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社會地位

2024年2月18日發(作者：青春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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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蒂·弗里丹：她和女權運動的一生

歌德《浮士德》結尾有詩云：“永恒之女性，領導我們走。”其

實，女性領導人類前進，就歷史而言，只是在早期母系社會的“血緣” 時代。

在人類歷史早期，“人口生產”，占據主導地位。“血緣關系”， 是那個時代主要的人際關系；“血緣情結”，是那個時代主要的意識

形態。 那時，“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就直觀現象而言，女性是 “人口生產”的直接承擔者和昭然揭示者。以女性為中心而展開的母 系“血緣關系”，成為早期人類社會團體的主要人際關系，成為早期 人類社會結構的主要功能要素。因此，女性被尊崇為“女神”；女性 性征，成為神話渲染染的對象。

黃帝向素女問道，是中國早期歷史中一個有名的故事。黃帝向素

女所問之道，正是“人口生產”的“生殖之道”. 男性的黃帝，要向 女性的素女問此之道，正說明在人類歷史的早期，此“生殖之道”， 是女性的專利。女媧造人的神話，并非空穴來風的純粹杜撰，而正是 早期血緣時代之母系社會中女性占據“人口生產”主導地位的形象反 映。 對于女性而言，男性在一開始處于劣勢。男性對于自己在“人口 生產”中生殖作用的認識，來得太晚。但是，父系社會的確立，主要并不是因為男性終于認識了自己在“人口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地 位；而是因為當“物資生產”（包括生活資料的生產和生產工具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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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取代“人口生產”而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歷史過程中，比之

女性，具有特殊的有利條件。 在血緣時代之母系社會的公社生活中，土地、房屋、森林、水源

等生活、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食品、衣服、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實行 公有、分配制。而就在此同時，外出作戰、漁獵、放牧的男性，則率 先開始了諸如弓箭、魚叉、拋石索、獨木舟等武器以及小型勞動工具

的私有化進程，并在以物易物的交換過程中，開始了對牲畜等生活資 料的私人占有。女性在這個過程中，卻有點太大公無私。

男性在私有制建立初期所具有的歷史有利條件，以及男性在“物 資生產”過程中所具有的天生體能優勢，使得男性很快成為新的社會

主角。 人類歷史之父系社會取代母系社會的進程，乃是“以人口生產為

其主導的血緣社會”向“以物資生產為其主導的物緣社會”的轉變。

此一轉變一旦完成，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便不再是“血緣情結”， 而成為“物緣情結”以至“金錢情結”. “物緣關系”即“物質的依 賴關系”，成為此時人類社會團體的主要人際關系，成為此時人類社 會結構的主要功能要素。

在此“物緣時代之父系社會”中，即使是“血緣關系”，也逐漸 由女性為中心轉變成為以男性為中心。出土的文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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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出女性

性征的女神塑像之后，世界各地都開始制造突出男性性征的男神塑像。 女性生殖器崇拜向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轉變，以及“產翁制”（一種在

孩子出生之后，立即讓母親離開，而讓父親上床懷抱嬰兒，臥床坐月子的風俗）的發生，都說明：在物緣時代女性不僅沒有掌握“物質生 產”的控制權利，而且也失去了“人口生產”的主導地位。女性因之

而由“女神”淪落為“女奴”，甚至淪落為“神女”即“妓女”. 黃

帝曾向之問道的素女一類人物，開始成為男性發泄性欲的工具。

所有這些女性性地位的低落，其實不過是一種非本質的表象。就 其實質而言，女性性地位的低落，主要是因為她們沒有掌握“物資生 產”過程中的物資所有權、生產控制權以及產品分配權。即使是在

“物緣社會”之中，一旦女性由于某種歷史的機緣掌握了這些有關的 權利，她們的性奴役狀態就會頃刻瓦解，她們的性關系地位就會隨之 提高。武則天的故事，可以使我們對此產生深刻的印象。近代一些婦 女解放運動的先驅，之所以把目光注視著婦女經濟地位的提高和改善，

正是基于對此實質的深切認識。以此視角觀察，所謂“女權主義”，

仍未超出“物緣時代”的局限。

正如女人不會永遠保守“女神”的地位一樣，女人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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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永遠甘

