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誓語中的詛咒

2024年2月14日發(作者：鋼鐵年代)

西周金文誓語中的詛咒

何景成

【摘 要】西周金文誓語中的咒辭,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世俗懲罰,一類是神主懲罰.世俗懲罰主要運用于不同宗族、不同族氏之間的世俗糾紛、約定而言,涉及違反政令、土田糾紛與交易等方面,違背誓約被咒詛要遭受的懲罰,往往與西周時期的世俗刑罰相一致.這類詛咒主要用于制約不同宗族或家族之間的事務和行為.神主懲罰則往往見于宗族內部事務中,用于制約本族人(包括后世子孫)的行為,涉及宗族祭器的保有,宗君命令的執行等,以本宗族神主的靈威確保咒語的可畏.由此可見,世俗政府和宗族神主,是制約西周時期人們行為的主要力量.

【期刊名稱】《社會科學》

【年(卷),期】2018(000)001

【總頁數】9頁(P127-135)

【關鍵詞】西周時代;誓言;詛咒

【作 者】何景成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吉林長春130012

【正文語種】中 文

【中圖分類】K224

一、西周誓語咒辭的分類

盟誓是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的政治和社會行為。在我國，春秋時期是盛行盟誓的階段。各諸侯國常用盟誓手段以確立友好的公共關系，訂立和平共存的條約；在諸侯國內部，各級貴族也用盟誓來處理各家族之間及家族內部的糾紛。探討盟誓的早期形態，特別是西周時期誓語的表現形式，成為研究盟誓課題的學者所關注的問題。如呂靜在研究春秋盟誓的專著中，特別關注西周時期青銅器銘文所記載的誓的事例*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0-83頁。。近年來新刊布的一些西周金文誓語資料，銘文包含先前未曾出現的術語和內容，吸引了較多研究者的興趣。這些資料與舊有的誓語銘文可以比勘照應，為我們深入了解西周時期誓語的形態、種類、構成以及社會功能等情況，提供了頗為珍貴的依據。

關于盟誓的概念，呂靜根據已有的研究，認為盟和誓都是“約定將來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并且為了確保這個約定的實現，“邀喚神靈的名字，祈求神靈的懲罰”。盟誓的內涵，包括制約參盟各方自由行動的“約”以及通過向神靈宣誓保證自己堅守誓約，一旦違背諾言愿意接受神罰的“自我詛咒”。由此可見，盟誓中存在著三個最基本的要素：第一，具體限定的社會范圍；第二，對人的行為加以限制，也就是說“守約”；第三個要素便是神性*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第2頁。。關于“自我詛咒”在盟誓中的作用，呂先生總結說：

至此，可以意識到盟誓能夠制約人類行動的最大原因在于盟辭中的“自我詛咒”，正如中田薰早就指出的：“宣誓的本質在于自我詛咒。即承諾一旦自己的宣誓是虛偽的，或者自己違反了契約的時候，自己或者被自己所指名的人、物，將要降臨到災禍，這是一種具有附加條件的自我詛咒。”*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第6頁。

根據中田薰的意見，“自我詛咒”是指違背誓言時將要遭受的災禍。詛咒在誓語中擁有重要地位，而懲罰是詛咒的核心內容。在出土文獻資料中，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一批與盟誓有關的材料，是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這主要包括散氏盤(《集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版。文中簡稱“《集成》”。10176)、五祀衛鼎(《集成》2832)、訓匜(《集成》10285)、囋攸比鼎(《集成》2818)、乞盉、太師氏姜匜、仲父簋、琱生尊、君鼎等器。這些銘文資料的誓語，基本都包含有詛咒這一成分。我們將銘文中關于詛咒的言語稱為咒辭。本文主要討論西周時期誓語中咒辭的特點，由此可以揭示約束周人行為的因素。根據懲罰措施主導者的不同，大體上可以將這些銘文資料的咒辭分為兩類，即世俗懲罰類咒辭和神主懲罰類咒辭。世俗懲罰是指違背誓言所受到的懲罰，是由世俗的政府機構施加的；神主懲罰是指由神鬼來施加違背誓言的懲罰。

