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學收入論文3800字_財政學收入畢業論文范文模板

2023年12月31日發(作者：火星生活)

財政學收入論文3800字_財政學收入畢業論文范文模板

財政學收入論文3800字(一)：安徽省財政收入主要影響因素的計量經濟學分析論文

摘要：從經濟理論與實際情況出發，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有著一種穩定聯系。本文通過計量經濟學相關知識，就安徽省財政收入及其相關經濟數據使用Eviews軟件建立多元回歸模型進行計量經濟學分析，并根據得出的結論分析安徽省稅收收入與地區生產總值對安徽省財政收入的影響，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財政收入；地區生產總值；稅收收入；計量

一、基本理論與問題提出

（一）基本理論。財政，與國家的產生和國家的存在相互聯系。國家需要消耗一定數量的社會產品用來維持其本身的存在以及滿足發揮其職能的需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政府財政收入的充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府能夠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范圍及數量。因此，可以用于衡量政府財力的一個重要的指標便是財政收入。政府財政收入的組成部分包含稅收收入、債務收入等其他各項收入，其中財政收入的絕大一部分是稅收收入。

（二）問題的提出。安徽省近年來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財政收入也呈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勢。財政收入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對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安徽作為中部地區的欠發達省份，財政收入發展水平相對而言較低，那么，安徽省財政收入如何實現穩定持續的增長呢，本文選擇年安徽省稅收收入和地區生產總值數據作為主要影響因素，在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構建計量經濟學模型對安徽省財政收入進行實證分析。

二、計量經濟學模型設定

（一）主要影響因素分析

1.稅收收入。稅收收入是指各年的總稅收，其中包括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等多項稅收，屬于財政收入的核心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也是最大的。

2.地區生產總值。依據財政學相關理論，想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應該在財政收入的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形成一種長期的相互依存的穩定關系。在統計上，兩者又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并且有穩定的協整關系。

（二）計量經濟學模型的設定

Y=C+C1*X+C2*X+μ

其中：

Y表示財政收入；X

1表示稅收收入；

X2表示地區生產總值；

μ表示隨機誤差項。

（三）數據收集與整理

采用2000-2018年安徽省財政收入、安徽省地區生產總值和稅收收入作為實驗數據。數據來源于安徽省統計年鑒。

三、模型估計與檢驗

（一）模型估計

使用Eviews軟件進行OLS回歸。命令如下：

datayx1x2

lsycx1x2

得到如下結果：

pagenumber_ebook=78，pagenumber_book=77

（二）經濟意義檢驗

根據一般性的經濟理論，財政收入與稅收收入以及地區生產總值之間均應該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對應到模型中應該表現為X1與X2的系數C1與C2均為正數，由上述結果可以看出，C1=1.0088，C2=0.0325，均大于0，符合一般的經濟理論，因此該模型符合經濟意義檢驗。

（三）統計推斷檢驗

1.擬合優度檢驗。由對該模型進行OLS回歸的結果不難看出，模型的可決系數R2=0.9986，與1非常接近，所以該模型的擬合程度非常高，即財政收入y能夠很好地被稅收收入X1和地區生產總值X2所解釋。

2.方程的顯著性檢驗（F檢驗）。在α給定為0.05時，查閱F分布的上端百分點表格數據，并將對模型進行OLS回歸結果中F統計量值與之進行比較可知應當拒絕原假設，在該模型中，解釋變量X1與解釋變量X2對被解釋變量y的整體影響是顯著的，即回歸方程是顯著的，滿足方程的顯著性檢驗。

3.變量的顯著性檢驗（t檢驗）。在α給定為0.05時，查閱t分布的百分點表格數據，并將對模型進行OLS回歸結果中的t統計量值分別與之進行比較可知：解釋變量X1對被解釋變量Y的影響是顯著的；解釋變量X2對被解釋變量Y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滿足變量的顯著性檢驗。

（四）計量經濟學檢驗

1.多重共線性檢驗。因為模型中只含有兩個解釋變量（X1、X2），因此下面將采用簡單相關系數檢驗法對模型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Eviews命令如下：

coryX1X2

變量間相關關系結果如下：

Y-X1：0.9989207

Y-X2：0.9967858

X1-X2：0.9951311

由上述結果可以直觀地看出，解釋變量X1與解釋變量X2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因此，需要對該模型進行多重共線性修正，考慮將解釋變量X1與解釋變量X2進行對數變換，Eviews命令如下：

genrlny=log(y)

genrlnX1=log(X1)

genrlnX2=log(X2)

lslnyclnx1lnX2

所得方程為：

LNY=-1.5978+0.7301LNX1+0.3930X2

該模型的可決系數R2=0.9993，修正后的可決系數pagenumber_ebook=79，pagenumber_book=78=0.9992，均接近于1，F統計量值為11620.33，方程明顯顯著。當α取0.05時，所有系數估計值的t檢驗均通過，滿足變量的顯著性檢驗。

