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斗爭時期因土客籍矛盾而被錯殺的紅軍將領

2023年12月13日發(作者：我的同學作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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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斗爭時期因土客籍矛盾而被錯殺的紅軍將領

1928年11月，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斗爭》）中曾感嘆：“‘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毛澤東之所以發出如此感嘆，除了當時的物質條件極度匱乏，黨員隊伍中混雜著許多投機分子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土客籍矛盾、宗族思想、地方主義嚴重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那么土客籍矛盾是什么？它對根據地建設又有什么不良影響呢？

一、土客籍矛盾的由來

湘贛邊界的土籍居民，主要指唐朝以來因躲避戰亂自北方等地遷入湘贛邊界的移民，由于來得比較早，他們占據了平原和良田。而客籍居民則是指明末清初從廣東梅州及福建泉州、莆田遷入湘贛邊界的移民。因為平原地帶被先來的土籍占據， 他們只得住在山腳下或山里。他們講的是客家語言， 又客居在別人的地盤上， 故被稱為客籍。土客籍矛盾指的就是這兩大社會群體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矛盾。

客籍人最早的移居方式是一種春至冬歸候鳥式的遷徙，即“初住茅棚，每歲臘閉戶入，春來器皿不丟”。但由于路途遙遠，來去耗時多，多有不便，于是有些拓荒者便舉家遷徙。這個時期，由于規模不大，加上土籍居民因勞動力缺乏，又有多余的田地和山地，因此他們對客家人的到來并不表示反對。在遂川、井岡山等地，土籍居民甚至還送田送山給客家人耕作，而客籍人則也會把捕獲到的獵物送給土籍人。但隨著客籍人大規模的遷入，特別是隨著客籍人經濟、政治地位的上升，土客籍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也在逐漸增多。

一是在社會地位方面的矛盾比較凸現。客籍人又被當地土籍人稱為：棚民、新民、客籍、懷遠籍，也有人稱之為閩廣流民、流寇、流賊、流寓、佃客，即使后來在贛土生土長的客籍后代也被如此稱謂。從這些稱謂中，不僅可以看出土客雙方之間的群體界限和主客界限，也可以看出由主佃關系而導致的土客籍之間社會地位的差別。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也說道，“客籍占領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由當時極不合理的戶籍制度造成的。即土籍居民擁有本地正式的里甲戶籍，即“土籍”，又稱“本籍”，但移居至此的客籍人卻不能輕易取得當地正式的里甲戶籍，他們只能取得“寄籍”（又名“客籍”）或“民尾戶”。所謂“寄籍”就是客籍人把戶口和田產寄放在由當地土籍控制和支配的里甲戶籍中，沒有自己獨立的戶籍，完全受到“里長戶”（土籍大戶）的控制和約束，“縱使子孫繁衍數世，田產糧賦眾多”，也不可能享有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等基本的社會政治權利。所謂“民尾戶”，就是在新移居州縣土籍居民戶籍的末尾另立戶名，它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臨時性的戶籍，它未配有科舉名額。由于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從而加劇了土客籍雙方在社會身份、地位，特別是晉升機會上的不平等，并由此形成深刻的社會裂痕。戶籍制度的差別，是造成土客之間森嚴的社會界限和社會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土客籍矛盾問題的實質所在。

二是在經濟方面的矛盾比較凸現。客籍人之所以能在異地扎根，除了受環境所迫外，也與客籍人具有比土籍人更勤勞、更吃苦、更堅韌不拔的品格密切相關。客籍人進入湘贛邊界之后，所耕之田往往是土籍居民不耕的瘦田，所開發的山區往往是土籍人棄置的荒山。但經過客籍人精耕細作后，一些瘦田變成了肥田，一些荒山變成了熟地，客籍人由原來的無產無業變得相對富裕了，