二、 世俗懲罰類咒辭

屬于這一類的金文資料，包括五祀衛鼎、乞盉、訓匜、散氏盤、囋攸比鼎等。我們先將這些材料說明如下。

1.五祀衛鼎。

西周恭王時期青銅器，于1975年2月出土于陜西省寶雞市岐山縣京當公社董家村1號銅器窖藏*岐山縣文化館、陜西省文管會：《陜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5期。。銘文記載裘衛告邦君厲于王朝官員井伯邑父、定伯、亮伯、伯俗父等人，裘衛為方便在昭王宮廟東北經營兩條河流，希望以自己的五田與邦君厲的四田交換。井伯邑父等官員征得邦君厲意愿后，使邦君厲起誓，銘文記載：

井伯邑父、定伯、亮伯、伯俗父乃遘，使厲誓。迺令三有司司土邑人逋、司馬顡人邦、司工隨矩、內史友寺苑帥履裘衛厲田四田。*本文所作銘文釋文是在綜合各家說法的基礎上而作，為避免瑣碎，對所采用的各家說法，不再具體出注說明；同時，為方便打印與理解，釋文盡量采用通行字。

2.乞盉。

西周中期器物，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200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

口墓地聯合考古隊：《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銘文記載乞的起誓，用語可與訓匜合觀，為便于比較，我們將其全文迻錄于下：

乞誓曰：“余某弗稱公命。余自無，則鞭身、并傳出。”報(孚)厥誓，曰：“余既曰余稱公命，襄(倘)余亦改朕辭，出棄。”對公命，用作寶盤、盉，子孫其萬年用。

3.訓匜。

西周懿王時期的器物，與五祀衛鼎同一窖藏出土。銘文多次提到與誓言有關的術語和內容，對了解西周的誓語頗有幫助。訓匜銘文全文作：

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芳京上宮。伯揚父乃成讞曰：“牧牛，乃可湛，汝敢以乃師訟。汝上卮(定)先誓，今汝亦既又(有)孚誓，尃(敷)、嗇、睦、賸、送，亦茲五夫。亦既孚乃誓，汝亦既從辭從誓。式可！我義(宜)鞭汝千、墨剭汝，今我赦汝，義(宜)鞭汝千、刺剭汝，今大赦汝，鞭汝五百、罰汝三百寽(鋝)。”伯揚父或使牧牛誓曰：“自今余敢擾乃小大事，乃師或以汝告，則致乃鞭千、墨剭。”牧牛則誓。厥以告史兄、史曶于會。牧牛辭誓成、罰金。朕用作旅盉。

4.散氏盤。

西周厲王時期的青銅器，清乾隆年間出土于陜西省鳳翔縣。銘文記載了西周晚期夨氏與散氏兩家貴族之間的一次土田交換。由于夨氏破壞了散氏的城邑，夨氏用土田來賠償散氏的損失。銘文詳細記載了所涉土田的疆界，以及參加勘踏土田的人員。這些人員分屬于夨氏、王朝政府與散氏三方，夨氏一方共有十五人參加，王朝政府官員在銘文中稱為“正”，職務包括司土、司馬、司工和宰，散氏一方共有十人參加。土田勘踏完畢后，夨使己方人員起誓，銘文記載：

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夨俾鮮且、注旅誓曰：“我兓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則鞭千、罰千、傳棄出。”鮮且、注旅則誓。迺俾西宮龠、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濕田上田，余有爽變，鞭千、罰千。” 西宮龠、武父則誓。

5.囋攸比鼎。

西周厲王時期器物，銘文記載器主囋比因為攸衛牧不能履行給付土田的約定，向周王控告攸衛牧。王命令審查此事，史南交付虢旅處理。虢旅使攸衛牧設誓。銘文與起誓有關的部分作：

