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國家社會

科學基金立項項目為中心

李琳琦;孟穎佼

【摘 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研究人數不斷增加、研

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方法不斷創新、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其影響力也在持續擴大.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徽學研究課題入選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的數量呈現出"井噴"

之勢,反映其影響力在持續擴大,其學術基礎也更加厚實.徽學研究的深入發展,需要理

論研究的加強、文獻基礎的夯實、相關領域的細部研究以及把徽學和徽學的相關研

究放到"大歷史"中進行審視.

【期刊名稱】《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年(卷),期】2017(045)002

【總頁數】7頁(P166-172)

【關鍵詞】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學研究;回顧與思考

【作 者】李琳琦;孟穎佼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安徽師范大學 歷

史與社會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正文語種】中 文

【中圖分類】K092

“徽學”或“徽州學”的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徽學作為一種學術潮流

也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20世紀80、90年代是徽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時

期。進入21世紀，徽學走向繁榮。今后徽學研究的深化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作為一種新的學術潮流，徽學研究在80年代的興起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區域性徽學研究學術團體成立。1985年，相繼成立了安徽省徽州學學會和徽

州地區徽學研究會；1989年，杭州市徽州學研究會成立。

二是徽學研究專刊創辦。1982年，安徽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江淮論壇》雜志開

辟了“徽商研究”專欄；1985年5月，徽州地區社聯主辦的《徽州社會科學》創

刊；11月，安徽省徽州學學會主辦的《徽州學叢刊》創刊；1986年5月，徽州

地區徽學研究會主辦的《徽學》創刊。

三是徽學學術交流活動興起。專題學術會議主要有：1983年10月在績溪縣召開

了“全國徽調、皮簧學術討論會”、1985年5月在歙縣召開了“安徽省徽州學學

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學術討論會”、1985年6月在屯溪召開了“徽州地區徽學研

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學術討論會”、1988年在安徽大學召開了“徽州文書契約

整理學術討論會”、1990年11月在安徽師范大學召開了“徽州社會經濟史學術

討論會”，等等。

四是徽學相關研究領域的團隊開始組建。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成

立了徽州文書整理組，開始對歷史所館藏的徽州契約文書進行整理和研究，同時對

全國相關單位收藏的徽州契約文書進行調查；同年，安徽師范大學成立明清史研究

室，組建團隊，開始進行徽商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五是徽學相關資料的整理和相關研究取得初步成果。資料整理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

張海鵬、王廷元主編的《明清徽商資料選編》(黃山書社1985年版)“是迄今為止

徽商研究最具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原始資料匯編”426。安徽省博物館編《明清徽州

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編《明清徽州社會經濟資料叢編》(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版)，是經過分類整理、校點并公開出版的最早的兩部徽州社會經濟類的契約文

書集成。徽學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葉顯恩的《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這是徽學興起的標志性研究成果之一；另有《江淮

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劉淼輯譯《徽

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黃山書社1988年版)。同時在期刊雜志上發表的有關

徽商研究的論文有70余篇。

80年代的徽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徽州契約文書整理與研究、徽商和徽州社會經濟史

研究等幾個主要方面。

90年代，徽學研究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主要表現有以下數端：

其一，徽學研究的價值得到政府和學界的高度認可。(1)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和

安徽師范大學皖南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相繼入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和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1991年開始設立國家社會科學基

金項目，張海鵬主持申報的“徽商發展史”項目順利進入首批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

項名單。整個90年代，入選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的徽學研究課題共有6項，除

張海鵬先生的“徽商發展史”外，其他5項是：南京大學李開的“清代皖派語言

學史”(1993年)、安徽大學卞利的“明清民事法律規范的調整與農村基層社會的

穩定”(1997年)、蘇州大學唐力行的“16-19世紀蘇州與徽州地區經濟與社會發

展差異的比較”(1998年)、南京大學范金民的“明清商事糾紛與商業訴訟”(1999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盧家豐的“徽文化研究”(1999年)。(3)1999年，張海鵬、

王廷元主編的《徽商研究》，榮獲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這

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最高級別的獎勵。(4)1998年由盧家豐副省長牽頭，安徽省

委宣傳部和安徽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組織編撰的《徽州文化全書》20卷本正式啟動，