2.異方差性檢驗。由White檢驗結果可知，當α取0.05時，通過查閱χ2分布表可知，nR2=5.1875，小于對應的χ2值，所以不拒絕原假設，即表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

3.自相關性檢驗。使用偏相關系數檢驗法可知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通過上述檢驗可得：LNY=-1.5978+0.7301LNX1+0.3930X2

四、模型統計分析

由上述結果可知，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稅收收入如果增加1%，財政收入將會增加0.7301%；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地區生產總值如果增加1%時，財政收入將會增加0.3930%。得出，財政收入的增加絕大部分是通過稅收收入與

地區生產總值的增加而實現的。基于上述分析，安徽省財政收入與地區生產總值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這也符合現實中國內的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的變化為同向。生產總值對財政收入的影響非常強，這一事實說明增加財政收入的方式不一定只有提高稅率和增加稅種等稅收手段，當國家的經濟發展形勢非常好時，經濟總量的持續擴大也可以帶動財政收入規模的增大。因此，提高財政收入的主要途徑就是促進經濟的發展，轉變經濟的發展方式，優化和調整產業結構。

五、政策建議

（一）提高經濟運行質量，擴大經濟總量

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經濟發展與財政收入之間有著非常高的相關性，擴大經濟規模為財政收入提供了保障。只有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整體實力有所增強，財政收入才能有保障。想要財政收入實現穩定增長的目標，就需要發展經濟。在當前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安徽省應該積極進行招商引資，這將有利于安徽省的經濟發展，也可以縮小與發達省份之間的差距；增加對固定資產、大型項目的投資與建設力度，增加對社會公共物品的投入，從而有利于財政收入的增長；積極刺激經濟發展，出臺對應方案，提高市場的活躍程度，增加商品的銷售總額。

（二）優化調整安徽省產業結構，推進安徽省區域經濟增長

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與產品結構的轉變和產品結構的升級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提供稅收的能力方面，國民經濟的各個產業在運用稅率和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當前中國的稅制特點不難看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負稅能力要高于第一產業。作為一個農業大省的安徽省，在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來說比較緩慢，需要加快這一方面的發展速度。目前，對于處在工業化中期的安徽省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用信息化來推動工業化進而完成基本現代化。現代化是提升工業化的一個過程，同時還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互聯網時代，各種各樣的新技術快速發展，要快速提高以信息產業作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并由此帶動傳統產業的發展。除此之外，安徽省還擁有一些美麗怡人的旅游資源，如黃山、天柱山、西遞宏村等，可以憑借這些資源積極地發展旅游業，可以結合網絡宣傳從而達到發展相關產業的目的，增加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推動安徽省區域經濟增長，使得財政收入有效增長。

（三）加快產權改革進度，提高投資的積極性

安徽省應該加快對于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產權改革進度，改善外商投資的環境，以此降低對民營經濟的發展限制，增加外貿產品的出口。與此同時，改善企業的所有制結構，逐漸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可以提高各方面的積極性，增強企業的活力，推動企業的健康發展，提高安徽省企業的運行效率，使其經濟效率得到有效穩步提高。

（四）完善稅制，加強征管力度

要以安徽省的實際情況作為起點，必須在合理、有效的范圍內進行稅制改革，這樣才能促進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若征收稅收太少，就會因為稅收收入的缺少而影響政府職能的實現，將不利于經濟發展；若征收稅收太多，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抑制效果，同樣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安徽省應該以實際情況作為參考，確定合理的征稅范圍，以此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安徽省應堅持依法征稅，加大對稅收的征管力度，嚴厲打擊偷稅、漏稅、抗稅、逃稅等違法行為，增加合理的稅收收入，同時避免超額的稅收給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五）加大自然環境保護力度

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一就是良好的生態環境，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更有利于推動社會經濟增長。安徽省作為一個自然資源相對來說較為豐富的省份，應該充分發揮自然資源豐富的優勢，在追求經濟快速穩定增長的同時一定要注重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不能以犧牲生態為代價來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應該努力提高資源利用率，增強群眾對自然資源的保護意識，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為以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

財政學收入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適當提高稅收占財政收入比重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論文

