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國范文范文

何以中國范文

1963年8月，陜西省寶雞縣（今寶雞市陳倉區）東北郊賈村出土了一件青銅器，

后被命名為“何尊”。1975年，考古學家發現在何尊底部鑄有一篇122字的銘文，

其中有“宅茲中國”一句。何尊鑄造于周成王初年，約公元前11世紀后期，距今已

有三千余年，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中國”兩字。

銘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

之乂民。”大意是說，周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王都后，舉行隆重的儀式向上天報告：

我已經在中國安家（建都）了，統治民眾。顯然，“中國”就是指周武王的王都。

為什么周武王的王都可以稱為“中國”呢？這還得從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說起。

1、“中國”的由來

5800年前，文明曙光在中華大地出現。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今

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四處形成都邑性

遺址，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形成其他中心性遺址。距今5100年至

4300年前，一些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相繼出現了早期國家，跨入了文明階段。距

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長江中下游的區域文明相對衰落，中原地區持續崛起，

在匯聚吸收各地先進文化因素的基礎上，政治、經濟、文化持續發展，為進入王朝

文明奠定了基礎。夏朝建立后，經過約二百年的發展，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建造了同

時期全國范圍內規模最大的都邑，在中原各地形成不少人口集中的聚邑。

這些都邑和聚邑，被稱為“國”（國）。“國”是一個象形字，中間的“口”代表人、人

群，下面的一橫代表一片土地。由于這片土地是這群人生活和生產的基礎，必須有

人拿戈守衛。為了安全起見，周圍還要建一圈墻，外面的一個大“囗”。何尊中那個

“國”字的寫法還沒有外面這個大“囗”。這樣的國當時已有很多，所以有了“萬國”的

說法。“萬”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而是一個形容詞，萬國形容國之多。相傳大禹在

涂山（一般認為在今安徽蚌埠禹會區淮河東岸）大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夏

朝，盡管國的數量仍不可能達到萬，但肯定比大禹時代有所增加。

商朝的統治范圍和影響所及比夏朝更大，國的數量應該更多。隨著國家形態的形成

和強化，以及行政中心功能的完善，商王的駐地由不斷遷移轉變為長期穩定，成為

最大、最重要的國。盤庚遷殷后的二百多年間，商朝的首都一直在殷（今河南安陽

殷都區）。殷雖然也是“萬國”之一，但其地位與重要性已遠在其他國之上，因而被

稱為“中國”。“中”本來是商人制作的一面特殊的大旗的名稱，用作召集部眾。每次

召集時，部眾都會圍繞聚集在這面大旗“中”的周圍，時間久了，“中”就衍生出中心、

中央、最重要的含義。中國，就是萬國的中心、中央，萬國中最重要的一個國，也

就是何尊銘文中的“大邑商”。所以周武王在攻克商朝的首都“大邑商”后，可以向上

天報告，“余其宅茲中國”。不言而喻，到了周朝，周朝的首都，原來的宗周和新建

的成周，就是中國，其地位高于萬國，也高于所有諸侯國的都城。直到東周初，中

國還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專名，諸侯國的都城只能稱“都”。

進入春秋時代，周天子的權威逐漸喪失，“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實亡。強大的諸侯

在“尊王攘夷”的旗號下相互爭奪兼并，對因災禍而亡的小國不再興滅繼絕，而是直

接吞并。春秋時有名有氏的國還有一千多個，到了戰國時已經只剩下秦、楚、齊、

燕、韓、趙、魏七國和若干個附庸小國。周天子的實際地位已經降到了與附庸小國

相當的程度，他的首都已不如七國中稍大一點的都城。七國中的任何一國都比他擁

有更大面積的土地、更強的實力。“中國”早已不是周天子的專屬，諸侯國，特別是

地處中原的諸侯國，都已將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統治的國當作中國。中國還被稱為

“赤縣神州”或“神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實現統一，他的首都咸陽當然

穩居中國的地位，而六國的首都和疆域都成了他的統治范圍，各自的“中國”概念也

得以延續，所以整個秦始皇的統治區都成了中國。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的瑯玡臺刻石中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