王令省史南以即虢旅，乃使攸衛牧誓曰：“我弗具付囋比，其且射分田邑，則殺。”攸衛牧則誓。

以上五則銘文，內容涉及土田交易(五祀衛鼎、散盤和囋攸比鼎)、策命委質(乞盉)*裘錫圭認為“乞”的立誓可能和“策命委質”之制有關。參看裘錫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3期。、爭訟(訓匜)等各種場合，可見“立誓”這一行為在西周社會得到廣泛運用。除五祀衛鼎外，上述諸器都具體記載了誓語的內容，為我們分析西周時期誓語的構成，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這些誓語基本由參誓者、誓約和咒辭三個部分構成，與呂靜先生所提出的盟誓基本構成要素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乞盉銘文出現“報厥誓”和“改朕辭”的記載，可與訓匜等器合觀。這對于我們深刻了解西周時期誓語的術語及其反映的社會意識，提供了難得的資料。

對于“報厥誓”的理解，研究者存在較大的分歧，從而影響到對“改朕辭”含義和全篇銘文的解讀。我們先梳理這一問題。

李學勤認為“報”意為反復，這里是說到各地反復說明自己已立的誓言*李學勤：《試釋翼城大河口鳥形盉銘文》，《文博》2011年第4期。。董珊認為“報厥誓”即答對上述之誓詞*董珊：《翼城大河口鳥形盉銘文的理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5月5日。。裘錫圭認為，報似可理解為回報、報應。“厥誓”即指乞所發的“余某弗稱公命”的誓言，對違背誓言所處的懲罰，即是對其誓言的響應，所以用“報厥誓”結尾*裘錫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龔軍認為“報厥誓曰”是對自己先前誓言的重申*龔軍：

《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與西周法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5期。。胡寧認為，“報厥誓”是對已經立下的誓言做出保證，這實際上是針對第一次所立誓言的第二次立誓。也就是說，宣誓效忠的過程包括兩次立誓，一次表示對君主的服從，一次表示不會更改前一次的誓言(“辭”)。胡寧并認為兩次立誓所體現的誓命規程，可能是誓約的常規*胡寧：《從大河口鳥形盉銘文看先秦誓命規程》，《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1期。。

白軍鵬將訓匜的“孚乃誓”與鳥形盉的“報厥誓”聯系在一起，指出“孚乃誓”與“報厥誓”含義相同，孚、報兩字古音相近，“孚”屬旁紐幽部，“報”屬幫紐幽部，兩者音近相通。因此，“報”可讀為“孚”*白軍鵬：《翼城大河口墓地M2002所出鳥形盉銘文解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5月4日。。沈培認為訓匜之“孚”有信的意思，“孚乃誓”應該也是確保自己誓言可信的意思*沈培：《試論西周金文否定詞“某”的性質》，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吉金與周代文明”國際論壇論文集》，2012年11月27-28日。。

訓匜銘文記載，伯揚父對牧牛的判決說：“汝上卮(定)先誓，今汝亦既又(有)孚誓，尃(敷)、嗇、睦、賸、送，亦茲五夫。亦既孚乃誓，汝亦既從辭從誓。”其中的“卮”字考釋，古文字界尚存爭議。黃天樹在討論甲骨文的夜間時稱的文章里，將一從人從卩之字釋為“卮”，讀為“定”*黃天樹：《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182-185頁。。此字從人從卩，亦應釋為“卮”，讀為“定”。“上定先誓”是說先前確定了誓言。銘文在提到“先誓”后，說牧牛已經“有孚誓”，緊接著說“尃(敷)、嗇、睦、賸、送，亦茲五夫”。雖然學界對這句話具體含義的理解，尚存爭議，但將之理解為是說明牧牛的賠償措施，應該沒有問題。從句意安排來看，這一措施是針對“汝亦既有孚誓”的說明。這表明所謂的“有孚誓”，即是指對先前誓言的執行情況而言。殷墟卜辭表示占卜或占斷會與事

實相符合時，常用“有孚”或“孚”來表示，“孚”意為“信”、“合”*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線裝書局2006年版，92-97頁。。因此，訓匜的“有孚誓”是指牧牛確保了先前誓言執行，所確保的方式，應即銘文所提到的“尃(敷)、嗇、睦、賸、送，亦茲五夫”之事*“敷”有“施予”“給予”之意，如《尚書·顧命》“用敷遺后人休”， “敷遺”為并列結構，“遺”多訓為“送”“與”。這句話可能是講牧牛施予名字為“、嗇、睦、賸、送”的五人，作為賠償。。

