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經濟結構

2024年3月6日發(作者：新字的拼音)

二元經濟結構

二元結構理論的由來和發展

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國發展經濟學家、現代化理論家、區域科學家，不約而同地注重研究經濟增長模式和現代化道路，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現代化道路。二元結構的概念和理論，逐步形成、發展和完善。最初提出的二元結構，主要是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后來，研究的重點完全轉向了二元經濟結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70年代以后，二元結構研究延伸并且拓展到經濟以外的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擴大了的二元結構概念和理論脫穎而出，很快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同。

荷蘭社會學家 J·伯克調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經濟狀況，在1953年出版了專著《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結構的概念和理論。伯克認為，擺脫荷蘭殖民統治的印度尼西亞社會，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一方面，廣大農村依然是工業革命以前的沒有實現西方工業化的傳統社會，農業部門主要依賴土地、使用勞動力生產;另一方面，為數不多的城市卻是殖民主義輸入以后逐步進行西方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工業部門主要依賴資本、使用機器和技術生產。在他看來，一個社會及其基本特征是由相互依存的社會精神、組織形式和生產技術共同決定的。當傳統社會引進西方工業化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社會精神、組織形式和生產技術，以往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由于同質性的破裂而呈現出二元性。現代城市社會和現代工業部門同傳統農村社會和傳統農業部門，在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這些差別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個人效用函數以及人的行為準則的迥然不同。所以，在二元結構的社會中，社會矛盾的實質，在于工業社會及其現代性同農業社會及其傳統性兩種文化的沖突。

各國發展經濟學家、現代化理論家、區域科學家，系統地豐富、深化、完善了二元結構特別是二元經濟結構的概念和理論。大體上構建了五大研究流派或理論模型，諸如工業化帶動論、產業結構轉變論、現代要素引入論、誘導技術變遷論、核心——邊緣關系論等。

第一，工業化帶動論。

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德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和韋伯已經注意到現代社會的工業化特征和變革。他們認為，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帶動了社會化的分工協作、取代了自然化的自給自足，推動和促進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所以，發展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把農民轉變為工人，也就同時發展了現代工業社會。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W·劉易斯，集中地研究了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提出了工業化帶動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兩大經濟部門。一是工業發展的現代部門，一是維護生計的傳統部門。兩大部門的主要差異，表現在五個方面。其一，資本運用完全不同?，F代部門使用再生產性資本，而傳統部門不使用再生產性資本。其二，生產方式完全不同?，F代部門采用機器大工業的生產方式，而傳統部門采用手工勞動。其三，生產規模完全不同?，F代部門生產規模較大，而傳統部門生產規模較小。其四，生產率完全不同。現代部門因為生產規模較大，又使用再生產性資本，遵循規模報酬遞增規律，而傳統部門因為生產規模較小，又不使用再生產性資本，受到土地規模報酬遞減規律的約束。其五，收入水平完全不同?，F代部門生產率較高，因此收入水平較高，其中產出的一部分可以用于積累和擴大再生產，而傳統部門生產率較低，因此收入水平較低，產出僅夠維持生存。在劉易斯看來，二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轉移?，F代部門擴張，通過提供就業機會、分享物質設施、傳播現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貿易等途徑，既使傳統部門剩余勞動力轉移，又使傳統部門獲益并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轉化為現代部門，也使現代部門促成再生產性資本的進一步增長、生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生產率和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以現代部門擴張為主，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互聯互動并且循環往復，不僅推動和促進了二元經濟轉變為一元經濟，而且推動和促進了不發達經濟轉變為發達經濟。

第二，產業結構轉變論。

20世紀上半葉，不少經濟學家覺察到，工業化過程既是整個社會結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過程，又是社會經濟結構從農業型向工業型轉變的過程。他們進而發現，整個社會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取決于社會產業結構的轉變和革新，也就是傳統農業主導的產業結構向現代工業主導的產業結構的轉變和革新。

