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選擇:理解中國現代化的一條主線

2023年12月29日發(作者：質量控制計劃)

文化選擇：理解中國現代化的一條主線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主題是現代化，現代化變遷的核心或者說深層難題就是文化選擇。就當下而言．我們所面臨的一項緊迫課題，不是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而是如何圍繞現代化主題進行必要的文化選擇的問題。文化選擇現在是。將來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繞不開的重大課題。正確把握文化選擇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對我們掌握先進文化選擇和發展的規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提高用先進文化引領中國現代化的自覺性，都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文化選擇的內涵與特點

所謂文化選擇，是指選擇主體在多種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流中解答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創新思想旗幟，明確文化前進方向，擇定社會發展道路和模式的活動和過程。

作為文化選擇主體的人，是思維著的和實踐著的人，在一定的思想路線或思維方式指導下的實踐是人的主要存在方式。從文化選擇主體與實踐的關系角度看，文化選擇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層面的內涵：

一是文化選擇的基礎和前提。指文化選擇主體遵循何種思想路線或采取什么樣的思維方式來解答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

二是文化選擇的核心和方向。指對哲學世界觀或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指導思想的選擇以及文化發展方向的擇定。

三是文化選擇的實質和目的。指對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

因此，可以簡要地說，文化選擇實際上是一個在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建設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發展的創造性活動和過程。

文化選擇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一是歷史必然性與價值性的統一。一方面，文化選擇是歷史的選擇，是不以人的意志設想為轉移的客觀運動過程。每一種文化選擇就其所處的社會現實和歷史條件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在這個特定階段都有自身的意義和價值；但是，隨著社會現實和歷史條件的發展變化，對于新的時代和更高的要求來說，原來的選擇就逐漸失去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重新進行文化選擇。另一方面，人是歷史的主體，歷史的規律就是人的活動規律。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歷史不過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展開。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和尊重選擇主體在文化選擇中的自由度和能動作用。受理性支配的文化選擇不僅要考慮實然，還要追求應然的文化發展道路；不僅要滿足人的生存需要，還要滿足人的精神需要，體現人的理想追求與向往，從而使文化發展表現出多樣性、豐富性和曲折性。這就是文化選擇的價值性特點。但是，文化選擇的自由度和能動性是相對的，歸根結底，它要受社會存在的制約。“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也不能“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選擇能否成功有賴于對社會歷史條件和規律的把握是否正確。

二是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是文化創造和文化存在的兩大支柱，也是文化選擇的兩個基本維度。文化是由民族或特別的族群創造的，因此，帶有鮮明的民族性或民族特色；文化又是在不同時期，作為對社會發展主題的反映而具體地被創造而存在的，因此，文化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或時代特色。文化的民族性決定了文化所具有的個性或民族特色，而文化的時代性則反映了同時代文化所具有的共性或人類對文化的普遍需求。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統總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系統的民族性特質．而且這種特質總是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處于自然的發展演進之中，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就成為文化選擇的一條基本規律。現代化的文化總是民族性與時代性(體現為現代性)的統

一體，或者民族特色與時代特色的統一體。在這種意義上說，文化選擇就是對文化特色的選擇。

三是繼承性與創造性的統一。文化選擇是選擇主體按照內在尺度與外在尺度的統一，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能動地對文化發展過程展開選擇的創造性的活動和過程。任何積極的有價值的文化選擇都是一種創造，具有創造性的一面。而任何創造性的文化選擇又總是以繼承已有的文化成果為前提的，具有繼承性的一面。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的：“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卻吸收和發展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創造首先要有選擇，但選擇本身也是創造；繼承從來是有選擇的，但選擇又不能不以繼承為前提。這就是文化選擇的繼承性與創造性相統一的特點。

此外，從表現形態和發展趨勢看，文化選擇實際上是對先進文化的選擇，文化選擇的過程就是先進文化的形成發展過程，也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過程。只不過，由于人們對先進文化的理解不同，因而出現了不同的文化論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思潮，由此，在全球范圍的現代化進程中上演了一幕幕生動的文化活劇，編織出一幅幅獨特的文化景觀。