1 而一些土籍人卻逐漸貧困下來。遂川縣一則史料生動地記載了土客籍矛盾產生的過程：“以前五年為辟荒，則自種旱稻、姜、豆、薯蕷等物，后五年為熟土。始以杉苗插地，滋長未高，仍可種植食物。如此前后十年之內專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隱厚其基。逮二十年后，售木受價，或百或千。山主得之于意外，嘗以耗靡竭之；佃家得之于辛勤，更以節儉饒之。于是佃室日益饒，主家日益竭，佃家始而佃，繼而并主之業以自成業主。主家始而業，繼而委業于佃，至欲求為佃者之佃而不可得。”

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客籍人的政治地位也逐漸上升，一些客籍子弟在科舉考試中也榜上有名，如：陳寶箴、陳立光、陳寅恪祖孫三人。客籍人政治、經濟地位的不斷上升，使土籍人感到了壓力，從而逐漸萌發了把客籍人趕回原籍的想法。于是，一些土籍居民以祖業權為借口，要收回客籍世代經營的田地山場，企圖驅趕客籍回原籍，或依仗權勢，直接強奪事實上早已屬于客籍人的田地山產，或要客籍交納很重的田租山租，提高租種率。清政府雖然也會對這種矛盾進行調和，但為了加強對客籍的管理，一些地方甚至利用這種矛盾，達到以“土”治“客”的目的。在土客籍的一些紛爭之中，政府常常無原則地倒向土籍人，壓制客籍人。

三是文化、習俗、觀念方面也存在較大的隔閡。為排擠客籍，土籍還從封建宗法、文化教育、商業貿易等各個方面對客籍進行限制。如在遂川、永新、寧岡等地，客籍初來，可以建造祠堂。但隨著客籍人勢力的壯大，土籍人對客籍人修建祠堂的規格卻進行了限制，后來甚至禁止修建。為了區別和欺負客籍人，有的地方規定客籍人只能蓋土坯房，不能蓋磚瓦房。甚至少數地方還規定客籍人打灶也不能挨到地面、客籍人趕集不能經土著人的地盤，等等。為壓制客籍人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土籍人辦的書院不收客籍學童。在婚姻方面，土籍人鄙夷地稱客籍人“山里佬”，堅決不與客籍人通婚，流傳“雞子不繞鴨子，土籍不繞客籍”的俗語。但客籍人崇尚文化，以興學為樂，以耕讀為本，十分重視子弟的教育，自辦了許多書院。坐落在寧岡的龍江書院，就是由江西寧岡和湖南酃縣、茶陵三縣的客家人創辦的，是客家人的最高學府。客籍人為了不受土籍欺侮，男子還有練武防身的傳統，在練武的過程中不僅鍛煉了體魄，而且還磨礪了意志。另外，在一些風俗習慣方面，土客籍之間也存在較大隔閡，如客籍人始終堅守“寧賣爹娘田，不改爹娘言”的觀念，世代頑強地保持自己的語言習俗；客籍婦女因生產的需要，早已摒棄了纏足傳統，生就了一雙大腳。而土籍婦女，仍保留纏足的傳統。

二、土客籍矛盾對根據地建設的不良影響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說到：“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湘贛邊界的土客籍矛盾之所以能直接反映到革命斗爭的過程當中，成為井岡山根據地建設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其原因主要是與當時中共組織成員的構成及工農革命軍的組成有關。

大革命期間，寧岡縣和永新縣的大多數中共黨員為土籍。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是土籍居民經濟上比較富裕，其子弟比起客籍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機會。部分土籍子弟，如龍超清、劉輝霄、謝希安等人在長沙、南昌、吉安等城市學習期間，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參加了共產黨組織。他們返回故鄉后便宣傳革命，擴大中共組織，開展農民運動。但這種擴大方式，帶有濃厚的家族色彩，使中共組織的一些活動帶上了家族色彩。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又名楊開明，楊開慧堂弟）在提交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是這樣描述這一現象的：“邊區如強征人夫般地招收黨員，往往一個村有一個黨支部，支部開會的時候，簡直就是在開家族會議，蘇維埃的組織也是一樣”。

