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與領導之道

2023年12月27日發(fā)(作者：怪哉蟲)

《孫子兵法》與領導之道

一、兵家和《孫子兵法》

兵家是春秋戰(zhàn)國“百家”中的一個重要學派，以研究作戰(zhàn)、用兵為其主要宗旨。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將兵家著作分為四類：兵權謀類——側重于軍事思想、戰(zhàn)略策略；兵形勢類——專論用兵之形勢；兵陰陽類——以陰陽五行論兵，且雜以鬼神助戰(zhàn)之說；兵技巧類——以兵器和技巧為主要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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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主要代表有孫武、吳起、孫臏、尉繚等。他們的著作留傳下來的有：《孫子兵法》、《吳起》、《孫臏兵法》、《尉繚子》等。這些著作均是當時戰(zhàn)爭和治兵經(jīng)驗的總結，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戰(zhàn)略戰(zhàn)術原則，包含有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戰(zhàn)的哲理。

兵家著作中以《孫子兵法》（以下簡稱《孫子》）影響最大，該書成于公元前五世紀春秋末期，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軍事理論著作。《孫子》作者孫武，字長卿，人稱孫武子、吳孫子，春秋末期齊國人，生卒年月尚不詳，大約與孔子同時代人。據(jù)《史記》記載，公元５１２年，孫武從齊國出走至吳。經(jīng)吳國大臣伍子胥推薦，以兵法進見吳王闔閭。他以驚世駭俗之宏論，卓越遠見之謀略，使吳王為之動心，于是重用。此后，他被任為將軍，和伍子胥共同輔助吳王，“西破強楚，入郢，北威章、晉，顯名諸候”。孫武主張改革圖強，畝大稅輕，“士少”、“富民”，鼓勵發(fā)展小農(nóng)經(jīng)濟，以求富國強兵。從公元前５１２年至公元前４１８年，他在吳三十年，戰(zhàn)功顯赫，使吳國崛然而起，奪取晉國的霸主地位。中華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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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網(wǎng)

《孫子兵法》今存十三篇。１９７２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殘篇，其中，除與今存之十三篇同外，尚有《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見吳王》等五篇佚文。

《孫子兵法》是我國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同時，它在世界軍事文庫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受到了國內(nèi)外的普遍重視。《孫子》被尊為“歷代兵家之祖”，“世界古代第一兵書”，“兵學圣典”。宋代時，被列為“武經(jīng)七書”之首。十八世紀之后，《孫子》陸續(xù)有了英、法、德、捷、俄、芬等譯本。它不僅受到了軍事界的重視，而且漸漸受到了外國管理界的重視。至本世紀，日、美等國管理學者研究《孫子》者日多，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和日本的許多大公司都把《孫子》作為培訓企業(yè)經(jīng)理人員和中層以上管理人員的必讀教材。美國管理學家喬治在《管理思想史》中甚至說：“你若想成為管理人才，必須讀《孫子兵法》”。八十年代以來，日、美學者多次來華作關于孫子兵法管理思想的學術講演。

吳起是兵家另一位代表人物，歷史上常把他的兵法和孫子聯(lián)系在一起，合稱“孫吳兵法”。吳起是戰(zhàn)國時衛(wèi)國人，先后擔任魯、魏、楚的將軍，屢立戰(zhàn)功。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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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個改革家，曾輔助楚悼王變法，使楚“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吳起兵法》今存六篇，其主張是“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他還依起兵原因把戰(zhàn)爭分為“義兵”、“暴兵”；并提出“審敵虛實而趨其危”等軍事原則。/

孫臏是戰(zhàn)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兵法家。他是孫武的后代，任齊威王軍師時，設計圍魏救趙，大敗魏軍，其兵法書大約于三國時佚失。１９７２年銀雀山漢墓發(fā)現(xiàn)其竹簡，整理為上下編三十篇。書中繼承和發(fā)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和辯證思想，特別強調(diào)“內(nèi)得民心，外知敵情”是取得戰(zhàn)爭勝利的重要條件。

