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學習理解

2024年2月20日發(作者：鍛煉身體英文)

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學習理解

文磬

"標準草書"是國民革命元老、"當代草圣"于右任先生首創。"標草"非"潦草"，標準草書是于老吸收歷代書法大家所長"歸納出來的有條不紊、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的草法。

于老曾言："科學進步，文字亦簡，印刷用楷，書寫用草，習之者，皆道其便。"他認為“文字乃人類表現思想、發展生活之工具。其結構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關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他感到漢字太難認難寫，為了“求制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發揮全族傳統之利器”，乃取百家草書之長，創立標準草書，其目的是“能以接受我國數千年的文化而使之發揚光大。并為子子孫孫每人每日優裕（節省）許多的時間，以增加其事業的程效。”他對各類字體有一妙喻，他說：“楷書如步行，行書如乘輪船，草書如乘飛機。”為了給國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實事，他于1932年發起創立了標準草書社，將草書標準化，以恢復其文字功能。經他和標準草書社多年努力，《標準草書》一書在其生前，就修訂9次，在大陸先后印行6次，在臺灣印行3次。

可以說，即便在今之計算機時代，計算機還是不可能完全代替手寫，人們還是有手書的必要。而手寫當然要盡量快速、可辨認且比較美觀。要達此目的，那最好的方法，當是學用"標準草書"。

而從于右任先生手書千字文，不但可見于老標準草書的風格和其神采飄逸的書法之美，還可體會標草的具體寫法、特點，對普及標準草書是極為有益的。

這里，筆者想就千字文和標準草書的學習普及，提出如下一些思考建議。

一、標草學習，普及有難度

于老在創立標草時就曾言明，標草的原則是"易識、易寫、準確、美麗"。

但是，鑒于于老所書為繁體，且草書與楷體相比有的變化較大。據標準草書研究者張權先生在《標準草書要領（修訂本）》中所列，標準草書的"部首"有300-500多個，"代表符號"有100余，"單獨符號"有150-180多個。由于草書簡省了筆劃，疑似字可列出320組，易混字有177組。

同時，于老手書千字文多數寫法來自古代書法家的草書。據中國標準草書學社常務副社長陳墨石先生說，于老書千字文中采王羲之寫法的字就有217個，懷素的寫法有126個，孫過庭寫法有62個，此三人寫法就達405字。于老和草書社創制的僅77字。即于老草書千字文中92.3%是古代著名書法家的寫法。這是標準草書的難能可貴之處所在，——寫法有歷史淵源。當然，由于歷史悠久、當時書體可能的不同等原因，有些字也可能因此較難識別。

這些，無疑增加了標準草書學習的難度。

二、先易后難，為普及而簡易適用乃至只"易"不"難"，當屬于老原意

在《標準草書》一書"凡例"的"雜例"中，于老就曾具體提出：

"凡簡字之草體亦可采用"。

"凡過于簡單之字，不必作草"。

"凡過于冷僻之字，可不作草"。

這三個標準草書的具體原則，十分重要，充分體現了標草"與時俱進"的精神。這就是說--

標準草書，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不是一成不變的，"凡簡字之草體亦可采用"。

標準草書，重在應用，為了"易識、易寫"，簡單字和冷僻字也可不草。

正如張權先生在《標準草書要領（修訂本）》中所說，"形成標準草書的主因是應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

因此，標準草書的普及、發展，除了要全面，有盡可能多的現有漢字的標準草書寫法之外，還應可注意"簡易"。

這就要，先易后難，乃至只"易"不"難"。

三、學常用500字寫法,使80%手書是“標草”

從普及標準草書考慮，筆者認為，了解標草基本寫法，還可以對漢字學界研究的、漢字頻度前500個常用字（覆蓋率80%左右）特別注意，先行掌握。因為這樣對學習用標準草書寫漢字，其"功效比"可能會更高。也就是說，學習者只要會這500個漢字的標準草書寫法，在寫日常漢字時就有80%左右的字，可以用標準草書來寫了。這對于普及發展標準草書，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