“這是安徽省建省以來最大的一項社科研究工程”。209

其二，徽學學術交流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加強。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安

徽大學、安徽師范大學、黃山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辦的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就有4

次：“首屆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黃山市，1994年)、“第二屆國際徽學學術討

論會”(黃山市，1995年)、“98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績溪縣，1998年)、

“2000年國際徽學研討會”(合肥和黃山市，2000年)。徽學相關專題研究的全國

性和國際性學術討論會的次數更多，如“第二次戴震學術研討會”(黃山市，1991

年)、“大陸首屆胡適學術思想研討會”(黃山市，1991年)、“全國元明清文學與

徽州學討論會”(黃山市，1993年)、“全國徽學學術討論會暨徽學研究與黃山建

設關系研究會”(黃山市，1993年)、“朱熹與新安理學國際學術討論會”(黃山市，

1995年)、“第一屆徽州歷史檔案與徽州文化國際研討會”(黃山市，1998年)、

“徽州歷史檔案與徽州文化國際研討會”(美國第二檔案館，1999年)，等等。

其三，徽州契約文書整理和徽商研究的標志性成果出版發行。一是王鈺欣、周紹泉

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的《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1-

20冊)、清民國編(1-20冊)，由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這是迄今為止海

內外出版的種類最齊全、內容最豐富、部頭最宏大的一部徽州原始契約文書資料匯

編”427。二是張海鵬、王廷元主編的《徽商研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

版。這部著作“既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為止國內傳統商人研究篇幅

最為宏大之作，在林林總總的商人研究成果中，恰如根深葉茂的老樹，又當融融春

日開出了絢麗的花朵”；這部著作“對馳騁明清商業舞臺數百年的徽州商幫進行了

迄今為止最全面的研究，是徽商研究中的一部創新著作”432。另外，這一時期代

表性的著作還有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版)、

唐力行《商人與文化的雙重變奏——徽商與宗族社會的歷史考察》(華中理工大學

出版社1997年版)等，在期刊雜志上發表的有關徽商和徽州文化的研究論文近

500篇。

90年代，雖然徽學研究的主要領域仍集中在徽州契約文書整理與研究、徽商和徽

州社會經濟史研究上，但新安理學、徽州教育、徽州宗族、徽州鄉村社會治理等領

域受到學界的重視，并有相應的成果發表。

進入新世紀，徽學研究迎來繁榮時期。據不完全統計，2001-2016年，國家社會

科學基金項目立項的相關徽學研究課題共有63項。(表1)

從表1至表6所列的數據可以看出以下事實：

第一，與20世紀相比，進入21世紀，徽學研究課題入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

項目的數量呈現出“井噴”之勢。20世紀后10年，進入立項項目的只有6項；

而21世紀的前10年則達到了24項；2011-2016的六年更是達到了39項。徽

學研究課題入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項目數量的快速提升，一方面說明徽學研究

的意義更加凸顯，另一方面說明徽學研究的學術基礎更加扎實。

第二，對徽學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的趨勢日益增強。20世紀的80年代、90年代，

主要是歷史學科的學者從歷史學科的視閾來對徽學相關領域進行研究，90年代入

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的6項相關徽學研究課題，其中就有5項的立項學科是

“中國歷史”。而21世紀的63項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的立項學科已達到12

個，它們分別是中國歷史、哲學、語言學、法學、藝術學、圖書情報、社會學、體

育學、中國文學、新聞學與傳播學、管理學、教育學，雖然從“中國歷史”學科立

項的仍有一半以上，但其它11個學科的立項課題數也將近有一半。這反映出徽學

的多學科影響力在逐漸增強。

第三，從事徽學研究的地區、高校和科研機構日益增多。20世紀80年代、90年

代，從事徽學研究的地區、高校和科研機構屈指可數，主要是安徽省的高校和相關

科研機構，以及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的復旦大學、江蘇的蘇州

大學、浙江的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廣東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進入21世紀，雖然安徽省的高校和科研機構仍是徽學研究的主體，但從國家社會

