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藍的眼睛》的邊緣化表述策略

2024年2月21日發(作者：5月10日)

摘要：強勢文化沖擊下的黑人文化流失是莫里森的小說《最藍的眼睛》所表達的一個重要的主題。小說邊緣化的敘述方式即百納被的創作手段得到了充分的演繹，讓讀者在參與拼接的閱讀中得到這樣的啟示：以白人文化和生活方式作為價值取向，只會給黑人帶來困惑和錯亂；如果放棄黑人文化，迷失在白人文化的沖擊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劇。

關鍵詞：最藍的眼睛；邊緣化敘述；百納被；多元文化主義

On the Marginalized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uest Eye

Abstract: Tony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 reflects the theme：the blacks’ culture is losing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hites’ strong culture. The marginalized narrative strategy——taking the artistic

form of quilt and reprenting a unique artistic style-makes the readers realize that giving up their

own culture standard would confu themlves in the tide of white culture’s impact，which only

leads to tragedy of the black people.

Key words: The Bluest Eye; marginalized narration; quilt; multiculturalism

托尼·莫里森作為1993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美國黑人作家，也是繼賽珍珠之后獲此獎項的又一位美國女性。其第一部小說《最藍的眼睛》是美國文學史上第一次以黑人女孩為故事主角。自從該部小說出版以來，莫里森的作品以其思想內容的豐富性、深刻性和敘事的藝術性不僅受到普通讀者的歡迎，在評論界也得到了廣泛的關注。

《最藍的眼睛》是以一個黑人少女在美國社會種族歧視背景下矛盾而復雜的多重心理進入讀者視線的。小說講述了12歲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在一年中的生活經歷，時間是20 世紀40年代。一直生活在粗暴的父母、敵視的同學和周圍冷漠的成年人之中的佩科拉認為，假如自己擁有一雙與白人女孩一樣的眼睛，那么周圍的一切便會徹底改變。小說在構思方面，極盡這種文學體裁的自由度，使讀者在閱讀中參與創作，同時感受到作品強大的吸引力和震撼力。《最藍的眼睛》在結構方面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復調式隱喻結構。美國黑人女作家在文學創作中運用的帶有民間性質的“百衲被”美學意象和爵士樂的構建原則，文本言說策略與這種復調理論相契合。本文將從布魯斯和爵士樂的運用、多重敘事聲音、敘事視角、多變的敘事語言以及多文本結構這幾個方面探討作品《最藍的眼睛》所蘊含的百衲被的美學寓意。

一、布魯斯和爵士樂的運用

黑人女性作家在創作作品的同時融進了新的民間因素，即布魯斯和爵士樂。它們既是一種歌唱方式也是爵士樂舞曲。美國黑人文學傳統中的一大瑰寶就是以音樂作為一種象征性表達方式來演繹主題。布魯斯音樂作為爵士樂的一種，最早來自棉花田間的農夫摘棉花時和火車的工人工作中，由黑人的勞動號子、早期宗教和世俗的音樂相互作用而成。它融合了黑人勞動的歌聲、教堂的唱詞以及民間的幽默和智慧。由于布魯斯音樂歌詞的隱喻性、節奏的歡快性和創造的即興性而成為一種強有力的能量，激發黑人的情感和激情，滲透到黑人文化的潛意識，解釋黑人種族文化的黑人特性。《最藍的眼睛》這部作品中的麥克蒂爾夫婦，托尼·莫里森心目中的優秀黑人，他們不僅有社區責任感，還保留了對黑人傳統音樂的熱愛，當種植園禁錮了佩科拉的父親喬利在內的許多黑人的心靈時，麥克蒂爾太太就用那首黑人歌曲治療他們憂傷的心，克勞蒂亞回憶說：“在媽媽充滿喜怒哀樂的歌聲里，傷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反而使我相信：痛苦不僅可以忍受，還甜蜜蜜的。”在這里，布魯斯（爵士樂）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媒介來醫治黑人心靈創傷、帶來心靈上的愉悅以及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頌揚，有效地將黑人的情感轉化為一種與白人文化具有差異性的文本表述形式，“它以某種狂歡的符碼系統打破了由主流支配性語言的語法和語意的檢驗法則，在對其進行挑戰的同時形成抗議的方式。”