摘要：稅收治理方式的轉變，從特定側面反映著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稅收占歲入比重是其重要度量。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需要進一步提升稅收占歲入比重，提高國家契約性特征，推進經濟包容性增長。文章使用2001-2016

年30個省（市）經濟指標進行計量研析，結果顯示一定區間內各地稅收占歲入比重對經濟增速均有正向推動，其對東部地區影響顯著，對中部和西部地區不顯著。據此研究稅收制度在促進包容性增長方面現存問題，提出了完善稅收治理、加強人力資本供給、發揮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優化產業結構等建議，對推進經濟增長具有一定建設意義。

關鍵詞：稅收占比；財政收入；包容性增長；實證研究

一、引言

美國政治學者MargaretLevi（瑪格利特·利瓦伊）指出，稅收治理方式的轉變于特定側面反映著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當前，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理念已深入人心。稅收是政府獲得歲入的主要方式，稅制是國家治理的基石。作為經濟社會中的重要制度，稅制調整著經濟社會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一個國家的每一次財稅改革，都是驚心動魄的，深刻影響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格局和進程［1］。

一般來說，國家行使權力以取得稅收收入為重要條件，有了稅收收入，國家才能夠維持軍隊、警察、監獄等暴力工具的運轉，才能夠保障國家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的正常運作，也才能夠有對經濟社會發展進行指導的能力。可以說，沒有稅收收入，國家就無法維持和存在，而稅收收入的取得形式是劃分不同國家類型的重要依據。通過獲得稅收收入，國家可以權威保障全社會的產權安

排，用較低成本防止和解決“搭便車”問題；設立高效法治機關，壓減產權初始設定和調整的交易費用。

二、國內外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提高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比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理論研究稅收占比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亞當·斯密［2］、大衛·李嘉圖［3］、威廉·配第［4］等學者認為，應當少支輕稅，國家應當充當經濟生活守夜人，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越少越好。凱恩斯闡釋了有效需求理論，認為政府應當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保證適當稅收收入，對經濟運行進行人為干預［5］。繼凱恩斯財政理論之后，后凱恩斯主義學派、公共選擇學派、供給學派研究了最優稅收規模，特別是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線性分析最優稅收規模，勾勒“拉弗曲線”，將稅收規模研究引向了深入［6］。二是實證研究稅收國家發展。“稅收國家”最早由德國財政學者魯道夫·葛德雪提出，國家不應依賴稅收收入，應開展經濟生產活動獲得盈利收入［7］。熊彼特觀點相反，認為稅收國家與現代國家同步誕生發展，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主要組成，近現代最重要的國家轉型是從“領地國家”轉變到“稅收國家”，對歐洲國家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治理產生了重大影響，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治理制度［7］。塔奇斯根據收入來源的不同，將國家類型分為領地國家、貢賦國家、關稅國家、稅收國家、貿易國家、自產國家。財政社會學逐漸形成，并在歐洲迅速發展，其重要觀點體現在政府的收入形式中，唯有“稅”最能承載起憲政制衡的理念、集中體現社會契約精神［7］。

國內學者對提高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比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財政社會學理論，推進我國走向稅收國家。一些學者從稅收國家角度或實踐工作經驗角度進行研究，認為我國正處于從傳統租金國家、自產國家向現代稅收國家轉型的混合財政階段，我國需要完善稅收制度規范政府運行，提高國家契約性特征，減少掠奪性可能帶來的損失，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8-17］。二是結合實際工作，提出提高稅收占比的建議。部分學者分析我國的財政收入結構，指出目前非稅收入比重依然偏高，稅收收入比重仍然偏低，財政收入缺乏可持續性，提出要推進政府層級扁平化，轉變政府職能；優化產業結構，推進現代稅制建設；改善發展環境，加強人力和物質資本供給；健全市場機制功能，讓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18-30］。三是探索提高稅收占比的實證研究，提出完善我國稅收制度的建議。國內學者關于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間關系方面的研究，多采用總量或相對量做簡單數量分析，并單一分析稅收收入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缺少對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工業化程度、產業結構、市場化程度等影響稅收收入相關變量同步計量分析，得到的結論往往不同。王小利（2005）、劉寒波等（2008）、白彥鋒等（2013）運用計量模型分析了稅收收入、GDP間關系，非稅收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31-33］。另一些學者運用計量模型分析了稅收收入影響經濟增長，結果表明稅收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34-36］。王喬、汪柱旺（2009），廖楚暉、段吟穎（2014）運用計量模型研究了財政收入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結果表明財政收入結構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雖然呈正相關但不具持久性，這說明我國需要調整財政收入結構，進一步提高稅收占比［37-38］。四是完善稅收制度，優化產業結構。學者們研究了當前我國產業結構亟待解決的問題，分析了稅收制度對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意義，建議推進營改增，深化消費