學習者還可以注意于老手書千字文中這500個常用字的。據統計，500常用字在千字中大約有近300個，也就是說，500個常用漢字的約五分之三已經在千字文中。可見千字文中的壹千個漢字，今天還是常用的。

其他于老手書千字文中沒有的常用字，也可以用標準草書的偏旁、部件等"觸類旁通"，加以運用。（可見本人所發《標準草書部分簡易部首、構件、單字寫法圖示與理解》，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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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按于老所提三個標準草書的具體原則，即："凡簡字之草體亦可采用"；"凡過于簡單之字，不必作草"；"凡過于冷僻之字，可不作草"，來運用標草，先易后難、隨學隨用的書寫漢字。

四、體會標準草書寫法的具體特點，融會貫通，靈活運用

在學習了解標準草書具體寫法的過程中，我們可能還能體會到標準草書的書寫，有這樣的具體特點：

--為簡易而連筆；

--為簡易而改變筆劃順序；

--為簡易而不拘泥筆劃、只形似；

--為簡易而省略筆劃；等等。

這些標準草書簡易的"特點"，應該也是可以在具體書寫時融會貫通，靈活的、創造性的運用的。不過，應該務必注意應用的結果是"易識"，如果不"易識"，那實際應用的作用和意義就大受影響了。

此時有如上之言，用《千字文》中的話說，是不是有點“求古尋論，散慮逍遙”？倒也未必。還是希望有利于臺海的文化交流和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讓更多的漢字書寫者能乘上標準草書這“飛機”，并見教于各方的漢字應用與研究者們。

于右任與“標準草書”

標簽：雜談

于右任開始致力于草書的潛心研習是在1927年前后。此時，他書寫的草字多屬二五面目，偶有魏碑筆意。于是他即著手搜集歷代草書墨跡、榻本及論著，以后又在敦煌發現索清的《月儀帖》及樓蘭、居延等地出土的簡牘，更使他振奮不已，并賦詩以記：“月儀墨跡瞻殘字，西夏遺文見草書。踏破沙場君莫笑，白頭才到一躊躇。”從此，專心熱衷于草書之鉆研，他說：“余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草。”可見他對習草識草下了多么大的功夫。并由此體會到掌握草法之艱難，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強大的西方文化對傳統的中國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和威脅，特別在“五四”運動中，一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研究中國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時，曾偏激的認為中國文化之落后導致了中國社會之落后，曾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并主張對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文字進行改革，以拉丁文代表漢字的呼聲很高，而此時于右任站在既珍愛祖國文化瑰寶——漢字，而又使他書寫起來省時省力，適應時代潮流的立場上，把草書作為漢字的一種實用的手寫體來提倡，主張印刷用楷書，手寫用草書，遂萌發構建“標準草書”這一藝術藍圖的宏偉設想。1931年，他先在上海發起，成立了“草書社”，廣泛搜集歷代草書及有關論著，經過研究，結果發現一大草書文化現象，即草書《千字文》在歷代草書中最為普遍繁多，且可構成時序性發展系列。于是以此為線索，收集到的草書“千字文”包括刻石、拓本、墨蹟、典策等有100余種，涉及的書家達140余位。

1932年，他將“草書社”更名為“標準草書社”，邀集一批同仁開展了前無古人的草書標準化研究工作。他們是：“三原于右任，涇陽周伯敏、吳江楊天驥、鹿原劉海天、鞏縣劉延濤、洛陽曹明為、藍田李生芳、鹽城胡公石、長安李祥麟”。當時，大書法家沈嚴尹默對此舉也饒有興致，常去上海靜安寺社址參與探討，并有《題于右任〈標準草書〉歌》贊曰：

高論嘗聞靜安寺，整齊百體剛草字。

美觀適用兼有之，用心大與尋常異。

……愛此標準草書名。“用心大與尋常異”，表明于氏從事這一研究的目的是，要使草書走出藝術家的象牙之塔，易為大眾所接受，更好地為現實服務。正如于公自己所說的：“唯其以眾人之所欣賞者，還供眾人之用。并期經此整理，習之者由苦而樂，用之者由分立而統一，此則作者之唯一希望也。”充分顯示了他的人格特征。

