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矩鏡與博局鏡

2024年2月20日發(作者：七夕美文)

規矩鏡與博局鏡

在出土漢代眾多的青銅鏡品種中，四神規矩鏡或稱四神博局鏡大概是文博界、考古界以及銅鏡收藏界最熟悉的鏡種。在數十年前，四神博局鏡一直被人們稱之為四神規矩鏡。對于四神規矩鏡名稱的命名，是古代文獻中流傳下來的，并非現代學界所定。而對于四神規矩鏡名稱的延用，筆者認為前人有足夠的道理。

從四神規矩鏡的鏡背布局來看，其中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思維。道家的宇宙觀認為天下分5個方位即東、南、西、北等四方加中央，這5個方位分別配10個天干，四神規矩鏡背中心的鈕代表著中央，以鈕孔為中心形成子午線分出南、北。在四神規矩鏡背鈕座外至凹槽式方框內側一般會有十二地支銘，對著鈕孔子午線上側為南、下側為北，南方屬火，北方屬水，火向高處燒水往低處流，因此，在四神規矩鏡背紋中正對著鈕孔的銘文中會有一側為午為南為上、另一側必為子為北為下，以鈕孔為中心與子午線呈垂直的方位兩側中心一側為辰為左為東，另一側則為酉為右為西。那么，這辰、午、酉、子分別代表了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道家講五行學說，認為天下萬物都來源于金、木、水、火、土這五行，任何事物都要遵循它們運行的規律。方位即定，四神規矩鏡背紋中的紋飾是嚴格按方位及五行的屬性來配置四神各自的位置。鏡背紋飾中既然有十二地支，那么在紋飾的內涵中必然對應十個天干。從四神規矩鏡的背紋中配置的四神及十二支所處的位置中，很明確的體現出了天干、地支、四神、五行之間的相互關系。東方甲乙屬木配青龍，南方丙丁屬火配朱雀；西方庚辛屬金配白虎，北方壬癸屬水配玄武，中央戊己屬土。

成書于西漢時期的《淮南子·天文訓》中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钡兰艺J為：天是圓的，地為方地，在這種宇宙觀的思維指導下，在四神規矩鏡背紋的外緣大多鑄有云水紋，這意味著天上的宇宙周而復始沒有窮盡，鏡背中心鈕座外的內凹槽式方框代表著大地；中央屬土，人們只能在大地上生存，鏡鈕是大地的中心，方框至鏡鈕的區域

就是大地了。因大地是方形的，所以大地有四個方位。在四個方位的外面，分別由四個神靈守護。這四個守護神便是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古人講究坐北朝南，依照這個方向來看四神各自所代表的方位，假設有一面直徑數十米大的銅鏡，而人們站立在這枚銅鏡的鈕上看，就會形成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其看圖的方式是上南下北右西左東，而不同于今天的上北下南。在漢代出土的許多有銘文帶的銅鏡中，?？梢姷健白簖堄一⒈俨幌椤钡你懳?，即是此理。

在大地的每個邊的中心，即內凹槽式方框的每個邊的中心，都有一個向外的“T”形飾?！渡胶＝洝ぶ谢慕洝吩疲骸袄鲋?，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若從道教的思維去考慮，四神規矩鏡背方框外的四個“T”飾應為四個銅柱。因有了四個天柱頂著，才使得四方的人們安居樂業而不用擔心天會塌下來。

中國數千年以來一直講一個“道”字，道家文化中所說的“道”，幾乎囊括了世間所有事物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律在運行，如老子的“道經”、《淮南子》中所說的“天道”、“地道”等，大都講的是人們只能遵循的自然規律。概括起來，亦可以將這種“道”稱之為一種“規矩”，即世間的任何事物都會遵循各自的“規矩”運行。如每一年都有四季，而每月有朔、望等，這是人們無法抗拒的“規矩”。

在四神博局鏡背方框的四個角，都分別對著四個“V”形符號紋飾，過去人們將其稱為“規”。規是畫圓用的工具，今天稱之為圓規。圓規的發明時代目前不明確，筆者從考察商代的一些青銅器后認為，早在商代中期人們就已熟練地在應用圓規。在鏡背紋飾中與四個“T”形紋飾正對面的“L”形紋飾，被人們稱之為“矩”。矩是角尺，是木工刨方形木料時用來畫線或測量的工具，直至今日，現代的木工、鉗工、刨工、銑工等還少不了應用此工具。相傳伏羲發明了矩，從而教化人們做用具、蓋房屋；從應用角度來看，矩比規的用處更多，應比規發明的時期更早。從鏡背紋飾看，西漢時期的許多鏡種都是采用了圓規進行鏡背紋飾的設計。如許多內向連弧紋鏡的連弧紋數量為16，就是用圓規分出來的，又如西漢星云鏡背的四個乳釘，亦是采用圓規分出來的等。四神規矩鏡背紋飾的設計，毫無疑問少不了采用圓規?？粗?/p>