心“女奴”或“神女”的地位。隨著“信緣時代”（有人稱之為“信 息時代”）的到來，女人真正開始成為“女人”. 在這個全新的“信 緣時代”，男性、女性已經無須白白耗費精力再去爭執“人口生產”

的牛耳；男女兩性在“物資生產”過程中由于自然造物而形成的體能 差異，也已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變得無足輕重。

當今時代，“信息生產”占據主導地位。在此領域之中，就其自 然本性而言的男性、女性，都不再具有天生的優勢。在超越兩性差別 之“信息生產”過程中，男性和女性開始分有真正平等競爭的機會 （盡管由于歷史的原因，這種“真正平等競爭的機會”，尚未能完全

由男女兩性均分。）

不僅如此，超越兩性差別之“資訊”的優勢，正在成為擁有“生 活資料”和“生產工具”、控制“物資生產”和“商品分配”的重要 條件。

在這個以“信緣關系”即 “信息的依賴關系”為人類社會團體 主要人際關系、人類社會結構主要功能要素的全新的“信緣時代”， 女性和男性的畸形發展（諸如“神女”和“面首”、“吃青春飯”之 類）正在逐漸失去實際的意義；從而，女性和男性的本真狀態才有可 能真正得以展示和顯現。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男女兩性才有可能形 成真正和諧的互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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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口生產”、“物資生產”、“信息生 產”這三種社會生產，不斷地變換著“主導”與“被控”的地位；隨 著三種社會生產之“主導”與“被控”地位的變換，女性社會地位， 也在不斷地變換。女性因此，由“血緣時代”之“女神”，到“物緣 時代”之“女奴”，再到“信緣時代”真正的“女人”，逐漸完成 了自己的歷史生成。

“女神”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再復返；“女奴”的時代，正在一 去不再復返；“女人”的時代，業已揭開歷史帷幕。

這將是真正的“女人”誕生的時代。

她號召女性不要再手握賢妻良母的空頭支票，忍受不完整的無名痛苦，而應勇于拋下吸塵器，離開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實現。

當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已然成功，今日的女權運動該如何對待弗里丹的遺產，在走到死路之后，又該以怎樣的行動面對未來……

20世紀女權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之一、劃時代的《女性迷思》一書的作者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2月6日下葬于紐約。她于此前兩日去世于華盛頓家中，死因為充血性心力衰竭，當天正逢她85歲壽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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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死，喚起了無數女性的追思，她們自認這一生，曾大大得益于她極具煽動性的吶喊。感恩者中，既包括美國前第一夫人、現任紐約州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這樣的女政治家，也有莎倫·斯通這樣的好萊塢女明星。

然而，這一時刻也使許多人透過她的死，重新審視女權運動的歷史與未來。

(一)

貝蒂·弗里丹橫空出世的20世紀60年代，全世界都在經歷社會和思想的大震蕩。其時，美國的民權運動已開花結果，“平等”的口號深入人心。因此，她1963年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此處用的是李令儀繁體中文譯本的書名)一書，簡直就是呼之欲出了。此書的訴求，是要為女性被禁錮于家庭生活，單純為人妻、為人母，且苦于一種“無名的難題”(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的狀況鳴不平，并鼓勵婦女離開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實現，而不必因此產生負罪感。

《女性迷思》雖然首版只印區區3000冊，卻迅速以精裝本60萬，加上平裝本200萬的天文銷量，成為風起云涌的女權運動圣經。

走上街頭，似乎是60年代一切思想運動的必由之路，弗里丹亦然。1966年，她領導成立了“全國婦女組織”(NOW)，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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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大幅標語赫然手書“婦女們，聯合起來！”力促讓女性“立刻加入到主流中去”，同時要求國會立法，結束一切歧視女性的做法，爭取男女平等就業、同工同酬、自由墮胎和女性參政權。

NOW最具聲勢的亮相，是1970年8月26日在紐約舉行的“求平等婦女大罷工”，口號是“不做晚飯——今天讓家鼠挨餓！”此外，弗里丹還在1973年幫助成立了短命的“第一婦女銀行和信托公司”，以求女性經濟獨立。

60年代超然于世界之外的中國女性，顯然錯過——也許是永遠錯過了弗里丹式的婦女解放運動。在中國，她至今少有人知。她的作品即使偶有中譯，也僅只停留在狹窄的理論層面上，對普通女性可謂完全沒有什么影響。