標準草書研究工作一開始，于公“每一書之編制與旨義語人，人多以通匯章、今、狂，以成書，字不同姿，人不同習為難事”。（劉延濤：《標準草書·后序》）他常告誡同仁們：選字毋致死筆，鉤字勿作死筆。他說：“二五之書，組織未必皆巧，百各有其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筆筆皆活，隨意可生態也！試以紙覆古人名帖仿書之，點畫部位無差也，而妍媸懸殊者，筆活與筆死也。”劉延濤說：“故無死筆，實為書法中之無上要意，?活?之一字，亦即先生論書之一字荊金丹。”由此可見，“草活”實為于右任書法藝術最本質的特征，也是他的書法藝術的靈魂所在。有人曾請教過他，如何才是美字？他回答：“字活便是美（字）”。世間其流傳于氏書作不少，其中也有代筆、假冒者，如以筆活筆死檢驗，即可分清其真偽。

為了編制《標準草書千字文》，初選前人草字達六十萬個，經過篩選，再由于先生親自一一遴選圈定。所選千字涉及刻帖、墨蹟、拓片、曲策等達一百多種，從《急就章》、《月儀帖》、《出師煩》、《十七帖》、《書譜》、《懷素自敘帖》等草書各帖，到《淳化閣帖》、《鋒帖》、《大觀帖》、《三希堂法帖》等大型梟帖，從新出土之《樓蘭文字》、《流沙隧簡》，到新影印之《古今尺牘》、《故宮周刊》，乃至日本刊印的《書道全集》，可謂應有盡有；涉及的書法大家一百四十多位，漢之崔瑗、張芝，魏之鐘繇、吳之皇象，晉之索靖、王羲之、王獻之，南朝之智永、唐之孫過庭、張旭、顏真卿、懷素等等，歷朝歷代名家盡收其中，直到民國之王世鏜。搜集之廣泛，選檢之認真，古今未見。其中有77字在古跡中找不到滿意的，則由于先生及同人按“標準草書”原則，仿古意補寫之，署名《草書社》，其書藝水平可與應選者相媲美。選用王羲之235字，懷素138字，孫過庭65字，智永25字，王獻之24字，神閔字韻21字，曹植、賀云望各17字，皇象與董其昌各17字。真乃費盡心血，一絲不茍。時人稱之曰《集字百衲本》，其實何止“百袖”。其價值更無以估量，古之《草書千字文》不下百種，無一能與之同日共語。

難能可貴的是，于右任在編選“百衲本”中的睿智卓識，并不以名家大師為限。他說：“字無論其為隱為顯，物無論其為紙為帛，磚、石，為竹、木、簡，唯期以眾人所欣賞者，還供眾人之用。”這一宏達廣闊的藝術胸懷，源于他的平民出身，源于他錄碑尋碑的深刻認識，源于他反封建倡民主的革命思想，也源于他在此時恰與王世鏜的結識。這位在當時名不經傳的王氏對他的草書藝術影響頗深。

王世鏜字魯生，晚號積鐵老人，天津章武人，1868年生，客居陜西漢中二十年。潛心研習學書，尤重章草，造詣至深，對世傳《草法歌》研究后，集《稿訣》（百衲本），刻石于漢中，“糾前人之失，抒自得之見”。拓本傳出，被人掩名詭稱私藏古碑拓本，以行欺世謀利。王當時生活窮困，人微言理，遭此誣陷而無力起訴，遂以賣字為生。1932年他為漢中駐軍旅長段象武作書。段雖喜好“于書”，但不識“王書”之長，遂將王書呈寄于先生請教。于接書后，大為驚異，擬為古人所作，立即電告駐陜南38軍孫蔚如老友，速請王來南京。王抵達后，于竭誠以待，朝夕過從，盡出所藏，供其研討。王得此良遇，書法愈臻，并完成一些著作。于幫他起訴冤案，得以勝訴；并囑人收集散在民間的王氏墨跡刊印，為王的書法舉辦個展，譽滿金陵；對其書作論著廣為推崇，頗有“到處逢人說項斯”之熱忱。當時有人認為，于身居高位，一代書法大家，卻與一介布衣莫逆相交并為之大肆宣揚，似乎有失身分，于對此一笑置之。是見其品德與氣度之不凡。