稅改革，加快環境保護費改稅，優化稅制優惠政策，強化財政投資引導，完善稅收制度優化我國產業布局［39-52］。五是加強稅制供給，提升生產要素生產率。陳濤（2002）、朱麗斯（2002）、汪柱旺（2011）研究了稅收制度對生產要素生效率提升的路徑和機制，建議優化稅制安排，改善發展環境，充分運用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發揮激勵相容機制作用，讓全體人民更好享受發展成果［53-55］。六是完善稅制體系，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楊斌（2013）、胡怡建（2018）、黃鳳羽（2018）分析了稅收制度促進市場機制較好發揮作用的路徑，建議完善稅收征管制度，統籌制定稅收優惠政策，保障機會和規則平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防止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缺位以及在市場競爭領域過度干預，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56-58］。

三、財政收入形式的轉變

（一）研究獲得歲入方式轉變的重要性

諾斯提出，國家是制度供給主體，既具有契約性特點，也有掠奪性特征，如果國家表現出契約性，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如果國家表現出掠奪性，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就會受到阻礙。

契約和掠奪的二元性是國家的本質，獲得一定財政收入是國家追求的目標，因此研究稅收制度變遷十分重要。國家物質基礎是稅收收入，稅收制度是研究政權合法性、國家本質、國家制度優劣的重要標準。經濟社會有機整體的每一個組成部分，都會受到稅收制度的深入影響，通過何種渠道籌集一定規模的稅收收入

關系重大，不同的影響會由此產生，其結果要么導致經濟陷于嚴重困難，要么促進經濟繁榮昌盛。稅收收入就猶如資本對于公司的重要性，國家的性質足以受到稅收取得方式的影響。因此，對稅收收入的具體形式的深入研究，并以稅收收入為基準，區分財政制度的不同類別，具有重要作用，從這個角度分析，稅收收入相比支出，其地位更為重要。

獲得財政收入或純剩余，以此維持國家治理，即維護國家的統治，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是國家出現和財政制度建立的主要原因，也是推動稅制改革和國家形式轉變的重要動力。因而，只要當一種財政制度無法籌集到能夠滿足國家治理需要的財政收入時，就有可能發生財政制度變遷。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只有改革現有財政制度，加強財政制度供給，完善產權安排，才能取得適應于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財政收入，適應于國家治理的要求。由于財政危機，引發了英國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其實質是財政制度不適應當時的國家治理要求，最終促使了國家治理型財政制度的出現，形成了稅收收入為主要來源的現代國家治理結構。正因如此，馬克思說，十八世紀以來，每場變革都有稅收沖突的因素推動。因此，研究一定國家治理形式下的財政制度，人們能夠了解關于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規律，了解國家發展的趨勢和改革方向。

國家出現之初，政府擁有國家所有的資源，名義上擁有一切權利，所有產權歸國家所有，國家財政收入來源于這些產權。但國家通過掌控自身所擁有的產權，獲得財政收入的成本很大，因而，國家將財富產權賦予其他人，國家通過界定產權安排時確定的交易規則獲得財政收入。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市場及其他組織逐漸發展成熟，為了實現國家長期有序發展，國家不能通過過度掠奪獲得財政收

入，歲入的獲得要受到法律的限制，財政制度表現出更多的公共性。社會沖突的基本形式是國家財政利益為根基的沖突，每一次財政制度改革，就是一次制定新的交易規則的過程。

（二）財政收入形式轉變

綜合以前學者的研究結果以及經濟史，國家取得財政收入或者依靠自身壟斷資源直接獲得（掠奪等）和間接獲得（特許經營等），或者通過訂立契約依法取得稅收收入。

獲取財政收入的分封制國家，往往由不同的領主組成，這些領主或由國王分封領地，或由國王征服成為臣屬，占據主導的君主實際上是較為有勢力的領主，他向其他領主征收貢納，以應對君主自身的需要，歲入一般是通過武力威懾獲得貢納。分封制國家產權的最高所有者是國家君主，特權集團由各級領主構成，社會存在明顯區分的等級層次，且由習俗和名分確定。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力資本依附于封土，除極少數自由民，人力資本為封主所有。

