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中美戰略競爭——貿易戰、科技戰及印太戰略

引子

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日本力圖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在經濟與安全之間求得平衡。

在貿易戰上,日本一面與美國周旋,一面加速與其他貿易伙伴的一體化進程,表現出相當大的

自主性。在科技戰上,盡管日本政府與美國步調一致,但日本國內圍繞安全優先還是經濟優先

的問題存在爭論。日本特別擔心中美“脫鉤”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和全球供應鏈斷

裂,危及日本經濟增長的根本。在印太戰略上,日本表面上與美國保持協調,實際上卻試圖與美

國的政策劃清界限,不愿意過分突出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而是希望日本的“印太構想”能

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諧共處。日本與美國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把與中國的關系視為

“零和”競爭。盡管日本與中國之間也存在經濟和安全上的分歧,但日本既不可能與巨大的中國

市場“脫鉤”,也不愿意陷入與中國的軍事對抗,因而采取了競爭與合作并重的對華政策。日本

與美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分歧可能成為常態,如果中美競爭愈演愈烈,日本將面臨更艱難的抉擇。

2017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質變，從合作與競爭并重的兩手，變成了以遏制為主的

“失重”狀態。盡管中方始終主張兩國應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但

美國國內已經形成新的對華政策共識，即從接觸轉向對抗。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國，會與美國

采取同樣的立場嗎？

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日本一直受惠于中美關系的穩定以及以此為基礎的亞洲地區秩

序的穩定。但日本也一直擔心，中美接近會讓日本面臨被美國拋棄的危險。特朗普上臺之初，

日本主要擔心的并非中美對抗，而是特朗普與中國達成交易，為獲取經濟利益在朝核、南海

乃至釣魚島等問題上對華讓步。所以，當美國的對華政策轉向戰略競爭時，日本似乎看到了

機遇，有人主張，日本應該采取與美國一致的對華政策。

然而，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簡單。日本雖然在華為等涉及技術競爭的問題上與美國步調一致，

但在貿易問題上卻與美國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在體現地緣政治的印太戰略上也與美國貌合神

離，特別是在對華政策的總體走向上，日本與美國截然不同。2017年底，美國提出印太戰

略，并發表《國家安全戰略》，拉開了對華戰略競爭的帷幕，此后中美關系呈現總體惡化的

趨勢。反觀中日關系，自2017年開始明顯回暖，迄今保持了關系改善的良好勢頭。突顯美

日對華政策差異的一個鮮明例子是，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激烈攻擊中國的演

講，被媒體解讀為“新冷戰”宣言。但就在此后不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提出“化競爭為

協調”“成為合作伙伴而非威脅”以及“推進自由公平貿易”的三原則，呼吁開啟日中關系新時代。

這種政策差異是否意味著日本要與美國分道揚鑣呢？面對中美戰略競爭，日本究竟是如何判

斷形勢、如何權衡利弊、又如何做出選擇的呢？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作初步探討。鑒于迄今

美國的對華競爭主要表現在貿易戰、科技戰以及印太戰略上，以下將圍繞日本在這三個方面

的應對展開討論。

一、貿易戰：“友軍炮火”

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不僅針對中國，還指向包括日本在內的盟國，其單邊主義政策令國際貿易

體制面臨崩潰的危機。對此，日本采取的是拖延和迂回的策略。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