2 1928年2月，中共寧岡縣委和縣工農兵政府成立之初，以龍超清為書記的縣委和以文根宗為主席的工農兵政府，主要負責人幾乎都是土籍。

大約自 1925 年起， 袁文才、王佐在綠林中逐步崛起， 各自掌握了一支數十條槍的隊伍，成為客籍的民眾領袖和客籍利益的保護者。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后，積極團結改造袁文才、王佐。經過改編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但這個團的大部分力量是客籍。

也就是說在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土籍人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權力；而客籍人則掌握了一定的軍事權利。“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來歷即此。雖然在毛澤東引兵井岡山之前，土籍的政治力量與客家的軍事力量曾有過一段“蜜月”合作期。如1926年7月，袁文才在龍超清的安排下，在寧岡縣起兵策應北伐軍，趕走縣長，成功地奪取了寧岡縣政權。年末，袁文才由龍超清介紹加入了共產黨。次年7月，袁文才與王佐率眾攻進永新縣城，救出了中共永新縣委的王懷、劉珍、賀敏學等中共黨員、農會干部及革命群眾100多人，解放了整個永新縣城。但是，隨著革命政權的建立和各項工作的深入開展，不可避免地觸動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在這些利益調整中，積淀已久的土客籍矛盾也逐漸顯露出來。

首先是一些共產黨員，包括龍超清、劉真、袁文才、王佐在內，說話辦事，往往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不是從工作的角度出發，不是站在貧苦農民的立場，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邊，客籍人站在客籍一邊，經常出現無謂的爭執和糾紛。如寧岡縣農民協會捉拿八個在逃的土豪，其中六個是土籍，兩個是客籍。這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對此，土籍出身的黨員和群眾覺得土籍吃了虧，深感不滿。再如，巽峰書院是土籍人最大的學校，但袁文才以該書院是土豪劣紳的大本營為由將其燒毀。

其次紅色政權也打上了宗族權益之爭的烙印。井岡山斗爭時期，共產黨先后組織成立了茶陵縣工農兵政府、遂川縣工農兵政府、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永新縣工農兵政府、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酃縣工農兵政府、蓮花縣工農兵政府等紅色政權。但由于土客籍矛盾的存在，這些紅色政權也打上了宗族權益之爭的烙印。1928 年2月下旬，寧岡縣成立工農兵政府，兩籍的人都想當首任主席，后經毛澤東推舉，由在新城戰斗中活捉了反動縣長的土籍農民文根宗擔任。但三個月后，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輪流坐莊”。5月，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即由在酃縣打土豪時抓住退職縣長的客籍人甘金皇接任。一個月后，土籍占多數的黨的委員會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為由將其撤職。對此，客籍人又有意見，最后在袁文才的強勢要求下，客籍人謝桂標繼任主席。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在提交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到：“寧岡縣委，因為土客籍關系，天天內部在暗斗明爭，縣委的負責人多半是知識分子，所以扯來扯去，簡直鬧不清楚，本身既有問題，工作自然可想而見了” 。

再次土地分配也成為土客籍矛盾的一個焦點。《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談到，因土客籍矛盾，寧岡的田已經分了三次，使農民厭其麻煩，而損失蘇維埃的威信。第一次以鄉為單位，但因為第四區農民不滿意（該區居住在山地，為客籍農民的叢聚所），客籍領袖袁文才等出面反對；第二次以區為單位，但農民中（土籍最甚）又瞞田不報，無法查出，所以又沒分好；第三次是“八月失敗”后，又重新分了一次，但最終還是因為這一矛盾未能分好。