還有尉繚，他是戰(zhàn)國魏人，與惠王論用兵之道，主張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著有《尉繚子》三十一篇，今存二十四篇。

二、《孫子》謀略

《孫子》屬于兵家中的權謀類，側重于戰(zhàn)略策略思想，其治兵作戰(zhàn)之論富有深刻的哲理。現(xiàn)擇其要者評述于后：

（一）“經(jīng)五事”、“校七計”、“道”為首

《孫子》首篇為《計篇》，乃全書之綱領。該篇開宗明義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jīng)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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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其意是說：用兵作戰(zhàn)，事關重大，關鍵在于“經(jīng)”（抓綱）五事，“校”（比較）七計。

五事者，“道”、“天”、“地”、“將”、“法”，五事之中，“道”居于首位。七計之中，第一條“主孰有道？”也把“道”擺在第一位。那么，什么叫做“道”？孫子說：“道者，令民與之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計篇》，以下未注明篇名者，均出自此篇。）“道”是道義、民心、戰(zhàn)略、方針，只要做到合道義，順民心，則上下一致，內(nèi)外協(xié)調(diào)，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是歷史規(guī)律，治兵如此，其它管理也是如此，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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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指天時，即氣候、季節(jié)、晝夜、陰晴、寒暑等自然現(xiàn)象。“地”即地利，指地形、地勢、路途、空間距離等。“天”、“地”也可作時間、空間理解，均屬外部環(huán)境。“將”是將帥，孫子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里強調(diào)的是人的因素——指揮者的素質(zhì)。至于“法”，“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法”就是指組織制度，包括機構編制、通訊聯(lián)絡、崗位職責等管理制度。

以上五大要素也是五個子系統(tǒng)。組成一個整體，制約著戰(zhàn)爭的成敗勝負。“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身為將帥不可不知。這里所說的“知”，包含有通曉、掌握的意思。這五者包括有政治和軍事、內(nèi)部組織和外部環(huán)境、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等一些重大的關系，其中，“道”，政治、道義，居于首要的地位。

（二）“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這是《孫子·謀攻》中的著名論斷。體現(xiàn)了《孫子》的中心思想：以智取勝；《孫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戰(zhàn)而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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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謀攻》說，“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注意：這里追求的是“全”，而不是“破”。“全”是上策，“破”則次之。要達到“全”，就需要以智取勝，而不是以力取勝。孫子說，這是用兵的法則。字串5

由此，孫子認為，能夠百戰(zhàn)百勝，還不算是最高明的將帥；只有不戰(zhàn)而使敵人屈服，那才稱得上是高明中之最高明者。“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謀攻》，以下同上）孫子強調(diào)：用兵的上策是以謀略勝敵——以智取勝。其次是外交仗，再次是用武力戰(zhàn)勝敵人。最下之策乃是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因為，為了攻城，要制造戰(zhàn)車，準備器械，這必須好幾個月才能完成。壘筑用以攻城的土山，又要幾個月。結果鬧得將帥焦躁憤怒，兵民疲憊不堪；還要強使士兵象螞蟻似的去爬梯攻城，造成士兵傷亡慘重。這就是攻城的災害。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不必直接交戰(zhàn)就能使敵軍屈服，不必硬攻就能奪取敵人的城池，不必久戰(zhàn)就能毀滅敵人的國家。“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這里，反復強調(diào)這樣的思想：要獲得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的“全”勝，就一定要用全勝的謀略來取勝于天下——這就是謀攻的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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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也就是：以智取勝。

以智取勝——應當說，這也是一切經(jīng)營管理和市場上競爭必須遵循的策略原則。

（三）“知彼知己”，“未戰(zhàn)先算”

《孫子·謀攻》的另一著名命題是：“知彼知己，百戰(zhàn)不殆”。強調(diào)軍隊的指揮者對敵情和我情都必須非常熟悉。《孫子》說：“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zhàn)必殆。”這里用精練的語言概括了指揮戰(zhàn)爭的規(guī)律，突出了未戰(zhàn)先知、未戰(zhàn)先算的極端重要性。