乞盉銘文在先提及誓語后，再說“報厥誓”；這與訓匜先提及“先誓”，再說“有孚誓”是相一致的。因此，乞盉的“報厥誓”即訓匜的“孚誓”，是指乞以再次發誓的形式確保原來誓言的可信。類似的例子，如《左傳》僖公24年記載：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對于“投其璧于河”的做法，杜預注：“質信于河也。”楊伯峻注云：“《晉語四》作‘沉璧以質’，韋注云：‘因沉璧以自誓為信’。”*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版，413頁。可以理解為這是晉公確保誓言可信的一種方式。

乞盉銘文記載乞在確認誓言時說：“襄余亦改朕辭，出棄。”訓匜銘文亦說“從辭從誓”，辭、誓并提。那么，辭和誓是什么關系呢？

白軍鵬在討論乞盉銘文時說：“過去有人認為訓匜中的‘辭’指‘訴訟’，‘誓’指誓言(《商周古文字讀本》、《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現在就本銘看來是不對的，因為這篇銘文中并沒有涉及到訴訟之事，所以‘辭’與‘誓’顯然是意思近似的兩個詞……因此本銘言‘改辭’應該就是‘改誓’之意。”* 白軍鵬：《翼城大河口墓地M2002所出鳥形盉銘文解釋》李學勤認為，辭指誓辭，訓匜稱為“辭誓”。“倘余亦改朕辭”的意思是說如果我違反了誓言。按當時講違背誓言時用“改”，如在侯馬盟書中說“變改”*李學勤：《試釋翼城大河口鳥形盉銘文》。。沈培認

為報誓之辭的“倘余亦改朕辭”的“朕辭”就是指剛才的“誓言”*沈培：《試論西周金文否定詞“某”的性質》，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吉金與周代文明”國際論壇論文集》,2012年11月27-28日。。這些研究者認為“辭”即誓言。

裘錫圭的看法與上述學者有所不同，裘先生認為，從乞盉銘文看，“誓”與“辭”似有區別，至少對文有別。從“報厥誓”之語看，“厥誓”就應指乞所發的“余某弗稱公命”的誓言。從此句的“改朕辭‘出棄’”看，發誓時所說的、關于如果違誓應受何種處罰的話，雖然可以看作誓的一部分，但也可以另稱為“辭”。因此將全部誓言中的這一部分特稱為“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然，如果發誓要做或不做的事與假設的違誓的行為，在語言表達上，基本上是“A”和“不A”或“不A”和“A”的關系，前面的“A”或“不A”通常可以省去不說。在這種情況下，“誓”、“辭”就分不開了。乞所發的誓不屬于這種情況。至于訓匜“牧牛辭誓成”的“辭誓”，也有可能指牧牛承認主審者(據匜銘乃伯揚父)判決之辭的誓言* 裘錫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

對“辭”含義的理解，涉及到對乞盉銘文“襄余亦改朕辭出棄”語句的理解。裘錫圭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以前我曾把誓言中關于懲罰的話改為“出棄”。此句前有“余既曰余稱公命”語，可知“改辭”出于公命*裘錫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我們認為李學勤等先生的理解可能更合理，從訓匜銘文來看，當時確實存在確保誓言即“孚誓”的說法。而更改誓辭，在當時被認為是比較忌諱的事情。如《左傳》襄公9年記載，晉、鄭盟誓，荀偃不滿意鄭國的盟辭，要求“改盟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因此，我們認為，乞盉中的“辭”，當是指誓辭，即全部誓言，即包括正面誓約，亦包括發誓時所說的違誓應受懲罰的話。

關于“辭”在先秦典籍中的含義，裘先生指出：“一般認為古漢語中的‘辭’可作

‘訟辭’講，其實凡言罪狀之辭皆可稱‘辭’。”*裘錫圭：《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訓匜銘文記載伯揚父說牧牛“亦既從辭從誓”。可見在訓匜中，辭和誓還是有所區別的，這里的“辭”，應該是指伯揚父的判決之辭。伯揚父認為牧牛能夠服從其判決，并履行自己的誓言。故銘文下文記載伯揚父減輕對牧牛的懲罰。這說明西周金文中的“辭”，確與訟辭有關。而從乞盉銘文可知，西周時期將誓言的內容也稱為“辭”。辭和誓的一致性，我們認為這與誓語的世俗懲罰類咒辭往往作為斷獄依據是密切相關的。

