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運方式的嬗變和探究

2024年2月18日發(作者：來世還在種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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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漕運方式的嬗變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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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海并運

明朝初年，具體在洪武年間至永樂十三年(1415)，明朝一直沿襲元代舊制，采用河海并運的漕運方式。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緣于太祖定都于南京。南京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太祖定都于南京這一舉措使得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重合。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當時都城所需糧草供奉無需經過長途運送，正是“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

當時的河運路線主要有：江西、湖廣的粟米取道長江;浙西、吳中的粟米經由江南運河;鳳陽、泗州的粟米取道淮河;河南、山東的粟米借道黃河。

通過以上幾條線路，將各地貢賦輸送至都城南京。

洪武年間還沿開海運，此時海運主要源于戰事的需求。自太祖推翻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后，元順帝逃至漠北，但仍然保持著原來的統治機構，史稱北元，對新立的明王朝的北部邊疆多有騷擾，時常發生戰亂。尤其在遼東及北平地區，更是戰亂不已。明朝在此地屯駐有大量軍隊，當地的糧食難以滿足需求，故只能---------------本文為網絡收集精選范文、公文、論文、和其他應用文檔，如需本文，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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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仗東南的糧草供應。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命令湯和“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供給北征士卒，這是明代海運之始。洪武五年(1372)正月，又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數萬，從登州出海，以通遼東。

在吳禎之后，太祖又繼續遣人通過海運輸送糧餉至遼東，“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先后轉遼餉，以為常。”[6]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三十年(1397)時太祖便下令罷除過海運，當時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全國的范圍內軍屯的普遍開展，遼東地區的屯田也逐步擴大。屯守軍士通過屯田自給的方式來緩解糧食不足的困境，正是“俱令屯田自食，以紓海運之勞”。加之海運的風險性較大，自東南海運至東北，路途遙遠，故而運送延期、漕船失事、軍士斃命的事件時有發生，因此當時的官員對海運繼續實行亦頗有微詞。到洪武三十年，屯田以來遼東地區糧餉首次出現了盈余，太祖便下令遼東屯駐軍士“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但是此次罷除海運并未延續多長時間，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駕崩，建文帝登基不久便爆發靖難之役，永樂帝即位。永樂帝在靖難之前為燕王，屯守北平，靖難一役，永樂帝所有的軍需糧草、人員供給等都仰仗于北平及遼東地區，因而北方糧草短缺，亟需補給。于是在永樂元年(1403)三月，永樂帝下令重開---------------本文為網絡收集精選范文、公文、論文、和其他應用文檔，如需本文，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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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命令平江伯陳 、都督僉事宣信任總兵官，督理海運，負責向遼東和北京兩地運送糧餉。同年八月，陳 “總督海運糧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遼東，以備軍儲，這次海運的成功鼓舞了當時朝廷對海運漕糧的信心。此后，陳 等人大力經營漕糧海運，永樂二年(1404)于直沽蓋蘆囤 208 座，收糧 104 000

石，河西務蓋倉囤 160 間，收糧145 000 石，然后再轉運北京。兩年后，海運漕糧“歲以為常”。當然，在海運補給北方的同時，永樂朝廷還在不斷地開發河運的道路，由于洪武年間較少通過河運將糧餉輸送至北方，加上原來的運河堵塞不可用，故而永樂初年的河運僅開發出一條較適宜的路線，即由淮河、黃河將糧餉運送至河南陽武，然后派發山西、河南丁夫，通過陸地運送約 170 里至衛輝入衛河，最后到達通州，由通州輸送至都城乃至遼東。 [11] 所以，直至永樂十三年完全罷除海運之前，明朝基本上還是采用所謂“水陸兼挽，參用海運”的河海并運的漕運方式。

二、棄海專河

河海并運的漕運方式一直持續實行至永樂十三年，是年太宗方下令罷除海運，專事河運。深究當時太宗的決斷，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致使太宗廢棄海運專事河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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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原先的漕運滿足不了北平及遼東的糧食缺口。永樂帝對北平的重視程度遠遠高于其父與其侄。自靖難成功，順利登基后，在永樂元年便下令以北平為陪都，改名為北京。他以后曾數次北巡至北京，并在北京設立“行在 ”六 部 、后 軍 都 督 府 、都 察

院 ，將 決 策 和 軍事、行政、監察系統逐漸北移，故而北京的官員數量以及遷移人口不斷增加。同時，隨著北元勢力的擾邊日盛一日，他于永樂七年(1409)率 五 十 萬 兵 親 征 北 元 韃 靼 部 、 永 樂 十

二 年(1414)率兵親征北元瓦剌部，其后又進行數次親征。戰爭意味著糧草和財富的消耗，永樂帝多次率兵北征，也導致了北方糧餉的急缺。面對糧餉的缺乏，原先的海運及單一的河運路線已經不足以填補糧餉的缺口，故此時需要尋找更為便捷快速的運輸路線。