美國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經濟顧問 H·錢納里，凋查研究了101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提出了產業結構轉變論。他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結構的成功轉變。經濟結構成功轉變的基本內容就是傳統農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由于市場需要的變化，在城市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的工業化過程中，發生資金投入、生產技術、資源配置的變化，從而轉變為現代工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經濟結構轉變的整個過程，經歷逐步推進的三個階段。在經濟結構轉變啟動的第一階段，由于人們最終需求中食物消費的需要最多和最大，整個社會主要依賴農業提供初級產品。就國際貿易的需要來說，也是這樣，比較優勢在初級產品的生產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收人的增加、生活的改善，總消費中食物消費份額下降的恩格爾定律顯現出來。無論國內消費需要，還是國際貿易需要，都轉向了工業制成品?，F代城市工業應運興起，傳統農村農業處于發展緩慢乃至停滯的狀態。在經濟結構迅速轉變的第二階段，由于工業制成品市場需要的激勵，資金、勞力等生產要素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傳統農業部門和其他部門，迅速流向生產率較高的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現代生產技術也在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迅速發展起來。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不僅獲得了資源重新配置的直接增長效應，而且獲得了資源在整體經濟中重新配置的總體再配置增長效應。在經濟結構轉變完成的第三階段，傳統農村農業實現了現代化的改造和發展，現代農業部門從生產率低速增長部門轉變為生產率增長速度較高部門，縮小了同現代工業部門和其他部門的生產率差距。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經濟不發達狀態轉變為經濟發達狀態。在錢納里看來，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轉移和再配置，同發達國家相比是更加重要的增長因素。因為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更加突出，市場需要和要素市場的變化幅度更大，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轉變余地也就更大。

第三，現代要素引入論。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T·舒爾茨比較研究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及其現代生產要素的引人和配置，提出了現代要素引人論。他認為，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關鍵在于傳統農業的現代化。傳統農業的現代化，關鍵在于增加農業阿"現代生產要素引人，并且合理地配置。農業的現代生產要素，就是適合貧窮農村和落后農業的既有利又有效的現代農業科技。合理配置農業的現代生產要素，就是農民不僅愿意接受和采用現代生產要素，而且

必須懂得如何最好地使用現代生產要素，必須學習新的有用知識和新的有用技能。正是這種學習構成了作為現代農業特征的生產率提高的基礎。所以，這種現代農業的知識和技能，在本質上是向農民的一種投資。增加人力資本的投人，促使農民通過教育、培訓、健康、遷移、信息獲得等方面的投資而形成駕馭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能力，是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在美國經濟發展中，自然資源的貢獻率僅為5%，物質資本的貢獻率為20%，而人力資本、人的技能的貢獻率為75%。美國農業經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主要取決于農業人力資本的投人。不是土地和資金，而是人的能力和素質，才是決定貧窮和富裕、落后和發達的關鍵。在舒爾茨看來，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農村初等教育是非常有利的農業人力資本投資。從1929年到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約20%是與教育增長聯系在一起的。在美國南部農村，追加初等教育投資10%，增加產出高達30%。這是因為教育的投人產出有兩大顯著特征。一是長期性，長期投人而長期產出。二是廣溢性，比增加物質資本存量更能加速經濟增長，降低現代生產要素投入成本，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收入。一個得到并且精通運用有關土壤、植物、動物、機械的科學知識的現代農民，即使在貧脊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豐富的食物。

二元經濟結構：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是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工業和技術落后的傳統農業同時并存的經濟結構（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并存）。即在農業發展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超前進行了工業化,優先建立了現代工業部門。我國目前即處于二元經濟結構狀態，農村剩余勞動力長期得不到有效轉移，二元經濟特征非常明顯，遲遲不能轉化為一元規模的個體生產變為集中的、大規模的社會生產的過程。主要表現在生產資料在使用上的社會化、生產過程的社會化以及為滿足社會的需要而生產。生產社會化是現代化大生產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將越來越高。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一般是指以社會化生產為主要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