上任第一天就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此舉令日本深

受震動。之前數年里，安倍政府不惜耗費國內政治資本，竭力加入TPP，就是為了在戰略上

拉住美國、牽制中國。但美國的突然“退群”從根本上動搖了日本的戰略設想。陷于被動的日

本政府為了扭轉局勢，很快在對美政策、對華政策和多邊貿易談判三個方向上做出調整。

在對美政策上，安倍利用首腦會晤等機會極盡討好之能事，試圖和特朗普建立親密的個人關

系。但這種巴結戰術并未奏效，特朗普在做出加征鋼鋁關稅、美朝首腦會談等直接影響日本

利益的決策之前，都沒有事先和日本商議。在貿易問題上，日本一度把勸說美國回歸TPP作

為優先考慮的選項。盡管特朗普當選總統后明確表示要退出TPP，但安倍仍然推動國會通過

了TPP，使日本成為第一個批準TPP的成員國。當部分國家提議讓TPP在剩下的11國中先

行生效時，安倍堅稱沒有美國參與的TPP將毫無意義。日本發出這樣的信號，顯然是對特朗

普正式上任后改變初衷抱有一線希望。但特朗普不僅一上臺就退出TPP，而且把貿易保護主

義的矛頭指向了包括日本在內的盟國。在此情況下，日本不得不改變策略，轉而積極推動除

美國外的11國達成新的協定，期待美國將來重新加入。同時，安倍私下仍堅持勸說特朗普

回歸TPP，特朗普也在安倍2018年4月訪美前暗示了這種可能性，但日本的希望很快落空。

安倍訪美時，呼吁在經貿領域建設自由、開放、互惠的印太，想把美國拉回多邊貿易體制，

但特朗普仍然堅持雙邊貿易談判。

在啟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問題上，日本沒有立即屈從美國的要求，而是采取了拖延戰

術，由副首相麻生太郎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展開日美經濟對話，虛與委蛇。但是，進入2018

年后，特朗普將其“美國第一”的保護主義政策付諸實施，先是宣布對多個國家征收鋼鋁進口

稅，后又決定豁免除日本以外的國家。日本雖然認為鋼鋁關稅影響不大，但極為擔心美國對

汽車加征25%的關稅，因為2017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中有76%來自汽車及其零部件，而特

朗普為了取悅國內選民很可能加征汽車關稅。為此，日本不得不暫時做出讓步，同意與美國

開啟《貨物貿易協定》（TAG）的談判，但強調這并非包含投資和服務等領域的全面自貿協

定。安倍政府的設想是，先做出盡可能小的妥協，以換取美國不對汽車加征關稅，同時在雙

邊談判中逐步把美國引向回歸TPP的討論。在TAG談判中，日本最擔憂的是美國提出超過

TPP水平的開放農產品市場要求。安倍還希望把締結TAG的時機延遲到2019年夏的參議院

選舉之后，因為他擔心，即使TAG的農產品開放水平只是和TPP一樣，也會對選舉造成負

面影響。

在對華政策上，從2017年上半年開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明顯轉暖。先是安倍派自民黨干

事長二階俊博、經產省副大臣松村祥史到北京參加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后

安倍本人又在演講中首次公開表示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盡管仍強調了透明、公正及財政健

全性等條件，但積極改善對華關系的信號十分明顯。2018年10月安倍訪華期間，中日舉辦

了首屆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簽署了52項合作協議。日本對華政策的這一轉變有其國內背

景。2017年以來，安倍經濟學已成強弩之末，日本經濟增長乏力，而安倍本人一度身陷森

友學園和加計學園丑聞，支持率大幅下降，因此試圖借助改善對華關系，提振經濟信心，爭

取國內支持。同時不可否認，面對不可預測的特朗普政府，日本在對美外交上一籌莫展，這

也是促使其調整對華立場的重要因素。

在多邊貿易談判上，當日本看到勸說美國回歸TPP一時難以奏效，就轉而采取迂回路線，優

先推動11國TPP的簽署和生效，繼而與歐盟締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之后再加

速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談判。11國TPP于2018年12月30日生

效，改名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日本和歐盟的EPA也于2019

年2月1日生效。隨后，日本又把談判重心轉向RCEP，不再像以往那樣執著于達成與TPP

同樣水平的高標準協定，而是尋找折衷方案，顯然是把外交策略放到了經濟利益之上。2019

年11月，RCEP15個成員國宣布結束談判，只有印度在最后關頭退出。未來究竟是簽署15

國RCEP，還是堅持勸說印度加入，日本將面臨兩難選擇。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上述三個方向上的政策調整都是策略性的，而非戰略性的。不論是日