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統治加強，集權型或君主專制政體逐漸形成，國家擁有所有財產和非財產的壟斷特權。國家為了實現財政收入最大化，依靠集權統治或行政命令，使用自身壟斷資源直接獲得資源使用租稅收入；國家直接從事生產和銷售，而且壟斷貿易、鑄造貨幣權力，壟斷開采和銷售自然資源權力。國家為了實現租金和利潤最大化，操縱價格，導致國家全面控制整個經濟的事物和人員，市

場機制被非市場機制決定。國家往往會限定甚至侵害人們的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薪資的判斷權力等，以此來組織生產，壓低成本，形成政府綜合控制的經濟形勢。

隨著“地下經濟”變成了“地上經濟”，現代意義上的稅收應運而生，國家和君王擁有的部分壟斷權被其放棄了，個人的生產經營合法性得到認可，從而獲得補償。機制以外的收入進入機制內最終形成了稅收，擁有普遍特征，所有符合國家相關規定的，就可以通過納稅，進而獲得生產經營權利或財產所有權的合法性。現代稅制逐漸形成，促進了國家的形式和經濟增長方式改進。如果稅金構成了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這樣的財政制度就是國家治理型財政制度。在建立國家治理型財政制度的過程中，隨著各群體力量的增強，逐漸有效地限制了國家的掠奪權利，國家法制化逐漸提高，逐漸增強了國家的公共性色彩和契約性質。

治理型財政制度中，稅收構成了歲入重要來源，政府遵循契約規則，依據法律法規，以界定絕大部分產權，從現代的意義上征收稅金，課稅權一定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對財產權的定義和分配，使得國家治理型財政制度的建立被稱為一種革命性的變革。國家治理型財政制度最終結束了特權時代，依法治稅，導致了王權的崩潰，促進了現代民主國家的出現，因此，國家治理型國家與現代民族國家和民主國家的興盛具有密切的聯系，從而也推進了現代市場經濟產生和發展。在國家治理下的經濟社會中，個人是物權的主體，而且由于稅制具有法治、公平的特點，勞動力獲得自由，原封建制下出身、等級、特權等陳腐概念逐一讓位于自由、平等的新型觀念，長期以來人對土地的依附已經被沖刷殆盡，個人獲得了空前解放，進一步演變為精神上的解放、思想上的解放。同時，市場經濟促進了資

本的轉型和重新定義，成為生產經營活動的主要組織者，流動性極強，從某個行業流轉到其他行業，從某地流轉到其他地域，具有非凡的創造性，推動了大規模的礦業開采和鐵路建造；政府對資本及其所有者給予種種支持，金錢購買權利在更廣闊的背景、更高的層面上繼續進行著，直至財產的所有者獲得全部的政治權利。

（三）中國地方政府層面的稅收占比與包容性增長的考察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先后實行統收統支制度、總額分成稅制，學習蘇聯通過計劃經濟集中分配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了獲得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密集資本，限制市場機制作用，通過國有企業獲取剩余索取權，通過工業和農業剪刀差吸取農業創造的價值，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國企利潤。財政以國企利潤統收統支管理為基礎，國企獲得利潤時，大都轉為國家財政收入。在這種情形下，國家充分干涉經濟活動，企業工商稅、工商所得稅以企業利潤的形式直接支付給國家。國家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策略下確定稅制。集中可貴的財力，推進了重工業發展，保障了國家安全，具有一定積極意義。從長遠來看，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我國存在政企不分問題，導致產權難以明晰，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國有企業效率難以提高。

為了賦予地方財權，加強自身責任，增強其能動性，我國陸續開始推進“劃分收支，分級包干”“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收入遞增包干”等“分灶吃飯”為特征的稅制，劃分收入和支出的范圍，并確定地方財政收入和支出一攬子計劃。各地應根據收入情況，統籌地方支出，尋求自我平衡。此類制度主要

規范中央與地方彼此的權責分工。但實踐中，卻推動了政府和市場之間的權力和責任的劃分，地方包干型財政制度促進了以利潤為導向稅制向國家治理型稅制的轉型。地方政府意識到，與其通過非常規方式，向中央政府尋租，不如將自身掌控產權配置權向市場轉移，依法征收稅款，取代國企利潤成為歲入的重要構成。地方政府這樣一種自利行為，客觀上促進了產權的合理界定和科學配置，突破了原有計劃經濟對產權安排的種種限制，給予市場及其他主體參與經濟發展機會以及非政府控制資源，促進了政府向市場的分權，推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設。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為了從自己地區興辦企業獲得更多財政收入，越來越傾向于盡量多開辦自己的企業，并過多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為了防止外來企業與本地的企業競爭，對地方企業產生沖擊，影響財政收入，地方強化了地方保護，造成了地方封鎖和分割，加劇了低水平重復建設，膨脹了地方投資，市場價格信號被扭曲；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資源分配依然有待規范，公有制經濟與非公經濟的產權配置不平等格局仍未在根本上得到改變。