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

特點

1.比較先進的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比其他部門高。

2.工業部門的高產出率使該部門的工資率明顯高于其他部門。

3.盡管工資率較高，但工業部門的資本報酬率相對較低。

4.工業部門的資本密集度高于其他部門，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工業部門有相近的生產設備。

5.城市中的高工資與大量失業并存。

編輯本段二元經濟結構的升級

在國外，最先完整提出"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學者是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劉易斯（w. ）。他提出了用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著名的劉易斯理論模型，即"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他認為由于工、農業部門間存在著巨大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因此"二元經濟"結構能否最終被完全破除關鍵取決于城市經濟的發展程度。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后來經過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費景汗等人的補充，形成了劉易斯一拉尼斯一費模型。該模型認為，加快農業發展和提高農業效率是促進工業進步和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實行"平衡增長"，按照投入和產出的基本原則把有限的可投資資金合理配置在兩個部門使之相協調，就能夠促進工業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并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的一體化。

美國經濟學家喬根森對劉易斯一拉尼斯一費景汗模式做了修改，提出了"喬根森模型"，強調了發展農業經濟的意義，突出了市場機制在促進二元經濟解體中的作用。隨后，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表達了跟喬根森相似的觀點，建立了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指出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城市嚴重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認為只要農村經濟發展了，農民生活改善了，城鄉差距才會逐步縮小，"二元經濟"結構被極大地削弱了，城鄉經濟一體

化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他的這一模型后來被廣泛用于分析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問題。

無論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還是"喬根森模型"或者"托達羅模型"都一致認可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存在著嚴重的"二元經濟"結構，并且認為導致"二元經濟"結構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工、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效率差異。所不同的是劉易斯把破解"二元經濟"結構的重點放在了發展城市經濟上，認為只要城市經濟發展起來了就可以帶動農村經濟一起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而喬根森與托達羅則認為，在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中，發展農村經濟也非常重要，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關鍵是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同時得到發展，而不僅僅是城市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的影響

二元經濟結構對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雙重的影響：

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從其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是在原有傳統落后的經濟基礎上，隨著技術的進步、社會分工的發展和機器大工業的產生，逐漸出現了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從而形成了二元經濟結構。講來再由二元經濟結構過度到億元的現代經濟。所以，二元經濟結構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隨著現代經濟的產生而現代經濟有相對不發達的條件下形成的。然而 ，既然有了一定程度和規模的現碟經濟，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和現代化建設創造設備的支持；二是可以為國民經濟的發展積累一定資金，支援傳統部門的發展與開發，促進傳統部門的現代化改造；三是它具有經濟發展的導向和示范作用，吸引和推動傳統部門的創新，引導傳統部門走向現代化。

另一方面，二元經濟結構如果長期存在和延續，特別是城鄉二元經濟差別長期不斷擴大，就會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這種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是造成傳統部門的長期落后，是農業的生產規模、技術水平、資金積累和農業收入低下，阻滯農業的現代化。而農業勞動者在利益的驅動下，會過度流向收入水平較高的城市，造成農業的萎縮。二是制約現代部門，特別是城市現代工業的發展。落后的傳統農業，會限制農業為工業發展提供糧食、原料、副產品、市場等作用的發揮，從而不利于現代經濟的發展。

而且農村勞動力過度流向城市，會導致城市困難以承受而產生各種城市弊端，如公用設施不足、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社會秩序不安定等。三是導致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拉大，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穩定發展。