“未戰(zhàn)先算”要求“校以七計”（《計篇》，下同）。必須對敵我雙方進行七個方面的比較和計算。這七個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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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主孰有道？”哪方的國君政治比較開明而得民心？

（２）“將孰有能？”哪方的將帥更有才能？

（３）“天地孰得？”誰更占有天時地利？

（４）“法令孰行？”哪方在執(zhí)行法令上更為徹底？

（５）“兵眾孰強？”軍隊實力方面何者更強？

（６）“士卒孰練？”哪家的士兵更加訓練有素？

（７）“賞罰孰明？”在賞罰方面哪家較為嚴明？

孫子堅持戰(zhàn)爭是有規(guī)律的，規(guī)律是可知的，因此，未戰(zhàn)先算既是必要，又是可能的；借此以提高自覺性和計劃性，避免盲目性和妄動性。同時，這里的計算已經(jīng)包含有數(shù)量分析的要求。孫子是重視數(shù)量的，他要求把彼己的情況盡可能轉化為可計量的數(shù)，這是定計、用計的常法。《形篇》中指出：“兵法，一曰度，二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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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量，三曰數(shù)，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shù)，數(shù)生稱，稱生勝。”算的結果是：“吾以此知勝負矣！”他的結論是：“多算勝，少算不勝，而何況無算乎？”

另外，“知彼知己百戰(zhàn)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殆。”（《地形》）他用“彼”、“己”、“天”、“地”等關系代表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強調(diào)決策必須建立在對主客條件的周密調(diào)查和充分估量之上。這是有普遍意義的。

（四）“任勢”、造勢

《孫子》中有《形篇》和《勢篇》。“形”即實，實力。“勢”指力量對比上的格局、態(tài)勢。戰(zhàn)爭是力量的對比和較量。《孫子》說：“是故勝兵先勝而后戰(zhàn)”，“敗兵先戰(zhàn)而后求勝”。（《形篇》，下同）。意即：打勝仗的軍隊總是事先創(chuàng)造取勝的條件，而后才同敵人作戰(zhàn)；打敗仗的軍隊，總是先同敵人作戰(zhàn)，而后企求僥幸取勝。善戰(zhàn)者總是把自己的基點放在自己的力量的上面，創(chuàng)造必勝的條件。他說：“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zhàn)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這就是要創(chuàng)造力量對比上的優(yōu)勢，有這種優(yōu)勢，加上各種手段，就是造就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最佳態(tài)勢。“故善戰(zhàn)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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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擇人而任勢。”（《勢篇》）

“任勢”，就是憑借優(yōu)勢，以勢壓敵。這種“勢”，不是消極等待而得來，而是要靠主動去造就，這就叫做“造勢”。“造勢”，包括以強壓弱，以勇壓怯，以碫投卵（避實擊虛），以治擊亂，以奇制勝，等等。他說：“勢者，因利制權也”（《計篇》）。就是說，為了奪取勝利而掌握權變。這種原則在管理的實踐中帶有普遍性。任何管理都有一個任勢、造勢，也即善于憑借自己的優(yōu)勢和造就優(yōu)勢的問題。這種優(yōu)勢，造成一種氣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造勢》），達到所向無敵。

（五）“避實擊虛”，“因敵制勝”

《孫子》和《老子》一樣，都很崇尚水。不過，《老子》崇尚的是水的品質(zhì)，《孫子》崇尚的則是水的形勢。《孫子》說：“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虛實》，下同。）“因敵制勝”，就是要以敵情作為制定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依據(jù)，而且，“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水之性是避高而趨下，兵之形是避實而擊虛，集中優(yōu)勢兵力，攻擊敵人的空虛薄弱點。這就是兵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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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地形》說：“料敵制勝，上將之道”。善于了解敵情，根據(jù)敵情及其變化制定戰(zhàn)略戰(zhàn)術，從而取勝，這是一流將才的作戰(zhàn)原則。不僅如此，還要做到“能為敵之司命”，就是能夠當敵人的司令，牽著敵人的鼻子走，然后讓他暴露出破綻，乘虛而入，戰(zhàn)而勝之。把敵人的命運掌握在我們的手中，這就叫做“為敵之司命”。要當敵之“司命”，必先當敵之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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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一種經(jīng)營策略。任何經(jīng)營，都必須一方面集中優(yōu)勢，另方面依據(jù)環(huán)境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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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競爭對手的變化，尋找空虛薄弱之點，避實擊虛，對于市場上的競爭，尤其應該采取這種策略。