美貿易談判、中日關系轉暖，還是CPTPP、日歐EPA和RCEP的進展，最終都是為了促使美

國回歸TPP。日本加速與其他國家的經貿合作，絕不是要甩開美國，而是希望對美國施加一

定壓力，讓其回心轉意。在日本看來，TPP的戰略價值沒有改變，仍然是拉住美國、牽制中

國，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那么中國就會掌握塑造地區貿易秩序的主導權，這是日本絕不愿

意看到的。

這種策略調整能否讓日本達到其戰略目的尚未可知，但至少為日本爭取了一定的戰術優勢。

隨著CPTPP和日歐EPA的生效，美國的牛肉等農產品面臨失去日本市場的風險，這增加了

日本在對美談判中的籌碼。同時，特朗普也可能考慮到選舉需要，急于達成協議，以便在國

內標榜其談判成果。最終，安倍如愿在參議院選舉之后與美國達成了協議。2019年10月，

日美正式簽署TAG。日本在農產品市場開放上給予美國逐漸接近TPP水平的優惠，換取美

國暫不加征汽車關稅。當然，這只是一個不需提交美國國會的行政協定（executive

agreement），可以被輕易拋棄。面對多變的特朗普，日本只是暫時逃過一劫，其對美國貿易

政策的擔憂不會就此減輕。

從日本政府的上述應對可以看出，在貿易問題上日本并沒有完全追隨美國，而是通過加速與

主要貿易伙伴的一體化進程，抵御和限制美國保護主義政策的影響。在對華政策上，日本盡

管對中國的貿易行為也存在不滿，但采取了更有分寸的做法。隨著中日關系的改善，2018年

日本對華出口增長9.3%，增幅超過日本對美出口，中國時隔六年再次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

的出口對象國。2018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也增長了16.5%。

以上主要是日本政府的應對，體現了國家層面的戰略選擇和策略調整。在企業層面，日本同

樣受到美國保護主義政策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但情況是多樣和變化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在2018和2019年針對日本中堅和中小企業所做的調查顯示，認為2017年以來

的貿易保護主義動向對自身業務產生了負面影響的企業占比從2018年的14.5%上升到2019

年的19.9%；認為產生了正面影響的企業占比2018年為1.9%,2019年為2.1%，變化不大。從

具體貿易政策的影響看，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的影響最大，接下來是中國對美的報復關稅、美

國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的強化、美國加征的鋼鋁關稅、美國對汽車及其零部件進口的安全調

查，以及其他國家對美國鋼鋁關稅的報復關稅等。從負面影響的內容看，回答最多的是銷售

目的地的經濟狀況惡化（54.8%），其他還包括：顧客企業的商品成為加征關稅的對象導致訂

單減少（25.9%），供貨企業的商品成為加征關稅的對象引起采購成本上升（15.2%），以及企

業自身的商品成為加征關稅的對象導致價格競爭力下降（12.8%）。在受到負面影響的企業中，

有55.2%已經采取了對策，包括強化信息收集體制、努力提高生產率和效率以控制成本等。

在機電產品、交通工具、紡織品等部門，有超過一成的企業完成了生產地的部分轉移。有一

部分企業已經或計劃重組供應鏈，包括部分轉移生產地、采購地和銷售目的地，主要方向是

從中國轉移到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

從這項調查可以看出，日本企業受貿易戰的直接影響有限，但擔心貿易戰擴大化和長期化的

潛在沖擊。日本企業最擔心的是間接影響，即貿易戰造成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這樣的

擔心不無道理，由于2019年中國經濟進一步減速，與2018年日本對華出口和投資都大幅

上升形成對照，2019年1—9月日本對華出口下降了8.2%。2019年上半年，日本對華直接

投資雖然繼續增長，但增幅（8.8%）明顯下降了。這里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由于勞動力成本

上升等原因，過去幾年里很多在華日本企業已經把面向出口的生產轉移到中國以外，留下的

主要是面向中國市場的生產。對它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中國國內市場的需求，而非從中國的

出口。

總體而言，日本對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持否定態度。日本原來與美國一樣，在知識產權保