莫里森巧妙地將布魯斯音樂節奏上具有的快感的特點融入到她的小說的結構和內容之中。在《最藍的眼睛》這部作品中，“迪克珍妮”作為開篇的序言連續出現三次。最后一次出現時沒有標點符號、大小寫規則，單詞之間的空格也全部刪去。但讀者在輕聲誦讀中就會發現文字

已成為跳躍的音符，會發現一種美好音樂的旋律，使人陶醉。這種快速的節奏感恰好和黑人布魯斯音樂相迎合。它把天真的孩子帶入到夢幻之中、帶到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因此更加深刻地揭示出白人主流文化對黑人的麻痹和毒害。

二、多重的敘事聲音、敘事視角以及多變的敘事語言

多重敘事聲音是小說《最藍的眼睛》的一大特點：它不是由作者一人敘事故事的起因、發展和結局，而是融多重敘事聲音于一身。故事的敘述既有兒時的克勞迪亞的直述，也有成年后的克勞迪亞的回顧、全知全能的第三者的評述，因為莫里森筆下的人物通常不是生活在現在，而是存在于需要經過回憶、敘述重新建構的歷史中。另外又有主要人物自己的回憶，例如波莉的回憶。回憶錄的功能在于交代了作者以及故事的講述者克勞迪亞所不知道事情，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和真實性。同時也揭示出對白人社會的崇拜與對黑人包括自己家人的鄙視使她在人格上產生嚴重裂變。作為母親應有的愛子之心已經隨著心靈的扭曲和人格的裂變喪失殆盡。為此，她遠離了家人，遠離了她應該愛的人，最終成為造成佩科拉整個家庭及佩科拉自身不幸的間接原因。另外在小說結尾處，佩科拉大段的內心獨白成為小說的高潮部分。瘋癲狀態下的佩科拉在虛幻中同樣得不到安全，她害怕沒有人看她的藍眼睛，更害怕別人會有更藍的眼睛。當人們將屈辱、怨恨都傾瀉于佩科拉這樣無助的替罪羊身上時，從她的不幸中感到自己的萬幸，從她的丑陋中感到自己并非丑陋時，她的沉默給了他們講話的機會。佩科拉天賦的美麗成了一種諷刺：她帶給別人美麗是因為她在他們眼中的丑陋，而不是因為他們感受到了她身上真正的人性美。所以，“最藍的眼睛”成了“最悲慘的眼睛”。

《最藍的眼睛》類似一個童話，作者以童話的口吻進行敘述，寫的又是在陰暗的氛圍中黑人的昏暗的精神面貌，所以從一開始就給人制造了一種虛無縹緲的意境：作者用敘述童話的口吻展現出一幅既親切又美麗的境界之后，用無標點符號的段落整個重復一遍，再用單詞之間不分排的段落重復一遍，使人們如同在聽一首催眠的歌謠，隨著歌聲酣然入睡，由于節奏緩滯，歌聲似乎越來越低，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你睡著了，但歌謠中的故事還在夢中繼續??為了加強這種氣氛，小說以后每章開始都有幾行標點不加、單詞不分的連貫字母排成的一小段。這種如夢如訴，亦真亦幻的手法配合全書的內容，確實能收到意外的效果。

文本話語是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符號，話語的整個現實幾乎都存在于它的符號功能里。對話語的把握不能僅僅停留在它的物質性層面。黑人文本的“雙重聲音”和“表意”功能，即其比喻性就成為這一文化傳統和文學文本中最普遍、最鮮明的“特征”。在《最藍的眼睛》中，莫里森用種植萬壽菊的比喻，進一步強化了麥克蒂爾家和佩科拉·布里德洛夫兩家黑人與白人費希爾家的雪莉的經歷和價值觀之間的對比。作品最后佩科拉失去了理智，麥克蒂爾姐妹種下的萬壽菊也沒長起來。一方面以自然喻人物，同時也指涉了作品的思想性質：如果“整個世界都贊同一個藍眼睛、金色頭發、粉紅皮膚的洋娃娃是每個女孩珍愛的東西”，那么，黑人小姑娘要成長為自我形象端正的健康婦女則是痛苦和困難的。

