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人物評價

2024年1月10日發(作者：朝著陽光奔跑)

康有為的人物評價

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是中國共產黨出世之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中國人。有關他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哲學思想等方不住面爭論的問題很多，下面選取五個爭論較大的問題作一回顧。

第一個問題,康有為是哪個階級的政治代表?有的論者認為康有為領導的改良主義運動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中剛由官僚、地主、富商中轉化而來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而有的論者則認為康有為“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還有的論者認為康有為領導的戊戌變法反映了“正在上升的、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人們要求革除舊制,發展生產力”的要求。

第二個問題,康有為早期思想的特質是什么?有的論者認為今文經學是康有為變法思想的主要理論。而有的論者則認為康有為運用的是今文經學的軀殼,而進化論才是使其改革思想大放異彩的靈魂。還有學者認為康有為早期思想體系的構成是多層次的:將西學融入中學,將今文經學對抗古文經學,將明末遺民思想充實儒學,將陸王心學排斥程朱理學,將佛學擴充儒學。

第三個問題,康有為變法綱領的中心內容是什么?一種觀點認為康有為的變法綱領是開國會,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康有為提出的變法綱領是開制度局。第三種觀點認為康有為的變法綱領是變官制。第四種觀點則把康有為變法的綱領概括為“變科舉,興學校,更舊法,變官制,削君權,伸民權,開國會,定憲法”。

第四個問題,康有為從主張開國會、立憲法轉變為開制度局,是不是一種“倒退”或“背叛”?一種觀點認為康有為的這種行為,表明了他政治上的嚴重倒退。有的論者指出,“改良派一爭取到接近皇帝的機會,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綱領拋到一邊去了”。究其原因,“屈服于頑固派的壓力,害怕‘愚民’起來造成大亂,這是康有為政治上發生倒退的根本原因”,此外與康有為的“個人的遭遇也有密切關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康有為從主張開國會改變為建議設制度局，并不意味著對自己政治信念的“背棄”或“倒退”，而是一種“策略思想”。開制度局既不是康有為政治上的倒退，更談不上動搖變節，稱之為施政綱領的具體化倒是比較貼切的。有的學者認為康有為政策主張的轉變是因為個人處境的變化,因為既受皇上青睞和重用,當然以開非民選的制度局為宜。也有的論者認為對康有為政治綱領演變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情勢,而不是維新派的個人境遇。還有的論者認為康有為的轉變是“減少了空想成分,增加了務實精神”。他的建立制度局的計劃是比較可行的,是一種“過渡形式”。

第五個問題,如何評價康有為的《大同書》?爭論的問題主要在寫作年代及大同思想的兩個方面。

在寫作年代上,有的論者認為《大同書》手稿的發現,“使我們無可懷疑地認定它是1901~1902年間所撰”。也有的論者認為《大同書》自1884年開始撰寫,到1902年正式成書,可基本上列為戊戌前的著作。還有的論者認為《大同書》的成書年代較后,在該書最初發表之前夕。

同樣,對康有為這部著作的思想意義和歷史評價,史學界也存在著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大同書》具有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兩重性質,是康有為政治思想發展的最高峰。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同書》就其主要傾向來說是反動的。第三種觀點則認為《大同書》“通過烏托邦的方

式沒有掩蓋地表述了康有為前期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進步思想”。它的積極意義在于“給戊戌變法運動提供了一個雖屬虛幻、但卻美麗動人的遠景”。而當時從封建營壘里走出來的少數知識分子，“在讀到《大同書》的某些內容時，更激起了反對封建主義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