從表面上看，她告別“家庭婦女”的呼吁，對自信已“撐起半邊天”的中國女性，也不會有什么新鮮感。事實上，即便在美國本土，她的《女性迷思》，也被后來的女權分子視為過時之物，蓋因弗里丹當年的訴求，已成今日社會的常態——革命已經結束。

但革命果真結束了嗎？

(二) 弗里丹女士天生矮小，卻具驚人活力，長一雙水汪汪大眼睛，明亮澄澈，充滿熱情，至死視解放天下婦女為己任。雖然來自陣營內部的人也對她的急脾氣和獨斷蠻橫頗有微辭，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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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日后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激進女權分子而言，她的女權主張簡直可用“溫柔”二字形容，盡管她也曾經把婦女的家務勞動，拿來與畜牲的生活相提并論。

她本名貝蒂·娜奧米·戈德斯坦(Betty Naomi Goldstein)，1921年2月4日生于伊利諾伊州皮奧里亞。母親曾是當地報紙女性版的主編，精于當時社會允許女性所為的一切才藝：高爾夫、網球、橋牌、麻將和購物，她在家里受治于丈夫——弗里丹稱母親的挫折感是一種“無力的憤怒”。日后有人問起她為何投身婦女運動，弗里丹答曰，自己不記得早年有什么性別歧視的事例，但非常了解母親如何虛擲了自己的才華。

她求學于伯克利加州大學，并為左翼和工會報刊工作，1947年嫁與戲劇導演卡爾·弗里丹，1952年懷第二胎時被報社解雇。1957年，她參加校友聚會，期間向女同學散發了一份問卷，答案與她自己所感一致：她們生命中缺失了某些東西。于是在此基礎上，又加上后來的調查，里程碑式的《女性迷思》一書終于面世。書中所寫到的“無名的難題”，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49年的“第二性”一樣，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標志性名詞。

2000年，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了她的回憶錄《此前一生》(Life So Far)，她在書中自曝丈夫曾對她進行毆打，令她眼圈烏青，上電視時不得不以濃妝掩飾。但去年12月去世的前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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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指控矢口否認，稱弗里丹女士信口開河。“我是被一個野蠻瞄準著全體男性的狂暴司機撞倒的無辜路人。”他說。

貝蒂·弗里丹育有子女三人，1969年與卡爾·弗里丹離婚。

(三) 《女性迷思》之后，自60年代末期開始，貫穿整個7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經歷了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其影響滲透到政治、社會、文化和藝術各個領域，運動自身也是陣營林立，分化出所謂自由女權主義、激進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等等，令人眼花繚亂。

1998年6月，《時代》周刊發表封面報道，題“女權主義死了嗎？”而2005年11月，另一位極富盛名的女權主義斗士菲麗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干脆出書《女權主義的死亡：婦女解放斗爭向何處去》(The Death of Feminism: What's Next

in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Freedom)，直接宣稱這一運動已死。她說，女權主義走進了死胡同，其中已無反對黨派路線的自由思想家的容身之地，要想成為女權主義者，便必須反資本主義，反戰，視宗教為父權制的化身。總之，女權主義運動已變得專制而令人壓抑。

在這種情勢下，名為“選擇女權主義”(Choice Feminism)的主張開始出現，聲稱返回家庭、相夫教子，也是女權主義者的選擇之一。對此，女權主義學者琳達·赫什曼(Linda Hir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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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0日，在《美國瞭望》(The American Prospect)雜志刊發題為《返航回家》(Homeward Bound)的文章，稱，此種論調真是對貝蒂·弗里丹當年激進呼吁的絕佳諷刺。她引用了馬克·吐溫的話嘲笑“選擇女權主義”：“一個選擇不去閱讀的人，就和一個不會閱讀的人一樣無知。”

在這連串論戰的硝煙中，貝蒂·弗里丹生前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釋自己的立場。“有些人認為我說的是：‘全世界的婦女們，聯合起來——你們所失去的，只有你們的男人，’”1963年，她對《生活》雜志說，“這不對，(我說的只是，)你們所失去的，只有你們的吸塵器。”

漢代女性社會地位

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形態，大都具有表現出獨特個性的時代風格。而在大漢王朝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期。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基本形成，并且經歷了多次社會動蕩的歷史考驗而更為完備。其女子的地位，女子的作用，女子的權利保障，與其他若干歷史時期，在某些方面有明顯的不同。