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韋伯以新教、特別是加爾文教的倫理為現代資本主義崛起的根本動因；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斷言冷戰以后的世界沖突將從意識形態沖突轉向文明之間的沖突；美籍阿拉伯學者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提出文化帝國主義論；研究東亞的學者得出儒家資本主義觀點，認為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跡的深層原因在于儒家的價值觀念，等等。他們的文化決定論視野雖然不能全面科學地揭示現代化發展的規律，但是，恰

恰說明：現代化本質上是文化的產物，現代化深層次的結構是文化的現代化。“文化的抽象性、深層性、穩定性和保守性又使得它的變遷總是比文明的其他任何層面的變化都更為艱難。”特別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其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傳統，“具有比政治結構更大的穩定性，成為影響歷史動向的潛在的深層結構”。因此，如何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實現文化的現代轉型，這是作為文化選擇主體的人在進行文化選擇時所面臨的深層難題。

從文化層面來探討中國的出路問題，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大特色。近代中國的頑固派與洋務派的論戰，維新派與守舊派的論戰，辛亥革命前后歐化與國粹之間的論爭，“五四”時期的文化論爭和“科玄”論

戰，關于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之間的論戰，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對中國先進文化的選擇，實際上都是現代化與傳統文化、外來文化之間關系問題的不同表現形式。把握住文化選擇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也就抓住了理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條“主線”。

二、文化選擇實質上是對現代化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

所謂現代化發展模式，“主要是指對不同時空下不同國家從傳統向現代轉化的一種經驗概括，或現代性的各種因素在不同國家不同條件下的組合方式”。也就是說，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是實現現代化發展戰略目標的方式的抽象和概括，是使現代化目標和理性變為現實的重要途徑。

現代化的實踐表明，社會發展的道路是多樣的，現代化是多模式的，不同的國家，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和模式不可能相同，“即使在發展的主客觀條件相近似的國家，也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現代化模式”。就是同一國家在現代化發展的不同階段也會采取不同的發展模式。這就決定了反映現代化發展要求的文化選擇也是多樣的。換言之，在現代化發展道路和模式的背后，折射出的

是文化的價值選擇和轉換，不同的文化選擇實質上是對不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文化問題在中國，并不像有些狹隘的人們所理解的那樣，僅僅是所謂的意識形態和精神問題，在爾雅溫厚的‘文化’字眼的背后，隱藏的實質在于，它通過對中西文化的重新理解，力圖創建現代中國的新文化，去解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大課題。”

近代中國80年間，圍繞中西文化關系問題，人們提出了不同的文化主張，作出了不同的文化選擇，設計了不同的現代化方案。從“御夷圖強”到“中體西用”，從“中體西用”到“中西會通”、“西化”，從“中國本位”、“全盤西化”到“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再到“以工立國”與“以農立國”的爭論，所關注的焦點就是先進文化選擇與現代化的關系，把它們綜合起來看，都是對西方文明挑戰的回應，可歸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文化選擇范圍，其實質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和發展模式的選擇。

晚清洋務運動提出的“中體西用”，既是當時推行資本主義器物層面現代化的指導思想，也是鴉片戰爭以后先進的中國人迫于西方的壓迫而產生出來的“趕超西方”的一種現代化模式。這一“體用”模式在中國文化選擇史和現代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為中國現代化模式的原發點或“胚胎”。此后，由于國內外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人們對“中體西用”框架中的“中體”和“西用”的關系有不同的認識，側重點各不相同，在此基礎上生發出以下三種具體的現代化路徑或模式，但都沒有擺脫“體用”模式的思維框架。

第一種是文化保守主義的路徑或模式。這一模式實際上是“中體西用”模式的翻版，其思維路向是片面強調文化的民族性．認為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是“圓滿俱足”的，必須以保守中國文化之民族精神為前提，華化西方文化，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從這一思維出發。“中體西用”的文化選擇向“右”的保守方向演化出晚清“國粹”論，再發展為中國“本位文化論”和現代新儒學。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主潮，現代新儒學就是在處理“儒”與“新”、“中”

與“西”的矛盾的基礎上探索中國現代化的出路的。現代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分歧，“歸根到底是中國現代化道路選擇問題上的對立”。