北過大夏。”這一廣闊的疆域都成了中國。

但秦朝的存在時間太短，這個“中國”概念尚未普及，在西漢前期還與傳統、狹義的

“中國”概念并存。狹義的“中國”相當于中原地區，如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

所說“皆中國人民所喜好”，“中國人民”即指中原的居民。一方面，“中國”就是漢朝

的代名詞，尤其是對外而言，如在漢宣帝議定匈奴呼韓邪單于的朝見儀式時，蕭望

之提出的原則是“使于中國不為叛臣”。另一方面，在漢朝內部，“中國”的定義還不

一致，如邊疆新設置郡縣的地區，當地民眾已經認同中國，但此前已經設置郡縣內

的民眾還不將這些地方當作中國。漢朝疆域內一些尚未設置郡縣的區域和非華夏的

部族聚居區，也往往被認為不屬于中國。

此后建立的中原王朝，自東漢、晉、隋、唐、宋、元、明、清，無不以中國自稱，

無不以中國為本朝國號的代名詞。無論朝代如何更迭，皇帝如何易姓，中國的名稱

始終延續，從未間斷。在分裂時期，分裂的雙方和各方，只要有統一的愿望，或者

為了取得合法性，都會以中國自居，而不承認對方為中國。但當統一恢復，雙方或

多方都成了下一朝修正史的對象，即都被承認為中國。非華夏族一旦建立政權，統

治了華夏，或者入主中原，或者統一全國，都必定會以中國自居，如西晉、十六國

時期匈奴建的漢、前趙、夏、北涼，巴氐建的成漢，羯人建的后趙，慕容鮮卑建的

前燕、后燕、西燕、南燕，氐人建的前秦、西涼，羌人建的后秦，乞伏鮮卑建的西

秦，禿發鮮卑建的南涼；南北朝期間拓跋鮮卑建的北魏、東魏、西魏；以及后來的

南詔，大長和，大理，渤海，契丹建的遼朝，黨項建的西夏，女真建的金朝。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在多數場合即稱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作為

國號和國名的概念和涵義延續至今。

2、中華民族的形成

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形成、發展成為今天以漢族為主體的56

個民族的大家庭。

五千多年前散居各地的部落，在生存發展的過程中逐漸結成部落聯盟，以遷移來規

避和抵御天災人禍。經過無數次的試錯，其中一支較大的部落聯盟遷入當時最適宜

的生存環境，黃河中下游地區。經過在夏朝數百年的聚居，形成了部族集合體，夏

人。由于聚居區域還比較分散，部族間的交往也不可能頻繁，他們并沒有完全融合

為一個種族，因而被稱為諸夏。

商人來自諸夏聚居區之外，盡管他們在軍事上征服了夏人，并建立了商朝，但始終

無法改變諸夏在人口數量上和文化上的優勢。在商朝期間，盡管主流文化已經是夏、

商文化融合的產物，但人口的主體仍為夏人。商被滅后，殘余的商人被強制遷移和

監控，散處的商人成了諸夏的一部分。

周人雖是滅商的主力，但直到周朝建立，周人在總人口中還居少數。周朝分封的范

圍幾乎都是諸夏的聚居區，被封的諸侯與他們的宗族、部屬、軍士、仆從在封邑也

往往居少數。因而除了在關中周人的舊地，占人口大部分的諸侯國的民眾仍為諸夏，

仍以諸夏自居。到周平王東遷時，經過近三百年的融合，江淮以北諸侯國范圍內的

民眾都已成了諸夏、夏人。

華，本義是花，引申為美麗、典雅、高尚，由贊揚夏人服飾之“華”擴展為形容夏人

之“華”。諸夏、夏人樂于接受，并逐漸以此自稱“華夏”。以后，華夏亦被簡稱為“夏”