盟誓與獄訟關系密切，《周禮·司盟》記載：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鄭玄注：“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賈疏：“此盟詛，謂將來訟者，使之先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研究先秦盟誓的學者，亦強調盟誓的法律功能。呂靜通過分析春秋時期的盟誓案例，提出在春秋時代，人們通過盟誓儀式訂立盟約，盟約對于宣誓人具有相對穩定的約束力，后人也以此作為對宣誓人行為衡量的基準。由此可以意識到在盟誓儀式上所訂立的契約，具有法規的性質*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第270頁。。劉向明*劉向明：《誓盟詛約與我國先秦法制》，《嘉應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王沛*王沛：《西周的“井”與“誓”——以兮甲盤和鳥形盉銘文為主的研究》，《當代法學》2012年第5期。、龔軍*龔軍：《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與西周法律》。等研究者均從法制的角度探討西周誓語的法律功能。王沛認為，西周時期對當事人加以制裁時，或以約定，是為誓。所誓者為當事人自行設定，因恐事后糾紛時空口無憑，所以對重要的誓言，鑄于銘彝。龔軍認為“誓”在西周時期的訴訟、審判等領域廣泛使用，表明“誓”在此一時期具有較強的法律意義和法律約束力。

上述諸銘文咒辭均記錄了違反誓言的懲罰措施，我們將之列表如下：

表1 誓言的懲罰種類器名起誓人誓言中的違誓懲罰種類鞭刑墨刑罰金流放死刑乞

盉乞鞭身并傳出/出棄訓匜牧牛鞭千墨剭散盤鮮且、注旅鞭千罰千傳棄出西宮龠、武父鞭千罰千囋比鼎攸衛牧殺

從表1可以看出，在西周時期，起誓者在咒辭中所說的違誓懲罰，主要有鞭刑、墨刑、罰金、流放與死刑這幾種類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懲罰措施是與西周金文及西周文獻所揭示的西周的刑罰種類相對應。

關于西周文獻及銅器銘文所見西周刑罰，已有研究者作過專門的研究。張晉藩總主編的《中國法制通史》對之作了總結，可以概述如下：

(1)鞭刑。訓匜銘文有“宜鞭汝千”的記載，《尚書·舜典》：“鞭作官刑”，傳：“以作為治官事之形。”可見鞭刑是用來治理官吏的。

(2)罰金。西周早中期之際的師旂鼎記載：“伯懋父乃罰得顯古三百寽。”大意是說，伯懋父罰師旂貨幣三百鍰。

(3)墨刑。訓匜記錄伯揚父對牧牛所作的判決為：“我宜鞭汝千、墨剭汝，今我赦汝，宜鞭汝千、刺剭汝”。其中“墨剭”“刺剭”經過學者研究，是指墨刑而言。

(4)流放。師旂鼎銘文記載：“師旂眾仆不從王征”，于是，“伯懋父令曰：‘宜播。’”龔軍認為“傳出”“出棄”之“出”，在古籍中多有被驅逐出境之意，如《左傳》文公18年云：“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清洪亮吉引賈逵曰：“出，逐也。”*龔軍：《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與西周法律》。可見，驅逐流放的做法，由來已久。

(5)殺。殺即死刑，在西周金文中雖未有殺刑的記載，但傳世西周文獻證明，殺刑為西周主要刑罰之一。《尚書·呂刑》記載的刑罰體系有五刑、五罰、五過，五刑中“大辟”即死刑。《康誥》《酒誥》均提到“殺”刑*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第一卷“夏商周”，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8頁。。