漢代女性相對還是比較開放的，儒家禮教的對女性的禁錮教條尚在初級階段，漢武帝時期不分尊卑任用人才也是一大執政特色。漢代女人可以協議離婚，寡婦可以再嫁、情侶可以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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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女子的地位，不能不說如今早已家喻戶曉的呂后專政故事。呂后多謀而果斷，漢并天下后，曾經努力協助劉邦翦除異姓諸侯王。她處死韓信，力促劉邦夷滅彭越宗族。漢惠帝死后，呂后臨朝稱制八年，擅權用事。漢朝這種所謂“母黨專政”，“權在外家”的情形屢有發生，從而大大提升了女子的社會地位。于是，就出現了漢朝女子尊貴的特殊的歷史文化現象。在漢朝，有名的女子不但可以封侯，還可以擁有爵位和封邑。如漢高祖劉邦就曾封兄伯妻為陰安侯，呂后當政后，也曾封蕭何夫人為酂侯，樊噲妻呂媭為臨光侯。漢宣帝劉詢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漢朝女子尊貴現象也使女子在婚姻關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據較高地位。漢朝的公主蓄養面首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漢武帝的姑母館陶公主劉嫖寡居，寵幸董偃，一時“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即便是漢武帝還要尊稱董偃為“主人翁”，一時“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 “其后公主貴人多逾禮制，自董偃始”。

由于皇帝的姑母寡居時候可以肆無忌憚的與情夫同居，因而使當時寡婦再嫁成為自然而合理的事情。據史料記載，漢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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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姐姐平陽公主初嫁曹時，再嫁衛青；漢宣帝的女兒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張臨，再嫁臨平侯趙欽，趙欽死后，又嫁給高陽侯薛宣；漢元帝的馮昭儀母初嫁馮昭儀父，再嫁鄭翁；漢桓帝劉志的鄧皇后之母初嫁鄧香，再嫁梁紀等等。可見，在漢朝的皇家內院，寡婦再嫁猶如家常便飯。

據《后漢書·宋弘傳》記載，漢光武帝時，湖陽公主新寡，劉秀便問起心中可有中意郎君。湖陽公主說：“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對大司空宋弘德才與儀表的愛慕。劉秀盡管愿意謀求撮合，但宋弘則以“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加以拒絕。湖陽公主的婚事雖遭夭折，但她敢于主動追求有婦之夫的行為，真實反映了當時寡婦追求幸福婚姻生活社會風尚。

西漢初年名臣陳乎之妻，嫁陳乎以前已五嫁；新寡的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可以想像當時社會實不完全以再嫁為非。

在日常生活中，直至東漢初年，男女交往仍是相當自由的。民間因日常工作的需要，也不可能嚴行男女之防。

但是自東漢安帝開始，朝廷每每褒獎「貞婦」，安帝、順帝和桓帝在改元賜民爵、粟、帛時，貞順都是褒獎之列。

西漢成帝時，著名儒家學者劉向編校《列女傳》一書，力主女子不宜專擅，應以三從為尚，同時劉向亦認為女性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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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懂禮儀」，他在書中列舉漢代以前足資女性效法或鑒戒的女子，分為母儀、賢明、仁智、貞節、辯通、孽娶等類，可見以劉向為代表的漢儒是要求女性修善去惡，培養多方面才德的看法。

公元119年漢安帝“詔賜貞婦有節義谷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一次貞潔，全族榮耀。女子的克己犧牲可以換來家族虛榮心的滿足。

上行則下效，碩儒顯宦為了迎合當權者的貞操觀念，大書特書，推行貞潔。

東漢的女性學者班昭（又稱曹大家，即《漢書》作者班固之妹）著《女誡》一書，認為女子應當以協助夫家為先，又擬出一套為人婦者應以「敬慎」、「曲從」的態度來事奉舅姑和丈夫的行為準則。《女誡》一書，對女性的要求及其在家庭、社會中的身份工作更為明確。

由此可見，在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漢代，婦女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男女之間的戀愛也比較自由，但是畢竟是封建社會，男權占絕對的主流，儒家學說也對婦女地位一再壓制。到宋朝的時候程朱理學已經把三從四德、三貞九烈的思想灌輸到整個社會，相對于宋朝以及以后的明清兩朝來說，漢代女子還是比較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