護、國有企業補貼、市場準入等問題上對中國抱有不滿，因而與美國一起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就知識產權問題對中國提起訴訟，還和美國、歐盟協商如何推動中國改革國有企

業、控制過剩產能等問題。在日本和歐盟看來，美國本來應該和它們一起利用WTO體制協

調對華政策，但特朗普卻對中國采取單邊行動，有時還針對包括日、歐在內的盟友。受到“友

軍炮火”傷害的日本，自然不愿意追隨美國的政策。而且，在日本看來，美國的保護主義政

策損害了以WTO為代表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制，這與日本的貿易戰略和長遠利

益相悖。

二、科技戰：“脫鉤”的得與失

如果說日本面對貿易戰尚能勉強應付的話，那么當貿易戰蔓延到科技和安全領域時，日本面

臨的問題就更為棘手了。在日本看來，2018年美國對中興和華為實施嚴厲制裁，標志著中

美戰略競爭從貿易戰向科技戰乃至“新冷戰”演進。不少日本觀察家認為，盡管特朗普本人出

于政治考慮，暫時把政策重心放在貿易談判上，只是用“脫鉤”虛張聲勢，但從美國國內政治

看，“脫鉤”已是大勢所趨。未來不管是特朗普連任，還是民主黨上臺，“脫鉤”都會持續進展，

只是輕重緩急可能不同而已。美國還會進一步要求盟國步調一致，在全球構筑對華技術封鎖

的包圍圈。

這樣的前景對日本意味著什么？日本有觀點認為，只要中美不發展到全面沖突，日本就可以

坐收漁翁之利。因為中國面對美國的壓力，會主動向日本送去“秋波”，日本的行動空間會因

此擴大。還有觀點認為，如果中國向美國讓步，在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等問題上做出改

變，那么日本也能獲得一定好處。這樣的判斷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實際，還需要一定時間的持

續觀察。但從現狀看，日本首先遇到的問題是來自美國的對華“脫鉤”壓力。美國不僅自己全

面排斥華為，還要求盟國限制從華為和其他中國供貨商那里購買電信設備，否則就要冒被美

國基于安全考慮減少情報共享的風險。

目前看來，日本在涉及科技和安全競爭的問題上采取了追隨美國的立場。2018年12月，日

本政府修訂了信息通信設備的政府采購政策，雖然沒有指明，但實質上禁止了采購華為等中

國制造的設備。2019年5月，日本又公布了強化審查外資投資的措施，決定增加與信息技

術及通信相關的20個業種的事前申請要求，目的是防止重要的信息和技術流到國外。在企

業方面，盡管日本政府沒有禁止通信企業使用特定產品的權限，但日本企業都明白，一旦遇

到國家安全理由，爭辯也沒有意義。它們在華為、中興等問題上已經受到來自美國的警告，

未來如果被要求選邊，將不得不做出排除相關中國產品的決定。

針對日本政府和企業迄今以及未來的應對之道，日本國內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種主張正面謀

劃，另一種則對后果深感憂慮。前一種觀點認為，在政府層次，日本應該向美國學習，設立

日本版的國家經濟委員會（NEC）及其辦事機構，負責綜合性的戰略籌劃、情報分析、部門

間協調以及與其他國家相應機構的合作。該委員會最好和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一樣，屬

首相直轄，以確保執行能力。

這種觀點的出發點是，日本應該和美國一樣，重視中國制造的通信設備等產品在產業和安全

上的風險。從產業上看，日本企業目前仍保持著在機器人技術、運輸設備和部分電子零部件

等領域的競爭優勢，在相關供應鏈中大部分設計和高端零部件制造仍在日本進行，但中國企

業正在價值鏈上攀升，預計未來日本企業將面臨更激烈的競爭。如果與中國有業務往來的日

本企業被拿走了敏感信息，那么中國企業就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擊敗日本企業。從

安全上看，未來萬一在日美同盟與中國之間發生危機或沖突，不管是國防網絡還是民用網絡，

都會在運輸、補給等后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如果使用了中國制造的設備，其安全風險不可