三、因土客籍矛盾而被錯殺的紅軍將領

3 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加強黨的團結，提高黨的戰斗力，想了許多辦法，采取了許多措施。如，加強黨內培訓，提高黨員的思想素質；在干部調配、使用和培養方面，注意一視同仁；留下外鄉人宛希先調停平衡關系。但由于這一矛盾積重難返，在毛澤東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后，這一矛盾終于被激化，并成為部分紅軍將領被錯殺的一個重要原因，被錯殺的有文根宗、宛希先、袁文才、王佐、李筱甫、謝桂標、周桂春、陳慕平、刁輝林、李神農、謝華光、朱游庭。袁文才、王佐被殺后，他們手下的一些骨干分子也被錯殺了，剩下的七八十支槍在王佐的哥哥王云隆的帶領下逃回了井岡山，投靠了國民黨軍隊。從此，井岡山成了白區，直到1949年7月才解放。期間紅軍幾次想收復這一根據地，但由于失去群眾基礎，都沒有成功。

由于關于袁文才、王佐被錯殺的研究文章較多，并有相關的專著，如《我的爺爺袁文才》（袁建芳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版）；《井岡雙雄:袁文才、王佐傳》（匡勝、曉農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1版 ）；《井岡綠林傳奇》（黃仲芳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同時由于史料有限，無法查找到謝華光、朱游庭的相關資料。在此，只對文根宗、宛希先、李筱甫、謝桂標、周桂春、陳慕平、刁輝林、李神農幾位烈士作一概要介紹。

文根宗（1901—1928），今井岡山龍市鎮大江邊村人。農民家庭出身，16歲開始給地主做長工。1927年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在茅坪安家后，文根宗任大江邊暴動隊隊長，經常帶領隊員在本村打土豪，為工農革命軍籌款籌物。1928年2月，在攻打新城的戰斗中，活捉了國民政府寧岡縣縣長張開陽，為此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時，被推舉為第一任工農兵政府主席。1928年“朱毛會師”后，文根宗抓緊有利時機，在寧岡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積極推廣朱德、王紫峰在葛田鄉的工作經驗。

正當邊界工農武裝割據進入全盛時期，中共湖南省委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于1928年8月將紅四軍主力調往湘南，造成了邊界“八月失敗”，導致邊界被燒房屋和被殺群眾不計其數。反動豪紳還蓄意挑起土客籍矛盾，不少土籍人受蒙蔽紛紛反水，帶領白軍到山區捉拿當過紅軍的客籍人。當紅軍大隊從湘南回到井岡山時，土籍人便紛紛跟著白軍逃走。客籍人又借機去反水的土籍家里“割禾、牽牛”。于是土籍農民便要文根宗出面說情。文根宗堅決執行邊界特委的指示，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一面勸說客籍農民把沒收的財物歸返原主。但他的所作所為，被一些思想落后的客籍人不理解，說他包庇土豪劣紳，在一次處理土客籍矛盾的爭執中，被客籍人殺害。解放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宛希先（1906—1930），湖北省黃梅縣人。富裕家庭出身。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隨警衛團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一團一營黨代表。

起義部隊到達三灣后，宛希先率先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支持部隊向羅霄山脈挺進。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曾率部兩次攻克茶陵，參與建立湘贛邊界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隨后又率部開辟九隴山革命根據地，成為井岡山根據地的一大屏障。1928年4月起，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十師黨代表、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中共茶陵縣委書記，參與開辟和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28年八月失敗后，負責邊界的“洗黨”工作。1929年初紅四軍出擊贛南，他奉命留守井岡山，任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常委，深入邊界各地，健全和擴大中共黨的組織，領導群眾開展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

1929年11月間，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決定邊界各縣地方武裝統一行動，攻打仍被敵軍占據的

4 永新縣城。宛希先在茶陵縣作了布置，但茶陵工農武裝要去參加攻打永新縣城的消息，被駐扎在茶陵縣的國民黨軍隊獲悉。國民黨軍隊在茶陵通往永新的要道上布下重兵，等候茶陵工農武裝自投羅網。為保存革命力量，宛希先決定茶陵工農武裝不參加攻打永新縣城的行動。邊界中共特委書記朱昌偕為此大為惱火，于同年底（指陰歷，陽歷為1930年初）在永新大灣村開專門會議，要宛希先說清原因。會上無論宛希先怎樣解釋，朱昌偕等人都置若罔聞，最后以宛希先不執行中共特委決議、破壞對敵斗爭的罪名將其殺害。