上列金文誓語，咒辭中所說的違誓懲罰與西周時期刑罰類型的一一對應關系，說明

違誓懲罰的提出，是以當時實行的刑罰為依據的，并非起誓者的隨意發言。訓匜、囋攸比鼎銘文中，起誓者的誓言是由王朝斷獄的官員伯揚父、虢旅擬定的，本身就是判詞的一部分。世俗懲罰類咒辭所設定的懲罰，往往就是日后斷獄的依據。西周金文將誓言的內容稱為“辭”，正反映了這類誓言的性質。

三、神主懲罰類咒辭

誓語的咒辭屬于神主懲罰類的，主要見于太師氏姜匜、仲父簋、琱生尊、君鼎等器物中：

6.太師氏姜匜(《銘圖》*吳鎮烽編著：《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14999)。

太師氏姜匜于2006年出土于山西曲沃縣羊舌村M5，年代為西周晚期*深圳博物館、山西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晉國霸業——山西出土兩周時期文物精華展圖錄》，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頁；《晉國雄風——山西出土兩周時期文物精華》，(臺北)萬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2頁。吳鎮烽編著：《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26冊第386頁。釋文參照李春桃：《自鐘銘文補釋——兼說擄器》，《古文字研究》第30輯，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23-229頁。。銘文作：

唯王三月丁丑，太師氏姜作寶盤，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其敢又(有)奪，則俾受其百央(殃)。

7.仲父簋(《銘圖》04845)。

仲父簋非考古發掘品，其銘文照片于2009年出現在中華青銅網。器物年代為西周晚期。銘文作：

中(仲)父作尊簋，用從德公，其或貿易，則盟(明)(極)。

8.琱生鍑。

琱生鍑或稱琱生尊，于2006年出土于陜西扶風五郡西村西周時期銅器窖藏坑中。

器形為一對大口尊，兩器形制、紋飾、大小、銘文均相同*寶雞市考古研究所、扶風縣博物館：《陜西扶風五郡西村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8期。。研究者將其年代大致定在西周中期偏晚的孝王時期*金冬雪：《琱生三器銘文集釋》，吉林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4頁。指導教師：吳良寶教授。。銘文記載召姜向琱生傳達了召氏宗君有關仆庸、土田分配的命令后，說：

琱生對揚朕宗君休，用作召公尊鍑。用祈通祿、賁純、靈終。子孫永保用之亯。其又(有)敢亂茲命，曰汝使召人，公則明亟(極)。

9.君鮮鼎。

此鼎出土于2014年至2015年發掘的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M22中，年代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方勤、胡剛：《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曹門灣墓區考古主要收獲》，《江漢考古》2015年第3期。。銘文作：

君鮮乍(作)其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用之，其或□□□，則明□(極?)之。

這些銘文中的咒辭，施加懲罰者多為鬼神，與世俗懲罰類誓語中的咒辭有很大的區別。如琱生鍑中“公則明殛”之“公”，董珊指出即“召公的人鬼，當是對召氏公族歷代祖先的集合稱謂，并非專指某位召公”。董先生還認為“‘明殛’,‘明’訓為‘大’、‘顯’，‘殛’字古訓為‘誅’或‘罰’”*董珊：《侯馬、溫縣盟書中“明殛視之”的句法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7輯，中華書局2008年版，356-362頁。。關于“亟”的含義，沈培指出應讀為“極”，是“困窮”的意思*沈培：《侯馬、溫縣盟書“明亟視之”及傳世古籍相關問題合論》，《中國語文》2017年第3期。。仲父簋交代作器是“用從德公”，因此施加“明極”者，應該就是德公。太師氏姜匜中能夠降予“百殃”者，應該是神主。君鮮簋雖然沒有說明施加懲罰者，應該也是指宗族神主。

這類銘文沒有明確交代參誓者，對于這種咒辭性質的認識，會影響到對這類銘文的理解。如對于太師氏姜匜“其敢有奪”之“奪”的含義，石安瑞認為“奪”有“失”