（六）“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這里所講的“正”，是正常，常規(guī)；“奇”則是不正常，非常規(guī)。《孫子·勢篇》說：“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zhàn)者，以正合，以奇勝”。（《勢篇》，下同。）就是說，要使部隊和敵人交戰(zhàn)而不敗，全靠“奇”、“正”相結合的戰(zhàn)術。這就是兵家常說的，以正常的戰(zhàn)術抵擋敵軍，以非常規(guī)的手段奪取勝利，叫做“出奇制勝”。《孫子》說：“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乃取勝之道”。“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善于出奇制勝，以巧取勝者，他的奇想妙法，千變?nèi)f化，無窮無盡，源源不斷。

掌握奇正之變，來源于創(chuàng)造性思維。孫子比喻說，聲、色、味，每樣都不過五種。但是五音、五色、五味，各自采取不同的組合，便產(chǎn)生音調(diào)、色彩和滋味的千差萬別和千變?nèi)f化。高明的將帥，其巧妙就在善于運用“奇”和“正”的結合，導演出變化莫測、有聲有色的戰(zhàn)爭活劇來。所以說：“戰(zhàn)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善于運用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人，能夠善于把常規(guī)思維和非常規(guī)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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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結合起來。奇正相生，變化無窮。這是一切領導藝術的思想源泉。

（七）“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這是《作戰(zhàn)篇》中提出的重要觀點。孫子認為，為將帥者擔負著事關國家和人民生死、安危的重大責任，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在戰(zhàn)爭的年代尤其如此。為此，《孫子》極端重視將帥的素質(zhì)和修養(yǎng)。

首先，在“道”和“將”的關系上，他強調(diào)“道”對“將”的指導和制約作用。他把“主孰有道”放在“將孰為能”之前。《十一家注孫子·賈林》解釋說：“將若以道為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

其次，身為將帥必須做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地形》）就是說，為將帥者，要有寬闊的胸懷，高尚的思想境界，不計較個人的進退得失，一切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前提，這樣的將帥才真正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中華勵志網(wǎng)

第三，將帥應如何對待士卒？《孫子》認為：將帥應當“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士卒如愛子，故可以與之俱死。”（《地形》）但愛兵不是溺愛、放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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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為將五德，智為首。如前所述，《孫子》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在“將以道心”的前提下，就五德之間的關系而言，“智”居首位。強調(diào)將要有智慧，有才能，善于用兵。“智”的另一層涵義是冷靜、善思，講求理性。“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九地》）。為將者凡事冷靜而深思，理智地對待戰(zhàn)事，切忌感情用事。“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zhàn)，合于利則動，不合于利則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火攻》）一切指揮作戰(zhàn)的將帥們都必須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用理智對待一切，不可把戰(zhàn)爭這樣的大事建筑在一時沖動之上也！

這也是一篇古老的領導學，強調(diào)領導者及其素質(zhì)在領導活動中的主導作用。

（八）“將能君不御”。

這是領導學中的另一個問題，牽涉到高層領導權力的使用和充分授權的問題。

《孫子·謀攻》指出，有五種情況可以預見到勝利。“將能君不御”就是其中的一種。將帥若是有足夠的能力，國君就不應該管得嚴嚴的。就是說，對有能力的將帥，不要管得過多，過死。這里就牽涉到領導體制中的權力和責任的關系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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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他還指出：“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同上）就是說，作為最高領導的國君，在作戰(zhàn)中，切不可對將帥隨意干預，瞎指揮，否則，必然會造成混亂而致失敗。早在兩千多年前，孫子就意識到將帥指揮的自主權的重要性。這是極不簡單的。中華勵志網(wǎng)