其實宛希先被殺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宛希先與袁文才、王佐等人的私交甚篤，是袁、王在邊界特委內唯一的依靠，無意之中卷入了錯綜復雜的土客籍矛盾之中。他1929年1月在毛澤東召開的柏露聯席會議時，宛希先堅決主張不殺袁、王。同年5月下旬，中共寧岡縣委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如何處理袁文才擅離紅四軍的問題時，宛希先以中共特委組織部長的身份列席了會議。會上，土籍干部力主從嚴處理，開除袁文才的黨籍；而客籍干部則堅決反對。后經宛希先的勸解調停，會議給了袁文才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仍參加縣委常委工作，負責三十二團軍事及寧岡地方武裝斗爭的領導。宛希先的做法引起了土籍干部的不滿，從而使王懷、龍超清等土籍干部萌發了欲除袁、王，必先除掉宛希先的念頭。當然宛希先錯殺永新縣委書記劉真妻子龍家衡（永新縣委婦女部長），也是他招致殺身之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就不再贅言。

李筱甫（1889—1930），今井岡山市茅坪鄉上村人。富裕家庭出身，年少聰穎。1924年加入馬刀隊，1925年隨袁文才的馬刀隊下山接受“招安”，改編為縣保衛團，李筱甫任團副總。1928年2月，他組織寧岡全縣群眾參加新城戰斗，任暴動隊總指揮。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后，擔任政府秘書，并被選為中共寧岡縣委委員。同年5月紅四軍成立時，任三十二團軍需處長。在創辦大隴紅色圩場等工作中立下汗馬功勞。但遺憾的是，1930年2月24日凌晨，湘贛邊界特委誅殺袁文才、王佐時，李筱甫剛好與袁文才同住一個房間。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永新縣委書記朱昌偕槍殺袁文才時，朱昌偕的部下同時把李筱甫給殺害了。解放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謝桂標（1901—1930），今井岡山市柏露鄉梨樹山人。農民家庭出身，念過二年私塾。幼年父母雙亡，14歲起開始獨自扶養三個弟弟。1924年參加馬刀隊。1927年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在茅坪安家后，謝桂標積極為工農革命軍籌集糧草，協助搞好留守處的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在寧岡的新城戰斗中，雙手持槍爬越東門城墻，殺敵十余人。1928年5月，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特委委員。同年9月任寧岡縣工農兵政府主席。井岡山斗爭時期，先后參加了七溪嶺、坳頭垅、睦村等戰斗，屢立戰功。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下山時，任軍部副官兼事務長。3月返回寧岡，后被安排在寧岡縣委工作。同年冬，與陳慕平深入茶陵江口一帶偵察寧岡、永新、茶陵三縣挨戶團總羅克紹的蹤影，獲得重要情報，為活捉羅克紹立下了大功。1930年2月湘贛邊界特委誅殺袁文才、王佐時，謝桂標作為袁、王的骨干分子也同時被殺害了。解放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周桂春（1901—1930），又名周仕云，今井岡山鵝嶺鄉白石村人。自幼家貧，由叔父供養。1925年加入馬刀隊，深得袁文才賞識。1927年3月，周桂春接受中共黨組織的指示，帶領七八個戰士，前往吉安把作惡多端的大土豪龍清標捉拿回寧岡游街示眾，全縣人民為之拍手稱快。在解救賀敏學等人的戰斗中，周桂春率領敢死隊爬墻破城，為戰斗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戰斗勝利后，周桂春被升為自衛軍特務連連長。1929年5月，周桂春回到地方工作，任寧岡縣赤衛隊大隊長。1930年2月湘贛邊界特委誅殺袁文才、王佐時，周桂春作為袁、王的骨干分子也同時被殺害了。解放后周桂春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5 陳慕平（1902—1930），又名陳夢平，今井岡山茅坪鄉石佛里村人。永新縣禾川中學畢業，與袁文才同學。