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名家評《史記》

2024年3月5日發(作者：愉快的夢教學反思)

歷代名家評《史記》

司馬遷是世界文化名人。司馬遷的人格名揚千古。司馬遷的文章為曠代雄文，備受推崇。歷人名人對司馬遷多有贊語，介紹如下。

一、漢代

漢代是《史記》的傳播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將《史記》向社會一公布，立即引起巨大反響，研究者蜂起。漢代研究《史記》的名家當推楊雄和班固，他們都肯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

楊雄（前５８～公元１８），西漢文學家、哲學家。他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贊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３２～９２），東漢史學家，文學家，《漢書》的作者。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贊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后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二、唐代

唐代《史記》研究的重要貢獻在注釋。最主要的著作是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加上南朝劉宋年間裴的《史記集解》，被后人稱為“史記三家注”，成為史記注釋的經典之作。

唐代研究《史記》成就最大者當推散文大家韓愈、柳宗元。韓、柳肯定了《史記》一書的文學價值，奠定了司馬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韓愈（７６８～８２４），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散文學家。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煉、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三、宋、元

宋代是《史記》大量刊刻印行，廣為流傳的時期，官私刻本達數十種之多。現存《史記》最早最好的刻本為南宋黃善夫刻本。

代最重要的貢獻是將《史記》中的大量故事改編為民間

戲劇，其劇目之多，劇作者之眾，令人嘆為觀止。如：鄭廷玉的《楚昭王》，紀君祥的《趙氏孤兒》，李壽卿的《伍員吹簫》，尚仲賢的《氣英布》，狄君厚的《晉文公火燒介子推》，金仁杰的《蕭何月夜追韓信》，高文秀的《澠池會》等名劇一直傳播至今，計達１８０多種。《史記》故事改編為戲劇，大大促進了《史記》在民間的傳播。

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游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游，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鄭樵（１１０３～１１６２），福建人，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史記》評價之高。

四、明、清

時代對《史記》的研究開始興盛，清代已趨繁榮。明、清時期涌現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學者，對司馬遷的人格和《史記》成就作出了驚世駭俗的贊嘆。

金圣嘆（１６０８～１６６１），明末清初杰出的點評家，一個思想敏銳而多才多藝的知識分子。他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贊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

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圣嘆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系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后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明末清初江蘇常熟人。曾任禮部尚書，詩文甚負盛名。他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１７３８～１８０１），清代史學家、思想家。是繼唐代劉知幾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學評論家。他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范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于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于后無來者。

趙翼（１７２７～１８１４），江蘇武進人，清代史學家、文學家。長于史學，考據精賅。他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梁啟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廣東新會人，改良主義者、學者。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價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張對于《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五、現代、當代

建國前《史記》研究收獲頗豐，名人迭出。魯迅、郭沫若等大家的評論驚世駭俗；建國后《史記》研究高潮迭起，人才濟濟，擇其要者，介紹如下：

魯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浙江紹興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一生酷愛《史記》，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的評價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毛澤東（１８９３～１９７６），湖南湘潭韶山沖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他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

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樂山人，中國現代杰出的史學家、文學家、社會活動家。郭沫若特別贊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夸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贊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翦伯贊（１８９８～１９６８），湖南桃園人，近代史學家。他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１８９８～１９５８），現代作家、文學史家，福建長樂人。鄭振鋒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范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絡的范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絡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杜鵬程（１９２４～１９９１），陜西省韓城市蘇村人。當代著名作家，原陜西作家協會副主席。他在《韓城市志》序中說：“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里，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歷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宏偉巨著《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師哲（１９０５～１９９８），陜西省韓城市井溢村人。

著名翻譯家，原任毛澤東俄文翻譯、顧問，中央編譯局局長。他說：“１９４０年３月，我從蘇聯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來領我去見毛主席，他同我親切握手之后，問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韓城人。司馬遷是同鄉。”對此我十分驚詫，我想，毛主席說：“喔，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你和司馬遷是同鄉。”對此我驚詫，我想，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抗日，領導全國人民翻身鬧革命，晝夜操勞，日理萬機，還不忘讀《史記》，而且還能準確記住它的作者的籍貫，真了不起。”“司馬遷剛直不阿，秉筆直書，所以封建統治階級不喜歡他。現在是人民的天下，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應該大張旗鼓地、理直氣壯地宣傳其人其書其精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給司馬遷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像他這樣對人類歷史文化有貢獻的，舉世公認的人，歷史文化名人，全國有幾人？我們應該好好地讀其書，學其人，弘揚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