第二種是“中西會通”模式。近代伊始，魏源首倡中西會通，預言“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一家”。戊戌維新時期，“中西會通”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主要文化選擇模式。這一模式主張在“中”與“西”之間折衷調和，“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以求“取東西而冶為一爐”。其結果是以中國文化融會西方文化，而不是中西文化互為融會，導致將新文化納入舊文化的體系之中，最終陷入文化保守主義的泥潭。

第三種是“全盤西化”模式。這一模式過分張揚文化的時代性，認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是時代的差異而非路向不同，從而導致“中體西用”的文化選擇向“左”的激進方向分化出“西化”，又從“西化”發展為“全盤西化”。這是一種對“中體西用”模式的“矯枉過正”、走極端的發展模式。這一文化選擇實質上是走歐美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

上述“中體西用”、“中西會通”、“全盤西化”等模式都是中國思想文化界對現代化進程的一種理解和選擇，它們的共同點就是向西方學習，探索中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和模式，遺憾的是，最終都未能成功。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馬克思主義文化選擇逐步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想逐步深入人心。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外來文化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關系，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成為“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文化選擇的中心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選擇既反對全盤西化、中西調和，也反對文化保守主義，其實質是選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探求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和發展模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20世紀中國文化選擇爭論的初步總結，也是西學、儒學和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三者之間的綜合創新。這一進程體現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化的互動。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實現了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三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選擇，目的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進新民主主義現代化建設；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文化選擇，旨在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并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和發展模式；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文化選擇，目的是通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突破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束縛，開創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道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的當代中國先進文化選擇，則是通過“全面小康”發展模式，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推向新的階段。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一種以人為本的重大文化選擇，這意味著邁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正在探索一條通往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模式”。

三、先進文化引領現代化發展

探討文化選擇問題應把重點放在文化變遷對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這個時代課題上，即文化如何推動現代化發展的問題上。文化選擇的特質與內涵不僅決定于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關系的性質，也決定于現代化的歷史性質以及現代化進程的一般規律。某一特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背后總有一種思想文化作指引和支撐。先進文化特別是其指導思想，在現代化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反映

現代化發展的要求。引領現代化發展的方向。

第一，先進文化是先進經濟和政治的反映，又對經濟和政治

發展產生能動的反作用，為現代化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關于先進文化對現代化發展的引領作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過精辟論述。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一定的文化(當做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葛蘭西也非常重視文化對社會革命和建設的引領作用，提出了文化領導權的問題，認為：“一個社會集團的至尊地位以兩種方式展現自身，其一是‘支配’，其二是‘和道德領導權’。”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首先要破壞資產階級在文化領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掌握文化領導權。而取得政權之后，仍然要十分重視文化領導權。現代化是一項系統工程，除了經濟建設為其提供物質基礎、政治建設為其提供制度保障外，還需要先進文化為其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發揮其“批判的武器”的作用。

具體地說，先進文化可以幫助全社會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指導人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促進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增強民族凝聚力；先進文化有助于明確特定的社會成員享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指導人們形成正確的社會角色意識，使個人的活動與社會的要求協調一致；先進文化能夠提高人們認識世界和傳播科學的能力，加快文明成果在更廣的范圍內傳播。特別是，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先進文化已成為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深層支撐，成為執政黨夯實執政基礎、鞏固執政地位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先進文化的上述功能通過廣大社會成員發揮并匯集起來。從而形成推動現代化發展的巨大杠桿和精神動力。

第二，先進文化特別是其指導思想．是一個政黨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幟，具有引領現代化發展方向的作用。

先進文化對現代化的引領作用，最根本的，就是為現代化發

展提供理論指導和方向保證。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派別要推進現代化事業，旗幟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思想旗幟是先進文化的核心，在先進文化的選擇、發展中居于指導地位，決定著先進文化的性質和前進方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不同時期都對思想旗幟的指導作用有過精辟論斷。恩格斯曾指出：“一般來說，一個政黨的正式綱領沒有它的實際行動那樣重要。但是，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列寧十分重視旗幟的重要性。他指出：“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深信，現在只有科學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的學說，才是革命理論，才能作為革命運動的旗幟。”毛澤東同樣充分肯定旗幟的重要作用。他在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時說過：“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鄧小平強調思想旗幟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性，鮮明地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什么樣的文化方向，推動建設什么樣的文化，是一個政黨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幟。”可見，從旗幟的高度來看待文化．認為堅持先進文化是保持一個政黨先進性的重要標志，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史上特別是執政黨歷史上的創見。