或“華”。華夏以外的部族還有很多，到東周時，被泛稱為胡、戎、狄、夷、蠻等，

并根據分布區域、方位、特征被細化為林胡、山戎、北戎、伊洛之戎、赤狄、長狄、

東夷、淮夷等，或者還保留各自的名稱，如彭戲氏、白翟、樓煩、屠何、東萊等。

隨著華夏人口的增加和農業區的擴展，一部分非華夏部族由牧業、狩獵或采集轉化

為農耕，并與華夏融合，一部分遷往北方。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長城之內的黃河

流域，基本上已沒有聚居的非華夏部族。

秦漢期間，華夏人口從中原遷入河套地區、陰山南麓、長江兩岸、巴蜀、嶺南、遼

東、朝鮮。在兩漢之際、東漢末年至三國期間、西晉永嘉之亂后至南北朝后期、安

史之亂至唐朝末年、靖康之亂至宋元之際，一次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使華夏人口遍

布于南方各地。在這一過程中，南方的三苗、百越（如山越、甌越、閩越、于越、

駱越等）、巴、氐、蠻、滇、僰、爨、僚、俚、僮等，大部分逐漸融入華夏，一部

分退居山區或邊僻地區，形成或組合為不同的少數民族。

魏晉南北朝期間，面對大量遷入的非華夏族群和已經認同華夏的非華夏人口，華夏

的主體更強調自己屬于“中國”的華夏，即“中華”。以后，中華與華夏并稱，“華”成

為中華與華夏的簡稱，也可以是中國的簡稱。

在不同的朝代，特別是歷年長久的統一王朝，該朝疆域內的華夏和非華夏人口，均

可以國號冠名相稱，如漢（大漢）人、唐（大唐）人、明（大明）人、清（大清）

人，并會在朝代以后長期沿用，如漢以后至南北朝都有“漢人”之稱，此后往往以

“漢”稱華夏，以區別于“胡”。在清朝，內地十八省納入編戶的人口都稱為漢人，以

“滿漢”象征全國人民。而“唐人”之稱一直用至近代，尤其是在海外華人中。

清朝末年籌辦憲政，提出“五族”的概念，即滿、漢、蒙、藏、回。中華民國建立時，

定五色旗為國旗，象征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形成以漢族為主體、共有56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3、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

五千多年來，中華文明在這片土地上形成和發展。

五千多年前，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紅山文化、

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眾多的文明雛形，考古學家形象地比喻為滿

天星斗。中華文明在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呈現多元格局，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

進、取長補短、兼收并蓄，最終凝聚出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

商周三代文明，這絕不是偶然的。

據竺可楨等人的研究，當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年平均氣溫要比現在高2攝氏度左

右，氣候溫暖濕潤，降水量充沛，是東亞大陸上最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不僅生活、

生產用水能夠得到保障，而且大多數地方的農作物不需要人工灌溉。而長江流域的

氣候過于濕熱、降水過多，蒙古高原和東北的氣候寒冷、干燥，都不利于人類的生

存和文明雛形的成長。

黃河中下游地區主要是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大多屬稀樹草

原地貌。在只有石器或簡單木制農具的情況下，這種土地上面的植被容易清除，便

于開墾成農田，進行耕種。其他地方如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鐵制工具產生和普及之

前很難有效清除，黏性板結或砂石過多的土壤也無法得到開墾。

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土地面積大，是當時北半球最大的宜農地，比西亞、北非的肥沃

新月帶的總面積還大。尤其是在小麥被引種后，可以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促使階層

分化和統治者、貴族、士人、軍隊、祭祀人員、巫師、史官（由巫師分化）、工匠

等專業人員規模的擴大，也較快地增加了人口和勞動力。統治者控制了較多糧食，

促成了“公天下”的禪讓制度向“家天下”的世襲制的轉化。到西漢末年，在6000余

萬總人口中，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人口占60%以上。

連成一片、中間沒有完全封閉的地理障礙的土地，便于大面積開墾和耕作，便于新

作物如小麥的推廣，便于統治者、管理者組織生產、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擴

散、遷徙和重新定居。在沒有機械或動力交通工具的條件下，這一區域群體內部和

群體之間的交流比較方便，活動半徑容易擴大，交往的次數趨于頻繁，會在較大范

圍內形成通用的表達方式，密切人際關系。由于人員和物資流動成本較低，強大的

部落在聯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圍較大，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聯盟，