可惜不到兩年，王于1933年11月病逝。于痛失良友，懷念不已。時將王安葬于南京牛首山晚清書法大家李瑞清之墓側，交挽詩云：

青山又伴王章武，

一代書家兩主盟。

以后又將由他撰文王書寫的《于母房太夫人行述》模勒上石，原稿涂改之處，一任其舊。并集印王的書作，親署《王世鏜先生遺墨》，贊譽為“古之張芝，今之索靖，三百年來，世無與并。”1935年，王辭世兩周年時，于又賦詩四首紀念故友，再次高度評價王書之成就曰：“三百年來第一枝，不為索靖即張芝。”直到1957年，于在臺灣賦作《喜見居延漢簡出版》詩中，仍對這位知音念念不忘：

故友書家王世鏜，心魂日日在敦煌；

及聞得寶居延海，垂死狂呼木簡香。

他對這位志同道合的書友，如此深情厚意，實在令人感動與敬佩！為了追求書道，他求賢若渴，禮賢下士，與王相互切磋，見賢思齊的謙遜精神，尤為難得，當時書家評說：“魯生得右任而書名益顯，右任得魯生而筆意倍高”。劉延濤也說：“于王之交，使王氏之書由此一變，而先生之書亦由此一變，研究先生書法應珍視此一經過也。”

1936年7月，《標準草書》（集字雙鉤百衲本）歷經四年的精心選編終于完成，由上海漢文正楷書局首次印刷（僅印500本）出版問世。于先生在自序中對特標“標準”千字文作了說明：“吾國習稱，文之善者曰文豪，草之善者曰草圣，謂之重視草書也可，謂之高視草書也亦可。故善之者，或許其通神，或贊其入道，或形容其風雨馳驟之狀，或咨嗟其喜怒情性之寄，而于字理之組織，則多所忽略！”故他特以“標準”來強調“字理”，提出四條原則為“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在此把草書生存的文化本義——易簡；草書發展的文化走向——審美；草書依賴的文化素材——漢字，都概括包含了。所謂“準確”，就是說草書的構成盡管龍飛鳳舞，勢如云煙，但必須合乎字理，胡寫亂畫為草書之大忌，不準確便成“天書”，所謂“昨宵揮毫染

翰，今朝不識所涂”，“草字出了格，神仙認不得”。所以切不可把“標準”理解為四個原則的一項“準確”。那么“標準”的含義是什么呢？于公的回答是“所謂標準，是拿古人的草法作標準的，是從古先圣哲千余年的演進當中，歸納出來的有條不紊，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的草法。”“但是草書內所有易識、易寫，或準確、或美麗的寫法，往往不止一式，遇到這種情形時，當如何決定呢？這就到了標準草書比較繁難的工作了，就是代表符號的整理。也可以說，代表符號是“經”，四個原則是“緯”，于古人千變萬化的亂絲中，為之整理條貫，一經一緯的織成，一絲不紊的標準草書，此謂之標準。”有些人對“標準草書”望文生義而產生誤解，以為“標準”就是只能按照于氏所選、所寫的草書形狀亦步亦趨地書寫，不能有所變化，否則就是不標準。他們誤將“標準草書”所致力的草書字法字理的“標準”當作于先生在倡導草書藝術“標準”化。這種把此“標準”作為死規矩而不敢逾越一步的認識，實在是極大的誤解。試看于先生書法的一生，本來就是大膽突破敢于獨創的一生。他不但將篆、隸、魏融入行書中，更有魄力將碑體行書化入草書；他“臨標準學書逾百本”，書寫的學書作品不計其數，每次都有所變化，都是別有面目。正如劉延濤所說：“標準二字，當活看、活用，優游變化，余地甚廣。臨寫之時，貴得其理，知其法，而不拘于形也。”