自建國以來實行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城鄉在戶籍、身份、待遇、權利、義務等方面的人為分割，使被定義為“戶口在農村的公民”的農民成為事實上的“二等公民”。一些部門和地方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更強化了農民的“二等公民”身份，強化了對農民的制度歧視，弱化了農民作為公民應有的權利。農民在戶口轉移、勞動就業、接受教育、稅費交納、社會保障，乃至選舉代表等諸多方面存在著與城市市民不同的權利和義務。我們經?？吹睫r民子女的失學；我們經常聽到七八十歲的農民在耕田養活自己的同時還要交納各種農業稅費的反映；我們還繼續執行著4比1代表選舉分配原則，我們還不斷進行著清退“農民工”的工作，不管他（她）們在城市中已經工作了十多年、二十多年的事實，等等現象，促使人們認真進行思考：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給國民一律予以國民待遇，既是憲法平等權的基本要求，又是國際法的基本準則。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1條宣稱要實現“人類……在權利上是平等的”規定，不僅規定對外國人實行相互平等待遇原則，即“國民待遇原則”，而且更完善和延伸了一國內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中國加入WTO后，我們在很多方面對外國人也給予“國民待遇”，難道我們還有理由不讓農民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嗎？正如一位委員在提案所說：農民已經為國家工業化進程進行了50年的積累，占GDP15%的農業要養活總勞動人員的50%已經很不容易了，不給農民國民地位，歧視農村的做法如何再讓農民發展起來？（丁瑜，2003）確實如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給農民全面的國民待遇不僅是實現憲法平等權的要求，是實現公民權利的需要，也是衡量全面小康的一項基本指標，我們決不能讓其缺失。

2、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的總體度量

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問題是實現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實質上也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隨著一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也就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趨于相等，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發展水平、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趨于均

衡。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遠遠低于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最直接的表現是：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中較大勞動力份額創造出較小的產出份額，而在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中，較小的勞動力份額卻創造出較大的產出份額。根據這種特征，我們選用比較勞動生產率與二元對比系數兩個指標來衡量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并運用這些指標來計算1952年以來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并以此為依據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進行總體度量。

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部門的產值（或收入）比重同勞動力比重的比率。國民經濟中農業與非農業兩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越大，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就越強。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表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低于1，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高于 1。從時間序列考察，在二元經濟結構加劇階段，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降低，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升高；在兩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差別達到最高點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轉而逐步升高，從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趨于下降，從高于1的方向向1趨近。

二元對比系數是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業和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二元對比系數與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成反方向變動，二元對比系數越大，兩部門的差別越小，反之，二元對比系數越小，兩部門的差別越大。二元對比系數在理論上的最大值為1，通常總是低于1。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特征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其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除具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之處外，由于其結構轉換的國內外環境不同，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方面還具有自己的突出特點。

l、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

我國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在第一產業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見表 2）。1999年我國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17．7％，而占社會總勞動力比重為50.1%，二者相差-32.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9．3％，勞動力的比重為23．0％，二者相差26．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3．0％，勞動力的比重為26.9％，二者相差6．1個百分點。顯然這種差異，第一產業最大，第二產業次之，第三產業最小。

由于各產業技術進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絕對對稱是不可能的。由于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過快，勞動力的供給遠遠超過了非農產業對勞動

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中，第二產業的技術進步速度遠遠大于第一產業，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就業結構的轉換要慢于產值結構的轉換。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其就業結構滯后性更為突出。世界銀行在《197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揭示出這樣一個規律，發展中國家工業與農業的產值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時（1979年價格）達到相等，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兩部門的勞動力份額也達到相等。我國的工業與農業產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134美元時達到的，當時，工業為38％，農業為39％。到1984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 1．3倍，達到310美元，而工業勞動力的比重，僅為17．2％，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仍高達68．4％。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轉換的嚴重失衡，造成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結構性扭曲。從工農業產值構成看，到80年代末，我國的工業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4，已基本實現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然而從就業結構來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國的第一產業仍占勞動力份額的 1／2，基本上還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見表2）。

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嚴重偏離，說明勞動力在社會各個產業之間的轉移還存在著較大的阻礙；同時也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是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都表現為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依次漸進的結構演變模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則表現為第三產業的超前發展，錢納里等人的多國模型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就業的增加，遠遠低于農業就業的減少，因此，勞動力的轉移主要發生在農業和服務業之間?！迸c此相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存在著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的特點。

我國產值結構中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不僅遠遠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國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就業份額過高，又和第三產業就業份額過低直接相關。表3的數字表明，我國1999勞動力就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就業結構僅高于 1988年的泰國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卻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國。如果以我國90年代初的就業結構來進行比較，則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份額是上述各國中最低的（1991年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60％、21． 3％和18％）。