四神規矩鏡的背紋，很容易使人產生此鏡紋飾作得十分規矩的感覺【1】。

從四神規矩鏡背紋飾的布局來看，規與矩平均分布紋飾之中，將紋飾分成四個區十分有規律，它較集中地反映了道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人們常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在這方面四神規矩鏡背的紋飾便是一個典型的實例。

以上所述，是筆者從中國數千年的道家文化方面看四神規矩鏡的紋飾造形的文化因素，似乎當將這一鏡種判為四神規矩鏡。但是近30年來，不斷地有學者發表論文提出，漢代四神規矩鏡背紋飾中所謂的規矩紋，應為博局紋。

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地下出土相關文物越來越多。1973年湖北江陵鳳凰山8號西漢墓中出土有全套博具，其紋飾與四神規矩鏡紋飾中的所謂規矩紋完全相同，除紋飾外，同時出土賭博時用的箸（籌碼）。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13號秦墓分別又出土兩套博具，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西漢墓中也出土有整套的博具，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古代畫像石上刻有博戲圖等，這些出土的博具文飾以及畫像石上刻的博戲圖，又稱六博圖，這些都說明四神規矩鏡上的規矩紋其實為博局紋。如圖1所示，上圖為山東滕縣西戶口畫像石上的六博圖，下圖為江蘇沛縣漢代畫像石上的六博圖。可以看到，圖中有一博局盤中的紋飾，與四神規矩鏡中的規矩紋完全一致。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有一枚四神博局鏡的拓片，其銘文帶中有49銘曰：“新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掌四彭，朱爵玄武順陰陽，八子九孫治中央，刻婁博局去不羊，家常大富宜君王。”從銘文中的“刻婁博局”4銘得知，古銅鏡上的規矩紋其實為一種賭博用的“博局紋”。有爭議的問題在于，拓片與出土的博具畢竟都不是銅鏡。若將銅鏡上的規矩紋視為博局紋，似乎還需要更有力的證據。

2002年，鄂州市博物館在編輯《鄂州銅鏡》圖錄一書時，發現民間有一枚漢代七乳紋帶鏡，筆者將其命名為“仙人擲博鏡”。如圖2所示，此鏡圓形，圓鈕，圓鈕座，座外九乳間九銘：“君宜車馬，夫人宜子孫”凸平棱兩周間單線夔紋一周。紋飾帶中七乳，柿蒂紋乳座，

七乳間七組紋飾及榜題。榜題1：“仙人止博”，兩仙人對坐博局盤兩側，空中擲起一骰子；榜題2：“銅柱”、“仙馬”，一站立仙馬被拴在銅柱上；榜題3：“辟邪”，似龍似麒麟的辟邪尾一羽人；榜題4：“辟邪”，昂首似龍似麒麟的辟邪尾一羽人；榜題；5：“熊”，熊呈坐姿，前面立一羽人；榜題６：“白虎”，虎半蹲半伏狀；榜題７：“白鹿”，鹿臥地昂首，前面立一鶴。邊紋為鳥、魚、玄武、虎、兔、鳳、羽人導龍等組成。直徑21.5、邊厚0.8厘米【2】。

此鏡鈕座外的9字銘文，與四神博局鏡有著共同的意識形態。在春秋戰國至漢代，出門有車坐者不會是普通百姓?！熬塑囻R”銘之意，是你買了我的鏡子適宜作官。有了官才會有財富，才可以常進行賭博來娛樂?！胺蛉艘俗訉O”銘是你買了我的鏡，會多子多孫子孫番昌。此句是對大戶與官家講的，有財富才能養活較多的子孫。此鏡榜題2的“銅柱”銘，其意也應與四神規矩鏡中的“T”符號紋飾具有相同的含意，是指支撐天地的柱子之意。