于右任在研究訂正標準草書中，逐步發現、創造出了神奇的符號，找出了篆、隸、行、楷書與草書之令人驚異的對應規律，符號架起了衍化草書的橋梁，解決了草字產生與寫草“準確”的關鍵問題。一組神奇符號的發現與整理，四個原則的確立，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字研究的一大創舉，也是草書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標準草書》先后共出版過10次（不包括1949年后的大陸版），于先生曾對其作過多次修訂，并9次再版，其中最后一次是在于老逝世后1967年出版的。據劉延濤說：于先生臨《標準草書》逾百本。可以說這是他傾注后半生心血的藝術結晶，是對中國草字書法的巨大貢獻，影響至不深遠。毛澤東生前對于先生的草書十分贊賞。1959年10月16日，他要秘書田家英把已有的各種草書字帖清理出來，集中放到他的起居室，指名包括“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及《草訣歌》”。毛曾稱贊過兩位現代書法家，一個是沈尹默，另一個就是于右任。他認為于的草書寫得很好，有骨力，《標準草書千字文》是很有意義的，要學草書就非先學它不可，可作為草書入門之徑。還有《草訣歌》，這兩本對學好草書極有用。

《標準草書》創立近七十年來，不僅為國內廣大愛好者所珍視，作為法書范本學習，蔚然成風；而且在國外尤其是日本、韓國及東南亞也極受重視，于右任先生則被譽為“曠代草圣”。據劉延濤在《標準草書》第十次本后敘中說：“日本之文教界，則已為深切之注意矣！其所編之各體字典，其草體，即采用?標準草書?。日本之學?標準草書?者，亦日益眾多，至有開館課徒立先生像晨夕焚香禮拜者，其虔誠為何如耶！”

縱觀于草，絕大多數為字字獨立，偶有連筆二三字的，但氣勢博大雄偉而帶狂意，點畫質樸而富有動感，勁節且似章草，厚實凝重而又流暢灑脫，拙巧合二為一，將大草、小草與章草熔為一爐，營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于草給人的視覺頗有速度感，似乎是揮筆疾飛，但仔細觀察，即又處處可見留駐之跡，形成體圓筆方的藝術形象，這與他的碑體楷書的體方筆圓，恰巧形成鮮明的對比。試觀他晚年書寫的《標準草書千字文》，神靈如飛的速度，與筆筆似彎鋼、“發條”（著名書法家胡小石語）的力度，交融一體，變化多端，意象萬千，十分耐看，構成了獨特的風格，藝術性極為豐富，調和了各種似相矛盾而又辯證統一的書法審美成分。從于體楷書的體方筆圓演變到體圓筆方的于體草書，說明其完全符合“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書譜》）的書法理論。

于草的另一特色是，寓巧麗于簡約質樸之中，猶如茅臺酒，看似清澈如水，品味則醇厚芳香，余味無窮。其簡約之旨，正體現了他對作草提出的“四忌”：“忌交、忌觸、忌眼多、忌平行”，（因為這些都影響書法藝術之美），同時，他刻意追求文字書寫的削繁就簡，以至把草書逐步簡化到似乎不能再簡的程度，這一特點又是前無古人的創造。令人警奇的是他簡化的字約有百余個，與我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頒布的簡化字完全相同。于草強調以富于變化和形斷意連的“應接”來表現巧麗、濃烈的一面。他對東晉以來風行的“一字草”和明清時盛行的“連綿草”，則取其理而擯其詰。申明：“威而不猛，亦是發人深省。蓋媚如無骨，與夫劍拔弩張，俱失之也。”故“威而不猛”實為于氏書法最為鮮明的個性風格，以此觀賞其書法的點畫形象和藝術意象，方能品得其味。其結字雖不見猛烈霸悍，卻能顯示出威力無比。觀賞他的行、草大字對聯與榜書牌匾，氣勢磅礴，宏偉雄強，極富立體感，如蒼莽崑崙橫空出世，使人為之震撼！

于右任為了振興草書，在1941年至1948年，還創辦了當時國內惟一的、專門研究草書的《草書月刊》。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專門研究書法的專業書刊，并創辦草書社、《標準草書》、《草書月刊》。傾情致力草書創作，構成了他中年以后的書法傾向——明理變法，并期望“光大以永其傳”。為了繼承發揚中華優秀的草書藝術傳統，推廣與普及標準草書，他嘔心瀝血，不遺余力，奮斗終生，并殷切呼吁：“國人共同努力，廣草書于天下”，“為發揚民族傳統之利器。”爾后，他以耄耋之年，幾經修改，又作一首《題標準草書·百字令》：