最終發展為酋邦或早期國家，由諸夏建成夏朝。這樣的環境也使地域性的神靈逐漸

被大范圍、普遍性的神所取代，進而形成統一的最高神，天，天下也成為已知和未

知的地域范圍的代名詞。天和天下的概念進而催生出大一統的觀念，之后的統一就

是以這片土地為基礎，并且不斷擴大。

沿用至今。九州的具體名稱也一直被行政區域所采用，今天還是一些政區的專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普遍推行郡縣制度，由中央集權對全國實行分層級、分區

域的統一行政管理。清朝又在牧業地區和邊疆地區建立了相應的行政機構和行政區

域，政區制度最終覆蓋全部疆域。兩千多年來，盡管具體的層級和區域有所不同，

但與中央集權制度相適應的政區制度一直沒有實質性變化。

春秋戰國時的黃河流域是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是魯國曲阜

（今山東曲阜）人，他曾周游列國，晚年回到曲阜，致力于儒家典籍的整理和教學，

他的眾多學生主要來自魯、衛、齊、宋等國，他的主要傳承人曾子、孟子等也都生

活在這一帶，齊魯地區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戰國時百家爭鳴，幾種主要學派的創始

人和主要傳播地區也集中在黃河流域。墨家的創始人墨子，道家的創始人老子，道

家學派代表人物莊子、楊朱、宋钘、尹文、田駢，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從道家分化

出來的法家慎到、商鞅、韓非等，以及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出黃河流域的范

圍。

秦漢時代，黃河中游已是名副其實的全國政治中心，其影響遠及亞洲腹地。黃河下

游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是最主要的農業區、手工業區和商業區，黃河流域的優勢地

位由于政治中心的存在而進一步加強。兩漢時期見于記載的各類知識分子、各種書

籍、各個學派、私家教授、官方選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絕大多數跨黃河流域，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才分布高度集中的實際狀

況。

從公元589年隋朝統一至755年安史之亂爆發，黃河流域又經歷了一個繁榮時期。

隋唐先后在長安和洛陽建都，關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再次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唐朝

的開疆拓土和富裕強盛還使長安的影響遠及西亞、朝鮮、日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

大最繁榮的城市。

隨著氣候逐漸變冷，黃河流域變得越來越寒冷、干燥，黃河中游的降水量減少，降

水主要集中在每年夏秋之交。強烈的沖刷和下蝕造成黃土高原和黃河中游水土流失，

并因大量人口遷入產生不合理的農業開發而加劇。大量泥沙流入黃河，使這條原來

被稱為“河”或“大河”的河在春秋時已有了“濁河”的稱號，到公元前3世紀末的西漢

初就有了“黃河”的名稱。在晉陜峽谷中洶涌奔流的河水挾帶著巨量泥沙，在進入開

闊平緩的下游河道時沉積下來，使河床不斷淤高，成為高于兩岸地表的“懸河”。直

到20世紀末，每年流入黃河的泥沙還有16億噸，其中4億噸就沉積在下游河道。

在河南開封一帶，河床高出兩岸地表8至10米，而最高河段的河床高出兩岸地表

20米。這高懸于地表上面的黃河水靠兩道堤壩約束，在水位突破堤壩平面或堤壩

出現泄漏垮塌時就會造成決溢泛濫。由于太行山、伏牛山、大別山以東沒有山嶺阻

隔，決溢泛濫極易引起河水改道。在世界大河中，黃河在歷史上改道最頻繁，幅度

最大，最北可在今天津入海，最南可奪淮河入海，甚至流入長江。每次決溢改道都

會造成當地民眾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還會毀壞農田、淤塞湖沼、形成流沙，給環

境留下難以消除的危害。

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期是政治中心所在，無論是內部叛亂，還是外部入侵，無論是農