其二，海運風險較大以及原河運路線成本較為高昂。當時的海運大致是從蘇州的太倉將糧餉輸送至北平及遼東，沿海航行必然面臨的是不期而至的風暴以及偶爾會觸及的暗礁，由于當時的船只都是人工木質漕船，抗擊風浪及暗礁的能力遠遠不能與今日相比，正如上文描述洪武三十年暫罷海運的原因一樣，會經常發生運送延期、漕船失事、軍士斃命的事件。加上時而出沒的海寇對沿海船只的劫掠，所以海運的風險---------------本文為網絡收集精選范文、公文、論文、和其他應用文檔，如需本文，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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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甚高。而當時的河運路線，如上文是“由淮河、黃河將糧餉運送至河南陽武，然后派發山西、河南丁夫，通過陸地運送約170 里至衛輝入衛河，最后到達通州，由通州輸送至都城乃至遼東”的線路，可以見得，這一線路需由江南繞至河南，還需征派無數丁夫腳力運送 170 里的距離，再輾轉由衛河輸送至通州。距離遠不說，所耗人力物力也可見一斑。所以原來的海運和河運路線到達了一種“海運多險，陸挽亦艱” 的地步。此時，明王朝亟需開發一條適宜的漕運路線，以滿足北邊人口及軍事的糧餉需求，這一迫切需求，終于導致了朝廷上下對恢復原先京杭大運河的迫切需求。

其三，會通河重新開鑿通航，為京杭大運河的再次通航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保證。京杭大運河是基于隋煬帝所鑿的運河，在元朝政府的努力下最終成型。元朝定都北京，對原大運河進行了逐步的修整，為了方便物資由東南輸往北京，元朝整改運河使得運河不再繞道洛陽，先后開挖“洛州河”與“會通河”，把天津至江蘇淮安地區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接起來，大大縮短了江南通往北京的路程。京杭運河的通航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時人有言：“自世祖屈群策，濟萬民，疏河渠，引清、濟、漢、泗，立閘 節 水 ，以 通 燕 薊 、---------------本文為網絡收集精選范文、公文、論文、和其他應用文檔，如需本文，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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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淮 ，舟 楫 萬 里 ，振 古 所無。后人篤守成規，茍能舉其廢墜而已，實萬世無窮之利也”。會通河在大運河中地位極重要，相當于人之咽喉。由于元末戰亂及其他因素，政府久未打理，會通河因為壅塞而不得通航。故只有把會通河疏浚，才能解決大運河的全線通航問題。面對北京地區糧食缺口的壓力與日俱增，朝廷有關官員便開始上疏要求疏浚會通河以恢復京杭大運河的通航。永樂九年(1411)二月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疏主張疏浚會通河，以利河運。其言： “會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于是朝廷下令派工部尚書宋禮主持疏浚會通河，在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后，會通河終于得以疏通。

其四，平江伯陳 對江淮間河道疏浚治理的成功以及大量漕船的建造，促成了京杭大運河的最終通航。宋禮疏浚會通河，是整個恢復京杭大運河通航的核心，確保了大運河山東段順利通航，同時陳 也在江淮地帶逐步疏通河道。江淮地區運河有部分的壅塞，但是遠沒有山東段嚴重，陳 在逐步恢復江淮地區大運河通航的同時，也著力于對漕運船只的建造。他在南京、臨清、淮安、九江等地設立船廠，制造船只，其中尤以淮安清江的船廠規模為最。至此，京杭大運河全程貫---------------本文為網絡收集精選范文、公文、論文、和其他應用文檔，如需本文，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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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漕運所需的船只也已然準備充足，河運所需的條件已經成熟。

基于以上諸多原因的存在，太宗才在永樂十三年最終宣布罷除海運，專事河運。京杭大運河重新開通，在當時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通過京杭運河，政府可以以低成本、小風險、更為快捷地將江南的糧餉輸往北京，滿足了北京對糧餉的需求，更為永樂帝于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做好了物質上的準備，對明朝來說，京杭大運河便是其帝國得以維系的生命線。

三、河海之爭及思考

自永樂十三年朝廷宣布專用河運之后，海運便一直再未作為 主要漕運 方式之一存 在 。雖然在明代中期曾有官員就重開海運進行上疏，朝廷甚至也曾在短時間內允許重開海運，但是海運終究沒有再發展成為明代漕運的主流方式。終明朝而觀之，海運自始至終都是作為河運的一種附屬而存在，如果河運暢通，則海運定會被罷除。洪武年間，因遼東作戰缺糧餉便用海運輸送糧餉，至三十年，遼東糧餉富足之后便罷除海運;永樂年間，因遷都準備加之對北元的頻繁征伐需要亦用海運輸送糧草，至十三年，京杭大運河重新開通后便罷除海運;隆慶年間，當河運出現困頓之時再用海運，但河運情況好轉便又罷除海運。為何海運始---------------本文為網絡收集精選范文、公文、論文、和其他應用文檔，如需本文，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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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處于河運的附屬地位，為何統治集團大多對海運持懷疑乃至反對態度，海運的罷除對明朝乃至明之后的中國發展又有什么影響?中國自古是一個農耕為主的內陸性國家，與西方的海洋文明有著極為明顯的不同之處。中國的民眾習慣于面朝黃土背朝天式的勞作模式，安土重遷，缺乏海洋文明的冒險精神，對海洋充滿陌生和未知的恐懼。放在明朝來看，由于海運的風險性存在，海上的風暴與暗礁讓明人膽戰心驚，加上明朝海寇的頻繁侵擾，更是加劇了明人對海運的抵制，總是在尋求更為安全、快捷的運輸方式。雖然在永樂時期曾派遣鄭和七下西洋，探索海洋外的諸國，但是這僅僅是曇花一現，仁宣之際的守成導致明朝再未對海洋有過更多的探索。至明中葉，尤其在嘉靖年間，隨著倭寇在東南沿海橫行，統治集團更是對出海一事防微杜漸，歷行海禁。無可奈何的是，歷史不會因為后人的想象和嘆惋而改寫，河運與海運之爭，終究是河運占據了主導，終明一世再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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