3、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

從歷史上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推動的發展過程。在一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與此同時，在空間結構上則不斷向區位條件相對優越的地點聚集，這種伴隨著工業化而產生的人口聚集效應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錢納里發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區內，城市化率超過工業化率，但差異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時，城市化率明顯高于工業化率。

在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關系表現出與上述城市化發展規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見表 5）。1999年我國制造業比重為42．7％，不僅大大超過了處于工業化中期國家的水平，并超過了工業化后期國家的平均水平達10個百分點，而城市化指標僅相當于工業化中期的水平，為 30．98％。

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特征既受傳統工業化道路和傳統經濟體制的影響，也取決于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農村工業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非城市化發展道路。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就業結構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與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是直接相關的。塞爾昆在《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不斷提高，服務業相對制造業來說，其就業彈性系數不僅大于1，而且呈現連續遞增的發展趨勢，與第二產業相比第三產業能夠吸收更多的勞動力就業。由于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地影響了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導致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而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非城市化道路所造成的城市化發展滯后。這是因為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相比更依賴于城市化的進展。與第二產業不同，第三產業所提供的產品??服務具有生產與消費的同一性，它不象第二產業所提供的物質產品那樣可以在產地以外銷售和消費。因此，第三產業只有在人口較為密集的城市才會有較大發展，而在人口密集度較小的農村由于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約，發展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相比，成本高收益小。因此，要進一步推進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必需加速城市化發展進程，以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

破解中國二元經濟結構難題，要從中國實際出發，找出科學發展的路

如何解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難題？在我國，如何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系列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需要我們從中國現在的實際情況出發，找出科學發展的路子。

首先，中國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二元經濟結構——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并存、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并存的狀況將會長期存在，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鄉村經濟與城市經濟此消彼長的過程，就是二元經濟結構不斷運動變化的過程。在發展戰略上不能操之過急，不能拔苗助長。

其次，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農業經濟特別是糧食種植業經濟永遠不會消亡。因為不管社會如何進步，人們總是要吃五谷雜糧、蔬菜水果。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不但意味著糧食、蔬菜、水果單位畝產量不斷提高，而且意味著農產品品質不斷提高。為此，土地需要規?；洜I，需要集約化經營。如何逐步實現土地和農業規?；⒓s化經營，應當根據農民自愿的原則，切切不能“大躍進”，切切不可采取行政辦法，人為地實行行政強制，搞新一輪的集體化。

第三，中國地域廣闊，地形復雜，自然條件、氣候條件千差萬別，二元經濟結構調整切切不可一刀切。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不一樣，平原與山地丘陵不一樣，南方與北方不一樣。在同一省，各地的土壤、氣候、水利不一樣，“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在同一個城市，城鄉結合部與遠郊地區不一樣。因此，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分門別類制定科學的土地政策、人口政策、就業政策、產業政策，以及配套改革財稅制度、投融資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

第四，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以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會逐步縮小。但在可以預見的歷史時期，不會很快消失?，F在，有些省、直轄市、自治區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盲目上形象工程和項目，侵害農民的土地和權益，許多地方農民欠了一屁股債，蓋上了樓房，戶口本上也不叫農村戶口了，但是別的什么也沒有改變，地還是原來的那塊地，莊稼還是那些莊稼，收入還是那些收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還是沒有著落。對于在中國西部地區廣大貧窮的農村，當務之急一是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二是解決政府扶持農業生產問題；三是解決看病難問題即醫療保障問題；四是落實義務教育政策，解決農村兒童上學難的問題；五是醫療下鄉、文化下鄉、工業產品下鄉、科技下鄉扶貧要常態化，不是蜻蜓點水突擊式的扶貧，重點是培養農村造血機制，而不僅是短平快式的輸血辦法。