隨著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分級包干財政制度問題日益凸現，很大程度上消減了中央財政實力，地區間差距不斷增大，制約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進行分稅制財政制度改革：根據中央和地方事務的區分，完善財政的支出范疇；根據事務權力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完善稅制，規分稅收類型；建立兩套中央和地方稅務機關，中央政府實行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建立了分級預算制度，加強約束。

分稅制財政制度，營造了促進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良好外部環境，使得行政干預和市場封鎖弱化，讓市場統一性得到保障；整體推進了稅收管理和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等一系列改革，推動了政府職能轉換、政府機構改革、企業改革。各級政府之間的分配關系得到進一步規范，中央的主導地位得到確立，其調控力得到加強。地方增收節支的積極性得到調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體制得到初步建立，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完善，控制了地區間財力差異繼續擴大的趨勢，促進了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合理化。

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雖然從公共預算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稅入占歲入比例提升，但如果我們著眼整體歲入，我國財政收入依然存在著以利潤為導向財政制度特征，不僅非稅收入占據著較大的比例，而且財政收入中還存在著大量的租金、利潤型收入，國家政策體現出很強的掠奪性特征，因此，我國還僅僅初步建立了國家治理型財政制度，尚需不斷加強制度供給，完善產權安排，增強積極激勵相容，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四、完善稅收制度供給的邏輯

一是推進國家治理型財政形成。縱觀歷史，稅收制度的變遷是稅收制度包容性不斷增強的過程，由國家直接通過軍事力量獲得歲入，發展到經營擁有財產獲得財產性收入，再到國家履行法定義務，依法取得稅收收入，這一過程也是國家不斷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國家功能和作用不斷健全，制度供給逐漸完善，納稅對象參與程度不斷提高，經濟社會各主體自治意識不斷提升，依法治稅思想逐步得到接受，善治目標得以實現。隨著稅收占歲入比例提升，國家契約性質特征逐步

增強，國家行為得到更好規范，參與經濟活動主體的合法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促進了自由價格機制的形成，保障了參與者公平的討價還價機會，形成了相應較為對等的權利，限制了擁有特權的利益主體為實現利益最大化對無特權或擁有較弱特權的利益主體進行掠奪，保證了自由價格的形成和價格機制的正常運作。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推進經濟社會建設過程中，完善稅收制度供給，鼓勵經濟活動主體積極參與和支持國家治理現代化，堅持和完善發展環境，保持合理增速，統籌全局、突出重點、兼顧一般，加快增長方式轉變，打造發展“升級版”。

三是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各自功能。切實發揮政府職能，防止因片面強調政府或市場功能而出現的失靈問題。推進競爭性市場體系加快建立，鼓勵充分、公平、合法競爭，保障競爭機會平等，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促進政府宏觀調控體系的完善，推動制度結構改革與完善，實現社會資源最優化配置，最大化社會福利水平。

四是促進人力和物資資本自由流動。國家治理型財政制度里，需要依法治稅，以保障經濟社會參與者平等、獨立、有序為前提，更多地體現為契約性特征，依法規范政府行為，減弱國家對交換的干預，堵塞社會交換中特權的干擾，保障個人、私人性組織或企業等私人組織成為真正的產權主體，保護其合法權益，促進資本自由流動。維護和諧、保障穩定、創新稅收制度在促進就業、養老、醫療、住房等涉及公民切實權益事項中的支持功能，優化人力資本供給。

五、實證研究

（一）模型選擇

國內外眾多學者使用數理方法，分析了經濟運行中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提出了改進稅制、促進經濟增長意見。目前，對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占比對經濟增長影響和作用研究較少。筆者通過閱讀文獻，認為可以借鑒現有實證分析中的成果，研析稅入占歲入比重對包容發展的支持作用：

1.模型選擇

影響地區包容增長的因素有很多。首先，一個地區物質和人力資本是重要生產因素，是推動地區發展的關鍵力量。一個地區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越充沛，往往經濟發展潛力越巨大，而將發展潛力轉變為真正發展實力，還與地方采取的發展戰略有關。如果地方采取集約型發展模式，可以以較高效率使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提高其促進包容增長的貢獻。如果地方采取非集約型發展方式，雖然在短期可以通過其提高數量推動包容增長，但長期而言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其次，某個地區所處發展階段，也制約著該地區包容增長情況，產業結構反映了本地經濟增長所處階段，工業化程度越大，二、三產業占比越高，本地所處發展階段越先進，反之，本地所處發展階段越落后。再次，市場化程度反映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程度，體現了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效果，其程度越高，生產要素受人為干擾越小，自由流動程度越高，而其程度越低，生產要素可能受到越多人為干預。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反映稅收制度在促進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進而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提出完善制度供給建議。結合現有研究，將我國30個省份（因西藏缺少數據剔除）分為東部、中部（包括東北）、西部經濟板塊，使用以下模型進行分析：