民起義，還是軍閥混戰，凡是要奪取政權，建立新朝，入主中原，都必然以中原為

主要戰場，以首都為最終奪取目標。在戰亂中，爭斗各方往往置黃河的工程維護和

抗災救災于不顧，甚至以水代兵，人為造成決溢改道，如北宋末年杜充曾試圖決黃

河阻擋金兵，造成首次黃河改道奪淮。

中原的戰亂驅使本地人口外遷。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一般自北而南，中原政權在無

法生存時也選擇南遷，歷史上出現過多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戰亂和自然災害造成

的死亡、人口外遷使黃河流域受到毀滅性破壞。如元朝時，黃河流域的人口損失巨

大，長期無法恢復。

黃河流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到宋代，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南方。明清時南

方的文化水平，無論是整體還是個人，都全面超過北方。政治中心雖然還留在黃河

流域，但為保證首都和邊防的糧食供應，不得不采取特別措施，付出巨大代價。

氣候變冷使長江流域逐漸變得溫暖濕潤，適合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的栽種，成為宜

居的樂土。鐵制農具和工具的普及使更多土地得到開墾，環境得到改善，水利設施

得以建設和維護。大量南遷人口不僅補充了充足的勞動力，而且帶來了相對先進的

文化、制度、技術、工具、器物，還包括一批各方面的優秀人才。他們在長江流域

多樣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景觀中，創造出大量新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西周時的長江下游，當地人“被發文身”。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初期，在中原人的眼

中，“江南（主要指今江西、湖南的長江以南）卑濕，丈夫早夭”，是“飯稻羹魚”的

落后生活方式。但隨著一次次人口南遷，華夏文明在南方傳播擴大，4世紀中葉王

羲之在今紹興創作并書寫了《蘭亭序》；5世紀初謝靈運開創了山水詩；6世紀初

產生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名句；9世紀前期流傳著白

居易的“江南好”“能不憶江南”；唐末的韋莊更演繹為“人人盡說江南好”；至遲在12

世紀形成“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民諺。

一萬年前就出現在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在有利的氣候、充足的勞力條件下逐漸形

成自江淮至嶺南和海南島的稻作農業區，成為中國主要的糧食生產地。唐朝后期，

首都長安已完全仰賴江淮漕運。北宋時開封的供應幾乎全部來自江南。北宋末年有

了“蘇常熟，天下足”的說法，明朝中期它被“湖廣熟，天下足”所取代，說明長江中

游已成為全國商品糧的基地，而長江下游已成為商業、手工業發達地區。明清時，

“松江（指松江府，大致即除崇明島外的今上海市轄境）衣被天下”。明朝“蘇松賦

稅甲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賦稅收入成為朝廷重要的經濟支撐。從南宋到明代，

江西一直是全國的文化重鎮。明清的江浙被稱為人文淵藪，科舉之盛甲于天下，蘇

州狀元更居榜首。

因為有了長江，中華文明在整體上從未有過退步。自黃河流域開始衰落，長江流域

即補充替代之。隨著長江流域的興起，中華文明頓開新篇，浩蕩蓬勃，一往無前。

淮河、秦嶺、白龍江是中國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線，以此劃分北方、南方。由于黃

河流域、長江流域在開發和發展上的時間差異和程度上的差異，這條分界線正好與

人文地理的分界線即經濟、文化、社會、民俗等方面的分界線一致。中國歷來表現

為南北差異，唐以前北方在經濟、文化等方面處于優勢，人口占總數的大部分。但

唐以后，南方在經濟、文化等方面漸占優勢，人口也占了總數的大部分。

這就是中國，五千多年來中華民族創造文明、締造歷史的大舞臺。

這就是中國，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生生不息的家園。

這就是中國，我們美麗、光榮、偉大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