《孫子·九變》還說：“將受命于君”，但要精通“九變”，懂得靈活權變，因而，“涂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其意是說，大將既然受命于君，就必須對君主全面負責；但為了真正負責，他有靈活處置的權力。在局部問題上，不能完全以君主之命是從。這就是后來兵家所說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將在外作戰(zhàn)，情況瞬息萬變，必須授予將帥以相應的自主權。在這個問題上，孫子甚至主張：“故戰(zhàn)道必勝，主曰無戰(zhàn)，必戰(zhàn)可也，戰(zhàn)道不勝，主曰必戰(zhàn)，無戰(zhàn)可也。”（同上）以上這些，都說明孫子很重視將帥應有的權力。這是因為，在戰(zhàn)爭中，將帥承擔著重大的責任，權力和責任必須對等。這是戰(zhàn)爭給予古人的教訓，對于現(xiàn)代的管理有著直接的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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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孫子兵法》與領導之道

《孫子》思想之可以用于經(jīng)營之道，在于它的謀略、治兵的辯證思想。加上戰(zhàn)爭與市場競爭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似性，因而兩者之間有著相通之處。

歷史上最早把《孫子》用于經(jīng)商之道的是戰(zhàn)國時的巨商白圭。白圭自稱“吾治生產(chǎn)，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也。”（《史記·貨殖列傳》）他的經(jīng)營方針是“樂觀其變”，這就是“因敵制勝”原則的具體運用。白圭還有一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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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預測商情，做到“知彼知己”的辦法。他還實行“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八字方針，這也是《孫子》“避實擊虛”原則的體現(xiàn)。“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被后世商人尊為經(jīng)商致富的祖師爺。可見，古人早就發(fā)現(xiàn)，《孫子兵法》與經(jīng)營之道有著密切的相通之處。

從管理哲學的意義上看，《孫子》的真正價值在于抓住了管理中主客體關系這個基本問題，突出了主體在實踐中的中心地位和能動作用，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主體性”原則。這是由于戰(zhàn)爭是一種目的性和對抗性很強，因而也即主體性很強的人類活動。在戰(zhàn)爭中，謀略決策，指揮統(tǒng)帥，隨機應變的作用特別突出，因而活動的主體性也就特別突出的緣故。一般即寓于特殊之中。所以，管理與《孫子》存在著相通之處。

概括起來，《孫子兵法》至少從如下幾個基本的方面提出了一些管理上的重大原則：

（一）把主客體的關系放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中考察，《孫子》強調(diào)“道”在戰(zhàn)爭、用兵中的首要的支配的地位。“道”是歷史規(guī)律，同時也包括有政治、道義的意思。戰(zhàn)爭不是單純地使用暴力，同樣，經(jīng)營管理也不是單純的行政活動或 ——文章來源網(wǎng)，僅供分享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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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濟行為，這二者都屬人類的社會活動。凡屬人類的社會活動都不可避免地受著政治、法律、倫理、價值的制約。

（二）講究謀略，以智取勝，這是《孫子兵法》理性精神之所在。這里，“知彼知己”是正確決策的認知前提，而“未戰(zhàn)先勝”、“任勢”造勢、避實擊虛等則是奪取勝利的行動準則。其中，包含著善于把握優(yōu)與劣、強與弱、眾與寡、實與虛等各種對立因素的辯證關系，能動地創(chuàng)造條件，使事態(tài)向有利于我方轉化。

（三）領導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領導是實踐中主體的主體。《孫子》中主題是：如何成為一個“善用兵者”。主體是指用兵者。它提出的“道”、“智”首先是對領導者的要求。“知兵之將，民之司命”，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正確處理領導體制中的權力、責任和利益，才能構成有效的機制，而善于掌握和運用“奇正之變”，看來是一種謀略原則，實質(zhì)上也是一種領導藝術，是一個領導者必備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能力。

《孫子》是一個思想寶庫，其智慧才思極其豐富，中外學者已從各個方面加以挖掘。及至當代，又從管理學領域作出新的發(fā)現(xiàn)。筆者試作本文，僅從管理哲學的角度作些探索，實有掛一漏萬之虞。不足之處，尚望海內(nèi)外同仁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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