人物；對那些不顧命運的蒼茫而依然奮斗，雖敗猶

榮的人物；對那些不得其志而又能忍辱含垢的不屈之士，傾注了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敬意。

主要原因，是這些人物身上無不有著司馬遷自身的影子。而且，這些悲劇人物的對立面，都

是漢朝的皇帝們；是他們的狡詐、殘酷、狹隘、自私和專橫，造成了這些偉大人物的悲劇命

運。這時，司馬遷看似在寫歷史，實際上也是寫他自己。對此，魏明帝甚至詛咒道：“司馬

遷受刑之故，內(nèi)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這些，均可從反面證明李陵之禍對

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影響。

第四，李陵之禍使司馬遷深感切膚之痛的，是當時自己資財?shù)娜狈Α＿@改變了他的價

值觀念一一作為經(jīng)濟基礎的金錢和財富，是生存不可或缺的，第一性的。為此，專列《貨殖

列傳》。并沉痛地議論：“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

失勢則客無所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甚至慨嘆“天下熙

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種樸素唯物論的經(jīng)濟思想和批判精神，

是進步的。

第五，《刺客列傳》、《游俠列傳》是司馬遷受難后尋求心理平衡、“發(fā)憤”而為的產(chǎn)物，

這也是《史記》被視作“謗書”的原因之一。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朱家、郭解

等，這些視死如歸、勇敢無畏的孤膽英雄身上，寄托著司馬遷的理想，是他在漢武帝強權政

治和“王法”面前，無可奈何，渴望能有另一種“法”存在，來懲治那些殘暴恣睢、肆意為

害的至高無上者。刺客、游俠這些孤注一擲的個人拼殺行為，不可能扭轉歷史、動搖統(tǒng)治者

的根本制度。但在弱小無力抗爭強權的社會下，是訴告無門的人民反抗強暴的一種理想。

第六，《史記》列傳中，有些篇的內(nèi)容與《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這些篇的主題相矛盾。

這種現(xiàn)象正說明司馬遷受刑后，一方面極力擺脫儒家思想的統(tǒng)治和影響，一方面在寫作時又

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干擾，從而表現(xiàn)為一種分裂的人格。這種不統(tǒng)一，也可能是這些篇章本

來在李陵之禍前已寫，后又重加修改的原因所致。

總之，上述這些，是《史記》本不曾有的面貌。正因如此，它在很長一段歷史時間內(nèi)

遭受冷遇，甚至一度被斥為“謗書”。事實上，司馬遷自言寫作《史記》目的：“通古今之變，

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正說明他是在政治道路上走不通的情形下，退而求其次的無奈

選擇，“無法”立功，“不配”立德，只好“立言”。也是他企圖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發(fā)動一場

革命，打破一人獨尊的令人窒息的局面，以另一種形式與國家機器和政權相對應反對漢武帝

的獨裁，或至少能與之“相抗衡”。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李陵之禍，就沒有今天的《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