在此鏡的紋飾帶中，共有7組浮雕紋飾，在其中的一組紋飾中，兩個羽人正在進行賭博，而賭博用的博具，正是四神博局鏡或曰四神規矩鏡背紋飾中的規矩紋或曰博局紋，與上述湖北江陵鳳凰山8號西漢墓、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13號秦墓、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西漢墓等出土的博具紋飾是相同的，此紋飾旁并鑄有榜題銘文為“仙人止博”4字。這里的“止”應為“擲”的通假。在漢鏡中，通假字屢見不鮮，如“上(尚)作竟(鏡)真大好、辟除不羊(祥)宜古(賈)市、白牙單(彈)琴、百湅正同(銅)、朱爵(雀)玄武”等，這些通假字所對應的原字并非漢代沒有發明，大都是因為筆畫太多而銅鏡上可以刻銘的位置太小，所以工匠在鏡模上刻字時找筆劃少的同音字代替，所以在鏡銘中往往出現通假字或減筆字。因此，這里的“止”應為“擲”的通假。

“擲”的含意本為拋投之意，在這一組紋飾中可以看到，左邊的羽人手上拿著3根箸，專心一意地看著對面，右邊的羽人則用右手將一骰子拋向空中，全神貫注等著骰子落下看輸贏，嚴然一副博興正酣的畫面，其賭盤即一副博局。在《鄂州銅鏡》圖錄中還收錄有另一枚漢代的七乳紋帶鏡，在此鏡的紋飾帶中亦有七組紋飾，其中亦有一組

兩位神人坐地對博的紋飾，兩鏡的紋飾所用的博具不相同，但合起來正是一副完整的博戲圖。圖3即這枚東漢的七乳紋帶鏡【3】。為使大家更加明了，筆者將以上兩枚七乳紋帶鏡紋飾中有關博具的畫面整合在一起，一便說明問題。圖4為仙人擲博鏡與另一枚七乳紋帶鏡的局部，可以看到上圖中兩個仙人跪坐在博局盤兩邊對博，右邊仙人背后鑄有“仙人止博”四字銘文。下圖亦為兩位仙人跪坐在博局盤兩邊對博，博局盤中有三根箸。這兩種博具本應合起來才為一套完整的博具，可能由于銅鏡紋飾區太小，容不下整套博具，因此，兩鏡的紋飾區都各刻制了其中一種博具表示在賭。

從出土的博具及一些畫像石中可知，博局、圍棋及象棋都有兩個共同點，其一是由兩個人來進行操作，其二是未開始之前棋盤或賭盤對于雙方都是相等的。中國在戰國時代圍棋就已普遍了，圍棋的棋盤就象大地，誰占的地盤多為勝。在漢代發明了象棋，而象棋的棋盤中以楚河漢界分地盤，看來圍棋、象棋的棋盤都與地理有關。那么發明賭博用的博局盤時，是否也同樣會考慮以占據多少地理位置來作為設計的主導思想呢？出土秦代至漢代的博具的賭法雖然失傳，但從博局的紋飾布局來看，終不失與地理有關，博局鏡紋飾中的“V”紋，其外角總是正對著鈕座外方框的外角，可以認為“V”紋乃是兩個方位中間的一個夾角，也可理解成兩個方位的分界。方框外如果沒有這個“V”紋，其區域還真不容易明確地分出方位來。

如果博局盤在設計之初設計“V”紋是為了明確區分方位，那么博局盤的整體設計思想亦與當時正在發展的道教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即明確了四個不同的方位，又講究了天地間的陰陽平衡，亦體現了宇宙間大自然無窮盡的周而復始的輪回，亦和圍棋盤、象棋盤一樣與觀念中的假設地理有關，這完全附合戰國至漢代先民的宇宙觀。出土的文物說明，博局盤的形成早于規矩鏡上的“TVL”符號紋，而晚約400年后出現在規矩鏡上的“TVL”符號紋，即戰國至秦漢時代賭博盤上的博局紋卻絲毫未改的被搬上鏡背，再在各個方位內配置相應的四神及地支，說明東漢人在隨著道教文化不斷發展深入的意識形態下，逐漸完善著博局的內涵。

《鄂州銅鏡》著錄的這枚仙人擲博鏡，可以說在國內目前是首次發現。它無疑對于研究銅鏡上“TVL”符號紋的屬性提供了強有力的實物資料。本文的刊出，是想達到一個拋磚引玉的效果。以上兩枚銅鏡紋飾中的博戲及博具紋飾與銘文，是否能判定漢代銅鏡紋飾中的“TVL”符號紋，就是中國古代自戰國時代就開始普遍在民間及官方流行的賭博時所用的博局紋？我們期盼著能有更多的專家學者，參與對此問題更加深入的探討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