小覷。基于上述理由，有日本學者主張，日本政府和企業應該做出精確的風險評估，制定最

適當的風險管控措施。這種觀點盡管不否認排除華為等措施對日本經濟造成的嚴重影響，試

圖在經濟利益與安全風險之間找到平衡點，但顯然更重視安全風險的防范。

后一種觀點認為，安全因素固然不能忽視，但更應該考慮到經濟上的嚴重后果。日本雖然和

美國一樣，也擔心中國制造在產業和安全上的風險，但目前這種威脅主要是潛在的、預期的，

未來也可以防范。相比之下，中美技術“脫鉤”的危害正在發生，而且有擴大的趨勢，這才是

日本最擔憂、最警惕的。具體來說，日本的憂慮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美國針對中國的科技戰會讓日本遭受連帶傷害。日本企業將不得不面對美國政府日趨

嚴格的出口管制、進口限制和針對特定中國企業的禁令。比如，一個日本公司想要將其在美

國硅谷的實驗室開發的算法向日本的總部轉移，可能需要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如果要向位

于中國的子公司轉移這種信息，就會更加困難。又比如，日本企業只要使用了美國的尖端技

術，不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其對華出口（包括針對當地法人的）和對華技術轉讓（包括

向中國出售企業）都將變得極為困難。同時，引進了中國資本的日本企業如果要在美國投資，

也可能受到嚴格審查。未來，如果美國對華制裁持續升級、日本企業被迫服從美方要求的話，

它們還可能冒被趕出中國市場的風險。

第二，中美技術“脫鉤”會損害日本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脫鉤”導致兩套標準和規程，會造

成低效，因為美國政府的禁令會限制美國和日本的公司獲得信息、市場和商業機會。可以設

想，如果華為的5G技術在一些國家成為主導標準，而美日歐的聯營企業在另一些國家占優，

那么兩個市場都會變得狹小、低效，而且會失去互操作能力。如果歐洲和韓國的頂尖企業不

愿意放棄商業機會而選擇與中國企業合作，那么對美、日來說情況就會更糟。

第三，中美“脫鉤”將切斷日本企業的全球供應鏈，帶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為了規避供應鏈

被切斷的風險，日本企業將不得不重建供應鏈，讓生產網絡多樣化，以分散風險。具體包括

延遲或中止對華投資，從中國以外采購零部件，在中國以外生產、加工和組裝，而這些都意

味著增加高額的成本。

第四，中美持續對抗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使日本經濟失去中國市場這個最重要

的增長源泉。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信息技術和通信企業每年從日本采購大量的零部件，如果

失去這些來自中國的需求，日本的相關產業就可能走向衰退。同時，如果中國經濟減速，設

備投資受限，那么日本的大量對華機械出口也會受到負面影響。如果對華出口不能增長，那

么日本自身的經濟就會陷入困境。

第五，中美“脫鉤”會造成世界經濟的集團化，嚴重影響增長前景。如果“脫鉤”愈演愈烈，那

么世界將分裂成以中、美為核心的兩個經濟集團，包括信息技術在內的很多產業的供應鏈將

被切斷，跨國公司將無法在全球配置資源。受此影響，貿易、投資乃至整個世界經濟都可能

陷入停滯。不僅如此，支配世界經濟的規則也將從市場經濟原理轉變為國家安全理由，自由

貿易體制將由此終結。其結果將是，迄今依靠自由貿易和全球供應鏈發展起來的、牽引世界

經濟增長的信息技術產業，由于受到難以預測的安全問題的影響，將淪為“風險業種”。

總之，日本一面受到來自美國的對華“脫鉤”壓力，一面又不可能放棄巨大的中國市場，必然

陷入兩難困境。未來如果真的形成中、美兩個相互隔絕和對抗的經濟集團，那么日本不論選

擇哪一方，都意味著與另一方的相互依存關系崩毀，損失將不可估量。

三、印太戰略：貌合神離

在挑起對華貿易戰、科技戰的同時，美國還在地緣政治上展開對華競爭，突出表現在印太戰

略的提出和推進上。2017年10月18日，時任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son）

在訪問印度之前發表演說，稱美國應該與印度攜手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11月，特朗普在