和“強取”之兩種意思。西周金文所見“奪”字用例，多與戰爭有關，均有“強取”之義，未見作“失”義者，因此這里訓“強取”為宜*石安瑞：《瀕于銘刻暴力：西周金文與中國最早的詛咒》，該原系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2015年年會的報告(捷克科學院，布拉格，2015年11月27日)，此后在“青銅器與金文”學術研討會上(北京大學，2016年5月28日)宣讀。此承石安瑞先生惠賜其稿件全文，謹志謝忱。。李春桃亦曾有“奪取”或“脫失”兩種考慮，發表論文時采用“奪取”這一解釋。認為銘文謂：“太師氏姜作此寶器，后世子孫應予以珍用，如有奪取此器者，則使其遭受無數禍殃。”*李春桃：《自鐘銘文補釋——兼說擄器》，《古文字研究》第30輯，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27頁。太師氏姜匜銘文的“其敢有奪，則俾受其百殃”，屬于詛咒性質的話語。其中的“奪”，若解釋成“奪取”，則是指太師氏姜家族外之人奪取此器；若解釋作“脫失、喪失”，則是針對太師氏姜的子孫而言，若其子孫喪失此器，則要遭受無數禍殃。選擇何種解釋，關鍵在于詛咒針對的對像而言。針對的是銘文中提及的要珍用此寶器的“子子孫孫”而言，還是指“子子孫孫”之外的外人呢？這就需要探討這類咒語的性質。

先秦時期的咒語，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單純的詛咒，一種是屬于誓言中的詛咒。前者如《左傳》隱公11年記載：“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楊伯峻注：“詛為祭神使之加禍于某人，昭二十年傳云：‘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云云可證。”出土文獻中，北宋年間出土的詛楚文三石，亦屬于典型的詛咒文辭。其中湫淵文318字，是秦人在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陽會戰，楚軍大敗后，準備再次興兵伐秦之前，秦人向自然神湫淵詛告楚懷王罪狀，祈求神靈助秦敗楚的一篇詛辭*湯余惠：《戰國銘文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193頁。。后者如研究者在談及盟誓時，經常討論的例子：

10.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左傳》僖公28年)

11.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左傳》襄公11年，晉國與魯、衛等國的盟誓)

上引例子中，“明神殛之”之類的話語，均屬于誓言中的咒辭，是誓言中約定的違誓懲罰。盟誓和詛咒亦可分別舉行，《左傳》襄公11年記載，季武子與叔孫穆子“乃盟之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公5年記載：“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定公6年記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太師氏姜匜銘文中的“其敢又(有)奪，則俾受其百央(殃)”，是單獨的咒語，還是誓言中的咒語呢？我們認為應該是誓言中的咒語，這類誓言應該是針對太師氏姜的子子孫孫而言，即針對其宗族子孫而言。

與此匜銘類似的表達，出現在昭王之即器群中。《銘圖續》*吳鎮烽：《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收錄了一組昭王之即所作的器物，年代為戰國早期。計有鼎3(0224、0225、0226)、2(0515、0516)、敦1(0525)、缶1(0909)*此例銘文資料承李春桃先生告知，謹志謝忱。。其中鼎、諸器上的銘文基本一致，銘作：

春*昭王之即鼎(《銘圖續》0224)作：“唯正孟春”。吉日唯庚，昭王之即擇厥吉金，作鑄俈。春秋恭常，靈福之既亟，眉壽無疆。世

終既還*昭王之即鼎(《銘圖續》0224)作：“世終之既還”。，子孫勿敓，俈鼎共行。

銘文中“子孫勿敓”之“敓”，顯然不能解釋為強取，而當解為脫失、喪失。意思是希望子孫不要喪失此器。由此反觀太師氏姜匜之“其敢有奪”之“奪”，也應解

作脫失、喪失。《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段玉裁注：“引申為凡失去物之稱，凡手中遺落物當作此字，今乃用脫為之，而用奪為爭敓字，相承久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44頁。可見，奪之本義為脫失、喪失。《呂氏春秋·審時》：“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巨而芳奪。”俞樾曰：“‘奪’者，‘脫’之本字。《說文》部‘奪，手持隹失之也，’故引申之為脫失字。后人借作‘敓’而本義晦矣。《后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茍安而已’，‘漏奪’即今言‘漏脫’也。”*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0-1799頁。