Yit=β1Kit+β2Lit+β3Xit+β4CYJGit+

β5SCHit+β6GYHit

其中，Yit表示地區經濟增長速度；Kit表示物質資本增長速度；Lit表示地方人力資本增長速度；Xit表示第i個地區稅入在歲入中的占比；GYHit表示第i個當地工業化程度；CYJGit表示第i個當地產業結構；SCHit表示第i個當地市場化程度。

2.指標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文選取變量指標主要有：

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Y：用地方GDP增長率表示（變換為以1994年為基數的數據），用來反映地方經濟增長變化情況；

物質資本增長率K：用各個省（直轄市）物質資本存量增長率代表（使用單豪杰測方式計算，換算成以1994年為基數的數據），反映地方物資資本投入變化情況；

地方人力資本增長率L：用地方就業人員增長率代表，反映地方人力資本投入變化情況；

地區稅收在歲入中的占比X：用當地稅入除以歲入表示，反映稅收在歲入中的比例；

地區工業化程度GYH：用地方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地區GDP比例表示，反映地方工業化進程；

地區產業結構CYJG：用地方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GDP比例表示，反映地方產業結構變化情況；

地區市場化程度SCH：用非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例代表，反映地方市場化進程變化情況。

選擇指標均為百分數形式相對數據，主要原因是絕對值難以反映地區間相關數據的實際變化情況，相對數指標能夠反映地區間這一變動。考慮資料可取得性，實證分析對象使用2001-2016年我國內地30個省（直轄市）數據。所有數據均來源于官方統計網站。基于上述，我們使用面板數據計量研究。

（二）計量結果分析

本文考察對象是全樣本，因此使用變截距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研析。選擇計量估計方法時，由于地區發展過程中地方所持稟賦對經濟增長具有較直接影響，

本文使用“截面權重”反映地方稟賦對地方經濟的影響，同時選取廣義最小二乘法作為分析方法，克服異方差和自相關。計量結果見表1所列。

表1計量結果

pagenumber_ebook=70，pagenumber_book=64

續表1

pagenumber_ebook=71，pagenumber_book=65

注：***表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通過t檢驗。

方程（1）顯示的是全部變量均進入模型的估計情況，方程（2）是逐漸剔除不顯著變量后，得到的約化結果，擬合度和調整后的擬合度都比較好，說明模型模擬成效較好，基本可以反映稅入占歲入比例對包容增長的影響。從計量結果分析，三個區域GYH、CYJG、K都在5%顯著水平下通過t檢驗，但GYH、K對三個區域經濟發揮促進作用，CYJG對三個區域經濟有負向作用，這說明產業結構亟待優化，其作用亟待有效發揮；解釋變量L對東部具有明顯促進作用，在其他區域作用不明顯，這表明西部和中部地域人力資本作用有待進一步的發揮，在人力資本使用方面，應當更加向集約使用發力；東部地域稅收收入占歲入比例具有明顯的經濟增長促進作用，而其在中西地域只有不明顯的促進作用。

計量結果表明，經過歷次財政改革，我國改進了促進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外部環境，使得行政干預和市場封鎖弱化，讓市場統一性得到了保證，促進了改革進程；稅收管理和財政預算管理體制等一系列改革，推動了政府職能轉換、政府機構改革。財政分配關系得到進一步規范，中央財政的主導地位得到確立，地方增收節支的積極性得到調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體制得到初步建立。分稅制改革后，雖然從公共財政預算收入角度分析，我國稅收收入占據了財政收入的很大比重，但如果著眼于整體財政收入，我國財政收入依然存在著行政壟斷獲取利潤的財政制度特征，因此，我國財政尚需不斷優化制度供給，提高稅收占歲入比重，完善產權安排，增強正向激勵。