其亞洲之行中多次強調“自由開放的印太”，標志著美國印太戰略的啟動。12月，美國發表

《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把“印太”作為一個地區概念使用。眾所周知，印太戰略是兩屆安倍政

府的外交代名詞，是安倍外交最重要的特征，日本也一直不遺余力地向美國推銷這一概念。

此時，美國政府終于采納日本提出的戰略概念，從表面上看似乎意味著安倍外交取得了重大

成果，實際卻不盡然。

日、美先后提出印太概念，起初都是為了拉攏印度，制約中國，在戰略上確有共通之處。但

是，在2017年末這一時間點上，日美兩國的對華政策卻在朝著截然不同的方向行進。國務

卿蒂勒森在上述演說中反復貶華褒印，指責所謂“掠奪性”的經濟政策，把矛頭對準了中國的

“一帶一路”倡議。此后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則把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

認為印太地區正在上演兩種世界秩序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不可否認，日本曾經對中國的“一

帶一路”倡議持負面態度，至今仍抱有懷疑和競爭的心態。但是，中日關系在2017年上半年

已經開始回暖，而且日方正是通過參加中國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及首相本

人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表態推動了這一輪對華關系的改善。可以說，在2017年底，美

國的對華政策開始從競爭與合作并存轉向全面競爭，而日本的對華政策已經從競爭為主轉向

合作與競爭并存。

在中日關系跌宕起伏的過程中，日本的印太戰略經歷了重要的變化。早在第一屆安倍政府時

期，日本就提出了與印太相關的理念。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國會的演講中提議，日美

印澳應聯手在“泛亞洲”（broader Asia）構筑開放、透明、自由的網絡，把印太兩洋連結起來。

是年5月，日本積極推動建立了日美印澳四國對話機制（QUAD），后來由于印度的不熱心

和澳大利亞的退出無果而終。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上臺執政，旋即提出“亞洲的民主安全菱

形”（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企圖復活四國對話。這一系列理念或戰略的特

點是，借自由民主之名，行地緣政治之實。2016年8月，在內羅畢舉行的第六屆非洲發展

東京國際會議（TICAD）上，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使用“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依然顯示出

與中國競爭的姿態。但是，隨著2017年上半年中日關系回暖，其印太戰略的含義也開始發

生微妙變化。在美國版的印太戰略公布后，日本一面表示支持，一面又強調“印太”概念是開

放的，否認存在圍堵中國的意圖，有意與美國劃清界限。

此后，日本政府開始尋求讓其印太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和諧共處的可能性。日本學者細谷

雄一稱之為印太戰略從1.0版到2.0版的變化，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對華競爭，后者則更重視

對華合作。在他看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印太地區的兩種世界秩序之爭，日本如

果不說明與美國的區別，就會被誤認為是要將這一地區分裂為美日同盟主導的印太戰略與中

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兩個陣營，而大部分亞洲國家都不愿意看到中美對抗，也不愿意加

入孤立中國的地區框架，因此，不能將日本版的印太戰略與美國版的混為一談。

除中日關系改善之外，日美印澳四國對話再次陷入分歧，也是促使日本調整印太戰略的重要

原因。如上文所述，安倍政府的印太戰略從一開始就以鼓吹日美印澳四國安全合作乃至組建

菱形同盟為其核心內容。但以2018年6月的香格里拉對話為契機，四國對話的走向變得模

糊起來。先是印度總理莫迪在演講中強調了包容性（inclusiveness）和東盟的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明確反對回到大國競爭的時代。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次日的演講中雖然強調