1926年加入寧岡農民協會，是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3月，受中共寧岡縣委委派，到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學習結束后，中共寧岡縣委決定派陳慕平到袁文才的農民自衛軍任軍事教官，以便加強共產黨對這支農民武裝的領導。1929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來到永新三灣村。袁文才在茅坪接到了毛澤東的來信，陳慕平得知后極力促成袁文才接納工農革命軍，為毛澤東上井岡山做了大量的穿針引線工作。毛澤東茅坪安家后，陳慕平先后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后紅四軍三十二團）一營連長、寧岡縣赤衛大隊副隊長，參加了新城、七溪嶺、坳頭垅、睦村等戰斗。1930年2月贛邊界特委誅殺袁文才、王佐時，陳慕平作為他們的骨干分子也同時被殺害了。解放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刁輝林（1896—1930），又名刁玉山，今井岡山市茨坪鎮下莊人，原籍江西省于都縣。自小家境貧寒，少年開始學打鐵，后成為一個遠近有名的鐵匠。落戶井岡山后，由于情趣相投，遂與王佐結為知己，共同組織起劫富濟貧的綠林武裝。1927年王佐的綠林武裝改為農民自衛軍后，刁輝林任連長。同年7月參加了攻克永新縣城的戰斗。大革命失敗后，他協助王佐保存了60支槍的武裝力量。毛澤東進駐井岡山后，刁輝林受到了共產黨組織的教育和改造，思想進步較大，并于1928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2月，王佐的部隊升編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后，刁輝林任連長。紅四軍成立后，刁輝林任三十二團二營連長，不久又被提升為副營長。紅四軍主力下山后，刁輝林與王佐等人配合紅五軍留守井岡山，在第三次反“會剿”戰斗中，刁輝林率部堅守朱砂沖哨口，阻擊了南犯之敵，有效地掩護了紅五軍的突圍。井岡山失守后，刁輝林協助王佐把分散在各地的部隊集中起來，與留守在寧岡境內的何長工、李燦領導的紅五軍分隊繼續戰斗。但遺憾的是，1930年2月24日凌晨，湘贛邊界特委朱昌偕等人槍殺袁文才時，刁輝林和王佐、李神農聽到槍聲后急忙出城渡江，最后淹死在禾水河的東關潭。解放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李神農（1898—1930），今井岡山茨坪鎮人。農民家庭出身，早年參加王佐的綠林武裝，是王佐的保鏢。1928年初，何長工受毛澤東委派，來到王佐的部隊做團結改造工作，得到了李神農的大力支持。1928年夏，紅四軍軍部從寧岡遷入茨坪，任紅四軍三十二團特務排的傳令班長。井岡山斗爭時期，先后參加了五斗江、龍源口、黃洋界等戰斗。1930年2月24日凌晨，湘贛邊界特委朱昌偕等人槍殺袁文才時，李神農和王佐、刁輝林聽到槍聲急忙出城渡江，最后淹死在禾水河的東關潭。解放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由于井岡山地區固有的社會矛盾，不僅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還致使部分紅軍將領被錯殺，給井岡山根據地和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袁、王等一死，其部下馬上“通電反赤”投奔國民黨部隊，井岡山的大部分群眾與袁王及其部下皆有親屬關系，也隨之反目，革命的群眾根基從此被動搖，紅軍也很難在井岡山立足。

全國解放后，江西省委為袁文才、王佐等被錯殺的紅軍將領平反。新中國成立時中央還邀請袁文才和王佐兩位烈士的兒子參加開國大典。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還特別接見了袁、王兩位烈士的遺孀。

1930年2月24日凌晨井岡山上發生的事件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成為了歷史，而歷史會記住這些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的紅軍將領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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