第五，從地域看，在沿海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先是城中村，后是郊區、近郊區有可能是最先消除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地方。中國城鎮化建設和二元經濟結構調整的道路和方式，一主要不是讓農民進城，上億農民進城，無論哪個城市都解決不了就業問題和居住問題，及其社會保障問題。二主要不是離開現有的農村，另外新建一個城鎮。應當鼓勵城市的資金、技術、人員下鄉與農村的土地資源、勞動力、宜居環境和宜投資環境相結合，農村勞動力就地就業，就地消化，通過新農村建設，提升現代農業品質，同時就地促進農民向非農民轉化，農業向非農產業轉化，農村向小城鎮轉化，應是長久國策

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存在的原因

二元經濟結構是指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的經濟結構，實質就是工業經濟和農業經濟不能融合而形成的經濟結構。

小農經濟的自給性，封閉性與穩定性使得農業生產方式與農村生活方式能夠長期自我復制，缺乏向外擴散的機制。中國制度通過對農副產品的統購購銷直接抽取農村的物質資源，通過農業稅的征收以轉移支付的方式劃撥農村的財富等“以農養工，以鄉養城”的方式，并且這種“以農養工，以鄉養城”的方式持續時間較長，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國家還將"以農養工"、"以鄉養城"的政策長期化、制度化。國家在城鄉的產品交換，公共產品供給，人員流動，社會福利等諸多方面繼續背向農村，向城市傾斜，造成農民利益的巨大損失，制度性地強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歧視的城鄉收益體現在城鄉居民的顯性收入與農民上的收入有很大的差別，另外城市居民還有很多隱性福利與補貼，如副食補貼、房補、公費醫療、離退休金、勞保等。但農民除純收入外，沒有任何額外經濟來源。中國的福利制度只是“城市人”的福利制度。通過兩種不同的福利待遇，使城市與鄉村、市民與農民成為幾乎相互分割的兩大體系。

農產品具有很強的市場需求剛性，當農產品供大于求時，會出現增產不增收的現象。并且農業的自然形狀明顯，農產品具有自然風險大的天然弱質性。在中國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國家通過農轉非，進城創業，農村官僚化等方式將農村的政黨、經濟、知識、社會精英等轉移至城市，使得中國政治的大體穩定。在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受“年齡、性別、知識選擇”的限制，使得農村學歷次高的青年男性優先轉移到城市，就出現了農村“老、少、婦、愚”的

現象。

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并存與差異性是通過社會指標、福利指標、社會政策差異表現出來。中國存在著福利政策傾向于城市居民；財政支出大部分用于工業建設與城市市民提供公共物品上；城鄉戶籍制度的成立；從農民收入中征收“教育附加費”，而城市義務教育的費用全部有國家承擔；城市擴張和盲目建設工業園區，征用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歧視性的城鄉收益；農村老齡化超過了城市，城市養老保險已基本完全覆蓋，而農村除五保外，基本上沒有養老保險等是二元經濟結構存在的因素。

緩解措施

第一、提升農業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隨著中國經濟由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的轉變，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勞動力就業的素質門檻逐步提高，那些只靠體力而缺乏智力的勞動者的就業渠道越來越窄。為此，必須強化義務教育的政府責任，堅持“規范、公平、效率”的原則，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投入。

第二、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我國長期實行的戶籍制度是限制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本原性制度，其他的制度、政策多是以

其為基礎制定的。因此，改革戶籍制度，消除無形壁壘，對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應是將其變成一種純粹的人口登記制度，而不應該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

第三、調整國民經濟的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力度。改革農村金融體制，特別是促進農業合作銀行和郵政銀行的改制與組建，建立一個流向農村的強有力的金融體制，滿足廣大農民、不同模式農業發展的資金需求。充分發揮各地的區位、資源、消費市場優勢，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力度，大力發展特色種養業、設施農業、觀光農業和生態農業，以經濟效益的提高提升農業發展水平。當前新農村建設應該適應農民的真正需要，以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建設的財政投入，加快構建城鄉交通網，提高“水、電、路、信”等基礎設施的網絡化程度，促進區域內基礎設施的共享共建，發揮規模效應。消除“以農養工，以鄉養城”的政策。