了與中國的對抗，但也提到了東盟的中心地位，還提及與中國合作的可能性。耐人尋味的是，

莫迪和馬蒂斯都沒有在演講中提到四國對話。當被問及時，馬蒂斯才說百分之百支持。而莫

迪則更為謹慎，宣稱印太既不是一項戰略，也不是成員有限的俱樂部或謀求支配權的集團，

而且絕不是針對任何一國的。這次香格里拉對話期間，日美印澳雖然舉行了第二次局長級磋

商，但在發表成果時增加了包容性、支持東盟中心地位以及重視多邊合作議程等內容。在美

國觀察家看來，這意味著四國對話在未來一段時間更多是象征性的，而非實質性的。事實上，

即便是在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印太戰略報告》中，四國對話也只被作為外交磋

商（diplomatic quadrilateral consultations），而不是安全機制。

此外，東盟國家也不愿意被納入印太戰略的軌道。在2018年8月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ARF）

上，日本曾試圖把“印太戰略”寫入主席聲明，但因東盟國家反對未果。11月6日，安倍在與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會談后的記者招待會上，首次公開把“印太戰略”改稱為“印太構想

（vision）”。從此，日本印太戰略的重心不再是日美印澳四國安全合作，而是更廣泛、更包

容的地區多邊合作。

總的來看，日美印太戰略的不同之處集中于兩點：一是對中國的定位不同，二是對軍事競爭

的強調不同。日本的印太戰略起初確實是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而且在東海和南海緊張

局勢升級的背景下，一度把重心放在安全領域。但美國“入群”后，過于強調遏制中國，且突

出軍事競爭，反而給正在改善對華關系的日本造成了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反復強調其印太

戰略不是為了遏制中國，還嘗試在經濟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協調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關系，以

免過分突出軍事色彩。

日美之間的上述不同之處，并不是短期的或表面的，也不僅限于日美兩國之間，而是暴露出

印太戰略本身的內在矛盾。第一，從印太戰略對中國的定位看，究竟是構筑排他性的集團以

制衡崛起的中國，還是建立包容性的地區架構以避免大國對抗，這兩種邏輯的政策含義截然

不同。前者意味著形成中美兩極格局，后者則意味著形成亞洲多極格局。盡管中美關系確實

對地區秩序的走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其他國家都不愿意被納入中美兩極主導的秩序

中，因為那樣會限制他們自身的行動空間。所以，印度不愿把印太視為排他性的集團或戰略，

東盟也不愿使用“戰略”一詞，而是提出自己的“印太展望（outlook）”。日本和澳大利亞雖然

是美國的盟國，總體上要與美國協調，但具體到對華政策、貿易政策等問題上，則未必與美

國完全一致。實際上，這些國家為了擴大戰略自主性，都更希望建立一個“多極的亞洲”。

第二，從印太戰略中經濟議題和安全議題的比重看，由于印太作為一個地區仍然缺乏經濟一

體化的基礎，難免偏向軍事和地緣政治領域。有日本學者指出，從貿易和投資看，印太地區

的經濟相互依存還比較薄弱。如果不把中國計算在內，那么印太地區的貿易一體化程度處于

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中美日三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對印度的直接投

資很少。因此，印太地區的地緣經濟學尚不能成立。如果一定要突出“印太”概念，就不能依

靠投資、貿易等市場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動地區一體化進程，只能依靠政府力量自上而下地強

調安全議題，或者強調基礎設施聯通、貿易和投資規則上的競爭等具有地緣政治含義的議題。

這樣的印太戰略就難免給人以“同床異夢”的印象了。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雖然不愿意如美國那樣過分強調遏制中國，或過分突出軍事競爭，但這

絕不意味著日本不重視對華競爭或不再把中國視為主要的安全挑戰。所謂2.0版的印太戰略，

實際就是在合作與競爭之間、在經濟與安全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以2018年底新修訂的《防

衛計劃大綱》為例，日本政府認為：中國日益擴展和活躍的軍事動向，加上國防政策、軍事

力量的不透明性，已成為包括日本在內的地區及國際社會在安全上的嚴重憂慮；日美同盟不

僅對于日本自身，而且對于印太地區乃至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與繁榮都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日本應立足于“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考慮該地區的特性和對方國家的實際情況，戰略性地