上述是對先進文化，特別是對作為先進文化的核心的指導思想、指導理論、政治綱領的重要作用的形象化說法。旗幟問題的實質，就是一個政黨或政治派別堅持什么樣的指導思想、理論綱領，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方向、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的問題。回顧中國先進文化選擇和現代化的歷程，可以看出思想旗幟和先進文化對現代化發展方向的引領作用。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了被動走向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程。但是，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的中國早期器物層次現代化實踐——洋務運動，制度層次現代化實踐一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都失敗了。究其原因，除了因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強大和中國資

本主義經濟的弱小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科學的指導思想或政治綱領作指引。從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中體西用”一直成為中國人對待中西文化和推進現代化的指導思想。但是這一指導思想的實質是在維護儒家的倫理綱常的前提下，僅僅局限于吸收西方的機器生產和技術工藝。這種文化選擇，充分表現了它的保守性和狹隘性，最終不能不導致失敗的命運。隨后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從西方引進了進化論和民權、自由、平等思想，以此為指導思想把資本主義現代化從器物層面推向制度層面。雖然維新人士和革命黨人對封建主義文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甚至動搖了儒學的統治地位，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這種舶來品，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也不可能中國化，仍然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思維框架，不可能科學地認識和對待中西文化，有的仍然尊崇今文經學，鼓吹定孔教為國教，保守君權；有的則有“醉心歐化”的傾向；有的則在提倡“國粹”時把封建性糟粕也加以宣揚。戊戌六君子喋血、袁世凱復辟帝制說明，這種文化選擇根本不能引領現代化取得成功。

五四新文化運動后，馬克思主義逐步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并經過中國人民反復比較、認真選擇后被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是近代中國80年文化選擇的經驗總結，同時也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旗幟作用決定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畢竟是在歐洲的土壤中產生的，只有與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民族文化相融合，才能發揮思想旗幟的作用，才能找到本國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從而引領革命和現代化事業不斷向前推進。我們黨在長期奮斗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國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三大理論成果，指導著中國現代化不斷邁向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先進文化在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引領作用，集中體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

想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上。毛澤東思想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典范，是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思想旗幟。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標志著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了文化選擇的第一次飛躍，即由資本主義文化向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轉變。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引領下，我們黨不僅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而且開始了新民主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嘗試，為向社會主義現代化轉變創造了前提條件。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建設文化的引領下，我們黨制定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堅持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并舉，在中國大陸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在1956年前后開辟了探索適合中

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新起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指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中國先進文化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期的引領作用，集中體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對黨和人民在改革開放中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指導上。鄧小平理論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典范。是指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旗幟。鄧小平理論的形成標志著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了文化選擇的第二次飛躍，即由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文化向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的轉變。在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的引領下，我們黨提出了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要內容的基本路線。這一文化選擇的實質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開創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江澤民指出：“旗幟問題至關重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

中國先進文化在把中國現代化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關鍵

階段的引領作用，集中體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指導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典范，是指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與時俱進的思想旗幟。“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標志著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化選擇實現了又一次重大突破，即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論”。在當代中國，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開創了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現代化協同發展的新局面，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胡錦濤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旗幟”。

新的世紀，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總攬全局的氣度、高屋建瓴的胸懷和寬廣的文化視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現代化實踐相結合，與中國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表明，黨中央正站在21世紀的歷史制高點上進行著新的文化選擇，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著中國現代化的新實踐。

歷史表明，“五四”運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一部中國現代化史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選擇、堅持和發展先進文化，用先進文化引領現代化，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化選擇是現代

化的深層難題。也是理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條主線；不同的文化選擇實質上是對不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不同時期和發展階段的先進文化引領現代化發展；堅持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責任編輯：宋 奇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