科學基金立項項目的角度看，從事徽學研究的地區已擴大到11個省(市)、從事徽

學研究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已擴大到23所。這反映出徽學的影響力在不斷提升。

第四，從事徽學研究的一大批年輕的學者正在茁壯成長。21世紀的前16年，國

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的徽學研究項目共63項，其中明確以“青年項目”立項的就

有17項、占27%，如果再加上“一般項目”“后期資助”和“西部項目”，青年

學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的徽學研究項目的數量會更多、比例會更高。這

批青年學者都經過系統的學術訓練，有豐富的知識儲備、開闊的視野和創新性思維，

是徽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希望所在。

進入21世紀，徽學的研究成果更加豐碩。徽學資料整理方面，除對已有的文獻資

料進行校點重版之外，徽州契約文書整理的標志性成果無疑是劉伯山主編、安徽大

學徽學研究中心編的《徽州文書》第一至第五輯，共50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年、2006年、2009年、2011年、2015年版)；另外，還有黃山學院編

《中國徽州文書》(民國編)10冊(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和李琳琦主編《安徽

師范大學館藏千年徽州契約文書集粹》10冊(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徽

學研究方面，標志性的成果無疑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20卷本的《徽

州文化全書》；另外，還有王振忠《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2年版)、李琳琦《徽商與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卞

利《明清徽州社會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周曉光《徽州傳統學術文

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韓結根《明清徽州文學研究》(復旦大

學出版社2006年版)、唐力行《蘇州與徽州——區域互動與社會變遷(16-20世

紀)》(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徐道彬《戴震考據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汪崇筼《明清徽商經營淮鹽考略》(巴蜀書社2008年版)、劉道勝《明清徽

州宗族文書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馮劍輝《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

業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王振忠《明清以來徽州村落社會史研究——以新發現

的民間珍稀文獻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丁希勤《古代徽州宗教信

仰研究》(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方光祿等《徽州近代師范教育史

(1905-1949)》(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萬曙《徽商與明清文學》(人民

出版社2014年版)、吳媛媛《明清徽州災害與社會應對》(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方利山等《源的守望——徽州文化生態保護研究》(中國社科科學出版社

2015年版)、阿風《明清徽州訴訟文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這一時期，在期刊雜志上發表的有關徽商和徽州文化的論文有3000余篇，新世紀

15年發表的論文是20世紀80、90年代20年的5倍多。

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研究人數不斷增加、研究領

域不斷拓展、研究方法不斷創新、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其影響力也在持續擴大。作

為一種學術潮流，徽學研究始終在澎湃向前。回顧過去是為了面向未來。接下來，

就徽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提出幾點個人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徽學的理論研究亟需加強。徽學作為一種學科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

的，從80年代中期開始，學界對徽學的內涵和外延，徽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

研究價值、研究的時間和空間有過初步的討論，但未形成相對一致的看法。從20

世紀80年代至今，徽學的研究實踐已經有30多年了，徽學的理論闡釋和學科體

系建構到了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時候了，因為這關系到學界對徽學的認可和徽

學自身未來的發展。

學科是一種學術思想和知識學問的體系。徽學學科的理論闡述要求我們必須首先回

答這樣幾個重要的問題：一是徽學的學統問題。徽學有沒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學統？

即徽學的學術思想、知識學問有沒有一個相對清晰的傳承關系？二是徽學的學術旨

趣問題。徽學有沒有一個相對統一的學術旨趣、知識興趣和話語體系？三是徽學的

學統和學術旨趣與中華傳統的學統和學術旨趣的關系問題。即承繼和發展了什么？

有沒有地域性特征？如果有，其表現又是什么？四是徽學和已有的學科之間的關系

問題。特別是與其相近的人文社會學科，如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等之間

的聯系和區別是什么？

其次，徽學的文獻基礎亟需加強。文獻資料是學科研究和學科知識體系建構的基礎。

過去的30多年中，學界雖然在徽學文獻資料的發掘、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成績顯著。但作為各種文獻資料遺存最多的府級區域，我們對徽州文

獻資料發掘、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還遠遠不夠，僅就契約文書的角度

史地位和作用。

【相關文獻】

[1] 卞利.20世紀徽學研究的回顧[C].徽學:第二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

[2] 劉伯山.安徽省徽學界大事記[C]∥安徽省徽學學會.徽學叢刊:第1輯 總第3輯. 合肥：安徽學林

印刷廠, 2003.

[3] 范金民.老樹春深更著花[J].中國社會科學,1997(2):2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