三、多重的敘事文本

《最藍的眼睛》是一部在結構上獨具匠心的心理小說。“秋、冬、春、夏”四章、一個序言和每章之前的引言構成了文章的基本結構。“秋、冬、春、夏”形成了社會與自然、人生與季節合一的框架構造：在第一章以敘事人克勞蒂亞對秋季的回憶開始，在這一季節里，佩科拉步入了這個只愛“藍眼睛”的美國社會；第二章是佩科拉嚴酷的冬天，她遭父母虐待毆打，又受旁人冷遇蔑視；第三章是春天，春天是萬物復蘇的季節，可是對佩科拉來說卻是更遭厄運，她被生父強奸并懷了孕；第四章到夏季的末尾，佩科拉產下一個死嬰，對她來說一切都結束了，她只有在喃喃自語中瘋狂。顯然，作者以一年四季作為小說的結構，表明佩科拉的命運悲劇也和自然界的四季輪回一樣不可避免，而且還要一年又一年的重復下去。它不是從自然周期的春天開始，也就是說，它不是從以播種到收獲的正常周期來敘述的。“秋”作為全文的首篇，這一季節的顛倒必定要在讀者心中激起某種震撼。那個不吉利的一年，一個天真的黑

人姑娘佩科拉從幻想、痛苦直到發瘋，跌進了黑人文化與白人文化之間無底的深淵。同時，四季的顛倒象征性地強調了人類社會中的一種文化，不恰當地將自身價值強加給另一種文化時就會產生真理的顛倒的事實。

小說正文前的序言和每章之前的引言節選自美國啟蒙讀本“迪克和珍妮”，敘述的是一個小女孩住在一幢美麗的房子中，有慈祥的父親，有可愛的貓和狗相伴，還有朋友過來與之玩耍嬉鬧。這一選段在作品里被重復三次：第一次是正常的文字敘述狀態；第二次取消了文字的大小寫和標點，整個選段成了一排意識流狀態的不明晰的詞匯；第三次出現則沒有了詞與詞之間的空格，沒有了標點和大小寫，那密密麻麻的字母像天書一樣雜亂無章。既象征著白人文化自身的虛假和缺失，也折射出佩科拉由正常到精神崩潰、墜入發瘋狀態的過程，給人一種喘不過氣來的壓抑感。“迪克和珍妮”的文本展示的是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理想家庭的生活畫面，與佩科拉一家和黑人的生活貧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啟蒙課本選段從簡單明了到混亂不清，揭示出課本里描繪的理想的中產階級家庭生活在佩科拉的眼里是一片混沌，無法理喻。后來這段文字被逐句拆開，分別放在各章的開頭，與小姑娘的悲慘遭遇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成為對白人主流文化的諷刺和控訴。

《最藍的眼睛》通過小說中女主人公黑人女孩佩科拉的悲慘遭遇揭示了美國白人的文化價值觀，尤其是審美標準對黑人的影響及對黑人文化的沖擊。莫里森以邊緣狀態的寫作方式超越了西方主流文學的規范敘事模式和敘述話語，表達了莫里森作為非洲裔黑人女作家的獨特體驗，汲取了黑人民間文學的營養，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敘述風格，開拓了新的寫作空間，為人們提供了某種超越傳統文本的寫作樣式。正是這種邊緣化的敘述策略凸顯出多元文化主義的必要性，使那些被壓制并受歧視的邊緣人物不再是“失語者”，使他們能夠用自己的語言為捍衛自身的利益而高聲吶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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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最藍的眼睛》的邊緣化表述策略”是吉林長春師范學院國際交流學院的賈麗婷老師撰寫的，此論文于2009年發表于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2期，所在頁面為第274-2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