由此可知，太師氏姜匜銘文中的“其敢又(有)奪，則俾受其百央(殃)”是針對銘文前句“子子孫孫永寶用”而言。了解青銅器銘文的研究者都清楚，“子子孫孫永寶用”是西周金文常見的套話，表示作器者希望銅器為子孫后代所保有，傳守不失*關于這句話的銘文例子和討論，參見陳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線裝書局2008年版，第597-683頁。。在太師氏姜匜銘文中，這一常見的表示希望的語句與咒語相配合，使得這一語句有了誓言的性質。起誓者為代表其宗族子孫的器主，誓約為世代保有載有祖先榮光的銅器，若違背誓言，則要接受神主的懲罰(“受其百殃”)。可見，太師氏姜匜銘文的末句，是一則帶有咒辭的誓言。

與太師氏姜匜銘文類似，上引仲父簋、琱生鍑、君鮮鼎諸器銘文語句，其性質也屬于帶有咒語的誓語。董珊、石安瑞等先生對仲父簋、琱生鍑銘文作過專門解說。董珊先生認為琱生鍑銘文的詛祝之辭可以看作一個假設句，即：若有人敢于壞亂(君氏的)這個命令，(就)把你(壞亂這命令)的事布告召氏族人，召公就大大地明顯地懲罰(你)。仲父簋銘是說，如果有貿易改換宗主的行為(即不從德公)，就接受大罰*董珊：《侯馬、溫縣盟書中“明殛視之”的句法分析》。。琱生鍑銘文中不能壞亂的命令，是指君氏(召氏宗君)處理召氏宗族(小宗琱生與大宗公室)土田、附庸問題的命令，這個命令是針對召氏宗族人而言。銘文中咒辭所針對的對像，即召氏宗族之

人。仲父簋的咒辭“其或貿易”，所貿易者，是指仲父所作之簋而言。根據銘文，這件簋是用以“從德公”的，不能貿易改換。因此仲父簋咒辭所針對的對像，應該是指擁有器物自然權屬的仲父宗族之人。與太師氏姜匜一樣，琱生鍑、仲父簋等器的咒辭，是誓言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類銘文誓言中的咒語，和世俗懲罰類咒語一樣，其懲罰措施頗具有針對性。太師氏姜匜、琱生鍑、仲父簋諸器，其誓約與咒語都是針對本族人而言，與世俗類誓言針對不同宗族之間的糾紛，有本質的不同。太師氏姜匜、仲父簋的咒語是針對宗族人員喪失宗彝祭器的行為而施加的懲罰。琱生鍑的咒語是針對召氏宗族人員違反宗君命令而言。太師氏姜匜諸器記載違背誓言的懲罰措施，是由宗族神主施加的。這類咒語所代表的懲罰行為，反映了西周時期處理宗族內部矛盾的方式。由此亦可窺知，在西周時期，宗族內部的違法行為，應該主要是由宗族神主來施加懲罰的。若有具體的懲罰措施，其施加主體，可能是代表宗族神主的宗子。

結 語

從文獻資料和出土資料來看，詛咒是制約周人行為的一種重要方式。探討西周咒語的特點，可以藉此觀察周人制約自身行為的方式和特點。以目前所見的西周金文資料為基礎，我們根據誓言中咒辭所設定懲罰的施加方式和施加主體，將咒辭分為兩類，一類是世俗懲罰，一類是神主懲罰。從已有資料觀察，這兩類懲罰具有較為明確的針對范圍。世俗懲罰主要運用于不同宗族、不同族氏之間的世俗糾紛、約定而言，涉及違反政令、土田糾紛與交易等方面，違背誓約被咒詛要遭受的懲罰，往往與西周時期的世俗刑罰相一致。因此，這類誓言可以看作日后解決糾紛的依據。這類詛咒主要用于制約不同宗族或家族之間的事務和行為。世俗懲罰往往以政府等世俗力量加以執行，因此設誓時往往有政府官員的參與。神主懲罰則往往見于宗族內部事務中，用于制約本族人(包括后世子孫)的行為，涉及宗族祭器的保有，宗君命令的執行等，以本宗族神主的靈威確保咒語的可畏，對違誓者施加具體懲罰時，可

能主要由宗子來執行。由此可見，世俗政府和宗族神主，是制約西周時期人們行為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