推進多方面、多層次的安全合作。在日本學者菊池努看來，日本的印太戰略包含兩個方面：

一是出于對中國威脅的擔憂和對美國可靠性下降的擔憂，著力提升日本的積極性、主動性，

達到強化日美同盟的目的；二是所謂“新南進論”，即通過加強與東南亞、印度洋、大洋洲等

地區各國的合作，促使美國維持其對亞洲的介入和承諾。

可見，盡管日本與美國存在分歧，且積極與地區內其他國家展開安全合作，但日本印太戰略

的落腳點仍是強化日美同盟。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對這一地區力量對比的評估。正如日本學

者神保謙指出的，當前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優勢相對動搖，中國迅速崛起，正在縮小與美國的

差距，同時印度、東盟、澳大利亞以及日本等中等強國或力量（middle power）也在崛起；

但是，僅僅依靠中等強國之間的合作仍然無法維持相對于中國的均勢，均勢的基礎仍然是美

國在印太地區的廣泛軍事存在。

四、日本的選擇

綜上所述，面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日本在貿易戰、科技戰和地緣政治這三個方面分別采

取了不同的應對之策。在貿易戰方面，日本表現出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和主動性。為了規避和

減輕特朗普保護主義政策的沖擊，日本采取迂回戰術，積極推進CPTPP、日歐EPA和RCEP

等沒有美國參與的多邊合作，力圖與其他貿易伙伴一同擔負起維護自由貿易體制的責任。針

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日本也表現出與美國截然不同的態度。日本雖然在戰略上仍然希

望把美國拉回來共同制定貿易和投資規則以牽制中國，但在策略上不僅沒有追隨美國，還以

務實的態度接近中國。

在科技戰方面，日本暫時與美國步調一致，但對“脫鉤”深感憂慮。日本雖然也擔心來自中國

的產業競爭和安全競爭，但不認為與中國“脫鉤”是明智的做法。日本傾向于在繼續發展對華

經濟關系的同時，加強科技和安全上的風險管控措施。日本還擔心，“脫鉤”會導致全球供應

鏈斷裂，對日本乃至整個世界的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在地緣政治方面，日本表面上與美國攜手推進印太戰略，實際上卻把重心從對華競爭轉向了

對華協調。當然，在安全領域，日本仍然把中國視為主要挑戰，堅持強化日美同盟，但也有

意與美國劃清界限，不愿意突出對華軍事競爭。日本政府還希望其“印太構想”能與中國的“一

帶一路”倡議和諧共處。

日美之所以在對華政策上存在上述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不像美國那樣把與中國的關系

視為“零和”競爭。盡管中日之間也存在經濟競爭，但日本的經濟增長既要依靠巨大的中國市

場，也要依靠暢通的全球供應鏈，因而難以選擇與中國“脫鉤”的政策。即便在安全領域，日

本也不愿意直接與中國展開軍事對抗，而是選擇威懾與接觸并重的政策。此外，對日本來說，

日美同盟的價值不僅在于美國提供的安全承諾，還在于美國對國際規則的維護，但特朗普卻

不顧規則，單憑實力脅迫其他國家，這令日本深感憂慮。

關于中美戰略競爭的前景，有學者指出，圍繞華為的爭論只是冰山一角，中美之間的分歧將

日益擴大，而其他國家的選擇余地將隨之變小。由于存在不同的威脅認知和經濟利益，美國

與盟友之間的不一致或將成為常態。問題在于，如果美國對華“脫鉤”愈演愈烈，不斷加大對

日本的壓力，那么日本將被迫在中美兩個市場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

總之，面對中美戰略競爭，日本既沒有從美制華，也沒有舍美從華，而是選擇性地在不同問

題上采取不同的立場。日本如何選擇，取決于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國際上的人心向背，以

及對日美、日中雙邊分歧的管控。日本也許希望在強化日美同盟與改善中日關系之間、在安

全競爭與經濟合作之間、在技術管制與貿易自由之間求得平衡，但日本能否保持這樣的自主

性，還要看未來中美戰略競爭能為其留下多大的選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