（三）現存問題

（1）計量模型顯示，東部地域稅入占比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彈性系數為0.171493，即稅收收入占歲入比例每提高1%，顯著地促進東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71493%；中、西部地域稅入占比對經濟增長具有不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彈性系數分別為0.028353、0.03022，即稅收收入占歲入比例每提高1%，不顯著地促進中部地域、西部地域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028353%、0.03022%。同期，東中西地區稅收占歲入比例為84%、73.8%、74%。通過計量結果，可以看出東部稅收占歲入比例較高，對地區促進作用較為顯著，政府表現出較強的契約性，地方治理較為完善，政府根據取得稅收收入為限度有機調整經濟增長，政府掠奪性得到一定限制，政府為了獲得稅收收入，優化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吸引生產要素流向本地，減少了因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因素形成的內生交易成本，促進了經濟增長。中、西部地區依法履行契約，取得的稅收

占歲入比例較低，地方政府通過非稅收入取得歲入比例較高，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表現出較強的掠奪性，通過直接干預經濟，利用自身擁有的權力和資源獲得財政收入，維持日益增長的剛性支出，為了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需要提升稅入占比，促進當地經濟健康發展。

（2）人力資本雖然是發展重要的因素，但在中、西部地區推動效果不明顯，說明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中、西部地域生產方式很大程度上依靠勞動密集型方式，依賴粗放勞動程度較大，人的因素還未發揮出其應有效用。為了促進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正向作用，稅收制度有很大作為，通過引導人們共同參與稅收治理，形成良好回應機制，形成優化人力資源供給善治效果的稅收制度。

（3）市場化程度對三個地區影響均不顯著，說明隨著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但從整體層面上看，我國市場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行政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影響著資源配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作用有待進一步加強，政府仍然通過掌握的資源直接獲得租金和利潤，需要進一步降低行政干預，增強市場在資源配置里的主導地位，促進要素自由流動，防范權力干擾其正常運作，提高經濟運行效率。

（4）產業結構在東中部區域發揮負向作用，說明我國生產方式需要改變，我國長期以來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輸出廉價商品，支持當前經濟增長，但是由于新形勢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原有增長方式難以持續，需要優化增長方式。

六、政策建議

（一）加強地方稅制治理

推進政府層級扁平化，轉變政府職能，推動機構精簡、行政成本降低和作風轉變，深化財政制度改革，按照稅種分配稅入，保障市場統一和正常運行；給予當地一定的稅入權限，發揮本地區信息優勢，推進發展激勵相容；規范非稅收入，嚴格執行制度，將其依規繳入國庫，防止違規支出，杜絕違規收取，避免加重企業負擔；推動費改稅，規范歲入形式，依法加強治理；規范債務融資，完善政府債務體制，防止國有自產流失，防止不當舉債對未來稅收的影響。

（二）加快現代稅收制度建設，優化產業結構

推進營改增，建立消費型增值稅制度，優化產業升級，促進商業創新。深化消費稅改革，優化稅目稅率和征收范圍，解決重復建設和過剩產能問題，引導理性消費，減少政府依賴生產環節稅收，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加快環境保護費改稅，深化資源稅變革，促進重要礦產品按照價格征收，并確定適當稅率，擴展資源稅征收范圍。優化稅制優惠政策，推進技術創新。強化財政投資引導，運用稅收減免、降低稅率甚至零稅率等直接稅收優惠政策，采取貼息、加速折舊、納稅扣除、稅收信貸等方法，指導投資方向，支持重點行業和地區發展，推進企業技術創新，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鼓勵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制和風險補償制度的建立，降低企業自主創新“試錯”成本，完善多元投融資體制，充分引導社會資本，支持創新創業。

（三）完善稅制，優化人力資本供給

優化稅制安排，改善發展環境；促進農業等基礎性產業發展，推進行業間均衡增長，加強老少邊窮地區建設，促進地區間平衡發展；充分運用稅收調節，阻止社會財富向著地方政府、壟斷企業和民間強勢集團過度集中，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健全完善有效調節收入分配的稅收制度，調整消費稅，征稅范圍中納入超過普通人眾生活水平的奢侈項目或行為，鼓勵理性預期的形成，發揮激勵相容機制作用，防止機會主義，鼓勵誠實勞動和勤勞付出；推進社會保障費改稅，讓全體人民更好享受發展成果；提高企業運行過程中實際發生的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比例，允許稅前扣除個人用于成人教育及專業技術培訓，支持人力資本提升，提升其支持包容增長的推動效應。

（四）加強稅制供給，健全市場機制功能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保障機會和規則平等；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防止其在公共服務領域缺位以及過度干預，進一步規范其運作，引導和鼓勵經濟活動主體及其他利益主體的成長；完善稅收征管制度，統籌制定稅收優惠政策，推動創業創新，扶持新興產業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防止因稅收洼地而破壞經濟社會發展的秩序和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