“草書重整是中華文化復興先務。古昔無窮之作者，多少精神貫注。漢簡流沙，唐經石窟，實用臻高度。元明而后，沉荒久矣，誰顧？試問世界人民，超音爭速，急急緣何故？同此時間同此手，且莫遲遲相誤。符號神奇，髯翁發見，標準思傳付。敬拓，來為學術開路。”

老人為進一步完善標準草書的殷切期望、拳拳之心，能不令我們十分敬佩與深切感動！從中可以見到他創立標準草書的首要目的：于藝術美的追求中寓有改良文字、經世致用的深造意義。

于右任晚期的書法藝術與許多書法家不同的是，愈到晚年他的用筆，不但沒有呈現出因老力衰而氣虛筆弱的跡象，反而愈加遒勁鏗鏘，仍有切金斷玉之力，且更加豐富多變；從結字來看，他以凌厲雄健而又婀娜多姿的筆勢，在不斷地運動中去營造出美麗的字型。他并沒有為自己制定的“標準草書”所束縛，而是在其規范中，獲得了充分的自由，使得他那超乎常人的筆墨得以淋漓盡致地發揮。觀賞他晚年的草書，尤其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作品，已把草書藝術演變到隨心所欲、出神入化之境界。線條更加凝練渾厚，剛柔互濟，使轉自如，出入為羚羊掛角；體勢縱逸奇崛，古樸典雅，拙巧相生，任其自然流露。有如“松風流水天然調，抱得琴來不用彈”，達到天人合一的美學最高意境。這就是于先生晚年書法藝術的重要特色。以他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為例，幾乎每個字都會使人感到意外與新奇，他夸張但不失造字之理，他的墨線在波灣中前進，卻又在跳蕩中趨于和諧，時呈平衡拖長之形，時作短促三角或不規則圓形險絕之勢，時而與主體緊相連結，時而縱放宕出卻又回環呼應，隨意揮灑，皆成佳構。給人以神與物游，儀態萬千，藝術魅力妙不可言之美感。

于翁八十歲之后，草書作品最多，更臻于他書法藝術光輝之頂點。如1958年的《辛亥以來陜西死難烈士紀念碑詞》、《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1959年—1960年三種《標準草書千字文》、1962年《國立歷史博物館建館記》、《總理精神教育訓詞摘錄》、1964年《文信國公正氣歌》，以及未注明年代但為這一時期的書作《辛亥革命死難烈士紀念碑詞》、《宋教仁石像題語》、《杜詩手抄》等等，均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件件堪稱“于草”中之珍品。

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酷愛書法，對于書極為贊賞，他說：“于先生通過他的筆墨將自己的個性、氣質、才能及修養等在讀者面前展現得淋漓盡致。他的書作才堪稱名副其實的上乘之作，觀賞于先生的書法作品就仿佛超脫了塵世，在仙境中翱翔。”“當他生命繼續到八十多歲時，還不間斷書道的研究，這的確很了不起。書法界還有誰能象他那將世態的變遷，人生的冷暖融入書法作品呢？！”著名書法家王澄在評論于翁晚年的書法時說：“此時之作品，精氣內藏，已臻化境，碑帖之融合達到了高度的完美。所謂?人書俱老?，所謂?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者?，于此找到了最好的詮釋和注腳。……八十多歲高齡老人將其一生研究書法之所得，將其一生修養學問之精髓，將其一生為世做人之體悟，也將其對后世之寄托和希望，全部融入進去。這就是這一時期作品的藝術內涵和生命價值。”

于右任不愧為我國近現代一位成就輝煌、功績卓越的書法大師、曠代草圣。繼承與發揚光大，學習并深入研究他留給后世這份極為珍貴的藝術遺產，對于宏揚我國傳統文化，振興中華優秀的書法藝術，具有至關重要的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